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器出土地点分析，除了仰韶文化1号玉璜出土于嵩山南面，距二里头不到60公里的临汝镇外，其余7件，都可视作屈家岭文化传播范围，特别是淅川下王岗特别明显。其中标注为龙山文化的玉器，实际就是石家河文化范围。
对河南而言，当前已经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除了受屈家岭及后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等级稍微高一点，其他根本就是一些极为普通的聚落村庄或小市镇，最多可以归为古城。在既没有龙山文化相对应的重大考古遗址，又没有出土器物体现出龙山文化特点的情况下，所谓的河南龙山文化，其实是不成立的。要知道在这同一时间范围，中国的龙山文化群星闪耀，多处遗址进入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定义的方国阶段。
既然二里头出土的重要玉器，在新石器晚期的所谓“河南龙山文化”范围从未出现过，那么显然，二里头文化自然就不是继承自“河南龙山文化”。邹衡教授多年前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似乎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1996年5月16日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又把新砦遗址列为重点，进行再次发掘，并在工程报告中形成了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来源，是新密新砦＋王湾三期这么一个违反常识和逻辑的结论。对此，原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李维明先生，因为赞同并捍卫老师的观点，与发掘新砦遗址的考古工作者爆发了一场学术争鸣。
既然对应文献的夏早中期不在河南，那么一些文献典籍的记载显然不正确。比如“河图洛书”的传说，被说成就发生在河南的河洛之间。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在后世一些学者的理解中，就是指这两件事。
但是，对应的时间段内，整个河南竟然没有出现这样的考古现象，即发现玉制的龟之类。而在牛河梁、凌家滩、良渚等遗址，却出土了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玉龟。特别是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和带图形的玉版，具有更加生动具体的文化阐释，需深入了解者可百度搜索，此处不作具体介绍。而对应时间段的仰韶文化双槐树遗址，一片玉制品都没有，出土了一件很小的骨雕蚕，被某些考古学者阐释成了中国农桑文化的起源。
可见从考古实证看，对龟的文化演绎应该是非常早的，只是这个演绎的考古实证与河南无关。至于广为流传的河图洛书图画，据说是朱熹理学创建者之一，被誉为“朱门领袖”的蔡元定，从四川带回来的三幅图，其中两幅图给了朱熹，一幅自己留下了。当然，这已经是南宋时候的事了。

今天趁着节日，又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进行了一次比较综合的梳理比较，写了几千字仍然没有完成。但对文明起源问题，认识上更加清晰。
本文虽短，仍然具有重要的揭示意义。它比较明确地反映了进入5000年前至3750年前以来，狭义中原人类族群的社会发展程度与其它同一时期重大遗址相比较，确实比较低。
可以更加明确地指出一点，有关史前文化的传说和文献，至少商之前的内容，是很不靠谱的。或者有靠谱的，但我们没有识别出来。那些把史前文化的传说和文献（不排除某些文献内容本身就是错误的）大量关联狭义中原的做法，只能把人们引入认识误区。至少从已有的考古发现，可以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