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个西南外贸通道的认识，也才能对蜀汉诸葛亮的南征有更清晰的理解。
诸葛亮南征南中地区的战略目标是让当地的大族、豪强势力的心悦诚服，即“归心”。
那么诸葛亮南征南中为什么要追求当地大族、豪强势力的心悦诚服呢？
在夷陵之败后，蜀汉一片愁云惨淡的景象，怎么让蜀汉的各阶层形成共识？怎么凝聚人心？诸葛亮的策略就是：利益捆绑。
那么利益从何而来？诸葛亮就以纺织品—蜀锦、蜀布的这块利益作为凝聚蜀汉人心、力量的抓手。这其中特别是以蜀布为主的纺织品外销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利益来源。
诸葛亮为什么要南征？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理顺蜀汉纺织品外销的利益分配体系：即蜀汉是生产端和总经销商，南中大族豪强是中间商，南中印缅等地是市场。
诸葛亮的南征就是要解决在这个体系中谁说了算和其中的分配比例的问题。
这也是诸葛亮作为蜀汉实际最高执政者为什么要亲自南征的原因：就是用自己的身份为这个利益体系的分配做承诺和担保。
所以诸葛亮的南征并不是以攻城掠地为主，而是要以南中地区大族豪强势力的“归心”为主要目的的根本原因：因为要依靠他们把这个纺织品生意继续做下去，做好，做大，共同得利——当然蜀汉肯定是要拿大头的。
这也是诸葛亮在践行《隆中对》中“利尽南海”的真实含义——即在诸葛亮的认识中，“南海”是包括现在的印度次大陆的东岸地区、缅甸、中南半岛和东南亚这一广大的地区的，这里众多的人类族群就都是蜀汉商品的消费者，而且这还是一个完全的卖方市场。

这个结论难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把道理一捋，就知道没那么复杂。
两个证据：
第一、《三国志·霍弋传》：“
“时永昌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
霍弋传的这段文字，如果没有对西南对外贸易通道的认识基础，会被认为是很平淡的、很普通的对个人事迹的记录。
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也是其传神之处就是“破坏邑落”这四个字。
霍弋宰了人，他是闲的没事还要拆毁建筑物吗？如果这个“邑落”是边远偏僻之处，任其荒废不是一个正常的举措吗？为什么要拆建筑啊？因为这个“邑落”是当道而立的，所以必须要拆！
那么这个“邑落”当的什么道？西南纺织品外贸通道！否则在史书上就没有记录的必要。要知道，我国古代的记录载体是很昂贵的，是不可能记录闲事的。
这个事反过来说，这股夷獠为什么要当道建立“邑落”呢？就是因为这里是商道，而且是很繁华的商道，当道立寨就是收“过路费”，是能抢就抢，抢不过就收保护费的玩法。
霍弋是永昌太守，后来统领南中事务，地市级甚至省级军政主官，闲的没事跟蛮夷打仗玩？兵凶战危之事，是要搏命的！
再有打仗就是打钱粮，没有利益需求，在家喝酒不好吗？所以只能是这股夷獠的存在要么是侵害了霍弋的直接利益，要么就是间接侵害了他的利益，所以他才会去干这个事。
由此也可看出，蜀汉南中地区的官员，都是切切实实的在维护这条商贸通道的。
这也是个人推测蜀汉右大将军、永安都督阎宇的来源的基础。
蜀汉时期，官员到南中地区任职，可不是被贬谪发配的，这里是实实在在的“肥缺”！

第二个证据；秦论来华。
秦论来华的事迹最早是南北朝时期的《梁书》记载的：
“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贾人秦论来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
秦论来华是想要干什么呢？
贾人，商人嘛。那么他要做什么生意呢？为什么他从海外来，要将登陆的地点选择在交趾（今越南北部）呢？
在中国古代，从中南半岛南部北上中国的航路有两条：一条是沿中南半岛东部沿岸航行，到现在的越南的海防港，就是交趾郡；另一条是在越南中部的顺化附近，往东北方向航行，向广州这边，就是当时的南海郡。这两条航路都叫“日南道”。
那么为什么秦论会选择到交趾呢？
这和他的生意有关！因为秦论来华就是要做纺织品生意。
秦论选择登陆交趾，是为了在这里能就近获得从夜郎道（四川—贵州—广西）而来的蜀汉纺织品，这是一个商人的基本思维：越靠近产地，成本越低。
那么在身毒道这条陆上商路对印缅等地都有商品输出的情况下，秦论为什么要另辟蹊径的走海路呢？富贵险中求！
在公元三世纪，从印度次大陆走海路来华是要承担船毁人亡的风险的，那么秦论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
因为陆上的各个商业节点都已经被固化了，他掺合不进去，所以不得不选择高风险的海路贸易。
那么秦论来华做生意是要选择的三国中的吴国的纺织品吗？
不是，他是想要蜀国的纺织品！只是当时的交趾是吴国实控，所以他不得不和吴国的君臣虚与委蛇一番罢

通过对这两个证据的解析，就能知道：诸葛亮要亲自南征南中地区，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蜀汉发展工商业奠定基础，通过理顺这条商路上的利益分配，使蜀汉能够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去不断的北伐中原。
通过这条利益链，将南中等地的大族豪强也“绑上”蜀汉的战车，使他们心甘情愿的为蜀汉付出，所以“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同时，这条利益链条的存在也确保了蜀汉时期南中地区的总体稳定。
End

@BlauVV
大致想明白你的疑惑了。
关于高翔的右将军和诸葛亮自贬为右将军，这里涉及一个“虚、实”的问题。
第一、高翔是荆州人，这是蜀汉的一条“政治线”，这也是后世诟病蜀汉的一个问题。这个籍贯问题只是保证了他的仕途的相对顺利，但并不完全是他“护身符”。特别是诸葛亮时期，这个身份来源并不能保证高翔如果在有错误时而不受贬斥、惩戒的理由，这一点看马谡、向朗。
第二、看高翔的事迹，全是执行层面的。也就是说如果决策出现问题，深究执行问题，是不太公平的。而高翔恰恰是在执行层面尽心尽力的（或许可以说普普通通）。汉中打协攻、街亭打接应、阳溪或有参与、卤城打辅功，这些任务高翔或败或胜（参与），都是不具备自我决策的，但他毕竟是出力的一部分，所以这也是他积功的过程。
第三，右将军这个职务。要看到诸葛亮自贬是职级，而高翔的右将军是职务，这个差异。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诸葛亮是国务院总理拿省部级的工资，甚至是地市级；而高翔是资序、职务都到军区司令员了，不升上将最少也得是中将吧。
第四、从高翔的事迹来看，或许占了荆州人的“先手”，但规规矩矩的行军打仗，很难说有什么“高光”，所以他的事迹的平淡，也是某种“普通”将领在三国时期的体现吧。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