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内容主要是讲司马懿在出征之前，朝臣们议论四万军队或许太多，军费开支比较大。曹睿则是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让司马懿率领四万大军前去，不需计较军费问题。这表明曹睿对司马懿的信任和倚仗。后面的内容就与《宣帝纪》中记载的差不多了：
帝谓懿曰：“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对曰：“渊弃城豫走，上计也；据辽东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则三者何出？”对曰：“唯明智能审量彼我，乃豫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孤远，不能支久，必先拒辽水，后守襄平也。”帝曰：“还往几日？”对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46]
这段对话则表明了司马懿料敌于前，成足在胸。先分析了公孙渊可能采取的上中下三种策略，然后料到公孙渊不能明智的审视敌我实力，并且会根据司马懿远征辽东，不能持久的不利条件，先据守辽河，后退守襄平。而司马懿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更是公孙渊所不能预见的。
中国古代这种上中下三计的情况非常多见，最早可追溯到兵家的鼻祖孙子。孙子在《孙子兵法》中记载：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这就是说同样情况下的军事策略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然而在实际的运用情况中或许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而打了折扣，应该尽量选择更好的策略。《孙子兵法》也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用军事谋略来挫败敌人的计划远远胜过发动战争来消灭敌人。
上中下三计在具体战役中的体现，不止司马懿平定辽东这一次。西汉时期，英布造反，薛公曾给刘邦提出上中下三计，来分析英布可能采取的军事策略。《史记・黥布列传》有详细记载：

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令尹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令尹对曰：“出下计。”上曰：“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令尹曰：“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47]
仔细分析可以看出，上中下三计往往出现在战役之前，是谋士为君主提出的三条有轻重缓急之分的三条计策。这三条计策有优劣之分，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实施。薛公和司马懿的上中下三计都是分析敌人可能采取的策略，且在战役之后一一应验，以此来体现出二人的远见卓识。
前文已经详细论述，远征辽东的司马懿智谋远胜对手，在军事策略上安排得当，拿下襄平城，最终取得胜利。

3．智谋不高，残暴狠毒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编者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事件的发生经过。在对蜀作战中，司马懿与诸葛亮之间的斗智斗勇值得我们去讨论和分析。
司马懿和诸葛亮都是三国时期的重要谋士，同时又都作为主帅领兵打仗，是三国时期的两大奇才。他们之间的交手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资治通鉴》中对于二人的描写较为客观。有人认为诸葛亮行军打仗过于谨慎，倘若采取魏延的计策，经子午谷而到长安，北伐或许早就结束了。然而，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已经无法判断了，但是蜀军远征而来，利在速战，否则粮草难以为继，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司马懿又何尝不谨慎小心呢？统帅雍凉之众，兵力数倍于敌，只知分兵防守，很少大胆进攻。为数不多的进攻也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
司马懿主动出击，次数不多，一次是跟随大司马曹真一同伐蜀，《资治通鉴》记载：
大司马曹真以“汉人数入寇，请由斜谷伐之。诸将数道并进，可以大克。”帝从之，诏大将军司马懿溯汉水由西城入，与真会汉中，诸将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会天大雨三十馀日，栈道断绝……九月，诏曹真等班师。
在这次战役中，司马懿跟随曹真一同伐蜀，行军至汉中附近，遭遇大雨天一个月之久，太尉华歆以及散骑常侍王肃等人都向魏明帝曹睿进言，阴雨天气于军不利，曹睿于是下诏命令曹真班师回朝。也就是说，双方实际上没有交手，魏军就退回去了。
另外一次就是诸葛亮北伐，围困祁山，司马懿主动出击，前去救援。《资治通鉴》记载：
司马懿使费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 ，馀众悉出，西救祁山。张 欲分兵驻雍、 ，懿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 。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懿遇于上 之东。懿敛军依险，兵不得交，亮引还。懿等寻亮后至于卤城。张 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不在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军食少，亦行去矣。”懿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诸将咸请战。夏，五月，辛已，懿乃使张 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逆战，魏兵大败，汉人获甲着三千，懿还保营。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 追之。 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 右膝而卒。

这次战役中司马懿可谓是完败于诸葛亮。司马懿先是派郭淮、费曜袭扰诸葛亮，被诸葛亮打败。自己亲率大军与诸葛亮在上 相遇，司马懿没有主动出击，选择了据险而守，迫使诸葛亮退军。司马懿深知蜀军远道而来，粮草不济，利在速战，诸葛亮退军正是由于粮草不济。然而，这一对蜀作战的基本方针却没有坚持下来。诸葛亮退军后，张 向司马懿提出建议：我军利在不战，派奇兵截断其后路，诸葛亮不战自退，如果一味地追赶诸葛亮，却不与其交锋，这样会失去民心。司马懿没有采纳张 的建议，仍然追赶诸葛亮，追赶上后仍然安营扎寨，不与之交战。虽然可能会发生像张 所说的那样失去民心，但至少仍然在贯彻“利在不战”的原则。后来，或许由于诸将频繁请战，并嘲笑他“畏蜀如虎”司马懿放弃了之前定下的作战原则，派张 攻击何平，自己在中路与诸葛亮对峙，诸葛亮派魏延等人迎战，大破魏军。这不得不说是司马懿的指挥失误。
另外，张 的死，司马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魏略》和《华阳国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张 传》注引《魏略》：
亮军退，司马宣王使 追之， 曰：“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宣王不听。 不得已，遂进。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 髀。”[48]
兵书云：“归师勿掩，穷寇勿追”，更何况对手是治军有方是诸葛亮。六月，诸葛亮因粮尽退兵，司马懿派张 追赶，在木门遭遇到诸葛亮所设的埋伏，被弓弩击中右膝而死。张 作为魏国的名将，“识变数，善处营阵，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49]张 随曹操、夏侯渊与蜀作战多年，经验丰富。最终却因为司马懿的失误而死。
关于司马懿行军打仗过程中所采用的战略战术，郭秀琦《评司马懿的战略战术特点》一文指出，司马懿善于根据粮食的多少制定不同的攻防策略，在和孟达、诸葛亮、公孙渊的作战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50]。由于蜀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制订了“坚守不战”的策略，这是正确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没有坚持到底，不得不说是一种失策。

除此之外，司马懿的一些做法非常不光彩。司马懿远征辽东，在攻下襄平后，却发生了令人发指的“屠城”行为，无疑给司马懿的形象又增添了一些污点。
“懿既入城，诛其公卿以下及民兵七千余人，筑为京观”
“京观”是古代将领为炫耀武功，聚集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冢。“京观”最早出现在《左转》，“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意思是说古代圣明的君王讨伐不听王命的国家，杀掉首恶分子并将其埋葬，作为一次大杀戮，在这时才有京观，以惩戒历代罪恶之人。然而司马懿所杀之人都是“罪恶之人”吗？其实不然。

（二）《三国志平话》中的司马懿形象
《三国志平话》又名《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是元代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其中的一种。分上中下三卷，全书记载的故事与正史中的内容有出入，书中对于人物形象的描写加入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三国志平话》对于司马懿的描写主要集中在《诸葛七擒孟获》《锺吕女冠子》《诸葛斩马谡》《西上秋风五丈原》四节中。下面结合作品内容进行分析一下。
《三国志平话》产生于元代，内容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宋朝时期，国家分裂，北方少数民族时常进犯，民族矛盾深刻。元朝时期虽然实现统一，但政权掌握在少数民族手中，元朝统治者对汉人的压迫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在这个时期，“尊刘抑曹”的思想产生了。“尊刘抑曹”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以刘备的蜀汉政权为正统的思想成了受压迫的汉族人民的斗争武器。《三国志平话》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创作的。刘备、诸葛亮等人物自然成了平话中主要歌颂的对象，司马懿作为蜀汉后期诸葛亮的主要对手，作品也涉及了一些。

司马懿一开始出场，是在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克日擒孟达”中。只不过司马懿还没有和孟达交战，孟达就自杀了。《诸葛七擒孟获》这一节中描写了司马懿的出场：
孟达笑曰：“军师言者是也。”即写书回诸葛。后数日，孟达佐贰官张昇发表奏帝。魏帝拜元帅司马仲达，将十万人，西南赴剑关。孟达得知，写书与诸葛。诸葛不来，司马懿近。孟达又写书与诸葛。诸葛又不来。孟达会其意，言诸葛计也。孟达自缢而死。 这件事情发生在诸葛亮南征孟获之后，颇受重用的孟达率军五万，去取剑关。诸葛亮写信给孟达，好言相劝，让他回归蜀汉，不再为魏国效力。孟达回信表示同意，却被告发，魏明帝派遣司马懿率军十万前去平叛。孟达多次向诸葛亮求救，诸葛亮都没有理会。最后孟达发觉这是诸葛亮的借刀杀人之计，便自缢而死。整个过程中体现的是诸葛亮高超的智谋，司马懿只是匆匆走了个过场，便班师回朝了。
《锺吕女冠子》和《诸葛斩马谡》这两节有较大的篇幅描写了司马懿，主要围绕马谡丢街亭展开，故事中给我们展现的司马懿轻敌冒进，畏蜀如虎，更像是诸葛亮的陪衬。
有日，诸葛与司马懿对阵，诸葛大败，魏军赶离街亭四十里有余，入祁山，前有魏延拦住，后有诸葛，左有姜维，右有杨仪，伏军皆起，诸葛杀魏军一昼夜，十万军无三千人回，使司马懿换袍得脱。司马懿离街亭八十里下寨，不敢正视街亭。
司马懿率领二十万军队去前线御敌，连胜几阵后便断言“诸葛老矣”。诸葛亮诱敌深入，司马懿大败而归，十万大军只剩下不到三千，自己也很狼狈，换掉袍服才得以脱身。

话分两头。却说益州成都府，帝坐，有上大夫言：“街亭诸葛反也！”帝问文武：“倘反了军师，西川不能作主？”伊籍对帝言：“军师不反。交使命去宣，军师若来，不反；若不来，即反。”帝遣使宣诸葛临朝见帝，帝说此事。诸葛说：“此司马懿计也。”帝点首：“卿言当也。”……诸葛问：“街亭怎生？”有佐贰官杨仪、姜维言曰：“马谡失了街亭。”诸葛大惊：“此乃拒险之地，如何失了？”姜维言：“马谡带酒，司马懿搦战，马谡出战，魏延劝，连骂数句，众官劝不住，马谡又骂太守，言军师者吾乃乡人也，吾失了城不碍。魏军先困了马谡，众官去杀，后失了街亭。”军师令人唤到当面问，马谡无言支对，推出交斩。
这一段描写中，司马懿先用离间计，离间后主刘禅和诸葛亮的关系，迫使诸葛亮回到成都。并趁诸葛亮不在的时候，趁机夺下军事要地街亭，可谓是大功一件，挽回了些许颜面。
《西上秋风五丈原》一节主要讲述了诸葛亮死后，魏延抢夺军权，被姜维杀了，司马懿闻诸葛亮身死，前去抢尸，被杀的大败而归。
军中一发哭起来，哀声动地，百姓奔告司马懿，言武侯身死。司马闻之，领军来劫武侯尸。
即时两军对阵。***：“吾惧者武侯，今死；可留下武侯之尸；若不留下，使片甲不回！”姜维大怒，纵马横刀，直取司马。二人交战，不数合，姜维败走，司马后赶。锣声一响，横处一彪军杀将来，乃杨仪。司马当不住，回走，四下伏军尽起，司马大败，军折太半。还寨更不敢出。长安为之言曰：“死诸葛能走活仲达！”仲达闻之，笑曰：“吾料其生，岂料其死！”
诸葛亮死后，托梦告诉司马懿：
“吾死，汉之天命尚有三十年，若汉亡，魏亦灭，吴次之。尔宗必有一统。若尔执迷妄举，祸及尔也。”
诸葛亮死后，司马懿抢尸不成，折军大半，“死诸葛能走活仲达”让人耻笑。诸葛死后托梦司马懿，告诉他魏蜀吴三国的命运，并预言司马懿必将一统三国。至此，司马懿开始沦为诸葛亮的陪衬。

宋元时期是司马懿形象的初步形成时期，司马懿形象进一步变化发展，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这一时期司马懿形象与前面两个时期有了较大的变化，“隐士”形象的出现，“良将”形象则是对之前司马懿用兵如神的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方面都集中展现了司马懿作为智者的核心内涵。智者形象贯穿于司马懿形象流变的始终。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是司马懿正面形象的演变。此时期司马懿的负面形象有更大的变化，司马懿的地位被削弱，逐渐沦为诸葛亮的陪衬，其军事策略上的失误对其智者形象有一定程度地削弱。
这一时期的司马懿形象变化比较大，无论是和上一时期相比，还是这一时期不同朝代之间相比，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宋元时期复杂的历史环境和两种思想倾向的碰撞是司马懿形象变化的重要原因。
宋元时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阶段。北宋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但北宋从建国之初，就长期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大一统国家。南宋偏安一隅，国家进一步分裂。元朝一统天下，但其对待蒙古贵族和汉族人不同的策略，激化了民族矛盾。
“帝魏寇蜀”和“帝蜀寇魏”两种思想倾向在这一时期激烈碰撞，不断向前发展。北宋时期，以魏为尊，著名学者梁启超指出“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意思是说，北宋取代后周，就好比当初西晋取代曹魏一样，为了维护其正统地位，因而以魏为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完成的。司马光对于司马懿描写更加客观真实，“不虚美，不隐恶”，肯定其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同时，对其战略上的失误也不避讳。
南宋时期，偏安一隅，以蜀汉为尊的思想逐渐取代“帝魏寇蜀”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南宋对于金国的强大一直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无论是统治者内部还是民间，都希望南宋朝廷能够像蜀汉王朝一样，面对强敌，不屈不挠，维护汉族人的尊严。诗歌中也出现了以“以蜀汉喻南宋”的现象。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曾写下“邦命中兴汉，天心讨大曹”的诗句。到了元朝时期，汉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帝蜀寇魏”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与民间“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相得益彰，成为被压迫的汉族人民反抗元朝统治的思想武器。在元代的文学作品中，“帝蜀寇魏”、“拥刘反曹”的倾向性十分明显，关汉卿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作品体现得非常充分，平话中将司马懿放到诸葛亮陪衬的地位也体现了这一点。

四、明清时期的司马懿形象
明清时期是司马懿形象的定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司马懿形象主要体现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毛宗岗评论修改的《三国演义》中。一方面，司马懿智者的形象是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另一方面，司马懿反叛者的形象也进一步强化。
（一）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司马懿形象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由罗贯中所写的一部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是三国题材流变的重要里程碑。它深受宋元时期的话本、杂剧的影响，又广泛地吸收民间传说故事，是一部集大成之作。相比于《资治通鉴》和《三国志平话》中的形象，在罗贯中的笔下，司马懿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在继承原有形象特征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特点。

1．生性多疑，疑中有智
司马懿是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是曹魏集团的重要人物之一。司马懿性格中存在着“多疑”的特点，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究。多疑的性格，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是司马懿形象的一个新的特征。对于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司马懿来说，多疑是一种高度警惕的表现。没有一种性格是完美的，也没有一种性格是完全不好的。多疑的性格既可以让司马懿减少损失，趋利避害，也会让司马懿贻误战机，错过机会。关于司马懿智者的身份，学界有很多文章对此作出了论述。杜云《论智者司马懿》一文指出，司马懿的智谋和他谨慎的性格密不可分[51]。除此之外，司马懿的多疑中也蕴含着智慧的成分。
司马懿智取街亭中描写了司马懿与其子司马昭的对话，言语之中透露着司马懿的多疑。
却说司马懿在城中，令次子司马昭去探前路，又令先锋张 引马步军前去哨探，若街亭有兵守御，即按兵不行。小卒依令探了一遍，回说街亭有军守把，皆屯于山上。司马昭回见父曰：“街亭有兵守把。”懿叹曰：“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笑曰：“父亲何故自堕志气耶？愚男料街亭易取。”懿问曰：“汝安敢出此言也？”昭曰：“男与小卒亲自哨见，当道并无寨栅，路傍有一军，皆屯于山上，故知可破也。”懿大喜曰：“若兵果在山上，乃天意使吾成功矣！”遂更换衣服，引十余骑，自来视之。
司马懿从司马昭以及哨兵之口得知街亭早有蜀军把守时，深深佩服诸葛亮已预作准备，慨叹自己谋略不及孔明。然而，司马昭的一句话却让司马懿心中起疑，非要亲自前去查看。司马昭自幼熟读兵书，虽然战场经验不足，但也是深谙用兵之道。司马昭嘲笑父亲“自堕志气”，一口认定“街亭易取”，司马懿心中泛起疑惑。从司马懿的角度来考虑，诸葛亮善于用兵，自己智谋远不能及，街亭既有重兵把守，又怎么会“易取”呢？当他得知马谡没有沿路安营，将大军屯于山上之时，虽“大喜”，但仍不放心，“引十余骑，自来视之”。司马懿的这种多疑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很多见，这种多疑是面对强大对手时谨慎小心的表现，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智慧。书中对于司马懿语言的描写，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再比如：

懿曰：蜀兵千里而来，利在速战；今来此不战，必有谋也。
懿曰：“孔明必有大谋也，不可轻动。
真便要从陈仓道进发。懿曰：“不可轻进。
懿曰：“吾料孔明必不走也，且坚守寨栅，不可轻进。”
懿曰：“孔明诡计极多，倘有一失，丧我军之锐气也。决不可轻进。” 曰：“不劳都督亲去，某乞一军以追之，败则当正军法。”懿曰：“既众将要去，可分兵两枝：汝引一枝先去，在前奋力死战；吾在后应之，以防伏兵。此乃首尾相应之计也。汝明日先引兵到半途住扎，后日交战，使兵力不乏。”
“不可轻进”似乎成了司马懿的口头禅，在与诸葛亮的对垒中，多次出现。这种多疑使得司马懿面对智谋在自己之上的诸葛亮时可以保存实力，但有时也会被对手利用，贻误战机。诸葛亮智退司马懿一章中写道：
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风拥而来。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儿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讫，只有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般声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遂传令，教“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华阳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马昭笑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太持疑而退兵也？”懿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可宜速退。”
孔明摆出空城计，迎接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司马懿以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便速令退军。司马懿认为诸葛亮平生谨慎，实际上司马懿自己却更谨慎，率领数十万之众而心疑诸葛亮有伏兵，最终贻误战机。
司马懿的这种多疑虽然可能会贻误战机，但相比于袁绍和曹操，司马懿的多疑则显得高明了许多。

袁绍的多疑主要表现在“好谋而不决”。袁绍手下谋士众多，谋略出众，然而最终在官渡之战中败于曹操，正是由于他的多疑。陈寿在《三国志董二袁刘传第六》中这样评价袁绍：
“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於羽远矣！”[52]
如同陈寿所说的那样，袁绍“好谋无决”。“好谋无决”实际上是一种迟疑，在东汉末年的乱世时代，时机总是稍纵即逝。裴松之注引的《献帝传》中记载：
沮授说绍云："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悦，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绍弗能用。[53]
沮授劝袁绍“迎大驾，安宫邺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利，袁绍本来打算迎接天子，但听了郭图和淳于琼的说法后，又犹豫不决，不能决断。沮授再次劝袁绍“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袁绍最终还是没有采纳。等到曹操将天子挟持，袁绍后悔不及。这一段文字将袁绍的多疑表现得淋漓尽致。袁绍好谋无决，这一点比不上曹操，也比不上司马懿，所以袁绍会最终失败。

2．心胸宽广，顾全大局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是说一个人心胸宽广，待人宽厚。司马懿从一个文职做起，最后到了太傅之职，这与其宽广的胸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司马懿在处理与同僚的关系时处理的十分恰当，顾全大局。
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司马懿的智谋显然不如诸葛亮，但与其他人相比，司马懿的智谋则高出一大截。曹真在对蜀作战中经常被诸葛亮打败，司马懿此时尚未领兵出征，“以防东吴陆逊尔”。针对曹真屡战屡败情况，司马懿借曹睿之口向曹真献计：“陛下可速令人叮咛告戒子丹，凡追赶蜀兵，观其虚实，不可轻入重地，以中诸葛亮之奸计”。曹睿深知司马懿的用意，便派使者告诫曹真“切不可战，务在谨守；只待蜀兵退去，方许击之”。然而朝臣之间互相猜忌争功十分常见，司马懿怕曹真知道是自己的谋略心生猜忌而误事，又叮嘱使者“吾以此功让与子丹；汝见子丹，休言是吾所陈之意，只道天子降诏，教保守为上。追赶之人，大要仔细，勿遣性急气躁者追之。”司马懿的这种做法可谓是高风亮节，既保存了曹真的颜面，使其能安心御敌，又顾全大局，自己可以抽身严防陆逊来犯。
曹真和司马懿率军伐蜀，遭遇一个多月的大雨，被迫退军。针对蜀军是否会再出祁山的问题，曹真和司马懿发生了分歧。《诸葛亮四出祁山》一章中写道：

却说曹真、司马懿二人在后监督人马，令一军入陈仓古道探视，回报说蜀兵不来。又行了旬日，后面埋伏众将皆回，说蜀兵全无音耗。真曰：“连绵秋雨，栈道断绝，蜀人岂知吾等退军耶？”懿曰：“蜀兵随后出矣。”真曰：“何以知之？”懿曰：“连日晴明，蜀兵不赶者，料吾有伏兵也，故纵我兵远去，待过尽入关时，却夺祁山矣。”真不信。懿又曰：“子丹如何不信？吾观孔明必从两谷而来。吾与子丹各守一谷口，十日为期。若无蜀兵来，我面涂红粉，身穿女衣，来营中伏罪。”真曰：“若有蜀兵来，我愿将天子所赐玉带一条、御马一匹与你。”即分兵两路：真引兵屯于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军屯于祁山之东箕谷口。
司马懿认为蜀兵必出祁山，只不过忌惮伏兵，只待伏兵过去，会再出祁山。曹真不信，司马懿为了时曹真信服，以打赌的方式让曹真屯兵斜谷，自己屯兵箕谷，以十日为限，看蜀兵是否回来。司马懿这样做无非是让曹真重视蜀军，不可大意。事情的发展也如同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曹真轻敌中了诸葛亮的计谋：
忽有人告曰：“某乃司马都督心腹人。今都督用埋伏计，杀了蜀兵四千五百首级。上告都督，休将赌赛为念，务要用意提备。”真曰：“吾这里并无一个蜀兵。”……比及到寨，人报背后两把火起。真急回寨后看时，关兴、廖化、吴班、吴懿四将，挥示蜀军就营前杀将进来；马岱、王平从后面杀来；马忠、张翼亦引兵杀到。魏军措手不及，各自逃生，那有一人肯抵。……真急奔走之间，忽然喊声大震，一彪军杀到。真胆战心惊，近前视之，乃司马懿也。
司马懿得知曹真说并无蜀兵之时，料定曹真已经中计，率军前去接应，曹真的军队已经兵败，司马懿好言宽慰：“切莫言赌赛之事，只同心报国”，令曹真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