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再来看《战国策·魏策一》中载吴起的话，其中的天门、天溪、庐睾是指哪些地方，各家所释都出于推断和臆测，至今也不能明确，这里也不好瞎猜。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也记录了吴起的这段话，就好明白多了：“起对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河、济即黄河和古济水，泰华即西岳华山，伊阙又名龙门，在河南洛阳南，羊肠即羊肠阪，在山西晋城县南。吴起说的这个地区，显然指的就是成周洛邑；《战国策》所在虽有三个地名不详所在，但说“伊、洛出其南”，结合《史记》所载，可知也是指洛邑。吴起的这个说法的根据何在？很明显，他这是看了《度邑》中武王的话，把其中的“有夏”错误的理解成了殷商前的“有夏”了——吴起是最早把《度邑》中的“有夏”理解错了的人。
据《吕氏春秋·当染》，吴起学于曾子，《史记·儒林列传》又载吴起受业于子夏，曾子、子夏都是孔子的弟子，是儒学大师，可吴起又写了兵法书《吴起》四十八篇（见《汉书·艺文志》，已佚），还是《春秋》的传人（见《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序》引刘向《别录》），所以郭沫若认为吴起既是儒，又是兵法家，同时还是一位史家［4］。《度邑》是《逸周书》中的一篇，杨宽认为它是战国时代兵家所编辑的著作［5］。这部书在吴起的时代已经流传于世，《左传》中已引用其文句，称“《周书》曰”。而其中的《度邑》作为一篇真《周书》，也有可能被选入儒家经典的《尚书》，同时它还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因此，吴起无论是从兵家的角度还是从儒家、史家的角度，都有可能看到这篇《度邑》，应非臆断。
吴起认为洛邑地区就是武王所说的“有夏之居”，这本来是不错的，可他把这个“有夏”理解成了殷商以前的夏，因而把成周洛邑的地理位置描绘了一番，安在夏桀身上，那便是大错特错了。吴起的这个错误既被载入《战国策》，又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因此影响很大，对后人认识夏代疆域及国都的位置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于西汉中叶的《书序》，它在《五子之歌序》中说：“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这是作者看了《度邑》和吴起的话，相信洛邑之地原是殷商以前的有夏之居，又因为古史中有太康和桀共用一都的说法（如《竹书纪年》），所以才这样写。伪古文《五子之歌》说：“（太康）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这更是根据《左传·襄公四年》所载“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及《书序》的说法编造出来的，难以据信。

三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国语·周语上》伯阳父的那句话。
首先要肯定的是这句话确是可信的古史记载，但用它来证明夏都在伊、洛附近便用的不是地方，因为“伊、洛竭而夏亡”只是商人的一个观察结果而已。
商汤灭夏之时，正逢商国内大旱，旱情极为严重且历时很长，《说苑君道》曰：“汤之时，大旱七年，雒（洛）圻（伊）川竭，煎沙烂石”，说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在这种旱情严重的情况下，汤犹发兵灭夏，《吕氏春秋·慎大》说“商涸旱，汤犹发师”，因此引起了国人的不满，《书·汤誓》载汤指责众人说：“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这是因为商之众人认为当前抗旱救灾、保证庄稼的收成（即穑事）是最重要的，“舍我穑事而割正夏”是错误的行为，但汤不听，结果发师灭夏成功。灭夏之后，商的旱情仍然没有终止，后来逼得汤没有办法，只好自己“以身为牲”去祈雨（见《太平御览》卷八七九引《尸子》、《尚书大传·汤誓》等书），若非老天开眼下了雨，差点被烧死。
由这些记载可以明确的知道，“伊、洛竭”是由于“商涸旱”造成的，说明当时洛、伊二水是在商国的地盘上，所以《说苑》用“洛、伊川竭”来描绘商国大旱的严重。二水枯竭为商人所见，也就在此时商汤灭夏，故传下来这么一句“伊、洛竭而夏亡”的话，它不仅不能证明伊、洛地区是夏人之居，反而恰好说明这里是商人之居。所以，用这句话来证明夏人原居于伊、洛地区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古史传说中。夏人确实与洛水有很大关系，不过夏人所说的洛水并非是周以后所说的洛水，而应当是今天的瀰河，瀰河古亦有洛水之名，至今其河南有洛城乡，其河北有北洛镇，皆是古地名之遗存，亦是古瀰河名洛之明证。瀰河与太康、羿、桀之都斟鄩相近，故夏人之事迹多与洛水有关，而非是今天所说的洛水也。

四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禹都阳城或阳翟说”的文献依据。
《竹书纪年》：“禹都阳城。”
《世本·居篇》：“禹都阳城，在大梁之南。”
《史记·夏本纪》：“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
《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史记·周本纪》《集解》引作“禹都阳城，伊洛所近。”）
笔者认为“禹居阳城说”既见于《竹书纪年》，应该世可信的古史记载，但它没说夏代的阳城是在什么地方。最早说阳城实在今河南的，就是作于秦末汉初的《世本》，后来的诸家之说应该都是本此。现在一般认为阳城在今天河南省登封县东南30里的告成镇。
“禹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县）说”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其于《颍川·阳翟》下注云：“夏禹国。”但后来诸家之说就有分歧，或是或否，应劭曰：“夏禹都也。”而臣瓒不同意，他说：“《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曰居之，不居阳翟也。”颜师古则认为：“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也。”又《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集解》引徐广曰：“禹居阳翟也。”而张守节大约看了《竹书纪年》、《世本》和臣瓒的话，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就在《正义》中调和说：“禹居阳城，颍川南阳，皆夏地也。”其实，这些理解均误，《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夏人”是指周人，并不是商以前的夏人，因为颍川南阳是周代诸夏的聚居地，故曰“夏人之居”，周人自称曰“夏”也，此与商以前的夏人毫不相干。
那么，把河南的阳城和阳翟说成是禹（夏）都的根据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项材料可以给我们启示：
1、《水经注·颍水》：“颍水自堣东经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故武王之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营洛邑（宁按：此乃隐括《度邑》之文）。徐广曰：‘河南阳城、阳翟，则夏地也。’”
2、《史记·周本纪》：“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昜）毋固，其有夏之居。”（宁按：此亦《度邑》之文）。《集解》：“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索隐》：“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险固，是有夏之旧居。”《正义》：“自禹至太康与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则居阳城为禹避商均时之都也。《帝王世纪》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阳翟是。’”
看了这两项资料便可明白，“禹都阳城和阳翟说”的根据，仍然是《度邑》！我们看看这些古人，哪一个不是把《度邑》中的“有夏”当成了商以前的有夏？正因为如此，他们坚信禹（夏）之°必定在河南的伊、洛地区。但为什么又出现了阳城和阳翟两种说法呢？其实，问题就出在《度邑》中武王所说的“居阳无固”上。前面说过，古史中确有禹都阳城的记载，可没说明是在哪里。唯《度邑》中武王说“有夏之居”的伊、洛地区“居阳无固”，于是古人就把其中的“阳”理解成“居于阳”了，也就是把“阳”理解成了古史中的地名，而伊、洛附近恰有两个带“阳”字的地名，一个是阳城，一个是阳翟，而且都和武王所说的“有夏之居”的位置相近，于是在附会时便产生了分歧，有说在阳城的，有说在阳翟的，其实不过都是臆断，因为他们都拿不出确切的证据来证明“阳”到底是阳城还是阳翟，否则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歧异。这两种说法，至少在汉代就同时存在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竹书纪年》，可《世本》里明明白白地写着“禹都阳城”，而《汉书·地理志》里还是要写阳翟是“夏禹国”，因为当时就有这种说法。汉代人都无法抉择，当然后来的人要辨别就更不容易了。徐广、张守节也觉得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于是就从中打马虎眼，调和二说，何尝有真凭实据？！
《世本》认为是在阳城，这大概是比较早的一种说法，因为《竹书纪年》里也这么说，特别是《竹书纪年》再现于世之后，这种说法成了影响较大的一种。由于阳城在大梁（今开封市西北）之西南方，故《世本》说它“在大梁之南”了；《度邑》中又有“无远天室”的话，天室即崇高山（今河南嵩山），所以韦昭就说“崇高所近”了；武王又说“宛瞻于伊、洛”，吴起也说过“伊、洛出其南”，所以韦昭又说“伊、洛所近”了。以上的这些说法，后来附会的痕迹十分明显，实在是经不住推敲的。
其实，《度邑》中的“有夏”即非商以前的有夏，其中“居阳无固”的“阳”也不是指阳城。“阳”当从《说文》训“高明也”，指高燥朗亮之地。盖古人择居地，高燥明朗之地为善地，卑湿阴暗之地为恶地，武王认为伊洛地区高燥明朗而且地势险固，是个好地方，因此才说“其有夏之居”，即我周人之居，并在此营建了成周洛邑，此与禹都阳城之事并无关系。因此，河南的阳城和阳翟为禹都或夏人之居的说法，根本就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那些所谓的文献都不是真正的古史记载，而是后人在对《度邑》误解的基础上逐步附会演绎出来的。
近年来，据一些学者研究，禹所居的阳城实际上就是春秋时还存在的阳国的故城，在今山东省青州东南，后来齐逼迁之于今沂水县西南，其地一直有阳都城，并非在河南也。［5］

五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关于“夏后启有钧台之享”的说法。
《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
《水经注·颍水》：“（嵎水）东经三封山东，东南历大陵西连山，亦曰启筮亭。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钧台也。《春秋左传》曰：‘夏启有钧台之享’是也，杜预曰：‘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按：“……连山，亦曰启筮亭。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孙诒让校订为“《连山易》曰：‘启筮享神于大陵之上’”，见《札迻》卷三，或是也。）
首先说“夏启有钧台之享”的说法确系古传，是可信的，关键是钧台的位置，杜预、郦道元认为钧台在今河南的禹县（即古之阳翟）。可是古易书《归藏》却有不同的说法：
1、昔者夏后启享神于晋之虚，作为璿台，于水之阳。——《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
2、夏后启筮享神于晋之灵台，作璿台。——《太平御览》卷一七七
3、昔者夏后启筮享神于大陵而上钧台，枚占皋陶曰：“不吉。”——《太平御览》卷八二
这是记载了夏后启两次享神的地点，一在晋之虚，在那里作了一个璿台；一在大陵，钧台就在大陵之上。
晋之虚一般认为在今山西省翼城西，传言为尧之封国唐的故墟，故成王封弟叔虞于晋而号唐叔虞。《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杨向奎由此认为“晋地即大夏，亦即夏虚也。”［3］王国维、杨向奎、程德祺诸先生认为夏民族本起源于东方，所谓“东方”是指以今山东省为中心及其周边地区，后来河北、陕西、山西乃至甘肃、四川等地有了夏人的遗迹，那是夏朝灭亡后，一些夏朝的方国氏族迁徙过去的，是一种“后夏文化”［6］［7］［8］。故夏代的晋之虚不当在山西，而当在今山东省境内。
春秋之时，今山东境内的鲁国仍有地名曰鄑，《左传·庄公十一年》：“公败宋师于鄑”，杜预注：“鲁地”。《说文》：“鄑，宋鲁间地。”在今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在其东约50里处的兖州地古亦称负夏，其地有大丘曰夏丘，后亦写作瑕丘。此夏丘当即最古老的夏虚，亦即夏代的晋之虚。盖夏代时的晋国曾在此附近，而夏都一度曾建于此，故此地即曰晋之虚，又称大夏或夏丘也。夏后启享神于此，做了一个璿台，于水之阳，水当即古泗水，水北为阳，夏丘正在泗水之北也。夏亡后，晋也西迁至山西，仍名曰晋，而其故地则加邑部为地名矣。
大陵当即大陆，原为夏王朝疆域西南部的一座大山，夏人西迁后，用之名泽薮，《尔雅·释地》：“晋有大陆”是也。《说文》：“陆，高平地。”《山海经·海外西经》作“大乐之野”，又作“大遗之野”，其《大荒西经》作“大（一作天）穆之野”。
《海外西经》云：“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
《大荒西经》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启）上三嫔（宾）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开（启）焉得始歌《九招》。”
此陵、陆、乐古音皆来母字，双声音近；遗古音为余母字，与来母为准双声，音亦相近；陆、穆音同觉部，叠韵音近。故大陵、大陆、大乐、大遗、大穆其实一也。《大荒西经》言“大穆之野高二千仞”，古以八尺为仞，二千仞约为一万六千尺，约合十里强，可见此是一座高峻而顶平的大山，故可曰陆、曰野也。此即崮类山，地理学上又称为方山，夏后启享神的钧台即筑于其上。可是在河南禹县一带，哪里有这样高大的方山？《水经注·颍水》所言的大陵只不过是一座小山丘陵而已，钧台陂之情形更是与古记不符，这明显是出于古人的附会，因为按照古人的想法，禹（夏）都阳翟，启也应都阳翟，那么启享神的大陵钧台也必然要在阳翟附近，所以才在阳翟附近找了个地名附会上去，其实夏人从未居过河南，禹也根本不曾都过阳翟，启又何曾享神于此呢？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大穆之野在“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但是这句话明显被篡改过了，因为据《海内西经》说：“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又说：“赤水出（昆仑）东南隅，以行其东北（此五字乃别处文字误兑于此者，《淮南子·地形训》用此文无之，是其证），西南流注南海、厌火东。”由此可知，流沙是一条河流，先是西流，又向南流经昆仑之虚，又向西南流入海；赤水则是发源于昆仑东南隅，又向西南流的河流。由此，赤水只能是在流沙之东，二者有一段基本是平行而流，那么大穆之野在赤水之南，决不可能再到流沙之西；同理，在流沙之西也决不可能在赤水之南。因此其原文当是“赤水之西，流沙之南（或东）”。据何幼琦研究，赤水即沂水（沂河），流沙即泗水（泗河）［9］，在沂水之西、泗水之东的鲁西南地区以多山著称，其山中有许多是高峻的崮类山，沂蒙山区素有“七十二崮”之说，较有名者如孟良崮、五王崮、抱犊崮等等，皆山势高峻而山顶平整宽阔，如抱犊崮，原名君山，《峄县志》卷五云：“君山，……一曰抱犊崮，山顶有平田数顷，昔有隐者王老，抱犊耕种其上，后仙去，因得此名。又《齐乘》：‘高九里，周四十五里，汉曰楼山，魏曰仙台山’。”其情形与大穆之野颇似。因此，大陵（大乐之野、大穆之野）当是在今鲁西南一带的某一座崮类大山，只是目前不能确定是哪一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夏后启享神的大陵钧台不在河南禹县，那里的大陵钧台纯系后人的附会，与古记并不相合，因而不可信。

六
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太康、羿、桀都鄩邑说，现在学界把偃师二里头遗址当成夏文化来研究，主要原因就是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都斟鄩，因此这个问题相当重要。
实际上，虽然自秦汉以降说夏人居于河南的不少，但在《竹书纪年》没出土之前，还没有人说夏都斟鄩实在河南巩（旧作鞏）县的鄩邑的，如《说文》说鄩是“周邑”，《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郊、鄩溃”，杜预注：“河南巩县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都不言是斟鄩。杜预《春秋左传注》、应劭《汉书注》等都认为夏都斟鄩就是今山东潍坊的斟城，看法很一致。但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或曰太康元年或二年，即公元280年或281年）《竹书纪年》的出土，给史学界带来了大量翔实宝贵的史料的同时，问题也就跟着来了。
最早把夏都斟鄩说成在河南的，是晋代的薛瓒（或以为于瓒或傅瓒，古书多称为臣瓒）的《汉书集注》。《汉书·地理志上·北海郡·平寿》下应劭注曰：“故斟鄩，禹后，今斟城是也。”其地在今潍坊市西南50里（一说在潍坊市东清池镇冶浑村，汉代于此置斟县）。可薛瓒不同意，他说：“斟鄩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书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所居为近洛也。又吴起对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河南城为值之。又《周书·度邑篇》曰：‘武王问太公曰：吾将因有夏之居，南望过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
薛瓒的观点很明确，《汲郡古文》（即《竹书纪年》）说斟鄩是夏王之都，而《尚书序》、吴起和《度邑》都说夏人本居于伊、洛地区，那么斟鄩自然应该是在河南。他不仅理解错了《度邑》中的“有夏”，而且相信了吴起和《书序》的话，因而他的说法表面上看根据很充分，可实际上没有一个靠得住，从根本上就错了。
郦道元在《水经注·巨洋水》中对薛瓒的说法做了辨析，他说：“余考瓒所据，今河南有寻（鄩）地，卫国有观土。《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皇甫谧曰卫地。又云：‘夏相徙帝丘，依同姓之诸侯于斟寻氏’，即《汲冢书》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寻，明斟寻非一居矣。……是盖寓其居而生其称，宅其地而表其邑，纵遗文沿褫，亭郭有传，未可以彼有观目谓专此为非，舍此寻（鄩）名而专彼为是。以土推传，应氏之据亦可按矣。”
郦道元指出薛瓒说的斟鄩可能就是指河南巩县的鄩邑，但他不同意这个说法，其理由是从地名的沿褫上来看，应劭的斟城为斟鄩说是自古就有的，推传之迹斑斑可按，而薛瓒的说法是“创新”，虽然他引了一些古材料为证，可在此之前还没有说鄩邑就是夏都斟鄩的，因而他倾向于应劭的说法。明显的证据就是他在注《洛水》的鄩中、南鄩（上鄩）和鄩水时，只引了京相璠曰：“今巩洛渡北有鄩谷水，东入洛，谓之下鄩，故有上鄩、下鄩之名，亦谓之北鄩，于是有南鄩、北鄩之称矣。又有鄩城，盖周大夫鄩肸之旧邑。”对于夏都斟鄩的事情只字未提，可见郦道元对薛瓒的说法根本就不相信。
另外，《后汉书·郡国志一》云：“雒阳，周时号成周。……河南，周公时所城雒邑也，春秋时谓之王城。……巩，有寻谷水。”刘昭注：“巩伯国，《左传》曰：‘商汤有景亳之命。’”也是没提夏都斟鄩的事情，可见刘昭也不采信河南鄩邑是夏都斟鄩的说法。
不过，薛瓒在文中并没有明确地说斟鄩就是鄩邑（鄩城），把这个说法明确下来的，是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他在《夏本纪正义》中先引用了臣瓒的那段话，然后说：“《括地志》云：‘古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他大约是看过郦道元在《水经注》里的辨析，而且前人也鲜有持此论者，因而说这话的时候底气不足，不敢十分肯定，故用了个“盖”字，就是盖然之辞，但后人不加考察，把这些都一一承认下来，于是河南巩县的鄩城就是桀都斟鄩的说法便这样“三人成虎”地确定下来了。后来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遗址被发掘出来，学界便自然而然地把它和夏都斟鄩相联系，一唱百和，于是二里头为夏都的说法也被肯定了下来，可是谁也没有去仔细考察一下其文献依据的可信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凡是持河南巩县鄩邑或偃师二里头为夏都斟鄩说的，基本上都是引《度邑》、吴起说、《书序》来做最古的证据材料，然后便是薛瓒和张守节的话，其他证据便更后了，甚至还有引今本《竹书纪年》做证据的，这本书本身的问题就有很大争议，就更难以据信。穷本究源，都是因为吴起首先误解了《度邑》中的有“有夏”，把洛邑的地理位置当成了有夏之居安在了夏桀身上造成的，此后便以讹传讹，积重难返了。实际上，《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博物志》曰：“河南偃师尸乡，汤所都；河南巩，东周所都”，才是真实的历史记载。
就现在能掌握的古文献记载上看，在夏代，伊洛地区本来是商人的活动范围，所以偃师二里头应当是先商时代（时间相当于夏代）某位商王的都邑，刘绪说：
“二里头遗址从调查开始就怀疑与成汤亳都有关，尔后的多次发掘简报也总是把它同西亳联系起来。特别是60年代初一号宫殿的发现，更坚定了这种认识。在1977年第一次全国夏文化讨论会召开之前，这种认识在考古界比较一致，差不多已成定论。”［10］
二里头遗址是否确为汤都西亳虽不敢说得那么肯定（因为1983年在偃师市西郊又发掘出一座大型商城遗址，有学者认为这才是汤都西亳），但说它是先商时某王的都邑应该没有问题，至少比说它是夏都斟鄩更为可靠。但不知现在学界为何偏要抛开这个“差不多已成定论”的正确看法而去采信那些不可靠的材料，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错误的。若照此路走下去，夏史研究极可能走入一个矛盾百出、一片混沌的误区乃至死地。
总之，笔者认为不论是鄩邑还是二里头，都不是太康、羿、桀所都的斟鄩，夏都斟鄩仍当以杜预、应劭之说为是，在今山东省潍坊市，从地理和古记上看，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七
另外，还有一条资料是持“夏居河南说”者经常引用的，就是《国语·周语上》载内史过的话：“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山，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
韦昭以为这个崇山就是现在河南的嵩山（崇、嵩古今字），其实，现在的中岳嵩山在西周以前不叫嵩山，在《度邑》中武王称之为“天室”，称崇（嵩）山当是西周以后的事情。这决不是夏代的崇山。
笔者认为这个崇山也就是《书·舜典》中“放驩兜于崇山”的崇山，虞去夏不远且相继，二者自应为一。伪《孔传》以为是“南裔”，《正义》云：“《禹贡》无崇山，不知其处，盖在衡岭之南也。”都不认为是现在的中岳嵩山，但《孔传》以为崇山是“南裔”显然有误，《书·舜典》言“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伪《孔传》云：“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东裔。”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认为“幽州”本应作“幽都”，是也。幽都亦是山名，见《山海经》。那么，《孔传》说得对不对呢？其实《舜典》的“四裔”之地的说法主要根据的就是《山海经》，只要查一查《山海经五藏山经》就明白了。
据《五藏山经》，幽都山在《北山经》的《北次二经》（又见《海内经》，称“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三危山在《西山经》的《西次三经》，羽山在《南山经》的《南次三经》，没有崇山。但由此可知，幽都（幽州）在北，三危山在西，羽山在南，那么崇山一定是在东而不是在南，否则“四裔”之说便无着落。《孔传》之释只说对了幽州和三危的位置，崇山、羽山的位置都说错了。
今知羽山在今山东省临沂南60里处，古今一词，当无疑义。此为“南裔”，那么崇山为东裔必定还在羽山之东，如果说是今河南省的嵩山，在地望上就不合。温玉春、张进良认为夏代的嵩山即今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的嵩山［11］，在地望上庶几近之。此山海拔758米，其地今设有嵩山乡。《舜典》言放驩兜于此，邹汉勋《读书偶记》二认为驩兜即丹朱，是也。据景以恩考察，在嵩山脚下的临朐县境内古有丹山、丹河、朱虚冢等古迹，丹河即《竹书纪年》言“后稷放帝朱于丹水”之丹水，朱虚即丹朱之虚，丹朱冢即丹朱之墓，又称朱封，今其地尚有村名曰西朱封也［5］。可知此地古代确有丹朱（驩兜）的传说，则“放驩兜于崇山”之说亦非无据。
由此可知，虞夏时代的崇山是在今山东省境内，实际上，临朐的崇山一带当时夏民族的初兴地，《连山易》说“鲧封于崇”，当在此；《竹书纪年》说“禹都阳城”，韦昭说“夏居阳城，崇高所近”，他认为是在今河南的嵩山附近，但是临朐的嵩山下亦有阳城，今在此山东北13里处尚有阳城村，当与此有关，很怀疑禹都的阳城本来在此，因为古人好迁徙，后迁之青州东南，新地亦常用旧地名命名，故此地亦名阳城。
因此，虞夏时代的崇山与今河南的嵩山无关，故“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这句话不能用来证明夏民族是兴起于今河南的嵩山一带（极疑心这个“融”实际上就是指丹朱，因古文“融”通“彤”，“彤”、“丹”音形并近，古文就以彤为丹。是禹和后稷联合放逐了丹朱后夺取了帝位才建立了夏政权，故曰“夏之兴也融（丹朱）降于崇山”。此当另文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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