4．料事如神，算无遗策
司马懿谋略出众，目光长远而敏锐，往往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对事情的发展做出预测。这一点在上一章中已经分析过。《晋书》中的司马懿，较之于我们从《三国志》和裴注中国看到的司马懿在谋略上似乎更加出众，可以称得上是“料事如神，算无遗策”。
《晋书》同样记载了司马懿“擒孟达”“平辽东”的事迹，内容大体上与《三国志》记载的内容相同。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对蜀作战中的司马懿。关于这些内容的记载，《晋书》与《三国志》的记载有所差异。
明年，诸葛亮寇天水，围将军贾嗣、魏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 、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 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38]

诸葛亮北伐，兵临天水，司马懿奉诏征讨诸葛亮。当众将得知“利在速战”的诸葛亮得了上 的粮草时，十分恐慌，唯独司马懿早料定诸葛亮“虑多谋少，必安营自固”，于是昼夜追赶，诸葛亮望风而逃。再比如：
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39]
司马懿先让牛金诱敌深入，刚一交战诸葛亮就逃跑了，到了卤城，诸葛亮安营扎寨，据山断水进行防御，司马懿又攻破诸葛亮的军事防御，诸葛亮再次逃跑。司马懿继续追赶，斩杀万人，大获全胜。还有：
二年，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 之渭水南原。天子忧之，遣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受帝节度。诸将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上原，将北渡渭，帝遣将军周当屯阳遂以饵之。数日，亮不动。帝曰：“亮欲争原而不向阳遂，此意可知也。”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于五丈原。会有长星坠亮之垒，帝知其必败，遣奇兵掎亮之后，斩五百余级，获生口千余，降者六百余人。[40]
这次战役是发生在魏明帝青龙二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兵出斜谷，驻扎在渭水南岸。魏国诸将都认为应该借助渭水之利，在渭水以北安营扎寨。司马懿再次表现出高人一等的计谋，认为渭水之南是兵家必争之地，背水御敌。不仅如此，司马懿还预料到诸葛亮会进兵五丈原，北渡渭水。于是他让周当诱敌深入，本应“利在速战”的诸葛亮反而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司马懿再次主动出击，诸葛亮被迫退回到五丈原。司马懿还善于观测天象，当他看到长星坠落，料到诸葛亮必败，派遣奇兵攻击诸葛亮的后方，取得大胜。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司马懿在和诸葛亮的对垒中可谓是处处占得先机，诸葛亮将要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司马懿早早就料到，并预作准备。蜀军的一举一动，都难逃司马懿的法眼。每次与蜀军对战，司马懿往往诱敌深入，并随后主动出击，大获全胜。

（二）唐代小说中的司马懿形象
《晋书》中的司马懿是对前一阶段司马懿形象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存在一些夸大的成分，但对于丰富司马懿的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司马懿的形象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相比于正史对司马懿的大书特书，诗歌、小说等其他文体中对司马懿的态度似乎褒贬不一，不可一概而论。
《朝野佥载》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女妓、骏马，亦不语。乃对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谶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41]
这段文字主要讲的是徐敬业谋反想要拉拢裴炎一同起事。为了拉拢裴炎，徐敬业找来骆宾王，让他为自己出谋划策。骆宾王编造了一个歌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两片火是一个“炎”字，“绯”音同“非”，“绯衣”就是“非衣”是一个“裴”字，“当殿坐”就是指当皇帝。这句话也就是暗指裴炎要当皇帝。骆宾王让裴炎庄上的小孩都唱这个歌谣。歌谣传到裴炎耳中，裴炎便叫来骆宾王为其解答。裴炎无论给骆宾王什么东西，骆宾王都不说出童谣的意思。当骆宾王看到司马懿的画像时，忽然起身称赞司马懿“此英雄丈夫也”。裴炎听了后很高兴，后来和徐敬业一起谋反。
骆宾王称司马懿为“英雄丈夫”表面上是对司马懿的赞扬，实则不然。这里要联系骆宾王说这句话的背景。骆宾王为了帮徐敬业拉拢裴炎一起造反，为了这个目的，骆宾王才称赞司马懿。实际上，在唐朝民众的心目中，司马懿是一个“反叛者”的形象，骆宾王赞扬反叛者，也就是支持裴炎谋反，为裴炎的谋反推波助澜。司马懿的负面形象开始展现出来。

隋唐五代时期，是司马懿形象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司马懿形象较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司马懿的军事才能被进一步的加强，其智谋水平在他的“本纪”中被无限放大，甚至发展到了“多智而近妖”的程度。这主要表现在对蜀作战中，也就是与诸葛亮的较量。在《晋书》的记载中，两位军事家交锋数次，诸葛亮毫无胜记可言。这似乎无法令人信服。除此之外，司马懿参与的每一次作战，往往能料敌于前，对敌人将要采取的行动了然于胸，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是司马懿智谋出众的最主要的表现，在《晋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早在文帝时期，司马懿就料定孟达“言行倾巧”，认为孟达早晚会发动叛乱。在平叛孟达的过程中，司马懿又抓住孟达犹豫不决的性格，火速进兵，将其消灭在上庸城下。在平叛公孙渊的过程中，司马懿对公孙渊将会采取的“三计”做出预测，并根据公孙渊的性格，判断他将会采取哪一个计策，从而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两次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司马懿“料敌于前”的战略眼光，在《三国志》中就有所体现，在《晋书》中进一步加强。在对蜀作战中，司马懿所取得的胜利，也有的体现出了其长远的目光以及对形势的精确的判断，这在《三国志》及其注解中并没有记载，《晋书》中则增加了这一内容。

第二，这一时期司马懿形象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负面形象的初步展现。对于司马懿负面形象的描写，在《宣帝纪》中并没有记载，而是在唐太宗对司马懿的评价中体现出来。这段文字放在了《宣帝纪》的末尾，可以看出唐朝的统治者对司马懿的态度。唐太宗肯定了司马懿的功绩：“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随后笔锋一转，对司马懿的反叛行为进行了批判：“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唐太宗对于司马懿的态度被写进了正史之中，使得事件的可信性大大增强。身为晋国人的陈寿不可能这样评价自己的“宣皇帝”①，也不可能写的这样直白。

这一时期，司马懿的正面形象被进一步放大，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高大全形象，负面形象在这一时期开始展现。这一时期的变化主要缘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晋书》的编纂不够严谨。《晋书》成书于唐朝，由房玄龄等人编纂而成，早在《晋书》之前，就已经有“十八家晋史”存世。这无疑为《晋书》的编纂提供了便利，可参考的材料也十分丰富。但每一种“晋史”出自不同人的手笔，且残缺不全，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说法也不尽相同，这对材料的甄选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唐朝非常重视对史书的修订，房玄龄等人奉命编撰史书，是为了以史为鉴，吸取前朝统治者的教训。房玄龄在修订时，以臧荣绪的《晋书》为蓝本，又杂取各家之言，且在修订的过程中不够严谨，出现了前后矛盾的状况。因此，《晋书》中出现了被大书特书的英明的“宣皇帝”形象，同时也出现了“前忠后乱”的司马懿形象。
① 宣皇帝是司马炎对司马懿的尊称，实际上司马懿并未称帝。

其次，“帝魏寇蜀”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以魏为尊的思想倾向性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晋时期，以魏为尊，而到了东晋时期，以蜀汉为正统的观念逐渐占据了主流。本来东晋和西晋属于同一血统，理应以魏为尊，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东晋偏安一隅，占据着南方的部分土地，而北方的大部分土地则被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占领。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不得不以蜀汉为尊。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就是一个例子。隋唐时期，国家重新归于一统，“帝魏寇蜀”的思想再次占据了上风，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下层民众，往往倾向于以曹魏为正统。唐太宗李世民专门写了一篇《祭魏太祖文》，称赞曹操为“哲人”。著名诗人杜甫也曾写过一首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为曹霸是曹操的后代而感到骄傲。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司马懿的正面形象被进一步放大也就比较正常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没有以蜀汉为尊的倾向了，同样是杜甫，他也写过《蜀相》，高度赞扬了诸葛亮的竭忠尽智，司马懿以反叛者形象开始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宋元时期的司马懿形象
宋元时期的司马懿，不同于前一时期高大全的完美形象，司马懿不完美的一面逐渐展露出来。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较为客观地对司马懿的事迹进行描述，其优点和缺点都包括其中。深受“帝蜀寇魏”思想影响的《三国志平话》，将司马懿作为诸葛亮的陪衬来描写，司马懿的地位被削弱。

（一）《资治通鉴》中的司马懿形象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书中对于司马懿的描写，值得我们分析和讨论。

1．另类的隐士
早期的司马懿曾经向往过“隐士”的生活。史书记载司马懿与隐士胡昭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不但经常交流儒家经学典籍，胡昭还曾救过司马懿一命。东汉末年的乱世，如果不能“闻达于诸侯”的话，隐居于山林之中，“侣鱼虾而友麋鹿”的生活成为一些人的追求。《宣帝纪》中在一开始就介绍了司马懿的性格以及他拒绝曹操征召的事情。在前文也分析了这是司马懿谨慎出仕的表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司马懿就不向往隐士生活。看似矛盾，仔细分析一下，又有道理。这与司马懿隐忍的性格是密不可分的。关于司马懿的拒绝征召，在司马光攥写的《资治通鉴》中也有类似的描写，但与《晋书》已经有所不同。《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记载：
崔琰谓其兄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操闻而辟之，懿辞以风痹。操怒，欲收之，懿惧，就职。[42]
司马光所记载的这段文字，与《晋书》中记载的相比较，删掉了 “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的部分。究其原因，那就是司马光也觉得司马懿拒绝征召和“屈节曹氏”没有多大的关系。史学家在撰写史书典籍时要搜罗各类文献资料，再去伪存真，加以遴选。《晋书》这部分内容，司马光没有采纳，即表明他不认同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更像是《晋书》的编撰者对司马懿的美化。司马光不是为司马懿做传，不需要过度美化司马懿，所以他对司马懿的描写也更客观。“懿惧，就职。”这一描写将司马懿的无奈体现得淋漓尽致。毕竟曹操势力强大，身居要职，纵然是出身于氏族大家的司马懿也只能选择屈服。那么，司马懿拒绝征召正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另类的隐士情怀。这种隐士情怀并不是一定要隐居山林，过与世无争的日子。而是要善于隐藏自己，保全自己。
司马懿的这种隐士情怀，与他隐忍的性格有密切的联系。他既不是“伯夷”“叔齐”之流，也不是“郑玄”“荀爽”之类。司马懿的隐士情怀可以理解为“蛰伏”。即便被曹操征召之后，他仍然具有这种“隐士情怀”。下面通过对比来对司马懿的“隐士情怀”进行分析。

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他们不愿意与周武王合作，隐匿山林，不食周粟。《伯夷叔齐列传》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43] 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伯夷叔齐拒绝与周武王合作，是因为周武王“不孝不仁”的行为使他们感到羞耻。周武王不安葬自己的父亲却兴兵讨伐商纣王是为不孝，而商纣王是当时的合法君主，周武王是他的臣子，臣子讨伐君主，是为不仁。司马懿显然不是伯夷、叔齐那类的隐士。司马懿一开始不与曹操合作既不是因为曹操的不仁也不是因为曹操的不孝，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始终没有自己称帝，曹操曾为父报仇，兴兵讨伐陶谦，也没有不孝。更何况，这些也不是司马懿所看重的。司马懿所看重的是曹操的能力，这在前文已经分析过，不再多说。
郑玄是东汉时期的儒学大家，他“常诣学官，不乐为吏”“隐修经业，杜门不出”，荀爽也是东汉时期的经学家，曾隐居多年。史书记载他为了躲避党锢之争“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两人都曾遇到党锢，为了避祸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著述，钻研经学。司马懿拒绝征召是为了避祸，还勉强说的过去，那么著书立说就是天方夜谭了。所以说司马懿也不是郑玄、荀爽这一类的隐士。

实际上，司马懿这种隐士情怀是一种“大隐隐于朝”的智慧。这种隐士情怀与他隐忍的性格密不可分。

2．能征善战的良将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在叙事方面较之于纪传体史书有着较大的优势。
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将与此人物相关的事件记录在一起，割裂了事件之间的联系性。而编年体史书则是以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为线索，将事件的前因后果都能较为详细的叙述出来。
在魏明帝曹睿即位之前，司马懿更多的是以谋士的形象出现的。无论对于曹操还是曹丕，司马懿更多的是提出建议，供自己的君主考虑，很少亲自带兵作战。魏明帝曹睿即位之后，曹氏集团所倚仗的大将如曹彰、曹休、曹真等人先后死去，司马懿开始作为主帅领兵打仗。总体来说司马懿主要在对蜀作战中出现的比较多，这时期他的主要对手就是诸葛亮。另外就是平定曹魏集团内部的叛乱，主要对手是孟达、王凌、公孙渊等人。先看一下司马懿与孟达的对垒。《资治通鉴卷七十》记载：
初，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阿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殂，阶、尚皆卒，达心不自安。诸葛亮闻而诱之，达数与通书，阴许归蜀。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仪密表告之。达闻之，惶惧，欲举兵叛。司马懿以书慰解之，达犹豫未决，懿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吴、汉交通，宜观望而后动。”懿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汉各遣偏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懿分诸将以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复，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44]
《资治通鉴》中对于司马懿“克日擒孟达”的描写与《晋书・宣帝纪》中的描写大体相似。但仔细阅读，又有不同之处。《晋书》中的司马懿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高大全的形象，让人感到缺乏真实感。而《资治通鉴》中对整个战役的描写十分全面，对于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都叙述的条理得当，显得更加真实。

《晋书・宣帝纪》中，司马懿在孟达来降时就曾预言“达言行倾巧，不可任”，曹丕没有采纳。后来孟达果然谋反，正如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资治通鉴》中则没有把这一内容写进去，显然是司马光对这一内容持怀疑态度。整个战役的过程和之前叙述的差不多，司马懿得知孟达要谋反时，先写信稳住他，随后仅用八天时间兵临上庸城下，将孟达消灭。此役的关键在于司马懿进兵之神速，不需经过天子，直接发兵上庸。除了要对付孟达，司马懿还要对付前来解救孟达的吴蜀援兵，司马懿采用了“围点打援”的战术，是十分恰当的。在这次战役中，孟达的反复无常、犹豫不决被司马懿所利用。司马懿作战部署之周详，战前准备之充分，进兵之果敢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讨伐公孙渊，是司马懿又一次作为主帅，统兵作战，在这次战役中，司马懿料敌于前，处处掌握先机，最终顺利地完成魏明帝曹睿交给他的任务。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资治通鉴》对于事件的描写，往往比较全面，司马光以一个局外者的身份叙述事件发展过程，往往对各方各面都有所涉猎。而《晋书・宣帝纪》是司马懿的本传，对事件的叙述往往重点涉及司马懿这一方面，其他方面的叙述较少或不做叙述。《资治通鉴》对于司马懿讨伐公孙渊的记载，与司马懿本传相比有所增删，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的一些看法。
在讨伐公孙渊之前，依然是魏明帝与司马懿在朝堂上的一番对话，仔细研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较司马懿本传多了一些内容，具体如下：
春，正月，帝召司马懿于长安，使将兵四万讨辽东。议臣或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