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强调了司马懿军事指挥方面的特点
司马懿善晓兵机，深谙用兵之道。在平定孟达叛乱的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智慧。
首先，司马懿有洞见之明，知己知彼。针对孟达缺乏胆识，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特点，司马懿给孟达写信稳住对方，延误了孟达举兵反叛的时间，为自己的行动争取了时间。
其次，司马懿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不经过魏明帝曹睿的批准，先斩后奏，果断调集部队，仅用八天时间便兵临上庸城下，到达之后便立即攻城，不给对手喘息之机。而孟达的失败也正是轻视了司马懿，以为司马懿还要表奏天子才能采取行动。
再比如，司马懿不仅注重以主力部队加强对上庸城的围攻，而且估计到诸葛亮会派兵对孟达进行支援，提前准备，另派别的部队去打援，保证了平叛过程的顺利进行。
司马懿善于用兵，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还表现在远征辽东的过程中。
第一，知己知彼。司马懿对敌我双方的兵力、粮食情况，以及对公孙渊将要采取的策略，行军过程所需要的时间，途经道路的地理环境都了熟于心，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采用恰当的策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司马懿在前期采用运动战的战法，不攻击敌人的大本营，避免拖长时间，避免大量的伤亡，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做出攻击敌人老巢的态势，将敌人诱出大营，用较短的时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第三，围歼敌人。司马懿为了彻底地消灭敌人，在战事的后期又不照搬袭取孟达的经验，灵活的采取了持久战的战法，在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不急于攻城，以避免敌人由于缺粮而急于弃城而逃。待条件成熟后，围城歼敌，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从而取得了完胜。

孙权曾称赞司马懿“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前提下，每一次计谋的运用，每一次战略的实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借孙权之刀，解樊城之围，充分利用的孙刘联盟“外亲内疏”的缺陷。平定孟达叛乱，实际上是粉碎了诸葛亮北伐的一次战略目的。而平定公孙渊的叛乱，则是对支持公孙渊的孙权的震慑。
陈寿治史严谨，对于写入《三国志》的内容不是简单的搜集整理，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删减，对于可信度比较高的事情才写入书中。除此之外，陈寿可以参考的史料也比较少，在《三国志》问世之前，魏国有王沈撰写的《魏书》，吴国有韦曜撰写的《吴书》，蜀国甚至没有自己的史书。且两部史书或是可信度不高，或是未能最终完成，因而能够被陈寿收录进入《三国志》的更屈指可数了。且司马懿生活在三国时期，同时又被司马炎尊称为司马宣王，身为晋朝人的陈寿不能在《三国志》给司马懿立传，只能在其他人的传记中以“司马宣王”的形式出现。司马懿的事迹主要出现在《文帝纪》、《明帝纪》和《三少帝纪》中，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也有所涉及，如《蒋济传》等等。

裴松之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相对于晋朝人陈寿，他在为《三国志》作注时选材则比较广泛。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笔记中，关于司马懿的记载则要多出很多。并且，只要和同一事件相关的事情，都可以拿来作注。关于同一事情的不同记载，裴松之通过作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对陈寿《三国志》中的某些说法提出质疑。还有一些注解，裴松之只是将其罗列出来，并没有下定论。无论是哪一种注解，这对于丰富司马懿的形象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司马懿形象的萌芽时期，此时期司马懿的形象以正面形象为主，负面形象几乎很少涉及。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司马懿形象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智者的形象，这主要表现在其突出的政治军事才能，辅政平乱且善于用兵，其对于人才的提拔任用也独具特色。无论是《三国志》还是裴注，对于司马懿军事才能的描写都比较突出，这也成为司马懿智者形象的主要表现方面。萌芽时期的司马懿形象之所以具备这样的特点，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陈寿有良史之才，《三国志》的描写往往比较客观。《三国志》中所描绘的司马懿形象最接近历史上真实的司马懿。陈寿在《三国志》的创作过程中，取材比较严谨，且由于他生活的时代距离三国时期较近，他的选材往往是第一手材料，因而与历史上真实的司马懿形象也更接近。无论司马懿的形象怎样发展变化，都是在陈寿《三国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可以说，陈寿的《三国志》是一个源头，众多三国时期的人物流变都以此为开端，司马懿当然也不例外。可以说，《三国志》孕育了司马懿形象的雏形。《三国志》中的司马懿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托孤重臣的形象，他“受遗二主，佐命三朝”，[21]对曹魏政权竭忠尽智。司马懿还是一个谋士的形象，善于出谋划策，用兵如神。同时，他的成功还得益于他善于用人和结交重臣。
第二，“帝魏寇蜀”观念的盛行。关于“帝魏寇蜀”与“帝蜀寇魏”思想的发展演变，学界已有定论。在曹魏和西晋时期，主要还是以魏为尊。杨俊才在《〈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倾向的历史考察》[22]一文中支出，西晋之所以以魏为尊，是由于西晋通过曹魏禅让而取得的政权，尽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著名学者梁启超在他的《论正统》中也曾指出，“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因而身为晋国人的陈寿对于司马懿的描写往往以正面形象为主了。

第三，三国时期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对司马懿形象的萌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汉末三国时期，战乱频繁，人民生活疾苦。人们心中迫切希望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统一全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司马懿虽然没有直接称帝，但在魏晋禅代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他这种发动政变的方式有违儒家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但从客观上有利于西晋的统一，符合广大人民的期盼。因而，司马懿的形象也多以正面形象出现。

二、隋唐五代时期的司马懿形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司马懿形象，相比于前一个阶段已有所变化。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前一个阶段司马懿军事才能出众的特点被人为地夸张和扩大，这与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是司马懿形象出现了新的特点。由房玄龄等人编撰修订的《晋书》，对于我们研究司马懿形象的变化有很大帮助。早在房玄龄修订《晋书》之前，就有所谓的“十八家晋史”存世，这些史书有的内容不完整，有的还只是未完成的底稿，房玄龄等人“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完成对《晋书》的编纂修订。唐朝文学繁荣，在涉及司马懿的材料中，与浩如烟海的史料记载相比，描写司马懿的诗词、小说则相对较少。此时期的形象研究，上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下启宋元时期，即对前一阶段的形象有所继承，对后一阶段的变化做了铺垫。

（一）《晋书》中的司马懿形象
1．氏族大家，博涉经史
司马懿出生于一个有着深厚底蕴的大家族，传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以前，重黎之后。据史书记载：
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柏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昂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23]
从这段文字记载来看，司马懿的先人是重黎的后代，经历了唐虞夏商几个时期。到了周宣王的时候，程伯休父立功被赐姓司马，以官为姓。秦朝末年，司马昂与各路诸侯一起伐秦，后被立为殷王，以河内为都。汉朝设立了河内郡，司马氏的后代便定居于此。司马氏的祖先官职显赫，且多为武将，屡立战功。到了司马懿的曾祖父这一代，情况才有所变化：
自昂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字元异。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24]
从司马昂到司马懿的高祖父司马钧，已经经历了八代。高祖父司马钧仍然是个武将，官至征西将军。司马钧出生在东汉安帝时期，专门负责同羌族打仗。司马懿的曾祖父司马量，官至豫章太守，改变了司马家族一直担任武将的状况。司马懿的祖父司马儁，同样也是个文官，官至颍川太守，史书记载：“司马儁，字元异，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长八尺三寸，腰带十围，仪状魁岸，与众有异，乡党宗族咸景附焉。”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天性“质直公方”，非常喜欢《汉书》的名臣列传，对经史典籍非常熟悉。历任洛阳令、京兆尹，晚年转任骑都尉。曹操曾担任洛阳北部尉，就是司马防举荐的。
王晓毅的《司马懿与曹魏政治》一文中指出，虽然司马懿参与了魏晋禅代，也曾斥责年老珠黄的张春华“老物可憎”，可谓是不忠不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司马懿没有受到过儒家思想的洗礼。[25]司马懿出生在一个氏族大家庭里，而且是一个书香门第。司马防治家甚严，“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26]司马懿本就天资聪颖，又刻苦努力，对儒家的经典很有研究。《晋书》记载“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司马懿所读之书大多是一些经史典籍，他既接受了儒家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同时又讲究经世致用，不迂腐。司马懿有一位朋友叫胡昭，此人“善史书，长书法，”“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司马懿曾经多次向他请教，一起切磋讨论经史典籍。二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胡昭对司马懿的教导使他深受感染。司马懿曾多次被曹操征召，最初在曹操那里任职便是文学掾。“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学掾是职掌文献典籍的，没有深厚的文学底蕴，特别是没有经学根基，是无法胜任这一工作的。然而司马懿不仅胜任这一工作，而且得到了曹操的赏识。于是曹操让司马懿“与太子游处”。从“文学掾”到“与太子游处”，可以看出司马懿逐渐得到曹操的信任。曹丕作为曹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曹操让司马懿与曹丕一起活动、一起读书，让司马懿在经学方面对曹丕给予帮助。司马懿对于曹丕竭忠尽智，不仅在儒学方面对其辅导，在政治方面也有所指导。

2．谨慎出仕，慎终如始
司马懿为人谨慎，一言一行都要考虑清楚再行动。正所谓“三思而后行”，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曹操善于识人，同时又狡诈多谋，司马懿在曹操面前更要谨言慎行。司马懿作为曹操的谋士之一，不但足智多谋，而且更懂得合理恰当地向曹操进言。古人云：“伴君如伴虎”。自古君王喜怒无常，何况是曹操。曹操夺取汉中后，司马懿向曹操进言：
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曹操在这里借用刘秀的话拒绝了司马懿的建议。司马懿深知曹操也能看到这一点，但作为谋士应该给君主提出来，至于采不采纳，就取决于曹操了。曹操拒绝了司马懿的建议，司马懿并没有强谏、苦谏。进言是有讲究的：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可以的，但是过分地让君主同意自己的看法是有风险的。

第一，强谏或许是出于一片忠心，但君主未必领情，甚至会感到反感。田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田丰，字元皓，钜鹿人，是袁绍手下的重要谋士。在消灭公孙瓒的过程中，“绍后用丰谋，以平公孙瓒”。后来，田丰的许多计谋都可谓算无遗策，但却不能被采纳，最后竟然招来杀身之祸。据《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
五年，左将军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据沛以背曹操。操惧，乃自将征备。田丰说绍曰：“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几动，斯其时也。”绍辞以子疾，未得行。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遇之几，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28]
初，绍之南也，田丰说绍曰：“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 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於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於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丰恳谏，绍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绍军既败，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29]
荀彧曾评价田丰“刚而犯上”，说的一点也不过分，袁绍未能采取田丰之谋，错过了袭击曹操的机会。田丰则对自己的君主妄加评论，最终被疏远。后来，在官渡之战前，田丰又向袁绍进言，采用坚壁清野的策略，未被采纳。田丰苦谏，却被袁绍以扰乱军心之名投入监狱，终致杀身之祸。袁绍虽然本人缺乏决断，但田丰自己强谏、苦谏惹怒了袁绍，计谋很难被采纳。

第二，进言要有主见，不能溜须拍马，见风使舵，更不能过分地彰显自己，以免功高震主。即使自己的言论被主公采纳了，但万一事情有变，却没有言中，只能降低自己的信度。司马懿做事沉稳老练，对曹操更是有意提防，话从口出，必思虑纯熟。同为曹操所倚重的谋士，刘晔却善于揣度主子的意思，曲意迎合。曹操讨伐张鲁，取下汉中之后，刘晔也曾向曹操进言：
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旣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
这段话的大体意思和司马懿说的差不多，也是建议曹操，乘胜追击，攻取巴蜀。然而仅仅过了七天的时间，刘晔的态度就发了巨大的变化，据《傅子》记载：
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问晔曰：“今尚可击不？”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31]
刘晔的态度之所以发生如此大变化，是因为刘晔猜测到了曹操的意思。《傅子》记载刘晔“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这或许就是他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
司马懿在言语上处处谨慎，在行为上同样也是如此。从司马懿初登政治舞台，就谨小慎微，三思而行。《晋书》记载了司马懿刚入仕时的情况：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32]

关于《晋书》中这一段对于司马懿的描写，学界已有讨论。[33]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司马懿为什么拒绝征召，是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欲屈节”，还是有别的原因。
司马懿初登政治舞台是在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这时候曹操“闻而辟之”，被司马懿拒绝。后来“又辟为文学掾”，并以牢狱之灾相威胁，司马懿“惧而就职”。关于司马懿拒绝征召，《晋书》的记载未必完全可信。于涛在《一种解释：司马懿的“不欲屈节”》就指出司马懿拒绝征召绝不是因为他效忠于汉朝，而是在为自己挑选一个有实力的君主[34]。
一方面，古人云：“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特别是在三国这样一个乱世之中，群雄逐鹿，究竟谁主沉浮尚未可知。司马懿拒绝曹操征召可以理解为自己在观望。既是在观望整个三国时期的天下局势，同时也是在考虑曹操是不是一个值得自己效忠的君主。建安六年，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但袁绍的残余势力还没有被完全消灭，曹操担任司空一职，其在朝野的控制力也不算多么牢固。更重要的是，曹操是宦官之家出身。宦官乱政在整个东汉时期都非常严重，到了东汉末年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十常侍之乱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司马懿除了考虑曹操的政治军事实力外，更看重曹操能否推行开明政治，有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因此，司马懿起初没有接受曹操的征召，是在观望，是他谨慎行事的表现。

从另一方面讲，《晋书》中记载司马懿拒绝征召是因为“不欲屈节”，也就是认为司马懿是忠于大汉天下的。司马懿如果是忠于汉朝，那么他可以隐居山林，不问世事，为什么后来又接受征召了。这岂不是司马懿又变节了。东汉时期的名士法真，在汉顺帝时曾多次拒绝征召。顺帝“虚心欲致，前后四征”，法真深自隐绝，“终不降屈”。曹操也肯定明白，虽然以武力迫使对方顺从，对方也未必能够竭忠尽智辅佐自己。等到曹操做了丞相，已经是建安十三年，再次征召司马懿，司马懿便去做了曹操的文学掾。此时的司马懿对天下大势有了足够的了解，对曹操也是有了足够的了解。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不曾有“不逊之志”更没有“代汉称魏”。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写道：“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可以表明曹操没有称帝的想法。更多是借助天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北方的统一也使得民众安居乐业。曹操挟持天子看似有不臣之心，实际上仍然尊汉。而司马懿选择曹操，是看中曹操的能力，自己能在曹操身边实现自己的抱负。
综上所述，司马懿在选择自己效忠的君主时，就谨小慎微，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才最终选择了曹操。

3．元老重臣，倚为心腹
司马懿的政治生涯从建安六年“举上计掾”开始，一直到嘉平三年六月“崩于京师”结束。这长达五十年的政治生涯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曹操当政时期，此时的司马懿刚刚崭露头角，曹操对他的谋略才干颇为信服，但同时也对司马懿有所猜忌。第二个时期是曹丕在位期间，司马懿深受曹丕信任，并在曹丕临死之际任命为辅政大臣。第三个时期是曹睿、曹芳在位时期，司马懿对内对外为曹魏政权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曹睿的心腹之臣。至此，司马懿政治生涯达到顶峰。
曹操当政时期，司马懿被“辟为文学掾”，前面说过，这是一个职掌文献典籍的文职，需要具有深厚的经学根基的人才能胜任。司马懿从文职做起，慢慢地积累经验和阅历，为后面的升迁做足了准备。后来，“使与太子游处，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曹操让司马懿“与太子游处”，表明曹操对司马懿的初步信任。据《晋书》记载，司马懿主要为曹操提过两个建议。一是曹操击败张鲁，夺取汉中，司马懿向曹操提出趁民心尚未归附之际夺取西川，虽未被采纳，但也向曹操展示了自己的谋略。另一次是，关羽进兵樊城，斩庞德，擒于禁，曹操想迁都躲避，司马懿认为“非战守之失”，无需迁都。曹操欣然采纳。然而司马懿并未得到曹操绝对地信任。《晋书・宣帝纪》载：

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狼顾”指的是狼回头看时，能够两肩不动，头和颈能左右旋转一百八十度。[36]古代人认为，有这种相貌特征的人，被认为有狼子野心。“三马同槽”，“三马”指的是司马懿父子三人，“槽”同“曹”音，代指曹氏政权。那么“三马同槽”就是说司马氏取代曹氏了。这两种说法都似乎为了证明“司马懿素有异志”而存在，却难以让人信服。由此可见，《晋书》的撰写者态度不够严谨。
曹丕在位期间，“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随后又“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司马懿参与到军政大事的讨论之中，“每与大谋，辄有奇策”。曹丕想完成曹操“统一全国”的未竟事业，御驾亲征讨伐东吴，司马懿则负责留守，保卫魏国的大本营。曹丕三次下诏，表明了他对司马懿的信任：
六年，天子复大兴舟师征吴，复命帝居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临行，诏曰：“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天子自广陵还洛阳，诏帝曰：“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于是帝留镇许昌。及天子疾笃，帝与曹真、陈群等见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37]
第一次下诏，是在曹丕讨伐东吴之前，曹丕让司马懿“内镇百姓，外供军资”，将司马懿比之于汉初的萧何，足见对司马懿的重视。第二次下诏，是在曹丕伐吴之后，意思是说曹丕在东面对付东吴时，那么西面的所有事情就交给司马懿了，反之，曹丕在西面对付西蜀时，东面的事情就交给司马懿了。可以这样说，曹丕将半个国家都交给了司马懿，可见对司马懿十分信任。第三次下诏，是在曹丕病危时对曹睿的嘱托。曹丕临死前任命曹真、司马懿、陈群为辅政大臣，辅佐曹睿。并告诉曹睿，如果有离间这三个人与君主之间关系的，不要怀疑他们的忠心。

曹睿即位后，对司马懿的信任更甚于曹丕，司马懿成为心腹之臣。曹睿刚即位，便下诏“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让司马懿掌管荆、豫二州的军事。一人掌管两个州的军务，有利于司马懿扩大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此后，司马懿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使得曹睿对司马懿更加信任，更加倚重。主观上来讲，司马懿对内先后平定孟达和公孙渊的叛乱，稳定了政局。对外在与吴蜀的作战多次取得胜利。客观上来讲，曹睿即位之后，曹休、曹真、陈群等人相继死去，司马懿的地位更加突出。曹睿也不得不重用司马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