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司马懿，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托
孤重臣的形象，这主要体现在陈寿的《三国志》

中，他多谋善断，善晓兵机，对于人才的任用
和提拔颇有独到之处。而且他很注重结交元老重
臣，这对于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起着至关重用的
作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司马懿形象最接近历
史真实的司马懿。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其
主要目的是“增广异闻”，对于陈寿所没有记载
的都加以补充说明，这使得我们更容易看清事件
的全貌。其中对于司马懿军事才能的描写尤为
突出。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司马懿的形象主要体
现在官修史书《晋书》之中，《晋书》为我们展
现的司马懿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此时期的司马
懿形象较之于前一时期，政治军事才能都进一步
加强，尤其是他的军事才能被夸大，料事如神，
算无遗策，这与《晋书》编纂者不严谨的治史态
度有很大关系。此时期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司
马懿的负面形象开始出现，其主要表现就是曹魏
集团的反叛者形象。宋元时期，司马懿的形象得
到进一步发展。在《资治通鉴》中，司马懿的善
于隐忍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象特点之一，军事
才能则被弱化，对蜀作战中出现了一些战略上的
失误，但依然难掩其军事家的光芒。深受“帝蜀
寇魏”思想影响的《三国志平话》，将司马懿描
绘成一个智谋不高的陪衬者的形象，其主要是为
了突出诸葛亮的才智而存在。明清时期，司马懿
的形象主要体现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以及毛宗岗评论修改的《三国演义》中，智谋出
众成为司马懿形象的主要特点，圆滑世故、狡诈

阴险的反叛者形象也进一步加强。本文是从历史
的纵向来把握司马懿形象的流变过程，从另一个
方面也可以把握千百年来人们的审美观念的变化。

引 言
司马懿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塑造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历史上的司马懿是一个富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多谋善断，知人善任，善晓兵机，辅政平乱，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表现出卓越的才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毛评本《三国演义》中，司马懿则被塑造成一个心怀异志，奸诈多疑，“东智而西愚”“前忠而后乱”的矛盾形象。相比于“长厚而似伪”[1]的刘备、“多智而近妖”[2]的诸葛亮，司马懿则更具有研究价值。本文是从历史的纵向来把握司马懿形象的流变过程，发掘司马懿形象发生流变的原因，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把握千百年来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司马懿的形象散见于史书和小说中，最主要的就是《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当然，一些诗歌和话本中也存在对司马懿的描写，这对于丰富司马懿的形象有重要作用。司马懿形象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司马懿的形象主要体现在陈寿的《三国志》中，这一时期的司马懿政治军事才能出众。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丰富了司马懿的形象，突出了其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隋唐五代时期，房玄龄等人编撰的《晋书》，呈现出一个近乎完美的司马懿形象，与前一时期的司马懿形象相比，政治军事才能都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他的军事才能被无限放大。唐代小说中则出现了司马懿作为“反叛者”的负面形象。宋元时期，司马懿形象进一步发展，司马懿善于隐忍的特性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形象特点之一，军事才能审美观念的变化。司马懿的形象散见于史书和小说中，最主要的就是《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当然，一些诗歌和话本中也存在对司马懿的描写，这对于丰富司马懿的形象有重要作用。司马懿形象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司马懿的形象主要体现在陈寿的《三国志》中，这一时期的司马懿政治军事才能出众。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丰富了司马懿的形象，突出了其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隋唐五代时期，房玄龄等人编撰的《晋书》，呈现出一个近乎完美的司马懿形象，与前一时期的司马懿形象相比，政治军事才能都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他的军事才能被无限放大。唐代小说中则出现了司马懿作为“反叛者”的负面形象。宋元时期，司马懿形象进一步发展，司马懿善于隐忍的特性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形象特点之一，军事才能在这一时期被弱化，逐渐发展为一个智谋不高的陪衬者的形象。明清时期，《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及毛宗岗父子评改的《三国演义》，肯定了司马懿的政治军事才能的同时，其反叛者的负面形象也进一步加强。不同时期的作品所展现的司马懿的形象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差异，因此，研究司马懿形象的流变很有意义。

学界对于司马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历史形象司马懿
第一个方面是从司马懿与曹魏政权关系的角度分析司马懿的忠奸善恶，探寻司马懿对曹魏政权的态度由效忠到反叛的变化原因。王晓毅的《司马懿与曹魏政治》（文史哲1998年第6期）文章称司马懿早年虽然“伏膺儒教”，但是12年的幕僚生涯让其逐渐转变为魏晋禅代的策划者。这种变化正是由于司马懿由早期单纯的儒术信奉者逐渐走向儒术与明法相结合的道路。《司马懿与曹魏的忠信恩仇》（领导科学 2013年第16期）一文从三个部分、两个方向论述了司马懿与曹魏政权的关系，首先司马懿对曹魏政权，兢兢业业，逐渐获得信任；其次曹魏对司马懿，信任和重用的同时仍然包含着猜忌的成分；最后是司马懿对曹魏的反叛。文章中比较有价值的观点在于司马懿的“攻心为上”论。

文章指出司马懿发动政变后，在给齐王曹芳的奏章中称自己身为托孤重臣，又奉太后之诏，以春秋之大义诛皇室之不贤，言辞恳切，有理有据。不仅给政变披上合法的外衣，更击破了曹爽的心理防线。与此文章有类似观点的还有付开镜的《司马懿的恩仇观及其复仇行动》（淮北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第6期）等等。

第二个方面是围绕高平陵政变探究司马懿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如钟思远的《司马懿戮士与魏晋易代政治之缘起——对“高平陵政变”前后司马懿政治心理的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14第3期）一文以高平陵政变为切入点，分析了司马懿在政变前后的心理特征，并结合史实分析了司马懿的个体性格与其政治作风的关系。孙承栋的《高平陵政变研究》通过对司马懿集团与曹爽集团的对比分析，彰显司马懿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的才能，最终在与曹爽的较量中取得胜利。还有朱子彦的《曹魏政权内两大政治集团的产生与竞争》（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杨晓东的《司马懿崛起之路试析》（理论月刊2009年第2期），也都围绕高平陵政变对司马懿进行了分析。

第三个方面是研究司马懿的成功之道。关于司马懿的成功之道的文章，主要有杨晓东的《司马懿崛起之路试析》（理论月刊2009年第2期）和傅鹏的《司马懿务实之精要》（领导文萃1996年第2期）。前者论述了司马懿凭借自身谋略和军事才能“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最终走向成功。后者则从“适”“智”“谨”“勇”“谦”五个方面来论述司马懿的务实精神。司马懿的管理才能也很出众，关于这一点学界也有所涉及，赵玉平的《跟司马懿学管理》一书分析了司马懿在处理人生的众多事件所体现的管理才能，该书以司马懿的人生经历为事例诠释如何做好骨干、处理竞争矛盾，如何把握机遇，应对突发状况等管理者应具备的才能。

二、文学形象司马懿
首先是关于司马懿的形象研究。关于司马懿的形象研究是当今学界关注的重点，在形象研究中，又以对司马懿的谋略才能的分析为重点。有的认为司马懿文韬武略，兼具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一个智者的形象。持有这种观点的占大多数，专著如秦涛的《老谋子司马懿》（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李浩白的《天才权谋家——司马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柳春藩的《正说司马懿》（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这些书都对司马懿的谋略才能进行了分析。论文主要有崔积宝的《论〈三国演义〉中司马懿的谋略特色》（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该文以《三国演义》为根据，从军事和政治、战术和战略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司马懿的谋略特色，其中比较有价值的观点在于将司马懿的谋略特征概括为“乘时”。再如杜云的《论智者司马懿》（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该文论述了作为政治家的司马懿善于隐忍，“韬晦诛曹爽”，作为军事家的司马懿“克日擒孟达”“百日平辽东”，以此来显示其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毛元佑的《兵动若神，谋无再计——三国著名将领司马懿》（领导科学2007年第4期）、李文君的《〈三国演义〉司马懿论》（文学教育2011第6期）等等。有的认为司马懿生性多疑，缺乏决断，如王姝的《曹操与司马懿“多疑”性格比较》，该文从“疑中见智”“疑中有异”“犯而能改”三个角度对曹操、司马懿的多疑性格进行了阐述。还有的认为司马懿善于隐忍，如于涛的《一种解释：司马懿的“不欲屈节”》一文认为司马懿“不欲屈节”正是源于其隐忍的性格，再如李邦云的《司马懿的韬晦术》一文则认为司马懿韬光养晦，善于隐忍，从而诛灭曹爽。持有类似观点还有黄晓阳的《诸葛亮、司马懿的隐仕人生意义辨析》等等。

其次是关于司马懿的对比研究。这是司马懿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学界常常把他和三国时期的其他人物作对比，这其中以诸葛亮居多，还有曹操、曹爽、周瑜、陆逊、桓温、石勒等。如王莹雪《才较仲达胜一筹，业比司马输三分——从诸葛亮与司马懿形象比较窥探蜀汉命运》（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一文以《三国演义》为蓝本，认为诸葛亮虽然在智谋上胜过司马懿，但是由于他的性格上的缺陷以及缺乏家族势力的支撑，最终导致他没能成就一番大业。曾良、陈让先的《诸葛亮、周瑜、司马懿与君主的关系及其才智的发挥》一文分析了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周瑜与孙氏兄弟、司马懿与曹氏四代的三组君臣关系，认为人臣才智的发挥取决于君臣遇合的和谐关系。章早晨的《〈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中司马懿形象比较》一文在比较三部书中司马懿形象差异的同时，还将三部书中对司马懿与周瑜、陆逊的描写进行对比分析。还有李国文的《司马懿谋略略胜孔明》（领导文萃2007年第11期）、毕丘生、宋萌萌的《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等等。

还有司马懿的思想研究。关于司马懿的思想研究论文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马敏学的《司马懿与道德经》，该文从政治、军事、道德修养三个方面论述司马懿的一系列的行为深受《道德经》的影响。王晓毅的《司马懿与曹魏政治》则认为司马懿的思想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少年时期的司马懿比较接受儒家的思想，这与其屡次拒绝曹操征召有关。进入曹操幕府后，司马懿则由儒生向黄老明法派转化。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司马懿形象的流变轨迹。人们对于三国人物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刘备、曹操、诸葛亮等几个人物身上，对于司马懿的关注明显不够，即使有所关注，也往往得之于《三国演义》，然而《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与史传中所记载的相去甚远。通过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研究司马懿的流变，不仅可以对司马懿的形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还可以了解历代人民对司马懿的不同的看法，对于探索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司马懿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司马懿的形象主要散见于陈寿的《三国志》中，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往往援引同时期的野史笔记，这其中也有对司马懿形象的记载，但与《三国志》相比已有所不同。在《三国志》中，司马懿是一个富有雄才大略的人物，多谋善断，知人善任。裴注中的司马懿形象有所加强，尤其突出了司马懿的军事指挥才能。
（一）陈寿《三国志》中的司马懿形象
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司马懿富有雄才大略，具有出众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在政治上，司马懿两次作为托孤重臣，勤心辅政，多次平定地方叛乱；在军事上，司马懿长于谋划，通晓兵机，思虑缜密且善于决断。此外，司马懿还重视对人才的提拔和任用，注重结交德高望重的大臣，搞好同僚关系。

1．托孤重臣，辅政平乱
司马懿作为一个政治家，其卓越的政治才能是不可忽视的。在曹魏政权（公元220——公元226）存在的40多年里，司马懿曾两度作为托孤重臣，辅佐新皇帝处理政事。《文帝纪》和《明帝纪》都有明确记载：
夏五月丙辰，帝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遣后宫淑媛、昭仪已下归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3]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宣王顿首流涕。[4]
黄初七年夏五月，文帝病危，司马懿以抚军将军的身份与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一起被任命为辅政大臣，辅佐年幼的新皇帝。另一次则是在景初三年，明帝病危，司马懿再次作为辅政大臣辅佐新皇帝。此时的魏朝元老以及功勋战将都已故去，只有曹真之子曹爽以皇室宗亲的身份一起辅政。观察这两次托孤不难发现，皇帝在托孤大臣的选择上是很讲究的。首先，托孤大臣不是由一个人担当，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掌权者的独断专行。其次，在托孤大臣的选择上，曹氏亲族与异性功臣各占一半，有利于权利的相互制约。
由上文可以看出，司马懿担任辅政大臣，是在曹丕去世之后。曹睿即位后，曹魏政权的现状是内忧外患，政局不稳。“内忧”的是本国的叛乱威胁国家统治，“外患”的是吴蜀的进攻。在司马懿两次担任辅政大臣的时间里，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阻止并消灭本国境内的叛乱。另一方面是针对吴蜀的军事行动，采取应对措施，击退敌人的进攻。
曹丕去世后，曹魏政权内部发生了多次叛乱，主要的叛乱有两次，一次是孟达的反叛，一次是辽东公孙渊的反叛。在这两次平叛过程中，司马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曹魏政权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到司马懿的功绩，首先想到的就是“克日擒孟达”和“百日平辽东”。除了这两次为人所熟知的叛乱外，其他一些小规模的叛乱，司马懿或率军平叛，或遣将追讨，都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