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向世人揭示了诸多被精心掩盖起来的明亡真相，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就来好好说说《红楼梦》中众多谜团所指向的那个重要人物。
黛玉的《葬花吟》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梁间燕子太无情”，这“梁间燕子”究竟是谁？又是为何令黛玉伤心气恼的呢？要想知道这个秘密，就要好好了解一下连接史湘云与卫若兰的那只又大又有文采的金麒麟。我在《红楼隐史》第一部中已经解密过：这只金麒麟不是一般人，而是满清官修《明史》幕后撰修者——黄宗羲。

黄宗羲出生于余姚的竹桥黄氏，明朝洪武初年，为了逃避征兵，黄家改姓为王，到了成化年间，家族中出了几位达官显宦，如南国子监祭酒黄殉、提学使黄韶，经他们联名向朝廷申请，才又恢复黄姓曹国庆《旷世大儒— 黄宗羲》，后来的万历皇帝的皇后王喜姐就是黄宗羲的同族，只不过王喜姐家那一支没有改回原姓。
黄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黄宗羲的母亲梦见麒麟入怀而生下了他，因此给他的乳名就是一个“麟”字。虽然是麒麟投胎，但黄宗羲从小并无过人天赋，不过他的父亲黄尊素可不是普通人，而是东林党大搞党争的核心人员，天启三年，黄尊素被任命为都察院做山东道监察御史，黄尊素带着家人来到北京作官，而黄家在北京的府邸从此成为东林党的固定会面处，黄尊素也因为善于策划而被称为东林党智囊，因此，耳濡目染的黄宗羲自小就深受东林党党争的影响。
凭借自己在东林党内的重要地位，黄尊素通过自己的东林党关系网，具体就是通过冯元彪的门路请托嵊县知县邓锡蕃，天启三年，十四岁的黄宗羲轻松取得了别人七老八十都难以考得的生员资格，这种通过走后门获得生员身份的事，黄宗羲自己在崇祯年间至少做过两次，一次是帮助自己的四弟黄宗辕、一次是帮助好朋友卓大丙李洁非，《天崩地解：黄宗羲传》。

天启五年，黄尊素让黄宗羲拜刘宗周为师。后黄尊素死在天启诏狱中时，黄宗羲十七岁。两年后，崇祯皇帝即位，黄宗羲带着经过著名山人陈继儒指点过的疏章前往京城替父鸣冤。崇祯登基后除灭阉党、优抚东林党，黄宗羲通过四下活动，在合肥金光辰、江西万时华、泰州李清等人的鼎力相助下，使父亲黄尊素获赠大中大夫太仆寺卿，正三品，予祭葬，赐葬费白银三百两，祖、父如所赠官，荫子一人曹国庆《旷世大儒— 黄宗羲》。
崇祯元年五月，刑部两次会审阉党余孽。第一次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时，黄宗羲用袖中所藏铁锥猛刺许显纯，使之流血遍体，又殴打崔应元，拔其胡须，而后又进入诏狱棰杀狱卒颜咨和叶文仲两人，可谓凶悍异常。六月，复审太监李实、李永贞，黄宗羲再次拿出铁锥猛刺李实。黄宗羲屡屡成功携带凶器在刑部的公堂之上和皇帝的诏狱之中行凶伤人，没有东林党提供便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黄宗羲一而再、再而三干预司法、行凶杀人，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办，反而获得了崇祯皇帝的嘉许，称其为“忠臣孤子，甚恻朕怀。”《清史稿???? 黄宗羲传》，不得不说，大明的律法到了崇祯和东林党的手里彻底变成了笑话。
崇祯年间，黄宗羲四次参加乡试，但均未能考取，因此连个举人的功名都没有。李洁非先生发现：身为普通生员的黄宗羲享受的居然是国子监监生的特殊待遇，明朝的两直隶的科举名额比其他各省至少高百分之三十，堪比目下高考北京、上海两地在录取比例上的优势。明朝的北京、南京各有一处国子监，只有国子监太学学生才可以选择原籍或顺天、应天两府中的一个为参加考试地点，黄宗羲能够例外，应该是走了国子监丞韩上桂的后门，因为黄宗羲的叔父黄等素跟韩上桂是隔墙邻居，黄宗羲还跟着韩上桂学诗法李洁非《天崩地解：黄宗羲传》。但即便享受着国子监监生的特殊待遇，黄宗羲还是屡试不中，这是因为考举人毕竟不同于考生员，就算有关系也要有相当的文才才行，当时的黄宗羲并没有显示出多高的文才，落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当时的黄宗羲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参与复社的签名《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铖。

顺治二年（1645年），黄宗羲同二弟、三弟一起召集了黄竹浦数百青壮年组建“世忠营”武装抵抗清军，不久失败，后黄宗羲于顺治六年六月追随南明鲁王，并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两个月后的八月，清廷为扑灭抵抗运动，颁发诏令，要求“以胜国遗民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黄宗羲为了让老母不受牵累，离开义军返家，隐居于四明山中。
顺治八年（1651年）的舟山陷落和1659年郑成功反攻南京的失败令黄宗羲彻底失去了抗清的斗志，这成为黄宗羲人生中的转折点，不仅是他思想上的转折点，也是他学问上的转折点，因为认为反清不可能成功，黄宗羲开始专心于讲学收徒和著书立说，他的学术成就从此开始建立起来。也是在这一时期，黄宗羲结交了吕留良。黄宗羲长吕留良19岁，吕留良对黄宗羲十分敬重钦慕，甚至在黄宗炎把黄宗羲介绍给他认识的时候还不敢与之为友，最后在黄宗炎和高旦中的极力坚持下，吕留良这才开始同黄宗羲交往，两人互相欣赏，交往密切。吕留良还写诗《赠余姚黄太冲》，其中写道“绝学今时已荡然，与君一一论真诠”，表明他与黄宗羲结交的目的就是为了共同事业和切磋学问。
为了从经济上扶助黄宗羲，康熙二年（1663年）四月，吕留良请黄宗羲到自己家的梅花阁教其子弟读书，黄宗羲于是开始在吕家作家庭教师，一直作到康熙五年（1666年），这四年中，两人一起唱和访友，关系甚是融洽。

但在康熙五年吕留良放弃诸生即秀才出身，公然表示了与清廷的不合作态度后，黄宗羲的行为开始出现变化，两人的关系由此开始出现裂痕，并很快彻底决裂。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首先是黄宗羲在合伙购买绍兴祁氏藏书一事上欺骗吕留良。祁氏是东林党名臣祁彪佳的父亲祁承爜，是晚明的大藏书家，弘光政权覆灭后，祁彪佳自尽殉国，其子弟因为牵连抗清，或死或放，祁家败落涣散，不得不低价处理藏书。爱书的吕留良得知后拿出三千两银子委托黄宗羲前去购买，黄宗羲对祁氏藏书心仪已久，于是以束脩入股，即吕留良雇用他担任西席时付给他的拜师费，数额自然不多，因此购书的资金其实主要是吕留良的三千两银子，但黄宗羲却利用吕留良对他的信任，将购得的藏书中的“奇秘难得” 的“精华”善本隐匿下来陆陇其《三鱼堂日记》：黄梨洲……尝为东庄买旧书于绍兴，多以善本自与。，仅交给吕留良一些没什么价值的散乱书籍全祖望《小山堂藏书记》：旷园之书，其精华归于南雷，其奇零归于石门。。

其次是黄宗羲在刻印《刘宗周遗书》一事上玩弄吕留良。吕留良想将《刘宗周遗书》编刻出来，于是拿出三百两银子找黄宗羲合作。问题来了，刘宗周的学生众多，黄宗羲从学时间较晚，而且并不出众，吕留良为什么偏偏要找黄宗羲呢？难道仅仅是为了照顾朋友么？当然不是，出版《刘宗周遗书》是重大的学术任务，吕留良是非常严肃对待的，之所以非黄宗羲不可，是因为黄宗羲将次女嫁给了刘宗周的孙子茂林，凭借着姻亲之好，黄宗羲得以在业师去世以后，“从其家搜得遗书，乃大阐其说，而公之学问才思复足以通畅之”《黄梨洲先生年谱》康熙七年丁未条。黄宗羲也因此以蕺山真传自居，他的学术代表作《明儒学案》便是以蕺山思想作为纲领的曹国庆《旷世大儒— 黄宗羲》。
可是黄宗羲拿了吕留良的银子后并没有刻书，而是带着自己誊录好的刘宗周遗著跑去找清廷官员姜希辙，请姜希辙出资刻印。这又是为什么呢？

黄宗羲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写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成于康熙元年（1667年）的《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用意很深，“明夷”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之卦名，表意是日之没于地下；隐喻之意便是贤明之人因逢暗主而被贬抑、迫害，不能伸张政见。《明夷待访录·题辞》中写：“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矣。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密其言也！” 黄宗羲在此使用了“箕子诏访”的历史典故，自比殷商时的箕子，箕子因为劝谏纣王而被迫害，周武王伐纣后，拜访箕子并向他请教，箕子于是将自己的治国策略贡献给武王，黄宗羲借这个题目暗示自己的治国兴邦的政治才能因为政治昏暗而无法施展，期望能够有贤明的君主像周武王对箕子一样拜访重用他。对于黄宗羲期望等待的贤明君主，无论是黄宗羲的朋友吕留良、还是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都认为黄宗羲等待的是清朝统治者，吕留良还因此而斥责黄宗羲“蛟龙变蝌蚪”孔定芳在《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 年第 3 期。由此来看，黄宗羲早在顺治十八年就已经有了投靠满清的念头，只是碍于要保持自己的清高的明遗民的姿态而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与清廷官员接触罢了。
最终，姜希辙成为了黄宗羲打开局面的突破口，这是因为姜希辙也是刘宗周的弟子，于康熙元年（1662年）回籍待缺，但黄宗羲一直找不到好的名头与之交往，直接找上门去不一定受人待见，而吕留良刻印《刘宗周遗书》的决定让黄宗羲有了一个好主意，黄宗羲于是劝姜希辙出资刻印已经由自己誊录好的《刘宗周遗书》，毫不费力就能享受《刘宗周遗书》出版人的名誉，作为刘宗周弟子的姜希辙对黄宗羲如此贴心周到的提议自然十分乐意，立刻操办完成。
靠着同为刘宗周弟子的同门之谊，更靠着刻印《刘宗周遗书》的合作，黄宗羲成功攀附上了姜希辙，并从此打开了他同清廷官员们交往的门路。可是白拿了吕留良三百两银子，这么一大笔钱总要给一个交代，黄宗羲于是将吕留良的名字以“后学”身份列为校勘者之一，以此糊弄吕留良。吕留良的《后耦耕诗》十首中的第七首中的“青火竹窗誊副本，白头兰幕出新书”句便指此事，严鸿逵注曰：“此专为太冲作也……是年又馆于宁波姜希辙家，悉出其所手录书以求媚”。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
在购书和刻书两件事上接连被黄宗羲坑骗，自然让吕留良十分愤怒，但在吕留良心中，贪财好利不过是小事，他看重的是黄宗羲心怀故国的大节，两人的共识和交情远重于三千三百两银子，更何况吕留良同黄宗羲的二弟黄宗炎又是至交好友，因此念及情面，并未深究，但随后发生的黄宗羲不告而别、转投姜家一事彻底让吕留良对黄宗羲寒了心。

康熙六年（1667年）的正月过后，二月，黄宗羲开始正式执教于姜希辙家，同时还与姜希辙、张应鳌一起积极筹备恢复刘宗周讲过学的证人书院，为了讨好清廷官员姜希辙，黄宗羲还时不时地对不与清廷合作的吕留良进行污蔑诋毁。而这一切，吕留良完全被蒙在鼓里，依然在家里的梅花阁中傻傻地等待黄宗羲前来教书，结果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四处辗转打听后，吕留良终于获知实情，十分气恼，气的是黄宗羲即使不愿来教书，也不该不同自己这个东家打个招呼，“汝居得所我亦喜，何子不复相过语”，恼的是黄宗羲为了献媚讨好新主而中伤诋毁自己，“故人诬诋余于现者之家”，又气又恼之下，吕留良于是作诗《问燕》和《燕答》, 自比“穷檐”，而以舍穷檐而居雕梁的燕子来暗喻投靠清廷新贵的黄宗羲王俊义《全祖望《小心堂祁氏遗书记》有涉吕、黄关系史实辨正》。
《问燕》中写：“从来期汝二月天，杏花雨点杨花烟。朝窗夕窗相对语，不与俗物相周旋。哺食唶华同护惜，点茵汙帽恣狼藉。寒堂无伴老影孤，满眼春风慰萧寂。何图今岁得雕梁，翻然一饱成飞飏。老巢当位占高栋，群雏分户泥生香。汝居得所我亦喜，何子不复相过语。呢喃闻汝向雕梁，咒尽穷檐不堪处。寄声留取当时面，黄姑织女犹相见。雕梁久住过穷檐，尚有突栾窠一片。我闻人苦不知足，天下雕梁难更仆。明年莫更绕天飞，又咒华堂当茅屋。”
而《燕答》则以燕子自白的方式，揭露黄宗羲的嫌贫爱富和趋炎附势：“畴昔置我虚斋里，茶烟香缕清如水。敢道周旋何日忘，顾我所思岂在是。投林择深木择荣，安能郁郁久居此。况君避世益荒寒，庭院无多帘箔单。瘦圃无花衔不得，破巢欲补愁泥干。昨夜侯家歌吹发，先放双飞入珠幕。贵人头上坐听看，羡杀笼鹦与屏雀。老来爱雏过爱身，常恐失足寻常人。新巢喜得依王谢，千门万户终不贫。自古恶宾胜旧友，世情如是君知否。但愿故人办得侯家官与屋，依旧呼雏梁上宿。”《吕晚村诗。梦觉集》
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在诗后的注解中清楚写道：“此以下三诗皆为太冲作也。凡浙东之馆浙西者，皆必以二月到馆，又其轻薄情事者有与燕适相类者，故借以为喻。盖自丙午子即吕留良弃诸生，太冲次年便去，而馆于宁波姜定庵家，所以诬诋子者无所不至。此《问燕》、《燕答》之所为作也。”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原本有才、有钱、有声望、有功名的吕留良是黄宗羲热衷结交的对象，但是当吕留良放弃功名得罪了清政府后，黄宗羲就立刻改换了嘴脸。

后来发生的《高旦中墓志铭》事件，更是引发了吕留良对黄宗羲的极度不满。
高旦中是远近闻名的名医，他家是宁波望族，十分富有，本不必行医，但为了资助抗清事业和人士，高旦中不但倾尽家产，而且还不辞辛苦地坚持行医以筹集资金，很多年里，黄宗羲兄弟完全是靠高旦中行医而存活。对于黄宗羲兄弟来说，高旦中不仅是挚友，更对他们有大恩，不但长期以行医接济他们，而且数次救他们于危难之中。高旦中的女儿与吕留良第四子订有婚约，但因多年行义，高旦中最后终至一贫如洗，于是写信给吕留良：“某病甚将死，家贫，吾女恐不足以辱君子，请辞。”竟因为太穷，备不起嫁妆，主动请求退婚，吕留良拒绝了。
康熙九年（1670年），高旦中不幸去世， “死之日，贫不能备葬。孤寒啼饥，无或过而问者”。高旦中后人请黄宗羲写《墓志铭》，黄宗羲竟然在铭文中对高旦中大加贬低，说高旦中医术不精，还说高旦中不应该为行医疏怠学问，黄宗羲也不想想，如果不是高旦中靠着行医接济救助于他，他早就饿死了。
黄宗羲如此尖酸刻薄、忘恩负义，令吕留良十分恼怒，在吕留良的阻拦下，黄宗羲写的《高旦中墓志铭》才没有被刻出来。李洁非《天崩地解：黄宗羲传》此事之后，吕留良与黄宗羲彻底绝交。

黄宗羲自己在清廷官员家任教还不够，还又请求姜希辙推荐其子到户部右侍郎周亮工家任教，吕留良获知此事后，作《管襄指示近作有梦伯夷求太公书荐子仕周诗戏和之》：“顿首复顿首，*高肩压肘。俯问此何人，墨胎孤竹后（指宁死不食周粟的伯夷）。”《吕晚村先生文集》讥讽自我标榜明遗民的黄宗羲对清廷官员姜希辙磕头跪拜、阿谀奉迎的不堪模样。
吕留良还在《与魏方公书》中记录了黄宗羲的另一桩丑事。
黄宗羲为了让自己的二儿子黄百家和三儿子黄百学获得清朝的生员资格，于是央求本省的某权势者帮忙，黄宗羲作这种事是个“老手”，早在崇祯朝，他便替弟弟和熟人的生员出身做过请托，眼下不同无非在于，所请托和谋取的乃是清朝的生员出身。但这位清廷的贵人办事有些马虎，竟将黄宗羲儿子的名和字记错了，不过在黄宗羲的眼中，这清朝生员的资格比名字重要多了，于是将错就错，将二儿子以字代名改作“正谊”，而将三儿子的名字从“百学”改为“百家”。
李洁非先生查黄宗羲家谱，黄炳垕《年谱》所列《世系图》后发现:黄宗羲的三个儿子的名字从原本的百药、百家、百学变成了百药、正谊、百家，“百家”这个原本是第二子的名字被变更为第三子的名字李洁非，《天崩地解：黄宗羲传》叁壹 余波，这一突兀的改变与吕留良的《与魏方公书》中所写完全一致。

刘世南在《从黄宗载的遗民身份谈开去》一文中列举了几位重要学者对黄宗羲的评价，并总结道：
“庞石帚、黄宗炎、朱彝尊、查慎行、孟森、萧穆、严元照、陈确、李慈铭、张履作、沈清玉诸人外，就是全祖望和近、现代的章太炎和钱穆，也认为黄宗羲晚节可讥。”
黄宗羲的第七代孙黄炳垕所作《黄梨洲先生年谱》中写得十分明确：“康熙三十四年乙亥，黄氏八十六岁，七月三日逝， 疾革，谕家人以时服敛。又书《梨洲未命》一篇，有石条两根，可移至我圹前作望柱，上亥‘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黄宗羲要求死后穿“时服”、也就是要求穿清朝的服装下葬，而且嘱咐家人在坟墓前立上两根石柱，刻字宣传他是生活在圣朝之中的不爱当官的名士子陵、虞喜。
子陵就是一代明君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好友严子陵，因为拒绝当官、不慕富贵而被后世称颂；至于虞喜之喻，刘世南先生解释得很透彻，黄宗羲是以此称颂康熙帝是“圣德钦明”，而自己则愿作“翼赞大化”、“敦励薄俗”的虞喜，其所持态度与顾炎武和王夫之完全不同。

作为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极力为黄宗羲辩护：
“若谓先生以故国遗老，不应与时人交接，以是为风节之玷，则又不然。”“是可以知先生之所以自处，固有大不可得已者。盖先生老而有母，岂得尽废甘旨之奉。但使大节无亏，固不能意避世以为洁。”全祖望：《答诸生问南雷学术贴子》，将因为不齿于黄宗羲献媚清廷而与之疏离的黄宗羲的弟弟黄宗炎说成是“性极癖，虽伯子时有不满其意者”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三十九《寓公鹧鸪先生黄宗炎》。
除此之外，全祖望还捏造了种种谣言污蔑吕留良，甚至将吕留良与黄宗羲的友人关系硬说成吕留良是黄宗羲的弟子，很多历史学者都对全祖望囿于门户之见而不分是非作了细致的批驳，如卞僧慧的《吕留良年谱长编》、王俊义的《全祖望《小心堂祁氏遗书记》有涉吕、黄关系史实辨正》等，这里就不多言了，作为一位史学家，全祖望如此不顾事实地颠倒黑白，倒也是颇得黄宗羲之风。

在《红楼梦》中，除了用史湘云和卫若兰的金麒麟是影射麒麟投胎的黄宗羲外，朱慈炤还多次引用了真正值得尊敬的真移民的吕留良讽刺欺世盗名的假遗民黄宗羲的典：
林黛玉《葬花吟》中悲叹“梁间燕子太无情”，这“无情的梁间燕子”就是那只令吕留良寒心的为了“雕梁”舍弃“穷檐”的燕子黄宗羲；
薛家之所以被安排住在梨花院，是因为与清廷一家亲的黄宗羲自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被世人称为“梨洲先生”；
李纨贪财，黄宗羲爱占小便宜，李纨的的判词：“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 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 吕留良曾以兰根、莲叶自比：“画得兰根无好土，拔来莲叶出淤泥”《迁耕瑶亭与改斋同坐次改斋韵》，吕留良是真遗民真兰花，黄宗羲却是若兰似兰的假兰。黄宗羲的字“太冲”广为人知，这是他的父亲黄尊素为他起的，黄宗羲自己起的字是“德冰”，这是他自诩自己的德行如冰一样透明纯洁，但后来呢？曾经的抗清义士变成了清廷的吹鼓手，冰化为了水，“如冰”变“水好”，最后留下的不过是令亲朋故旧唾弃的贾兰伪君子罢了。

再看看朱慈炤给薛蝌起的奇怪名字，按照常理，与薛蟠对应的名字应是是虬、螭、蛟才对，可怎么就成了根本不搭对的蝌蚪了呢？
这是因为吕留良讥讽黄宗羲“蛟龙变蝌蚪”，黄宗羲本是抗击清朝的蛟龙，可惜晚节不保，投靠清廷成了蝌蚪，于是薛蛟变成了薛蝌。书中写薛蝌“闻得王仁进京，他也带了妹子随后赶来”，如果薛蝌自行入京、不跟着王仁的话，就没有拜访贾府的资格了，薛蝌追赶王仁暴露出他是个有心机、善钻营的市井小人，而这一处描写正是影射黄宗羲借着刻印《刘宗周遗书》的由头顺利攀附上清廷官员姜希辙，从而成功投靠清政府的精明操作。更多详情请看《揭底薛家虫》
朱慈炤花费十年心血创作《红楼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伤时感事、吊明讽清，而是要揭批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东林伪史党们的无耻谎言和欺世面目，为大明王朝和华夏民族保留珍贵的明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