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尽管皇帝崇尚“国家凡有大庆，必归美于尊亲”的孝道，但他的这种尊崇与多次奉太后出巡的行为，客观上增加了太后的权威及其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为此，乾隆帝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严格的防范和掌控。
首先，乾隆帝严格限制太后在内廷的活动区域。孝圣太后移居寿康宫后，按照当年孝惠太后在宁寿宫之例安排守卫：慈宁宫正门派内管领一员，护军参领一员，护军校及护军十名；新开左右门派护军参领各一员，护军校及护军各十名；永康左右门派护军校及护军各十名；慈祥门派护军参领一员，护军校及护军十名；等等[插图]。这样的守卫，既是保护太后安全，在某种程度而言也是把太后生活区域严密封闭起来。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四日，为庆祝太后七旬万寿而进一步修建的寿安宫内遮阳席片失火，宫外护军巡更唤门要进入救火，但是太监“以宫禁严密，不敢擅行开门为辞”，拒不开门[插图]。可见平素宫禁之严，即便在危急时刻，太监也不敢擅自打开太后宫区域与外界的通道。

其次，严格控制皇太后与外边人员往来。《国朝宫史》载，乾隆元年三月，皇帝得知皇太后之弟入宫谢恩后怒斥：“苍震门亦系宫闱之地，未奉旨意，岂可擅将外人领入门内？将来移居慈宁宫，若如此轻易带领，成何体制？姑念初次，从宽免究，嗣后万万不可。”[插图]可见，乾隆帝对太后与外人即便是近亲的接触也严格限制。乾隆三年开始，畅春园也成为孝圣太后的重要活动区域，“皇太后居畅春园，上居圆明园”[插图]。乾隆帝曾说：“若畅春园，则距圆明园甚近，事奉东朝，问安视膳，莫便于此，我子孙亦当世守勿改。”[插图]可见，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侍奉问安方便，但其实也暗含了管控太后行为的方便，就在孝圣太后初驻畅春园之际，乾隆帝就特意严申纪律：“驻跸畅春园后，外祖父母以时进见则可，其余人等概不许时常请见。至如悟真庵之尼僧，尤不可听其入内请安。”[插图]

严禁任何人向皇太后传递外界消息。乾隆帝继位伊始，便传谕太后身边的太监、女子及各处执事人等，“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他进一步阐释，如系应让太后知晓之事，母子之间没有不告之理，“但朕与诸王大臣所办政务，外人何由而知，其应奏闻母后者，早已奏闻矣。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巨，重劳皇太后圣心”。即是说，所有的外事，只能由皇帝一人向太后叙说，他人严厉禁止，“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插图]。
乾隆元年七月，太后向皇帝提及顺天府东的一个废寺应当重修，乾隆帝非常警觉，就此阐明内外之别：“几曾见宁寿宫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多少庙宇？朕礼隆尊养，宫闱以内事务，一切仰承懿旨，岂有以顺从盖庙修寺为尽孝之理？”他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外间声扬皇太后各处修理庙宇，致僧道人等借缘簿疏头为由，不时乞求恩助，相率成风，断乎不可”。虽然“在此时僧道亦知畏惧国法，即欲妄为，必不能行。倘后来或遇年幼之君，并值不知外间事务，主母不能断制，俾若辈自谓得计，殊于国体有伤”[插图]。乾隆帝的这段话可谓颇有深意：首先表明母亲的行为标准应当参照“宁寿宫太后”即康熙帝嫡母孝惠太后，而非地位更高的孝庄太后；其次讨论了太后一言一行可能给当时社会风气带来的不良影响；最后说明太后的行为不妥当还可能给后世造成有伤国体的不良表率。
乾隆二年正月，太后又向皇帝提及慈宁宫佛堂还有收拾不到的地方，太监和尚也少几名。此事按理属于后宫之事，但乾隆帝仍旧诘问：“似此小事，太后圣母如何知道？再太后圣母位尊，比不得从前，陈福、张保就该结实办理，禁止小人妄言。将此旨传与陈福、张保，严传无知小人，不可妄言胡说，结结实实管着，不必奏太后圣母知道。”[插图]这里的“结结实实管着”，表面是针对太后身边“无知小人”，其实也针对太后本人而言，这样的严密管控与乾隆帝展现给天下的孝道尊崇，可谓判若云泥。

道光朝延续了乾隆朝对于太后的管控措施，令太后的生活区域愈加封闭。前述慈宁宫、寿康宫前通道东侧的永康左门，平时守卫严格，即便遇有宫廷典礼全部打开，外官也不能进入太后宫。如道光年间的记录显示，大学士接奉节庆时皇帝向太后庆贺之表匣，至慈宁门外即止步，转交内监恭进[插图]。

经过乾隆、道光两朝的持续管束，皇太后在获得尊位的同时，与各类外朝人员的联系越来越被严格地切断，连近支宗室王公及内务府大臣平日也不得无故与太后联络。尽管皇帝仍旧奉太后出巡、定期移居西郊园林，但太后宫已然成为一个被隔离、封闭的区域。直到同治朝以后，皇帝幼年登基，太后才得以从深宫之中解放，垂帘听政。但实际上，咸同易代之际太后的政变成功和最终受到王公大臣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前朝皇帝对于太后权力约束得法，使得太后势力相对于近支宗室王公和权臣而言，对皇权的威胁更小、更有利于皇权的平稳过渡。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角力的过程，其中既有前朝背景的积累，也有当时客观形势的限制，更有太后个人能力的因素，鉴于学界有关两宫垂帘以及慈禧太后的研究已然较为充分，本书不再赘述。

其实清代太后除慈禧慈安外，待遇也很惨

仁宗后宫其实挺奢侈的
【奏梳】上仁宗论宫禁五事　　孙沔 （于庆...

仁宗尚美人敢直接下教旨免工人市租对比一下不与外事的清朝皇太后
宋史列传第七十
为开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内侍称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来，未有美人称教旨下府者，当杖内侍。」诏有司：「自今宫中传命，毋得辄受。」数劾范讽罪，讽善李迪，皆寝不报，反坐言宫禁事不得实，以祠部员外郎罢为广南东路转运使。又言范讽事有不尽如奏，讽坐贬，籍亦降太常博士、知临江军。寻复官，徙福建转运使。

突然想到拜占庭(东罗)皇室应该也挺有钱💰的

4—6世纪，拜占庭财政体制的运转无疑是成功的。首先，它为帝国政府聚集了大量财富，而且与西部帝国相比，东部帝国在经济上显然具有更大的优势。据有关史料记载，在6世纪的埃及，每年向君士坦丁堡运粮食达到800万阿塔巴[插图]，价值80万索里达，此外每年还有150万索里达的现金税收入。而在帝国的西部各省，国库取得的岁入则少得多，一些零星的数字告诉我们，属于西部帝国的阿非利加地区，几个省的年收入总和才勉强达到40万索里达，不足埃及一省的三分之一。[插图]在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地中海，查士丁尼统治的前九年，国库收入货币达4000“百磅”[插图]，大约每年平均收入320万金索里达，这还不包括实物税部分。[插图]但这仍不能满足帝国政府的开支。为了保证国家税收更加充足，把农民更牢固地固定在土地上，查士丁尼时期强化了早自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期就已实行的严酷的“联保地税”制度。这项制度虽然承袭自君士坦丁时期的改革，但其内容有了一些变化。在君士坦丁时期，该项制度主要是强制性地使农民定居在某块荒地上，以增加国家纳税人的数量[插图]，但在查士丁尼时期，这成为一项强迫性的征税制度，即按照这一规定，每一“保”内的农户，不得离开自己的田产出走，也不得任其“保”内邻里随意迁居，否则未迁居者必须为他缴纳国税。同时，如果“保”内有个别农户无力完税，其邻里也必须为之纳税。[插图]

君士坦丁大帝为了吸引民众前来新落成的君士坦丁堡定居，沿用了罗马城的面包免费配给制度，符合标准的领受者可以免费获得面包，当然这些成本及相关人力费用全部由国库承担。这一制度最早起源于罗马共和时代，当时上层统治精英将这种制度作为取悦民众的政治贿赂手段，一直沿用到帝制时代。罗马帝国早期的数位罗马皇帝进一步发展面包配给制度，据说至5世纪中叶，西部帝国濒临崩溃之际，仍然供养着12万名领受者。君士坦丁一世效法罗马城向民众免费供应面包，将埃及“大粮仓”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新都供人们享用。负责首都粮食问题的是东方大区长官，在查士丁尼时代，免费面包领受者约8.5万人，每天消耗近400万莫迪(modii)粮食。[插图]除了每年从埃及输送的粮食保障，君士坦丁堡市政长官为了防备天灾人祸造成粮食减产的情况，还建立了公民粮食储备金，最初由409年担任市政长官的莫纳希乌斯(Monaxius)建立，当时共筹得500磅黄金。储备金来自元老院的捐献，用来购买粮食，或借贷给面包行会购买粮食，等粮食卖出之后返还本息，其中的利润收归储备金。至434年，储备金已经增加到611磅金，每年可以购买至少100万莫迪粮食。

关于东罗女性地位可以看这几篇
网页链接 贾继玉、徐家玲：早期拜占庭紫衣女性地位评析
网页链接 李继荣、徐家玲：拜占庭伊苏里亚王朝女性地位探析
网页链接 刘洪英：11—13 世纪拜占庭皇室妇女地位探究

帝后进餐谓之“传膳”。慈禧时膳品每饭列八十一品，取九九之数也。海陆具备，高下皆陈，然食时一不过喜食者数品而已。宫中定制，添而不减，故膳单上名目，多为累次传增者。慈禧时以日食酒肉，不更不改，颇嫌絮烦，乃传添京师每晨街巷所售之烧饼油炸烩（即麻花）及豆汁（一种类米粥之啜品）并买豆汁摊所附属之有特别风味的辣咸菜，一时御膳房乃敬谨筹备，顾以外间售者不洁，复不成样，故又在内庭膳房附近仿外间制造烧饼油炸烩豆汁咸菜之方法，另行布置，敬谨制造，从此每日即增添此种食物永不撤矣。计添此数种微物，膳房以另外布置之费，已超数百两以上。

元代皇后
{仅皇后一人每日的花销都是非常惊人的。至大四年（1311 年）十月，尚书省臣言：“宣徽院禀给日增，储仲㣥岁广，亦不能给，宜加分减。帝曰：‘比见后宫饮膳，与朕无异，有是理耶！’”①在文宗时期，天历二年（1329 年）一月，中政院臣言：“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诏钞予所需之半，币给一万匹”②皇后一人每日花费如此之多，足见后宫生活的奢靡状态。}

由于受到草原游牧风俗习惯和制度的影响，蒙元时期的后妃斡耳朵制度相较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有诸多不同之处，独具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第一，后妃的数量和名分方面。蒙元时期的统治者可以拥有多个斡耳朵，每一个斡耳朵中除了大皇后之外，还有其他妃子，在所有妃子中掌管斡耳朵的大皇后地位相对比较高，与中原王朝的皇后一般，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皇帝死后，皇帝的财产、人户、怯薛等都为大皇后所继承，世代传承，并且皇后的名号也会得到保留，也就是所谓的皇帝死而后宫不废。正因为这个原因，蒙元时期的后妃名号混乱，没有形成比较严格的后妃名位制度，后妃名号经常混乱不堪，有些后妃是在某个皇帝名下，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个皇帝的妃子，只是因为这个妃子继承了该皇帝的斡耳朵。比如，忽必烈位下的速哥达里皇后，系继承守宫，领受世祖岁赐，事实上为泰定帝的皇后。①直至元大都的建立，用宫室取代了斡耳朵存在的形式，逐渐采用了中原汉制，虽然斡耳朵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它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第二，蒙元时期后妃斡耳朵与历代中原封建王朝的后妃制度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后妃斡耳朵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集团，后妃斡耳朵拥有强大的经济特权，并且这些特权世代传承，不会随着新老皇帝的交替而丧失。后妃斡耳朵的强大经济来源除了在皇帝去世之后继承下来的财产之外，元朝建立之后，历任皇帝都会对后妃斡耳朵分封食邑封地、人户、金银钱帛等，除此之外，后妃斡耳朵还经营着自己的产业，拥有大量的田地和手工业作坊，发放斡脱钱为自己营利，日积月累，后妃斡耳朵拥有的财产越来越多。如此众多的财产，必然需要一个强大的管理机构对财产进行管理，因此，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对后妃斡耳朵进行管理，在元朝建立之后，许多斡耳朵被宗王代管或者继承，斡耳朵位下的所属财产也随之转移到宗王的名下。②到了元朝中后期后，更多的后妃斡耳朵逐渐转变为诸王的名下，因此为了管理的方便，朝廷对后妃斡耳朵的管理方法直接套用了管理宗王投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