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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回
石厚略得小胜，即便退兵，正是得放手时须放手。其对州呼之说，正与郑庄机锋相对，可称敌手。 立威邻国，原图胁制国人。今已得胜奏凯，国人谣歌，兀自不和，便令逆臣贼子顿然气尽。可见公道在人，非兵威之可胁也。
石碏教州吁朝王定位，自是正理。然朝王必先往陈国求通，说来委委曲曲，遂令听者不觉入其玄中，不露痕迹，正是老手深谋，非愚忠可比。
石碏国老上卿，素为国人信服。州吁、石厚业已离巢，他若倡义动兵，拒州吁而迎公子晋，岂曰不能。但他不肯使人藉口，故只假手于陈，以诛二逆。即迎立之事，亦候陈使已至，听众人公议而行，自已毫不沾手，又不费力气，又自避嫌疑。正便二十分正，妥亦二十分妥，自是大智纯臣，与他国之易君立君者，有天渊之别。
陈国太庙立着白牌，自是陈国之事，石厚看见，偏就吃惊，可见虚心事原做不得。
陈国使命已到，石碏却先到朝中会集百官，方把书信开看，便见得是一桩公事。不特不肯任过，亦并不肯居功，真是纯臣用心，亦是老成卓见。
“奸诈”二字，虽是两样，却是相连为用，离不开的。奸人无有不诈，诈人无有不奸者。只看郑庄要退宋兵，使公子冯出居长葛，便诈说“敝邑不忍加诛”，令其伏罪于彼，“君自图之”。要伐宋报仇，便诈与他国通好。陈国不听，便使人侵界，诈作不知；恐伐宋无名，便诈作朝王。朝王既不得意，伐宋又不能忍，便诈称王命，妄自宣言，又加彤弓弧矢，俨然无忌。惟其处处奸，故处处诈；处处诈，正是处处奸也。
桓王竞是孩子气，不是天子身分。郑伯无礼，力既不能往讨，当日包容之意，原不过望其悔悟，来朝而已。今既来了，纵不加礼，亦只平常待之便了，许多闲言闲语，说他则甚。此是乡村中不知事体妇人孩子身分，岂有天子而出于此。天子而出于此，周室所以不振也。
郑庄伐宋之兵，王命虽是假的，而久不朝贡，却自是宋殇不是，故郑庄得借以假命，列国亦因而听从。只看宋殇闻报吃惊，便知自己原不该缺礼也。
凡人无故用情，其中必有所为，如黑肩之于郑庄是也。故郑庄便心疑，祭足便道破，黑肩先劝桓王加礼，以劝列国，虽是一说，然未必不心在于此也。
郑庄、祭足屡次出兵，必先东算西算，安放停妥，方才举事。所算俱在彀中，所以能每战必胜。可见奸人得利，亦是他自有一段才智胜人处，不是一味赌狠侥幸也。
第七回
郑庄不取郜、防，立许叔以为许后，是老奸奸得可爱处。盖两次出兵，都是假称王命。既曰讨罪，不应取其土地，一也。自为兵主，取地为贪，易于使人看破，二也。不居报怨之名，三也。悉以与人，不失借兵之约，四也。嫁祸于人，使宋归怨，五也。有此一番，后面再有用兵之时，易于得人之力，六也。其为许立后，更有深心：若子孙英武有为，则我已立监据守，不怕许人变端；若才具庸常，则自己故业，犹未知能守与否，况所夺于他人者乎?能保许叔之无他变耶?今留此一线人情，落得名声好听，又使许人感激，又使邻国不疑。老奸愈老愈猾，算计愈加周密无遗。恨便令人恨煞，爱亦令人爱煞也。
戴国被吞，自是国无贤士。然人之不能自立，而临急借力于人者，往往被人暗算，反吃大亏，戴事可为殷鉴也。
得专征伐，威令必行，固是方伯事。然表率群侯，恪修职贡，股肱王室，镇奠封疆，乃其本职。其或至于用兵者，不得已耳。然征讨不庭，亦只责其仍修职贡而已。今郑庄本无方伯之命，又数与王室为仇，假传王命，私怨兴兵，灭国夺地，擅与擅取，于天家无毫发之益，而负罪有丘山之重，乃不知自愧，反夸诩骄矜，考叔折之是也。然不向根本处立论，只说他威令不行，是从枝叶处添枝叶了。考叔虽贤，不识大体，是质美而学问不足者。
凡能谄我者，必能谄人，此定理也，亦人情也。乃至能杀人以媚我者，必能杀我以媚人，何也?彼非有义理之见出于中，而惟利害之是视也。既利害是视，而何义理之有?观于鲁隐与公子翬之事，而听言者其可以鉴矣。
隐公本欲让国，而反以召祸。子轨迟早得国，而竞被恶名，皆贪之一念为之也。不识其贪而且毒，与之共国而不疑；包容其谗谄恶言，而不与众共弃之。语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鲁隐之谓矣。
第八回
宋殇不忌公子冯，不至与郑构难。不与郑构难，不必连年用兵。不连年用兵，不至残众生怨。而伐戴之役，只轮不返，又恰是丧败于郑。华督乃因而得以激变军心，攻杀司马，遂亦并至于弑君。本以忌冯，而适以成之，本欲除患，而适以自贼。天道可畏如此。
兵者，国之大事，不得已而用之。司马主兵之官，恤爱兵力，最是要紧。宋殇虐用其民，孔父嘉不行谏阻，以致连岁死亡，深悖上帝好生之德，卒之兵民归怨，君臣同时并遭惨祸，宜矣。
从来穷兵黩武之人，未有不遭惨祸者。即或不于其身，亦必于其子孙，断无一人得以侥幸免却，天道不爽。长国家者，可不念哉?
妇女深居闺阁，不见男子，固所以避嫌，而厚男女之别，亦寓有远祸之微意焉。美艳如魏氏，孔嘉不自检束，乃使之随外家省墓，郊外露妍，致华督得以看见，坚其谋杀之心。不特家政不肃，亦于远祸之道有乖。幸而自尽车中，差吐丈夫之气。
郑庄急齐之急，果是理之当然，然而毕竟是奸雄声口。盖恤邻救灾，君子之事；而开口便先将报施说来，便仍是奸雄身分。心本奸人之心，而所行却是君子之事，此其所以为奸雄也。
郑忽之论戎情，可谓明透之甚。然四语中，又只是两语。盖只是轻即不整，贪即无亲耳。惟其轻而贪，故胜不相让，不整无亲，故败不相救。是下二语，又从上二语生出，相递而下者也。简练明快，无过于此。
“优柔不断”四字，最是坏事。古今多少好人，多少好事，都被这四个字弄坏了。高渠弥不特看透郑忽行藏，故把他不放在心上，亦是看透情理之言，莫轻易了。
第九回
圣人制礼，男女七岁坐不同席，食不共器。人常怪之，以为弟兄姊妹，骨肉至亲，年始七岁，甚为幼小，何至分别如此之甚也。吾年数岁时，塾师初授《礼记》，使诵读至此篇，心窃讶之。时吾有异母姊，长吾八岁，固常抱持我，铺啜我者也。吾有一弟才周岁，尚不知弄。其日与吾周旋，立则联行，坐则并席，食则共器者，正少吾二岁之同母妹也。吾性不好弄，一切嬉戏之事，从不措意，见他家儿群聚而嬉，辄厌恶之，稍近吾前，吾辄走避。凡自塾中归，除诵读之外，亦惟时与此妹周旋而已。吾此妹性颇慧，每当吾读书时，吾妹或坐，或立于侧，指问书字。吾日间所闻于塾师之故实有浅近者，不论其解与不解，辄为道之。如此者，数年如一日也。因念：如此者有何妨碍，而礼禁之?非圣人之性情迥与人异，则此书非圣人之书也。及稍长，略知有男女居室之事，始知所以尊别者，职此之故。因又窃念弟兄姊妹，骨肉至亲，岂同于凡人?殆亦圣人之过虑也。及又长，而知亦有渎伦之辈，殆人而**者也。今观齐世子诸儿之与文姜，乃深叹圣人之制礼，为天下万世防微杜渐计，岂不至深且远哉?
诸侯之礼，女嫁敌体之国，下卿送之；若嫁大国，则上卿送之，以致郑重。若嫁于天子，则诸卿皆行，以致其敬。从无父送其女之礼。齐僖越礼而亲送，溺爱可知，素日之不讲于礼又可知。父兄之教不先，则子弟之率不谨，诸儿之无耻乱伦，僖公之过也。
桓王积怒于郑，讨罪兴兵，固自怪他不得。至于郑之兵力强盛，桓王谅非不知，只是决不料到郑人出兵拒敌耳。拒敌已出意外，况箭射王身耶?真是异常变乱，非特桓王不料，即我今日亦不料也。 郑庄奸诈一生，到此尽行败露，正如九尾狐百计迷人，到刀剑临身，自不觉原形现出耳。
桓王虽是才力不充，然看人却颇有眼力。看虢公持军不败，退敌救王，因祭足之来而宥罪；合前之奔丧辞政，节节处置得宜。临机应变，有守有才，的是上等人物，以政畀之，实为得当。
郑庄挟怨行私，伐宋伐许，俱以“奉天讨罪”为名。故设蝥弧以壮声势，乃久假不归。今日拒敌王师，仍欲复设此旆，不知所奉者何天?所讨者何罪?若非祭足之言，不几令臣民笑杀耶?
诸侯抗命，伤及王躬，纵兵力不足以胜之，亦当宣布大义，贬爵示惩，借虚名以动之，犹可冀其悛改。奈何恐彰败信，讳疾忌医，隐忍姑息?既无其实，并丧其名，使诸侯无复知有王命之尊，而周室遂以不竞。悲夫！
第十回
春秋之世，列国公子得国、失国、复国之际，往往借重于婚烟。废立之际，无论贤奸忠佞，亦多以此为言。盖非特风尚人情之偏，亦势有不得不然者也。陈佗之篡弑，蔡人不因跃系蔡姬所出，出力何
为?郑突得国，不消说是得力于宋。可知郑忽两次辞婚，是失计处，未可以安分辞大为贤也。前回髯翁言文姜祸鲁，郑忽之辞婚未为不善，是又不然。盖郑庄、祭足与我今日所论，乃审时度势，论其大端，若文姜之妖淫不端，岂可先事而算?即郑忽之辞婚，亦谓齐大非耦，非有见于文姜，而知其不可也。不然，齐、鲁岂非耦国，何以竟不免祸也哉?况文姜之得以乱伦，自是鲁桓之罪，不得专罪文姜也。正评在第十三回中。
国有贤臣，邻国惮之。国有奸臣，邻国喜之。盖臣之贤奸，不特国之盛衰所由分，亦邻国之所借以逞志者也。故楚欲胜随，便先骄少师。因有一季梁在，熊率比便策其无益。及少师阵亡，斗伯比便说：“天意不欲亡随。”许成而不复战。人君于用人之际，顾可不慎其权衡哉!
楚人因随臣之贤奸，而定其兴衰，则楚之用人，概可想见。此楚之所以崛起也。
熊通僭号一事，王朝既力不能制，宁可听其自称，断断不可出自王命。昔人谓进为侯伯，或可止其称王，此又不然。楚之称王称公，总于王朝无所损益。楚人僭号自称，谁不知其罪者?仅能欺诈蛮夷，未能即祸中国。若假之以侯伯之位，则彼必将假王命，以凌诸侯，是予之以尊大之柄矣。楚人不特无功王室，而且久缺朝贡。昭王南征，大罪未讨，今反加之上赏，何以为名?且楚人贪狠无厌，纵加以公侯，未必便可餍足其心。不餍其心，仍不免于僭称王号，是终为无益之举，而适以乱臣下之心，亵王朝之命，其何利乎?吾故曰：“宁可使其自称，断断不可出自王命也。”
宋人之胁祭足，祭足之被胁，而竟废忽而立突者，不过盟誓之故耳。却不知盟誓以理为主，非理之盟誓，便做不得准。故孔子说：“要盟也，神不听。”孟子说：“大人者，言之必信，行之必果，惟义所在。”正为此等处特特下一指点。祭足奸人，一生奸诈，到该用变诈处，反硁硁守信起来。总之，不明义理人，欺诈处固不是，不欺诈处又不是也。故学者晰理要紧。

第十六回
管子志在用齐，其于齐国之政事人物，无不熟悉于胸中。只看其初见桓公诸说，岂一时所能猝办者?惟其志在用齐，故不惜入槛车而北面事仇也。
鲍叔之荐管子不难，难在恒公之肯用；肯用不难，难在即用以为相。捐射钩之恨而尊宠之，又专用之而不疑，不以小人之谗而生忌，宜管子之得以展布其才也。
鲍叔之荐管子，全用诱法，乘齐桓侈大之心，说得功业声名辉煌灿烂，先已使他心中热闹不过了，却说要如此须得此人，便令他不得不上路，真是善用诱法。
鲍叔深知管子之才，小用之不足以有为，故说桓公加以隆礼。盖礼之不重，则用之不专；用之不专，不足以成事也。鲍叔荐贤为国苦心，令人叹想不置。
管子治齐许多作用，而其对桓公之问，言“使民必先爱民”，已是得其纲领了。尤妙在开头便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又是纲领中之纲领。盖此四字，实治家国之要图。管子去古未远，学术淳正，故开口便提此四字。昔人谓齐襄宣淫致乱，齐难未平，故管子首以此言正之，不特浅视管子，亦轻视四字矣。
分任五杰，又是绝妙智术。盖虽圣人，亦未有能一人独治者。齐用五杰，是管子先得五个得力帮手了，自己居中调度，便好施为，真是宰相之器。
曹刿败齐，只是一“稳”字。从来之能胜人者，无不由于稳，不特用兵而已也。
第十七回
用兵全以谋胜，故将在谋而不在勇。勇者，偏裨卒伍之事耳。南宫长万勇虽过人，不知用兵之法，恃勇而骄，军无警备。及子偃之兵一出，带伤被擒，勇何在耶?归国之后，全无悔心，因君戏言，遂行弑逆，真古今未有之变。后虽正法为醢，遍赐群臣，犹为未蔽厥辜。
子偃虎皮冒马之计，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也。以弱敌强，此等甚妙。然已开田单火牛、孔明假狮等计之祖。
叔牙鉴长勺之败，便有戒心，故能全军而退，可见“谨慎”二字，是行军要紧之着。
古今来以戏言取祸者，不可胜数。出言之人，自以为与彼狎习，可以无妨，不知无心之言，反作有心之听。受者不较而饮恨于心，积之深而发之暴，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惟口出好兴戎”，信哉。
君子之进身也以道义，小人之进身也以夤缘。观其进身之初，其人之人品心术，已可概见。观于竖貂、易牙之所以进，岂不较然也哉?
《礼》曰：“毋不敬。”又曰：“敬者，立身之本。”盖不特进德修业而已。凡有国有家者，盛衰于此观焉，兴废于此卜焉，即一身之修短，亦于此占焉。作事之成败，亦于此定焉。蔡哀如有不足于息，不要归设款可也；设款而不敬，失其立身之本矣。兵败而身辱，其亦有所取之欤！
息侯导楚伐蔡，犹曰人情报怨之常。奈何使楚伐己，请救于蔡，而因以图之乎?若度其不肯来救，是此计为虚设也。若其必来，是蔡侯犹有亲亲恤邻之谊也。彼以亲恤之谊来，而我因以图之，息侯之罪浮于蔡哀多矣。卒之国灭而妻为虏，有以哉！
列国之君，虽奸险无道，未有因贪女色而灭人国者。况所欲即国君之妻乎?楚之无道若此，而中国曾不能以一旅加之，真是可耻。
第十八回
凡事先要大题目立得好，便不怕没有好文字。如尊周朝王，便是图霸大题目。管子先立定这个题目，便地步先立得高，脚跟先站得稳，更不怕跌扑也。
齐桓人品，看来甚是平常。如亲幸竖貂、易牙；在国则与妇人饮酒为乐，出外则以姬嫔自随；欲改会期，欲追宋兵；夸言于宁戚，失讨于子颓，皆碌碌无足称者。只有用贤一节，却不可及：弃仇而用管子，举火而爵宁戚。用之勇而任之专，不以小人之言而稍阻，此其所
以能成霸业也。
齐桓初以王命布告之国，只有宋、鲁略大，其馀皆小国也。若论秦、晋诸国，并未显然拒命，而并不告之使会者，盖自度力量有所不及也。约之而不来，则损名而害霸，讨之则不能取胜，或反有伤也。来则恐或有他变，而事不得成。故只以小国为名，亦图易于集事耳。此乃乖人讨便宜之着，不可不知。
北杏之会，管子事事将就。盖世乱已甚，王命久虚；齐初图霸，人心未集，若不将就，难保有成也。
宋桓、鲁庄，是一样没分晓人。宋桓来会，欲定位也。背会逃归，何足为定?况齐奉王命，纠合诸候，应为盟主。已乃新立，方赖会以定位，而遽欲处尊，可笑甚矣！鲁庄忘父之仇，屡与齐襄共事，不义之举，无不从兵。今齐桓以王命合诸侯，却反不来会，行止颠倒，情性乖张。究竟胸中却全无成见，只是没分晓耳。
凡有位而求在下之人才常易，在下而求见知于有位常难，其势然也。宁戚虽贤，使非管子先察其不凡，而劳以酒食，牧牛贱竖何由而通于相君哉?故在上者不留意收罗，而曰人才难得，吾不信也。
管子生平，即识荐宁戚一节，其贤真不可及。以相国之尊，邀国君之宠，握全齐之政，抱不世之才，而于驰驱道路、车尘马迹之间，乃留心一饭牛之牧竖，是何等胸襟?是何等识见?是何等度量?昔人有诗云：“贵人昔未贵，咸愿顾寒微。及自登枢要，何曾问布衣?”予每阅之，不禁三叹。
管仲既识宁戚，便当载以自随，俟君至而面荐。否则亦当作书，遣使荐之于君。乃计不出此，而作书使其自投，吾所不解。若其非贤，原不足用，不荐可也；既以为贤而荐之矣，乃使之自言求售，启人君轻贤之心，而伤贤者进身之体，此管子识见不到处也。幸为隰朋谏阻，桓公怒平，遂得君臣际遇耳。使当时竟以语言挺撞之故，而设有不虞，管子误贤之过，其何以自解乎?
观宁戚之于桓公，贤者之不苟于进身如此。用人者欲识人品之高下，但须观其进身之初，则已思过半矣。
举火爵宁戚，足见齐桓之豁达大度，用贤不疑，所以成霸之根本也。汉高以匹夫而得天下，亦不过是此等身分耳。
第十九回
齐桓图霸之大题目，专在尊周。楚人恃其强大，吞噬汉阳，与周为敌。是不攘楚，周室不可得而尊也。图霸之第一着，在奉王命以合诸侯。楚人僭号，地大兵强，抗拒王命。是不攘楚，诸侯不可得而合也。是攘楚一事，实为图霸之枢纽。然第一着，不先攘楚者，孤立无辅，兵力不足故也；既经会盟，已有其基。而从齐至楚，郑为要道，若不服郑，则楚不可得而攘。是服郑者，又攘楚之枢纽也。而郑为强国，地险兵精，又与楚党，缓急有恃，是不得其隙，郑不可得而服也。郑不可服，则楚不可攘；楚不可攘，则周不可得而尊，而霸业遂不可得，而就前此之经营，均为虚耗心力矣。今而知郑乃可服矣，郑国有隙故也。郑国之隙安在?故君子突在栎故也。郑突何由而在栎?祭足、高渠弥弑君逐君，而立子仪故也。臣逐君而弟篡位，讨逆而复其故君，盟主之事也。因其故君与其国人而用之，则我之为力省。人急于得国，而我助之，则其德我也必深，事半而功倍，其是之谓矣。德我深，则其从我也必固。郑既从我，而楚乃可得而攘矣。楚可得攘，而周室乃可得而尊，霸业可得而成矣。譬如弈棋，,布局者管子，而下要子者则宁戚也。宁戚之功，顾不伟欤！
郑国三君之事，凡与弑逐之谋者，虽迟速不同，而皆不免于刑戮，固是天道好还。祭足秉政专权，每次主议，实为罪魁，而独得保首领以没，岂奸恶之报亦有幸不幸耶?
人之受困也久，则其积怒也深，一日得志，报之必尽而不恤矣。傅瑕、原繁、子阏、强锄等之求死或别，岂非郑厉受困久，而积怒深之故欤?
贤臣择主而事，为其可与共功名也。即篡弑之事，虽无功名之可言，岂不为富贵地耶?子颓饲牛奴耳，不识天若为高，地若为厚，醉生梦死之人，而蒍国等乃奉以为君，遂行篡逐，富贵曾未几日，皆膺斧钺之诛，身死名灭，为万世笑，岂非愚不知择之故耶?
齐桓图霸，首在尊周。天子蒙尘，逆臣肆恶，论道理应是方伯勤王，度时势亦该盟主定霸。管仲、宁成俱在，不应失计如此。当时或尚别有隐情，只因经史无文，遂至今不可考耳。
鲁庄纵母如莒，丧中议婚，奢侈以悦齐女，丹刻以媚亡灵；妇见小君，一概用币。种种不经，昏庸已甚，而享国久远，竞以寿终，真是异样侥幸之事。
第二十回
卫朔助逆犯顺，罪诚应讨。齐既以纳王之功让之郑、虢，又不讨卫罪，失盟主之义矣。周王既怀之于心，乃不及卫朔之世，讨正其罪，直至十年之后，子赤已立三年，然后属之齐桓。此等事甚不可解。
开方，卫懿长子，应为国储，齐虽强盛，仕之不过为大夫耳，其不及南面为君之荣也明甚。开方又非贤者，安能慕齐桓之贤而欲亲近耶?则其所以仕齐者，必有不合于卫懿，欲借此以避之。否则，或储位未定，欲借重于齐。再不然，则别有所希冀耳。管子曰：“非人情不可近。”真明达事理之言也。
晋献欲立骊姬，其偏处固不必言，卜而又筮，欲决疑也。既卜筮矣，而又不从其言，何如并不卜筮之为愈乎?“溺爱者不明”，诚哉斯语也!
从来妇女之犯奸，由于丈夫之疏纵。骊姬何人?优施何人?防之犹患其不免，况不防乎?骊、施二人之得以成奸，即谓晋献导之可也。
凡小人之欲行其奸，无不先故反其心以取信，待人之信其无他而后行，其害人之术，则万无一失矣。只是骊姬妇人，却从何处将此法学得烂熟?
小人之害人，奸计是不消说，亦须有一副便佞之口才以助之，方行得去。只看“二五”之谋遣三公子，一连几个转变，便将无理事说得甚是好听，岂不可畏?
息妫淫妇，为他争礼于蔡，累得丈夫国灭身亡，反替仇人称未亡人，不知是什么节义?想其缘故，正如冬猫一般，只是钻热灶门耳。
子元欲与息妫行淫，只消设计用强，他便自然肯了；何消远打周方，虚张声势，反惹得他拿班做势了。若以予言为过，请问熊赀当日有甚三媒六证，行财下聘，娶来的正配夫人乎?

第二十一回
齐桓此出，事事处置妥当，深得盟主之体，不愧为五霸之首。如鲁愿从征，则以险远而不肯劳其跋涉；燕人愿为前队，则以方经兵困而不肯令其冲锋。分屯于葵兹，委鲍叔牙以转运，安放稳实，付托得人也。休兵三日，汰疲用精，恤军力也。不戮降夷，一一抚慰，收戎心也。追逐山戎，直捣孤竹，不立夷种，以益燕封，一劳永逸之计也。教燕修贡，长为周藩。小泉之田，以畀无终。亲斩答里，录恤高黑，奖惜叔牙，赏当功而罚当罪，仍不失尊周之名，盟主之事也。不惜割地以成礼，不爱卤获以酬亲。过而得经，厚而不吝也。如此行事，五霸之中，罕有其匹。五霸桓文为盛，齐桓又正于晋文。至圣之言，固无虚誉。而桓公之所以得至于此，其亦渐染于管、宁之故欤！
管子一生用兵，这次实为大战。看他处处精密，处处谨慎，用计用力，无不得宜，真是大将之才。
管子天下奇才，兵法亦所素讲，而伐戎之役，几乎数陷于危，可见兵之微事，曷可以轻试也哉?
老马识途，蚁穴知水，俱从博物中得来。今人但只工平章摘句，嗤博物为无用，不知倘遇疑难之事，其将何以自全也?
第二十二回
鲁庄只因有孟任一段姻缘，故应承齐女之婚，好让孟任署印耳。只是娶了姜氏，既不宠爱，又不加意防闲，以致通于庆父，酿成祸乱。鲁庄之混帐没分晓，此又其一事也。
有力而悍，与好勇无礼之人，皆不可亲近，而又不可种仇，虑其有变也。况种之仇，而又近之乎?蜀先主戒张桓侯曰：“卿好鞭挞健儿，而使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观鲁子般之被弑于圉人荦也，信然。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又曰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盖身重而宜自爱也。子般之临丧，闵公之夜出，先已不知自爱矣。叠遭弑逆之祸，后人可不戒哉！
管子之博物，而不能知取水之法；隰朋知之，不能知“委蛇”之状；皇子知之，可见学问无穷。桓公曰：“任独者暗，任众者明。”虽是为管子盖羞，然却亦是至理。
第二十三回
人君不可有偏好，有偏好多致有碍于国，何也?盖君之所恃以安固者，民心也。一有偏好，则有损于民；有损于民，则有碍于国矣。只看卫懿公便是榜样。只因好鹤，便重敛于民，以充鹤粮。既要重敛，自然不恤民之饥冻。到有事时，教他拚命出力，效死疆场，何可得也。故卫懿公之身死国亡，不怪其好鹤，只怪其好鹤而不恤民耳。若人君有恤民之心，即偶有所好，民亦乐于供给，又何怨毒之有?
卫懿好鹤，重敛而不恤民，固有死亡之道，然在列国中比较起来，却还不算已甚，似不应至于如此。大约卫朔贼杀两兄，致父惊死，既抗王入国，又助逆亲犯王城，罪大恶极，天欲灭其嗣，故报之于其子，使受此惨祸也。吁，可畏哉！
已知卫有狄人之难而不往救，出救邢之军而故缓其期，邢、卫之溃亡，齐桓不得无罪。然迁邢封卫，实齐为之倡。不吝财货，不辞劳苦，卒存二国而又安之，其功亦不可泯也。齐兵伐戎之役，独任其劳，深入险远之地，连馘二国之君，卒能辟地而安华，则兵力非有不足也。
救邢之役，有宋、曹合兵，有邢为内应，若用其谋力，狄岂果不可胜哉?挫其锋而折其气，彼来有所伤，而去无所得，申中国之威，沮狄人之计，亦可希数世之安也。乃计不出此，而恣狄以溃邢，邢溃则狄人之所欲得焉。虽能驱之使遁，而兵锋未挫，锐气未降，既无所惩于
前，安望其戒于后哉?徒以敝中国而饱贪夷，吾未见其计之得也。
今之疡医，人凡有小（疒畾lěi），召使视之，论其才力，非不能散之使消也，而彼则姑养之，或反投毒剂焉。俟其溃烂，痛楚困顿不可忍，乃徐为之定痛而生肌，于以邀美名而索重谢，且以号于人曰：“非我莫能奏功也。”病家亦从而称之曰：“实有大定于我也。”即其亲若友无不曰“某某之才力不常也。”而不知其所损固已多矣。倘有重疾，或为疔疮，或为肿毒，或再甚而为痈疽。此其难治，固不止什伯于小（疒畾lěi）也。而有人焉于其初时，出妙方，施妙药，不旬数日，而病遂霍然。此其功，固不止什伯于向之疡医也。而病者不曰“病小不足为”，则曰“天地神祗之我祐也”。不惟无功，或反得罪焉。故医者相传，皆故困之而后救之，于以取名而索贿。予心知其然，然而无可奈何也。今之居间者，人有小怨，召而谪焉。论其才力，非不能说之使解也，而彼则姑待之，或反加拨置焉。俟其争讼角斗，烦扰不可耐，乃徐为之两和而平处，于以邀美名而索重谢，且以号于人曰：“非我莫能排解也。”而有事者亦从而感之曰：“实有大益于我也。”即其亲若友无不曰：“某某之才力不常也。”而不知其所损固已多矣。倘有重情，或关门户，或关面颜，或再甚而有关于身家性命。此其难处，固不止什伯于小怨也。而有人焉于其初时，出慧心，施妙算，不铢两费，而事遂脱然。此其功，固不止什伯于向之居间也。而有事者不曰“吾理之本长”，则曰“他人必将更易也”。不惟无功，或且得罪焉。故居间者相为，皆故困之而后解之，于以取名而索贿。予目睹其然，然而无可奈何也。齐桓、管仲之于邢卫，殆亦前二者之智也。然疡医、居间之计，不过损于人。而迁邢存卫及恣狄以为中国忧，是皆并损于己者也。然则齐桓、管子之计，其尚出于疡医、居间下哉。
齐桓责楚之言，历来议论不一。大约齐虽主盟中国，兵力终不如楚，不足以制之。若责以僭王猾夏之罪，楚必不服。责之而不服，霸业不成矣。故责以包茅，令其易于认过，但约同列国出兵一番。若单只责其包茅，又嫌其过于轻易，故远引昭王之事，亦为后来易于转湾地步耳。故管子曰：“楚必复遣使，吾因取成焉。以讨楚出，以服楚归，不亦可乎?”已是明明白白情见乎词矣。
齐国贤才颇众，伐蔡讨楚，事体不为不重大，而冲锋第一队，却又遣一竖人貂，齐桓之不检甚矣。独怪管子亦在军中，乃不谏阻，何耶?卒之漏泄军情，使楚得以为备。幸而管子持重，措词有方，遂将就取成，得以全军而退。倘或不然，楚人佯为不知，诱以深入重地，而后潜行抄袭，不几丧师辱国，为天下笑耶?用人不当，几罹不测之殃。吾今日念之，犹觉有岌岌之势也。
屈完两番奉使，前对齐侯，可谓不辱国命；后只愿盟而不请战，是识得大体者。
第二十四回
齐桓伐楚一事，最是出丑，费了许多经营气力，却不曾占得楚人分毫便宜。既不能震之以兵威，又不能屈之以口舌。屈完初次说“问诸水滨”，后次说“众无所用”，反受其侮。最要是盟会一着，而八国之君劳师动众，仅与楚之行人大夫一歃，辱亦甚矣。况旋师未几，楚即动围许之兵，齐人既不能复行征伐，又不能责之以词，徒为楚人所笑耳。齐桓至此霸业垂成，幸有服楚之虚名，便已心满意足，非真有久远之谋也。前叔詹之策楚元曰：“且求胜者，亦必畏败。”真是晓事之言。吾于桓伸伐楚之役也，亦云。辕涛涂与申侯相忌相倾，固是小人常态，然亦互有巧拙。如二人共议，说齐侯兵出东方，便当二人同说。辕涛涂只欲自己居功，故独自进言，所以申侯得行其诈。诸侯之尊周，齐之力也。齐、楚并雄，未见强弱。舍齐事楚，实为祸基。申侯只欲顺郑君一时之心，不虑后来之患，所以涛涂得用其谗。总之，申侯贪而愚，贪则惟欲求利，愚则不知虑患。涛涂狡而险，狡则其设谋深，险则其害人毒。此是二人分别处，不可不知。
惠王亲受子颓之祸，几及于危，到自已偏心一动，便欲废嫡立庶，已自可笑，却反怪诸侯推戴世子，忘齐桓之功而就乍附之楚，不知是何肺肠。“楚之效顺，亦齐力也。”宰孔说得甚明，惠王岂有不知?只是偏心所蔽，便都不顾耳。
偏爱怒齐，固是惠王不是，然齐桓举动，亦复欠妥。拥戴世子，以安储位固也，请见请盟，亦已足矣；久留于外，事实可疑。惠王一则日：“诸侯不散，能保齐之无异谋乎?”再则曰：“子郑违背父命，植党树私。”心则偏爱之心，而其言则不为无理。齐桓、管仲其亦失计也夫！
齐桓知惠王之偏爱，将以乱周，故拥戴世子，以杜其邪谋，固为善计。乃至于已，则弃无亏而欲立昭，且嘱之于邻国何耶?处人则明，处已则昏，其齐桓之谓欤！
管仲知易牙、竖貂之奸，恐其乱政，及已之身能得于君，除之可也。无亏未闻失德，乃弃长而立幼，又不除去竖貂、易牙，是明启作乱之端，而又贻之以柄矣。后五公子之乱，管仲不得辞其咎也。
齐桓虽然称霸，然生平缺略处尚多，却便气骄志满，思欲封禅；又宫室壮丽，服御僭侈，中下之才耳。管仲不能谏止，乃效其所为而托言分谤，又委曲其说以解之，其意可知矣。先师云：“管仲之器小哉。”盖谓其易盈耳。
第二十五回
木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自是定理。然小人害人之术，却又愈出愈奇。即如申生之慈仁，非特他人知之，即晋献亦未尝不知也。申生小心承顺，并无丝毫过端，以如此之人而欲谗之，岂不甚难?况晋献亦并不疑之，不特不疑，且深信其无
他。此即欲废之，其将何以为词哉?试看优施、骊姬，便想出一反跌之计，先把他说得好了，然后渐渐坏去，便使人易听。小人害人，自有许多方法，听言者可不慎哉！
君子之去小人，先去其甚者；小人之害君子，亦先去其高者。先去甚恶之小人，是歼厥渠魁之意；而先去最高之君子者，取其易为力也。盖君子无不自爱，而耻于受污，稍一污之，则其自去惟恐不亟矣。从来朝廷之上，君子、小人进退之间，无不如此。今优、骊欲去三公子，而首申生，正是这一般算计。
太子主兵，姑勿论其理之当与不当，只是事体先有许多不便了。行军之道，赏罚为重。幸而获胜，赏无所加。如其不胜，却是如何行罚?败而不罚，是为失刑，无以申威而用众。若欲罚之，则将如何而罚之?只此一件，便有许多行不去了。至于说到嫌其专权制命，侵官蹈危，还是第二层说法。晋强于虢，失虢得晋，岂不便宜?只就一面看来，虞公之言，何尝不是。但不知虞、虢之相依而两存者，全是“互为救援”四字。盖独力则不能支，而并力犄角，则可以抗晋也。虢固借助于虞，虞亦借助于虢。有难则互为应援，无事则各守疆宇，能相救而不能相吞，所以能并存也。至于晋则不然，虞失虢固可借助于晋，不思晋取虢后，复何所借助于虞?无所借而地逼焉，晋何爱于虞乎?智者虑事，八面俱到，愚人便只看得一面，所以常被人欺。虞公之愚已不愚不去了，又加以贪璧贪马之心，焉得不堕晋术耶?
凡人怀才抱志，谁不思见知于人，见用于世?只是时运未来，任你千样营谋，偏要逢着困厄，不怕你气死闷死。到时运来时，不知不觉便自然生出机会来。只看百里奚便是样子。才不能与命拗，真把天下有才人哭煞！
志士安贫，达人知命，学者皆知。只是到无可奈何时，却也难讲。百里奚是志士、达人，自不消说，然到了扊扅为炊，不能保其妻子之不冻馁，这“安贫知命”的四个字，自然也守不住了。到出游而久无所遇，困苦更自可知。至作媵于秦，自耻而逃，乞食于（饣至），饲牛牧马，岂非至贱之事耶?吾想尔时，百里奚殆亦壮志索然矣，岂知反因作媵一名，得以受知秦穆，羊皮赎去，立致华（月无），祸福倚伏，真是令人难测。

第二十六回
凡真是贤才，未有不爱服胜己。不特爱服，苟有展布，未有不引与同事，且让之居上者。盖君子之心，公而虚：公则无自利之心，虚则无自满之意。故能引让胜已也。百里奚只荐用蹇叔一节，其贤已不可及矣。若小人才略得地步，便惟恐胜己相形，挤去之惟恐不力，又安肯于进身之初，便先荐之，使居已上乎?
蹇叔初见秦穆，一篇说话有大有小，有进有退，有次序，有权衡，有把柄。从来说为国，必须威德并用，自是老生者常谈。至说德而不威，其国外削；威而不德，其民内溃，便将“德威”二字之本未始终利弊功效，分剖得清清楚楚。请看一部《列国志》中，诸侯或外削，或内溃者，曾有一人之不中否?又说到三戒，逐句自下注脚，明快爽朗。古今为国之道，无以更加于此。就其言语行事而论之，蹇叔，王佐之才也。其只以霸用于秦者，亦时有未可耳。
夫妻至情，然一到富贵贫贱之间，便是不敢自必。如杜氏已明知百里奚，却不敢自通，先求为浣衣妇，又请升大堂而歌。书中虽只叙得二层，而杜氏胸中固已不知柔肠几折矣。夫妻至情，尚且如此，况朋友乎?故富贵人不念旧交，而欲旧交恃其夙昔以自达，岂有冀乎?此古人于乘车戴笠之间，谆谆致意也。
秦穆闻百里奚之贤，则求之于楚而用之；闻蹇叔之贤，则聘之于宋而用之。至于繇余虽贤，然既已用于戎矣，乃千方百计，必求致而用之。他如公孙枝、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等，皆一时人才之选，举之村竖之中，升诸朝廷之上，高爵厚禄，信任不疑。如此之君，古今有几?及身而霸，固所应当。予谓其实为王业所基，有识者必不以为河汉也。
音乐女色，原非祸人之具。然古今来之有国有家者，坏事每由于此，何也?盖耽于声色而怠弃政事耳。故管子之答齐桓曰：“好酒好色，无害于霸；不能任贤理政，乃为害霸。”故齐桓耑任管、宁诸贤修明政事，虽多内嬖，嗜酒听音，而竟成其为五霸之首。今戎主虽爱女乐，若听音御女之外，仍不疏于政事，委任繇余，听其谏说，何致遂为秦算乎?至因归迟而疑其二心，致贤人为敌国所用，更是浅夫愚见，不值一笑也。
第二十七回
骊姬之害申生，从前回迤逦而来，到此回是结穴处。譬如奕者，局势已成，到此只消一点一劫，便满盘都是。故此数计虽狠，而其得力处却不在此回也。
骊姬之害申生，十九都是优施之恶。起初进谗之方及交结“二五”为助，说里克使之中立，说几个大关节处，都是这个奸贼主意。骊姬不是得他为谋，未必便能害太子；不害太子，晋国不乱。其初只由失于内外之防，其弊遂至破国亡家，败坏而不可收拾，可畏哉！
荀息、里克，都只是谋臣，算不得大臣，为其只看得见半边也。而丕郑父之才识，高似荀、里数倍，却反屈于下僚，晋之用人如此，宜其乱也。
骊姬之谗太子，处处先之以哭。盖先以哭动人主之心，而后其言易入也。然“哭”之一字，却是妇人长技通病。今人于妻妾之间，有以哭进其说者，其亦慎之也哉！
申生只以顺命为孝，故不惮自贼。不知自贼之弊，更甚于出亡。由于素日晰理不明，认义不熟之故。以此论之，即谓杜原款之辅导无状也可。
荀息以璧马之谋，遂灭虞、虢二国，可谓智矣。乃于晋献之杀申生，害群公子，却不能出一言以谏阻，反受立奚齐之乱命而许以死，忠虽有之，智安在哉?不知大体，而仅以从命为忠，即谓小人之忠可也。
申生本不应死，又在可以不死之地而竟死，愚之过也。礼子之于父母，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恐邂逅致死，而予亲以杀子之名也。况国君冢嗣，又与士庶不同，关系社稷之存亡，宗嗣之绝续，尤不可以轻死者也。地居于外，逃之可以自脱。闻信在先，去之不患无名。留其身以系国家之重，姑俟君老而后入焉，于以安靖其国家，犹可干蛊而盖其父之愆(qiān)也，乃计不及此，而只一死以成己之名，贻乱国之殃，而无补于其亲之过，仅可谓自好之人耳。揆之于义，所欠实多，吾故无取焉。
第二十八回
凡为君者，立嫡以长，正也。晋献溺于嬖宠，废长立少。荀息为国主卿，不能明白理义，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许之。是则荀息之言，玷于献公未没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没之后也。(司马氏。)
荀息若早知奚齐、卓子之立，国人不与，而力辞托孤之寄，以悟其君，则可以不死于难。既不能正谏于其始，又为之任托孤之寄，虽欲临难苟免，岂可得乎?(朱氏。)
荀息之立奚齐，犹有君命。既已见杀，何又擅立卓子，以大逆人情乎?死不足惜矣。(穆文熙。)
孔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又曰：“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君子重然诺，正是慎之于始，以为后来可复地耳。晋献杀贤孝之太子，又逐无辜之群公子，而立有罪嬖人之子为君，可谓义乎?荀息不以道义衡之，而遽许之以死，可谓信近于义乎?有罪嬖宠子为庶孽，立之为君，可谓不失其亲乎?外无大国之援，而有群公子之怨;内乏腹心之助，而有抱愤之臣，其可宗乎?信不近义而因失其亲，言可不必复矣。荀息若于里、丕明告之时，权之以义，弃其乱命而改图焉，迎重耳而立之，则不特转祸为福，而仍可不失其令名，乃不知变计，而惟以践言为贤。奚齐已亡，又立卓子，以重辜而深怨，卒之身死名灭，而无济于事。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径经然小人哉。“又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其荀息之谓乎?
屠岸夷虽是力土，然却是有见识人，不是一味卤莽者。只看东关五已自啖以爵禄，他却来与骓遄（chuán）商量；骓遄告以大义，他便幡然应命，伪围里克，连诛“二五”。此其识见高于荀息多矣，不得以其力士而轻之也。
议迎重耳，狐突不肯署名，自是老手深心，亦虑内难未靖，迎立未必便安耳。其曰二子从亡，嫌于与弑，不过托词不署耳。只看重耳不来辞迎数语，便知二人自有心术相合处，此非浅人之所知也。
郤芮颇有见识，其度事揣情，四面安放，都无可议。只是辅者夷吾，脚跟先靠得不好，所以坏了。贤臣择主而事，正为怕带累自家耳。
重耳素有贤名，国人悦服。礼贤下士，群臣所归，从亡诸人，一时英杰。父亡国乱，不为乘丧。群臣迎请，不为因乱。太子先亡，己为次长，于序应立，不为无名。此时即因迎请返国正位，无有不可。也只因外有夷吾及群公子怀虎视之心，挟强邻之力，将来必有斗争，未便安然无事。故且坐观其衅，徐图万全耳。郤芮之言日“重耳非恶得国者，其不行，必有疑也”一句，便已勘破隐衷。故劝夷吾借秦力以求入，亦是一样见识，难为浅人道也。
里、丕既以国众来迎，自不患其不纳。入国而赏之，厚则可以为恩，薄亦可以无怨。奈何百万、七十万许之如此其多，后乃尺寸不与乎?秦有婚姻之好，使人来而劝我以乘时，是已有纳我之意矣。厚许以金玉币帛，秦亦有所利矣，不患其不从也。入国而偿之，易于为力，不失信而可以结强邻之欢，奈何许以五城，而又尺寸不与乎?不许而与，可以生欢；许而不与，亦最为招怨。内怨则迎我者可以改图；外怨则助我者可以别助。吾故曰失计之甚也。
第二十九回
郤芮、吕饴甥料事多中，可谓有用之才。又尽心以事晋惠，不可谓不忠。但首倡重赂之谋，而却内外食言以取怨。及怨隙已成，又不能自反改过，乃诛戮大臣，欲以弭祸。夫祸乱，岂乱任诛杀之可弭耶?奸险残毒，不识为政之体，欲以定国而久安，难矣。
里克之杀奚齐、卓子，以人臣之分而论之，固为有罪。然以故太子之冤，及国人之公议而论之，则杀之未为不当也。嬖人之子，其母有罪，理不应立，公愤杀之，不可谓弑君。况即弑君以报故太子之怨，而迎立新君以定国家，亦理之所不罪也。且骊姬与奚齐、卓子，独非夷吾之仇乎?使饴甥袭屈据之以望变，此何心也?既得立矣，却悔其许赂之厚，乃假词以罪之，负心甚矣。是时丕郑在外，诸大臣在内，倘竞说秦以挑其怒，以责约为名，兴师以临晋，而诸大夫从中而应之，晋惠所恃，仅吕、郤等数人耳，国人又皆不服，其将何以得免哉?故其杀里克，是大失算计，而其不至即及于难者，侥天之幸也。
丕郑奉使往秦，不别里克，为恐有人伺察也。今里克被诛，嫌疑更甚。秦人来索，吕、郤不行，明是被他猜破，岂反无人伺察耶?约会多人深夜计事，明露破绽，何也?愤激于中，而不能忍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机事不密则害成，智者当三复斯言。
屠岸夷之来，形迹甚是可疑。“君欲加戮”，此语闻自何人?皆出“吕、郤之谋”，又是何人所说?重耳能得士心，国人愿戴；秦人恶夷吾背约，亦欲立之，岸夷见不及此，果欲先斩吕、郤，逐君纳君，何平必先期约会?屠岸夷亦系在朝大夫，焉得持书独往?圈套虽圆，终有许多破绽。丕郑素有料事之才，何独于此而愦愦也?岂异谋太急，故不暇致详耶?抑以通国皆不愿戴惠公，故不复疑岸夷之有异耶?大约是以盟誓为信耳。见之不明，遂受其祸，惜哉！
丕郑诸人之信屠岸，殆以前日杀奚齐、卓子之故耳。不知前日之事，全亏骓遄（chuán）晓之以大义，又动之以利害，故能弃邪从正，以就其功。非其自能晓然于大义也。素本不明大义，则易为人所愚。有贪利惧害之心，则易为人所动。"二五”之事，岂可以为例耶?只是屠岸于“二五”用之，则与骓遄商量，何以今日之事，乃不复谋之于骓遄耶?岂吕、郤正在得君许以爵禄田土，遂行之而不顾耶?抑以君欲行诛之言，惧死太极，故不暇别计耶?本是可以为善之人，却被利害之心陷溺了，可惜！可惜！
管子学问好处，只是识得大端。如论鲍叔牙不可为相，可知他相度渊涵，论“三嬖”非人情不可近，可知他抚民用众；又论隰朋之可相，在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门，真得为相之道也。学术如此，宜其功成而名显哉。
凡一切圣贤君子，英雄豪杰，未有不近人情者。不近人情，非大奸大恶，即废朽而不可用者也。废朽而不可用者，其人必不入世。入世而不近人情，则无非大奸大恶之人也。管子以此定“三嬖”之不可用，真是特达之识。
第三十回
施而得报，情理之常；施而不报，情理之变，然已为君子之所恶矣。苟有以解说于其间，犹之可也。天下之情理，岂有三施而不报者哉?晋之许秦以五城，为秦之逼取之也?夷吾之急于求入也?求入而许之，既入而背焉，此虽夷吾之负德，而秦实未可以声罪，何也?乘人之难，而因以取利，君子之所不为。秦穆贤君，又有诸贤臣以为之佐，其断断不出于此也。至晋饥而乞籴，可以无与矣，何也?不报而重施，固人情之所难也。今观于秦之君臣，其言皆有王者之风焉，不因其灾以报怨。而又济之。苟有人心，其焉有不惄(nì)焉以惭，戚然以悔者?而晋惠之君臣不然，乃幸而秦之亦以饥告也，借此以为德于秦，一可以当二，以报为施，于以弃前怨而结后欢，计孰有便于此者?当与粟惟恐不亟矣。而晋惠之君臣又不然，且欲因其饥而取之，此岂复有丝毫情理哉?中山之狼，不足以喻也。然而晋惠之君臣，岂真非谷之所养，衣之所被耶?好利而忘义，知入而不知出，贪与欲之所为也。兵之胜败，以理之曲直为主。有识者其先有以知之矣。
秦有贤君，故于其计事也，不听丕豹、子絷之谋，而用蹇叔、百里奚等之议。晋何尝无贤臣，如庆郑、韩简之言未尝不正，因晋惠自心先是不好，故反以为怒，而惟吕、郤之言是用耳。
天下许多好事，都由不吝而起。天下许多不好事，都由悭吝而致。晋惠虽多过恶，而究其所以然，大率都由“悭吝”二字耳。
庆郑虽则善谋，然殊非人臣之礼。君背德以招寇，及不用易驷之忠言，固然是他不是，然岂有亲见其被陷而不救，又误人于将获彼君之际者哉?施之朋友且不可，况君臣乎?秦穆举动大有王者气象，如篇中所叙诸事是也。其所以不进于王道者，为犹有功利之心也。
公孙枝虽亦才人，然其设谋处事处，全是功利之术，便只可与言霸，不能入于圣人之道者也。
穆姬虽贤，毕竟有妇人习气。如夷吾之乱于贾君，不纳群公子，不可谓无罪于晋；负约背德，反欲因饥而袭取，不可谓无害于秦；即以宗国为忧，何不更主纳重耳之议，而多方请赦以死要夫。况子女，夫之子女，岂妇人所得私，而乃携之崇台，积薪为必死之计?只算是妇人偏护娘家，非有高见特识，足以利秦而存晋也，焉得为贤乎?

第三十一回
梁繇靡数说庆郑之罪，固有可死之道。然晋惠背德用兵，强乘小驷，二次不听其谏，亦当自动悔心。至庆郑不力战，不面伤，或因己国背德，理亏情怯，不能相敌，庸或有之。而况前有忠正之谋，又闻国君之归，明知获罪，不肯他适以求免，不可谓不忠也。使晋惠以自愆为悔，赦其罪而复用之，未必无补于国家。乃以褊浅之量，济之以梁繇靡泄忿之心，而郑遂不免死，深为可惜。
重耳之不肯求入，心有疑也。若候国中有变而图之，则孰有大于夷吾之被执于秦者?被囚三月，为时不为不久。若乘时以求入，国人素所归心，必有起为内应者，则国可得也。乃主臣安居翟地，不出一谋，直至晋惠遣人行刺，狐突报知，乃始仓皇奔走，议适他邦。然则勃鞮（dī）不来，重耳主臣遂将老死于翟乎?吾所不解。
卫文还算贤君。况为公子时，亦曾出亡在外，岂不知邻国待客之礼，何乃失礼于重耳乎?想于亡国之后，物力艰难，有爱惜财货之心，故不欲招接耳。乃竟以此而启卫国无穷之祸，吝之为言，岂不甚哉?
重耳虽作亡人，只看他不责卫人，不行剽掠，不怒田夫。赵衰之留饭食君，壶浆及众，介推之割股，俱是何等气象！君臣如此，其终得享国而成伯宜矣。
齐桓虽是霸君，其心地却本来不十分明亮。其所以成功立业者，管、宁诸贤之力耳。只看不听鲍叔之谏，而复用易牙等三人，便底里尽露了。
第三十二回
只看齐桓结果时，便知定霸之功，全是管子之力。管子一死，齐桓便连自己事都不能处置，被三个奸臣弄得七颠八倒：身死于高墙之内，无异牢狱；病中无人侍奉，无异孤穷；死后虫攒尸体，无异饿殍。用贤，则虽天下之人，皆怀德而畏威；用奸，则己身之生死，亦不可保。人君于此其亦知所戒惧哉。暗昧之主，不识贤奸，固无足论。如齐桓虽不甚明，然管仲、鲍叔之言，则已闻之熟矣，而竟用易牙等三奸，意中亦谓其即或不贤，亦未便有害于己耳。岂知阻众筑墙，亡身亏体之祸，即身受之乎，殊可叹也！
凡一切祸患之来，其初无不起于甚微，以渐而深，遂至于不可救。若陷于不知，犹可言也。幸有明者提撕儆觉，而不知防备，真庸人也。然当其未形之先，局中之人多以为迂阔无当，或反以为贪利邀功而怪责之。及至其祸已成，虽有能者，亦无如之何矣。天下国家之事，无不皆然。不知身之有病，而怪医人之妄言，亦其一也。齐桓之幸遇扁鹊，而不求其救，岂不惜哉！
弃长立幼，原是齐桓不是。然既欲立之，便当多为羽翼，授之兵甲，以图万全。却又全没料理，一遇变故，仓皇出奔，是立犹不立也。若非高虎、崔夭，子昭几乎不免。是立之反所以害之，未见其为得计也。
四公子据殿争立，不顾父尸未殡，真是全无人心。但今之人，父死未寒，争财夺货，斗殴争讼，不恤生母，不理丧事者甚多。此等忍心害理之人，大伤天地之和气。留心世道者，其思所以处之哉！
宋襄之主纳子昭，与卫文之助，皆是偏徇齐桓之私心，算不得义举，当以鲁僖之言为正。然鲁僖却只是因齐桓不曾相托，有不平之意，故以长幼为言以拒宋耳，非真能了然于大义也。当时诸侯举动如此，真是不成世界。
第三十三回
雍巫、竖刁虽坏，却是愚鄙小人，无奸雄之才力。无亏赖主丧之年故，得以为君。明知世子昭在宋，宋襄曾受先公之托，断不能安然罢手。况内有三公子之徒，又国人俱非心服，却不选用旧臣，修明政事，以收人心，乃以国政兵权，付之毫无谋勇才力之雍、竖，不死何待!
高、国先教世子出奔，便该约会宋国速来纳君，乘时定位，乃计不出此。既因主丧之故，而立无亏，则已有君臣名分；却又暗迎子昭，而逐无亏，不可谓合理。既杀竖刁，无亏亦死，便该乘诸侯兵力，先定子昭之位；却又退去诸侯，以致商人等复谋拒命。幸而数人无谋无智，子昭在外，故得仍奔宋国。使此数人把子昭诱进城来，然后作乱，或作乱之时，逞忿报怨，先取高、国而杀之，则岂非君臣俱尽，仍复无补于国事哉?此二臣者，虽有忠心，而智虑颇暗，非谋国之才也。
内不立君，外不结援，只知分据城门，岂是了局。此等举动，只如村人避鬼一般，不必宋兵之至，已卜其无成矣。
长、少卫姬虽则有罪，锢之可也，用以殉葬，且并数百人而殉焉，非礼甚矣。孝公嗣立之初，所行便已不正，高、国诸贤亦无一人谏阻者，君臣皆失之矣。齐之不能复霸，有以也。霸者以力假仁之事，盖仁义是假，兵力是真。故孟子日：“霸必有大国。”“必”字下得着实妙。盖必定是大国，方才能霸。只看齐桓图霸，首先富国强兵，其经营之方与会盟次第，是何等艰难。宋不尝在齐之宇下乎?力之不能如齐，宋襄岂不自知?而乃侈然图霸者，只为纳孝公一事耳。却不想主盟者自是桓公，非孝公也。霸君之后，岂能常霸。视其人不视其国，此情理也。齐自管、鲍诸贤没后，即桓公亦自顾不暇，致有无亏、竖刁等之乱，况孝公乎？孝公新立，国无贤才，安能复霸?齐不能霸，而宋襄仅以纳君一事，遂欲合诸侯而长之，此其不能，不待智者而知也。观齐桓初霸时，襄父桓公背会于北杏，鲁曹沫劫盟于柯，宋、鲁力不如齐概可知矣，而且如此。今宋襄乃以齐之不能得于宋、鲁者，而欲得之于狡悍强大之楚，此其不能，又不待智者而知也。即其自言曰：“吾以仁义合诸侯。”夫果以仁义，虽于事势为迂阔，犹不失为善人。今乃以后至之故，执滕君而杀鄫子，可以为仁义乎?既恃力以虐不如我者，又欲假仁义之名，以服强大于我者，将以欺人乎?抑自欺也?欺人则人未必皆愚，然适以自欺而已。
“借楚力以聚诸侯，复借诸侯以压楚”二语，说得无理不通之极。夫借力于人者，必将下人；可借人以压之者，必其力不足以聚人者也。夫“借楚力以聚诸侯“，则其能聚者，必其所能服者也。既以能服之故而聚之，乃欲其为我用而压其所素服。此诸侯之所必不肯，亦复不能。诸侯之所可压，必其力之不能聚之者也。既借其力以聚之，乃欲因而压之，率彼之所聚以为我用，而即受我之压。此楚之所必不能，亦必不肯。子荡主兵，则败于齐人之劫寨，绌于曹人之守城；为宋襄图霸，则虐杀鄫子以媚妖神，究不能致东夷之服；邀楚人以聚小国，又不能防未然之患：计疏智短，心蔽而语邪，宋襄乃惟言是听。目夷智识俱长，其言皆情理允当，却置而不听。贤愚倒置，利害不分，其得保首领以没幸矣！
宋襄即欲图霸，亦只当借齐之力，乘其有劳于孝公而借之力，孝公应无不肯。席桓公之馀威，二国并力，以亲小国诸候，修职贡于周，以顺其名义，然后徐图举霸，未必不可得志。奈何求诸候于楚，而又思以压之乎?皆由欲速一念以误之耳。欲速则不达，宋襄之谓矣。
第三十四回
宋襄让国之举，似是贤人；及为君后，所行之事，无一可取。可见论人者，未可以一事之偶贤，而概论其馀也。
宋襄满口仁义忠信，却执滕君，杀鄫子，围曹伐郑，已是言行不符了。到用兵时，却把“仁义”二字认真起来，真是迂阔可笑之极。图霸争盟，原非歹事。但不度德量力，胡行乱做，便自然要弄出祸来。宋襄志大才疏，识短性躁，即布置小事，未必妥当，况军国重务耶?其败宜矣！
目夷真有相才，公孙固真有将才。使宋襄专任二人以政，徐图定霸，或可希冀万一。乃听子荡之谬言，逞狂躁之胸臆，以致事事贻殃。不能自悔，反强作解说，以文饰之，宋襄杀才而已。
目夷才识俱优，若使为君，必有可观。不知何以当日错看了宋襄也，岂以其能让国，遂谓其真贤耶?若看后来举动，则当日让国之事，亦不过好名之豪举耳。岂亦预料目夷之必不肯受，故为此一让，以博名高耶?不然，这般一个躁妄之人，何以忽有此恬退之事乎?
宋襄陵虐小国，杀诸侯以祭妖神，桀、纣之所不出也。而乃以不击半济，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为仁义，便无异盗贼杀人而取其货，而以埋尸掩骨为仁，分财必均，长少有序为义也，可发一笑。
霸与王异，为其以力而不以仁也。而霸与暴异，为其仍以仁义为名也。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仁便是仁，何以谓之假仁?假仁便是假仁，何以为之以力?盖其仁非出本心，不过借以为名以服人耳，故日假仁。假仁，人如何肯服?所恃者有力，故日以力。但只是以力，则力与我敌者不服我矣。即力不如我者，又依附他人之有力者，则亦不必定是服我。惟我以力之所能为，却一般也行些仁义之事，使人既畏我之力，又贪我之仁。即我之用力处，亦借仁义之名，使人但称我为仁，而不称我为力，又借仁名以合众力，而服但知以力而不能假
仁之人，则天下诸侯不我之服而谁服乎?诸侯皆服，而于是乎成霸矣。楚子虽强，是只知以力而不知假仁者也。宋襄知假仁而力不逮，楚成有力而不知假仁，故皆不能成霸也。至于以舅纳甥，则是**之行，本传已明言之，又不止于不能霸而已矣。
晋文人品学问，看来也只平常，安于逸乐，非有远大之谋者也。其得国与成霸，大率皆诸臣之力。而诸贤才之所以尽心相辅者，则以其素能重贤礼士也。齐桓以平常人物，赖管、宁诸贤而成霸；晋文以平常人物，又赖狐、赵诸贤而成霸。可见贤才之有益于人不小，可以化无用为有用也，为国者可忽乎哉
第三十五回
国不论大小强弱，人不论尊卑男女，只是这双眼珠子最是要紧。重耳明明是个贤公子，从亡诸臣明是一班贤辅佐。齐、宋、秦、楚诸君认得，便用情加礼，后亦卒受其福。卫与曹、郑诸国认不得，失礼招怨，后终不免于祸。不识贤愚，则祸福迥异。人之于用情用礼之际，可不高着眼孔，细加酌量哉。
失礼诸国，其君虽然不明，却无不有贤臣谏劝。他却都不肯听，是不特不能识外人之贤愚，从自己家里人的好歹，他先认不得了。这等没有眼珠的人，怎得不招祸患? 重耳之纳怀嬴，毕竞于理不顺。狐、赵之言，乃欲结秦，以为得
国之计，故强为之说耳。独怪秦穆还算贤君，且有蹇叔、百里奚等许多贤臣，何无一人以为不可者?岂春秋时于婚姻之道，尚未如今日之重耶?抑淫乱相仍，遇此等事，不复以为异耶?怀嬴，贤女也，乃亦不以为羞，岂以父命所在，节义便可不论耶?如此等事，皆我之所最不解者也。
晋惠杀里克、丕郑、庆郑，虽不免于褊，而犹为有名。至子圉之杀狐突，则更为无理不道之甚矣。人心既本不服，于即位之初不能修德以和众，乃杀无罪有理之老臣，启国人之携，挑骨肉之衅。本忌重耳，而适以速其来，其灭亡不亦宜哉
宋襄一生蒙憧，独有认得重耳，却算聪明。生不能笃信目夷，却嘱其子委以国政，及处分晋、楚之间，却的当无可訾议。“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宋襄有焉。

第三十六回
晋惠之入，吕、郤为倡，忌杀里、丕及七舆大夫，人心不服。专任吕、郤而不用他人，谓之防祸犹或可也。然其心胸褊狭甚矣。韩原被执之后，诸臣早行露宿，同赴秦君，惄(nì)忧以重之，天地以要之，以救君而返国，不可谓不忠也。囚秦三月，国无他虞，不可谓国人有外心也。返国而仍不用旧臣，此何意也?已不能亲人，而欲人之亲我，岂不难哉?至于惠公死而子圉继，父子相承十九年矣。内外无故，纵有旧怨，亦在可捐，况无怨乎?若于嗣位之初，选用老臣，修明国政，消携贰而和国人，即有不虞，犹可恃以为固；乃不是图，而专任吕、郤(xì)，又何意也?国家之大，岂一二人之力所能专制者哉?外失强邻之欢，父子皆蒙其怨，疑重耳以启骨肉之衅，杀老臣以携国人之心，而挑从亡之怨，速祸召兵。虽吕、郤忠心不二，亦难以望有济矣，况不然乎！虽得暂奔出国，而孤立无援，宜不得复缓其死也。
重耳之贤，国人爱戴悦服，吕、郤之所知也。从亡诸人之才能，而忠于重耳，亦吕、郤之所知也。惠、怀无亲，内外不与，岂吕、郤独不知乎?迎纳重耳，虽未必可保万全，然既有盟誓在前，亦未必便至于死也。或心有不安，权且出奔以避难，犹可少延性命，奈何出
于弑逆之谋哉?无论事不可成，即使可成，内而狐、赵诸人，外而秦国之众，岂肯晏然而已乎?即使果能迎立新君，独不虞新君之更将致疑乎?勃鞮(dī)效忠，文公先脱，不得逞其凶谋，而竟死于秦人之手，固是天夺其魄，而其所以为谋，是则殊亦左矣。
勃鞮(dī)是大有意思人，其权术处甚是可爱，口才亦便捷，而却非无理逞词者比。举动闲雅，应对详明，颇有策士之风。至说以尊君命为忠，而引射钩之事为比，尤为明白切当。而今日之来告，真是可以为功；而蒲翟之事，实不足以为罪也。
吕、郤使屠岸夷以盟誓行诈，而杀丕郑及七舆大夫；而勃鞮(dī)亦以盟誓行诈，而杀吕、郤，固是报施不爽。然屠岸夷之诈，还是对头使去。今勃鞮之诈，却教他自己寻来。中人者，还以自中，天之巧于报施若此，可不畏哉！
第三十七回
头须窃藏而逃，致贻君以窘困饥馁之患，其罪大矣。然欲借以安反侧，则正须罪大而怨厚之人。子房教汉高以先封雍齿，正祖此意。
头须之罪，未若勃鞮(dī)之甚矣。能容勃鞮(dī)，岂不能容头须乎?头须之来，殆亦闻勃鞮(dī)之事而继焉者也。然勃鞮(dī)罪虽大，而功亦不少，可以赎前愆而邀新宠矣。至于头须罪虽轻于勃鞮(dī)，而此举实不足为功。故晋文之宽头须，无异宽勃鞮(dī)之心。而二人之功罪，却自有其等，不可不察。
勃鞮(dī)、头须，皆晋文大怨之人也，使其无容人之量，则即位之日，必将先求而杀之矣，尚俟其来献计乎?来而不即执之，反皆教之以逃，晋文之量，于是乎不可及矣。不然，试看晋惠之自秦而归，先杀庆郑又后入，其度量之相去何止千里也！
好上而不能下者，妇人之常情，而妒者更其情之牢不可破者也。赵姬，人主之女也，而劝其夫之迎叔隗于翟，其贤已不可及矣。又立其子为嫡子，而已子下之，岂不更难能乎?至让翟女为正，而己反偏居，此其能下而不妒，真超出乎恒情万万。求之男子中，亦罕有其
匹，况妇人乎?令人叹想不置。
齐恒有贤女，秦穆有贤女，晋文又有贤女。三霸主之女皆贤，已是奇事，而又同时共聚一处，此可谓贤女之大聚会也。而其二为晋文之妻，一为其女，得贤妇女若此，晋文家庭之乐，真是非常，岂天之所以报贤者乎?嘻！何其盛也。
赏当其功，中人所能，从亡为上，送款次之，迎降又次之，此恒情也。从亡中各别其轻重，此亦恒情也。然就恒情而论，孰不以冒矢石、犯锋镝者，为功高而厚赏乎?晋文以辅我以谋议者居上，此其识见，固已可嘉矣。至又以导我以仁义者居最上，则其经纬之明，识
见之高，真是无有限量。夫能以仁义为上，王焉可也，霸云乎哉?
只就赏功第一节，晋文已成霸有馀矣。但仁义为上，谋议次之，劳力又次之。此等分寸，自是上智之事。魏犨、颠颉，勇夫而已，岂知此哉?其不服而有怨言，不足怪也。
介推虽是高节，然却不免于乖戾。其在从亡数内，虽著功劳，然非上赏之伦也。立国之初，纷纭多事，推久不入朝，故晋侯偶未念及，非弃之也。诏令许人自言，亦是虑有遗忘者耳。推固家贫母老，从亡在外，既未得尽孝养之忱，求禄以为养，未见其有伤于义也。怼君而逃，已不合道。晋文虽忘之于先，而自往求之于绵山数日，可谓有礼矣。终于不出，又并母而焚焉，守一已之小廉，而亏忠孝之大节，有乖圣人之道矣。故君子者，不立异以鸣高，不矫情以干誉。若介子者，谓之志士则可；谓之君子，则吾不知也。
男女有别，圣人戒焉。别嫌明微，男女之际为重。堂堂天子之后，而乃与军将较猎围场，此何理也?即无叔带，已不可训，乃又使之护送下场，是教之以淫，而与之以会也。二人之奸，襄王自取之也，夫复谁尤?
第三十八回
叔带不弟不臣，渎伦灭理，与他罪不同，即声其罪而诛之，亦不为过。况其曾召戎兵以乱周，是为怙(hù)罪不悛(quān)矣。襄王乃以姑息从事，卒致翟人之祸，几于不免。语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之谓矣。
颓叔、桃子，原是无罪之人，只因见解不明，遂至陷于大逆。夫借兵请后，皆王命也，而隗后之私通叔带，岂能预料之乎?翟人即使兴兵，以正言责之，再借诸侯之力以拒之，未必便偏害于已。而乃预思避祸，反与太叔同谋，虚言动翟，且助二逆而身伐王城，罪不容于死矣。独不思公道在人，其何以谢天下诸侯乎?一念之差，身败名灭，可不惧哉！ 郑人抗命执使，襄王怒而讨之，原不为过，但不当借兵于翟耳。近于王畿之国，惟有陈、卫与郑。陈、卫弱而郑强，天子之出，非郑安适乎?然有他难而适郑，犹可言也。及翟之难而奔之，纵郑人喜于逢迎，而惭终有不免。人于盛怒时，即欲与人为难，其亦细酌其可用之人，而慎无为后日之所惭焉，则得之矣。
求霸必先尊王，此是第一要着。晋民屡易其君，正须示以大义。晋文立国之初，恰恰遇此机会：周襄之不幸，正晋文之大幸也。尊卑之分，名器为重。晋文恃功而请隧，非贤者之所宜也。岂未尝谋于狐、赵诸贤耶?及被襄王责备一番，惭赧无地，悔亦何及！
齐桓晋文俱是有功于王室者。齐桓则王命以毋下拜而不敢当，晋文乃因功而请隧，即此一端，优劣自见。况隧为大典，固不可以赐人；而畿内之地，亦非酬功之物。襄王之赐，晋文之受，胥失之矣。乃又因其不服而围之，则晋文之失为更甚。苍葛之言，真是有理。晋文闻之，未知其愧焉否也?
守信降原，只是权术，非真有见于信义之中也。只看商鞅徙木之信，便是一般伎俩。
晋文之于樊原，志在得地也。而却以信义之名动之，而因以取之，此即所谓以力假仁，霸者之术也
第三十九回
齐孝嗣位十年，毫无善政，安在其为贤乎?齐桓当日乃必欲废长立幼，亦殊可笑。
展喜却师之语，虽是以先王之命装头，然未必便能挫齐孝之意，得力处在说望他修桓公之业耳。盖其意原欲嗣伯，今既以旧伯主之事动之，又以新伯主许之，彼自然降心而退矣。窥破来人心事，说话便自然得力。
贤才被困，出于不求人知，即有知者，或又无力，不足以相引故也。若臧孙辰之于柳下惠，则既深知其贤，而力又足以相引。平日弃而不用，及至有事则求之，事过仍复弃而不用，无论蔽贤窃位，为圣所严诛，即以负心忘功而论，亦末世之所不取。
子文在楚，可称贤相。为因错看一子玉，遂贻误国之羞，可为扼腕。盖知人则哲，原是难事。然蔿贾一小儿，却反看得明明白白，识得透，拿得定，岂子文之才反出蔿贾下乎?总之，子玉不可为将，原不难知。子文时为偏爱所蔽，所以忽而不察也。
将者，征伐战阵之事。而赵衰之举郤縠，则曰“说《礼》、《乐》而敦《诗》、《书》”，曰“德义”，曰“恤民”。这等识见议论，岂可与浅人共道?可见专讲于战阵征伐者，不过偏将之材，必须如先縠其人，方可以当大将之任。
只看晋国人才之盛，便知必定是个霸君。相才也有，将才也有，谋臣也有，力士也有，大将也有，偏将也有。春秋四个霸君，无不以得人才之多而成，而晋文为更盛。若宋襄，仅有一公子目夷及公孙固，而又不能用，便知定不能成伯，定算不得五霸也。
曹、卫之于晋文，既因失礼得罪于先；于其复国之后又不能早修聘问，请罪求和以纡国难，直至来伐而始求成。如卫成者固已晚矣；乃更有不能度德量力，黜贤臣而行诈术之曹共，其国亡身辱，不亦宜乎?
恃功骄恣，最是武人通病。乱世虽或幸免，若遇刚断之君，鲜有不自害者。如晋之魏犨、颠颉是也。立功以求荣，乃适以自害。弃前功而婴斧钺，亦何乐而为?此骄恣也！
魏犨、颠颉，因己赏班在下，心怀怨望，以忿报之，未称其功也。僖负羁于主君困馁之时，献飧馈璧，不可谓无恩无礼矣，何独不应报乎?况馈飧一事，颠颉岂未之闻耶?受其德而以怨报之，泾渭不分，善恶不别，胸中全没分晓，杀之殊不足惜。
晋文斩颠颉、黜魏犨一事，便有霸君气象，不以私劳废国，法令之所以能行也。况二人所犯者国法，非己之私怨也，不罪不足以为仁，罪之适成其为义。况以首从而分诛黜，亦得仁义兼尽之道矣，其伯也不亦宜乎?
第四十回
行军之道，全要镇定。子玉性刚而躁，岂是为将之材?况君命退，而必欲进；君命守，而必欲战。则刚愎无礼之甚矣，安得不败?
楚成一生，只算中主。然观其礼款重耳，不怒其言，伐宋之役旋师以避，又戒得臣勿战而让之，却是大有见识，大有主意，又非中主之可及。
列国之中，惟楚最为强横：凭陵诸夏，生事中原，齐桓经营数十年，始得兴师讨罪，而召陵之役，未能伤楚分毫。故桓公班师之后，楚之强横凭陵如故，而齐遂不能复出伐楚之师。桓公没后，诸侯反纷
纷奉楚。盂地之会，虽是宋襄不自度量，而劫盟执君，殊为已甚。既欲争霸，而又不能尊事王室，僭号自尊，名虽为伯，而实与周为敌国也。晋为周之同姓，欲图伯则必尊王，欲尊王则必表率列国。若不制楚，则小国不可得而合，王室不可得而尊，而伯遂亦不可得而成也。而楚人狡悍，不可以言词折，不可以礼义服，非用兵力不能为功。故激之使战，其势然也。但楚之兵力，天下之所惧也。非合齐、秦，则士气不壮；非多方设备，则必胜难期；非多埋伏，则楚败不亟而伤残不多，不足以挫其锋而折其气，希中原数世之安也。故城濮一役，不特为晋文图伯之大关键，乃周室得以延国之续命汤也，其功顾不伟哉！
宋被楚兵而求救，晋业已出师矣，却不肯为楚所致，乃伐曹、卫以为解围之计。楚人分兵而宋围不解，则合齐、秦以战之。本是我欲合齐、秦，却使其自来战楚。既求齐、秦以讲和，又使子玉以必不肯听。彼欲以复曹、卫为名，则先私许二国之复，既不以为彼之恩，而又以激其怒。至于临阵交兵，其许多安排布置，先后左右之间，来路去路，无不一一算到，安放停当。细针密线，丝毫无有遗漏之处。兵法云：多算胜，少算不胜。晋之多算如此，安有不胜者哉！
先轸之谋兵，可谓密矣。使非祁瞒之违令出战，岂非全胜之局?一人梗令，几败大功。故行军之道，首以出令必行为要，而违令专行者，虽立功亦不免于有罪也。
虽则祁瞒违令辱师，还喜得先轸安排接应周密，不然几至不支。所以凡系多人共事，只有一人不循调度，便有偾(fèn)败之忧，不独行阵之间为然也。
曹、卫，楚之宇下，宋乃楚之仇人。今既为救宋而伐曹、卫，却就将曹、卫之田分与宋人，又拘执其讲和之使。他本来请复曹、卫，却教曹、卫写书绝他，此即能耐之人，亦恐更耐不得矣，况子玉乎?先轸之谋，真是水泄不漏。
先轸善谋，却也亏这许多帮手，个个都是有才有勇，应付得来，所以事事上算。可见凡是大功，断非一人可立。谚云：牡丹虽好，全靠绿叶扶持。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之只欲专功擅赏，而挤排同事之人者，何其愚也！

第五十一回
赵穿之弑晋灵，明是赵盾与谋，只看他住在首阳待信，便已了然，不必等反国之后不讨贼而知也。
晋灵之恶，全是屠岸贾逢迎而助成之。晋灵既死，正当明正其罪而诛之，赵穿之言是也。赵盾只为弑君一着，自己心下不安，却把屠岸贾素日之罪，都不敢提了。恃在宗族强盛，料屠岸贾不能如何耳。岂知后日终被其祸，几乎宗无孑遗乎！故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赵盾执晋之政，生杀予夺，在其手掌。董狐却直书其弑君，且面数其罪，真是良史，足令后世专以谄谀取容者羞死。赵盾不加其罪不改其辞，方是贤达过人处。
王孙满的是妙人。楚子观兵问鼎，明是欺负周王儒弱，来恐吓他。王孙满一篇言语，不特义正词严，尤妙在提一“德”字装头，便令他自家惭愧。
越椒自恃善射，恰恰便有一养繇基更高于他。古语云：“好胜者必遇其敌。”信然。
绝缨一事，人情所难。楚庄此举，可称豁达大度。孙叔敖一布衣耳，楚庄乃骤举为令尹，真有眼力，合之绝缨之会，俱是伯主大端。
第五十二回
“戏”之一字，最是误事。郑灵之于子宋，非有仇隙及深，意不过聊以为戏耳，而构弑逆之祸，则戏果何益哉?
食指之验与不验，其事甚小。染指君鼎，其势颇逼。既知君怒而不谢罪，已是无君；君怒已甚，奔避亦是一策。乃遂谋及于弑君，则公子宋之立心，岂复有丝毫臣礼哉?此等人，真是死有馀辜！
归生执政之臣，处可以有为之地，既知子宋之谋，便当明正其罪，乃不惟不能罪之，反惧而从之，不忍于友，而忍于君，可谓不知轻重。
陈灵以国君而走狎邪，自取死道。孔宁、仪行父共争一妇，恬不知耻。又导君于淫，衵rì服戏谑，纲纪荡然，焉得不乱?
第五十三回
君子贵于知几，其论事君，则曰合则留，不合则去，非忍恝jiá然于其君也。盖寓有明哲保身之道焉。如陈灵之性情作为，岂是能改过者?况有孔、仪二人为之左右。泄冶位望不高，既无除奸去佞之权，谏而不听，去之可也，乃强谏取忌，竟致杀身，忠直虽则可称，见几却乎不足。
以臣弑君，罪大恶极。然株林之事，就天理人情论来，征舒之罪可邀末减。夫母之所以尊，以配父而尊也。母而淫乱，是为自绝于父；绝于父，则不足以为母矣。君之尊与父等，以分言也。君而淫乱于臣之母，则先已失其为君之礼，而为其父之仇，虽比之无罪而杀其父，其可耻犹未至若斯之甚也。人试设身处地而思之，眼见人与母淫，稍有血性者，其能一刻宴息乎?君自弃其为君之道，而臣自杀其父之仇，王者处此，必将有术，不应只以“君臣”二字，遂将一切伦理是非抹杀也。故征舒虽见杀于楚庄，而孔、仪二人必仍须对狱于上帝也。
弑君者征舒，而引君于无道者，则孔宁、仪行父也。夏姬以大夫内子，而与陈国君臣三人同室宣淫，岂得无罪?楚庄乃独诛征舒而孔、仪不问，又以夏姬赐连尹，遂以灭陈，纯是一团私意，非仗义之举也。申叔时以“蹊田夺牛”为喻，可谓仁人之言。
复陈虽由申叔之谏，而论者毕竟归美楚庄。盖谏者臣而纳谏者君也。由此言之，则为君者，何为而不纳谏乎?
伍参料晋而中，可谓有才。然毕竟不如孙叔敖见识老成稳当。所以论事者，不可以成败下断语也。然今人论事，偏要因成败而傅会之，令人笑煞，亦令人恨煞。
第五十四回
只看楚庄伐郑之役，便知必霸。夫因人之不从而加讨，来服而舍之，不因其城陷而遽入。恩威并著，乌得不霸?至晋人以六百乘之兵，而败于副将之不用命，则又天之所以成楚也。
行军之权，全在主帅，凡有挠令，即按军法，盖战者国之存亡众之死生所系，而其机宜，介在呼吸，稍一违错，必致败亡。晋人救郑之役，兵车六百乘，三军齐出，六师并建，任大责重，无逾于此。楚庄亲在军中，谋臣勇将无不毕萃，是何等强敌。两国修盟，和好而退，最是上策。即使欲战，亦必定谋设备，以图万全。荀林父为中军主将，茫无措置，军无纪律，以致将士哗呶。先縠违命，赵同助之，按军法论，即当斩首。即或不然，亦宜且加囚絷，再议拒敌，何得仓皇失措?人自为谋，进不成进，退不成退，丧师辱国，罪何可辞?当时若无士会之预备设伏，晋军之存者有几乎?
孙叔敖为相多年，身死未久，其子乃负薪以食，其廉洁不言自见。但楚庄亦贤主也，乃不知恤贤相之后，又令其困苦至此，何也?当时若无优孟之言，则叔敖之子，必将以负薪终其身矣，可叹！
第五十五回
楚庄即欲使朱，楚国大夫尽多，何必定要使申无畏?虽是君令臣遵，无畏不敢自爱，然驱其臣入于死地，终亦未免有损君德。
宋人纵恶楚庄之无礼，不容其使臣之过便已足矣，竟取杀之，快一时之忿，而挑强邻之怒，贻亡国之忧，华元殊是孟浪。
宋力之不及楚远甚，乃敢干怒楚者，恃有晋人之救耳。岂知竟不能得其力，而几至于亡。可见借力于人者，多有蹉跌也！
宋力微弱，受困之深，乃至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可谓狼狈极矣。而民不怨忿，国无叛者，则宋之君臣平日所以治国，必有深爱中于人心也。人心不离，则虽危而不至于亡灭。为人上者，其亦念之哉！
华元孤身而入楚军，登床而劫子反，可谓险极。然能预得其左右姓名及差宿备细，不特可谓能军，亦先站得稳实。所以不致僨事，竟有成功。可见做极险事，亦须先有极稳之着。盖自已不极稳，则断不能入险也！
两军对垒，正在危急之时，华元得提匕首直入中军，登主帅之床，竞无一人觉者，虽是华元之能，而楚军亦懈弛疏怠极矣。倘或晋、宋分兵，夜袭楚军，能保无事乎?则楚之得宋，亦是侥幸。
用人殉葬，本不合理。生时所爱，死乃杀之，尤为矛盾，人亦何乐而为所爱也哉?魏颗或有见于此，其治命乱命之说，殆托词以解说于人耳。事君事亲，皆当以理为断，不应以顺命为忠孝也。魏颗之嫁祖姬，亦自行其理之所顺，与心之所安耳，而遂获其厚报。虽君子之为善，本非望报，然亦可以见天道人心之所祸福焉。
杜回勇而无谋，岂可独将?秦人不遣谋臣副之，恃一勇夫，安得不败?虽是老人欲报魏颗之恩，毕竟不能不归咎于秦主。

第五十六回
羊舌职之论弭盗，真是高识名言，乃正本清源之论也。从古圣贤之论止盗，皆是如此。盖在上者，下之标的。上之好恶，下之所视以为趋避者也。盖托诸空言，则下必不信。故《大学》治国章说，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非特弭盗，一切政刑，皆当以上之举措为转移。古语云：“治在君心，不在刑法。”岂不信哉?
将令出使，固须有才，然容貌亦要检点。盖威仪文辞，皆使臣之所并重者。今使眇、秃、跛、驼，于威仪已不庄重，聚于一处，尤为惹笑之端。故齐顷之使妇人笑客，固为不敬，而晋、鲁、曹、卫四君择使不精，亦当分任其过。
朝会聘享，国之大事，稍有不敬，必招识者之讥。况国之盛衰，人之生死，于此卜之。齐顷享四国之卿，乃以为戏，又使妇人笑之，无礼之极。得脱于华泉，未遭韩厥之手，殊为侥幸。
四国之卿，不为不众。形容人短而笑之，取怨最深。就中晋国最为强大，齐顷既知其怨怒，不思谢过修好，以盖前愆，反欲逞其兵力以求胜，弗思甚矣！得脱于华泉，真是十分侥幸。
君臣上下之间，所恃以维持而不乱者，名与器耳。且名器一假，僭乱必生。推而论之，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故古人赏德则以爵，赏功以禄，乃圣君贤臣谋国之深心也。繁缨、曲县，其物虽微，而为名器则甚大。子奚请之，卫侯许之，两失之矣。故孔子非之。至后世以功与文字，与入粟拜官之得失，予另著有《官赏论》三篇，具拙集中，兹不敢赘。
鞍之战，晋人并无成谋，如城濮之战楚也。所以齐师之丧，郤克、解张俱受重伤，只是齐兵不如晋兵之强，故至败耳。郤克此番其有天幸。
逢丑父拚死代君，固为难得，而郤克之不杀丑父，则为尤难。盖郤克之伐齐，与别处之出师不同，乃特为已之泄忿而来者。几得齐侯而为丑父之所易，则其所不得逞于齐侯者，必当先逞于丑父矣。乃念其忠而不果杀，是可称贤豪者流也。但韩厥之举动大是迁阔，似非临
戎之体。然韩厥亦贤者，其所以如此，必然有故。若是真获齐侯，正不知郤克作如何相待?若因其为邻国之君，而不敢加以无礼，则此举之谓何?且将何以泄忿也?若可以无礼加之，则韩厥之举动不大为迂阔乎?春秋中，此等处亦多，正令人难会耳。
第五十七回
郤克盟齐之事，殊为可笑。意欲质人国母，而又欲易其田亩，此万万不能之事。即牧竖小儿，亦皆知其不可也。若郤克因恨齐之深，预定制胜之计，故出难题，使之不从而后战，冀灭其国以舒忿，犹可自解。既无深谋远见，反使齐人责备一番，殊觉削色可耻。及国佐说
到合兵再战，一揖出营，又无别策以困之，乃使人追回而与盟，举动乖张，言词孟浪，可笑极矣。郤克为卿，颇觉不满人意。
屈巫在楚，亦算大臣。为了一个夏姬，费却许多心力，诳君欺友，弃命害家，做出许多乖张举动，总是淫之一念所使耳。色之迷人，可畏如此。一友曰：“今人为了一个不堪**，弄得疏亲慢友，兄弟参商，夫妻反目，七颠八倒，破产丧家者多矣！况这等一个妙物，岂不值得一死乎？“举座闻之，无不绝倒。
屈巫奔晋通吴，遂致强吴而削楚，使子侧、子重奔命不暇。然则能臣去留，所关岂浅小哉！
按《左传》：赵婴通于庄姬，同、括放之于齐，事在鲁成公五年，为晋景公之十四年至十七年。庄姬以赵婴之亡故，怨同、括，谮于晋侯，言二人以为乱。晋景公乃杀同、括，以韩厥言赵氏世有大勋于晋，不可无后，乃立赵武而反其田，即在本年中。《史记，晋世家》亦载之于景公十七年，其事与《左传》同，而不载赵婴、庄姬事。景公之死，则在十九年。两书始终皆无屠岸贾名。至于屠岸贾，及程婴、公孙杵臼匿孤复位等事，见于《赵世家》。而屠氏之攻赵族，则在晋景三年。后十五年，而赵孤始出，则应在景公之十七年或十八年，又曰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鬼为祟。”始问于韩厥，而求赵孤，族诛屠氏，其事与《左传》全反。是司马迁当日已不免自相矛盾矣。当日此事始末，不知传自何人，司马氏遂据之以作《史记》。其事之有无，虽不可知，但司马远而盲左近，且经成于圣人之手，即无破绽，亦当信《左》而不信迁，况迁又自相矛盾乎?但《史记》所载屠岸贾攻灭赵氏，则未尝禀命景公，而与诸将自行其意。此传则言奉景公之命而行之，又与《史记》不合。要之，即就《赵世家》之文而论，其中纰谬处颇多，大率非实事也。故其得失是非，吾不论断。
第五十八回
魏相明知泰为仇敌之国，而慨然请往以求医，可谓忠义之士，至以大义责秦桓，言词正大而明晰。卒以得请，则又其才之过人也。
晋臣因主君之疾，欲觅高医，不惮宛转于仇敌之国，以求致之，具见忠义之甚。高医至而疾果不可为，斯可委之于数矣。然亦必医者之言，果能真知确见，斯臣子之心可以无憾也。今人自既不能知医，于君父有疾，又不慎加选择，乃听之庸医之手，轻者加重，重者致危，乃委之于命数为不可救，可悲可叹。
晋、楚讲和，自是大事。子侧楚之司马，亦是大臣，子重乃不使之与议，亦有不是。但南北构兵，生民涂炭久矣，率而讲和，非独两国生民之福，其关系于天下者甚大。已不与议，纵为无功，独不享其利乎？子侧乃以争功之故，逞嫉妒之心，背盟而构难，其罪大矣！后卒以鄢陵之役，兵败自缢，虽出子重报怨之心，然楚子止之而不及，则亦有天道存于其间也。
鄢陵之役，士燮不欲胜楚，以为外宁必有内忧，固是老成之见。然以事势而论，却不尽然。楚人历称强横，中国久苦其凭陵。虽以齐桓之贤，谋之数十年而竞不能制，幸有城濮一战，始挫其锋，中国得以稍安。然其心固未尝一日相忘也，及晋师败邲之后，楚之肆横如故矣。中国之能与楚抗者，惟晋而已，若又让之，则楚人必将更进而无已。诸侯见晋之不能庇已，亦将离心，是未必能有儆于君心，而已先失累世经营之伯业，未可以为良图也。况不贤之君虽有外惧，亦岂足以正其邪心乎?与其内外俱败，又不如且图攘外，徐思安内，至外已攘，而无安内之策，则自是执政之不善为谋，岂可以攘外为过耶?
第五十九回
兵法曰：“将相不和者，其国易乱。”又曰：“大臣不和，不可以用兵。”夫将相不和，虽无事之日且易以乱，况多垒之秋乎?至于大臣则不止于将相，凡国家之卿佐皆是也。虽卿佐之中，若有不和，亦有碍于用兵，况将相乎?楚之令尹、司马，国之将相也，不相能而相倾，虽无事，不免有忧，况以当晋伯而争诸侯之日乎?二人之不死于行阵，犹为楚国之福。
天下至大至危之事，莫如战。而其主之者，则中军元帅而已，故曰三军司命。晋、楚相持，其事至重，连日交战，虽胜负未决，而俱在岌岌之时。况主君损目，军卒杀伤。此何时也?子侧乃纵酒大醉至不能知人，死有馀辜矣！子重虽以夙怨而欲死之，然据理说来，亦不为过。
胥童、夷羊五等一班小人，无才无德，以谀佞得宠于人君，得厕大夫之位已是过分，却又妄想为卿。又因急于得位，谗杀大臣，究竟不数日间，遂亦骈首就戮，徒受恶名而不得安享，何益哉？
胥童等小人逞奸希位，杀害大臣，死不足恤。只是晋厉好好一个国君，却为这几个没要紧小人断送一条性命，甚不值耳！有国家者，于用人听言之际，其亦知所慎哉！
凡是奸恶之人害人，其后未有不受报者。如胥童、屠岸贾等，都是一个样子。然则人亦何苦害人而自害耶?
晋悼即位之初，赏功罚罪，举贤任能，便已得为国之大纲，伯业之赫然中兴有以也。
废立之际，大臣为政，嗣君处此，一毫软媚不得，一毫躁率不得。晋悼清原数语，不亢不卑，又有地步，又有体裁。其不臣者，不待加罪，而已竦然矣，可为御强定难之法。
第六十回
鱼石等五人叛主希荣，乃卒不为百姓所与，可见做事不合天理，便自然不得人心也。
晋之谋郑，可谓甚难。城戍虎牢，导吴伐楚，谋郑之善计也。而一出于鲁大夫，一出于楚降臣，晋国君臣不疑不忌而遂行之，竟以得郑，可见刚愎自用者，不足以有为也。
举荐仇人，人情所难；举荐己子，人情所避。祁奚两举都不在人意料之中，只是看得道理透彻，故能无所沾滞耳。
魏绛和戎之议，实是利害分明。后世言和戎者，无不托名于绛。不知因彼之畏服而来求和，则可保中国之安。若主和之议出于我，则起四夷轻慢之心，不特和不能成，即幸而成，亦必不能持久也。
郑髡kūn顽心高气傲，不礼于贵戚长行之卿，自是取祸之道。但六卿挟长而不敬其君，又不顾国家之利害，岂是良善之人?至于以牲玉待于境上，晋来则从晋，楚来则从楚，这便是小孩子争斗一般，无信无义，岂复有为国之体哉?
魏绛之执法不私，羊舌职之知贤善料，士鲂、张老之为国惜才，不避朋党之嫌，都是君子之选。至晋悼之勇于悔过，乃至跣足以走，此其贤达，岂寻常之贤达哉?一时君臣如此，何患伯业不兴?
国有勇将，国之所以强也。观逼阳之役，鲁文三将皆可谓神勇，而鲁竟不能自强者，则以无贤才之士为之谋计也。呜呼！谋计之才固不重欤！

我放弃了。。。说我的总评里有敏感字，发不出来了

我真服了你们这些人了，以后私信一概不回，请勿发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