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她又接到来自第二故乡上海的邀请,那是她35年前搞“四清”工作的原浦东北蔡公社金星大队的农民,特邀她旧地重游,看看改革开放的新浦东。到了那里,好似接待国宾般的礼遇和迎接亲人般的盛情款待,使她受宠若惊。而更遥远,更陌生的新疆克里木油田对她的火热真情和一见如故的亲情,则使她更深刻地体会到“柯湘”已经将她与全国亿万观众联在一起,真可谓“相逢何必曾相识,天下谁人不识君”。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她为演出的服装道具发愁的时候,来自关外的京剧爱好者、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同志主动为她制作了演出急需的服装道具……他们不为别的,仅仅就是因为看过她演出的《杜鹃山》。他们曾经被她扮演的,救民于水火的共产党员柯湘所感动,同样她也生活在这种感动之中。艺术的穿透力竟然在20多年的时间隧道里显得如此坚韧和强劲,这是杨春霞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而使杨春霞不解的是,她主演的这出反映中国革命的现代京剧也会在异国他乡引起深远的影响。那是一封来自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观众,寄给“上海京剧院杨春霞”的来信,是一封不知辗转了多少个地方,贴上了不知多少张退信通知单的信,竟然遇到了无数的热心邮递员,奇迹般地辗转投递到了杨春霞在北京的住所。写信的是一位名叫仓崎小百合的日本姑娘。她仅仅是幼年时在上海看到过一次杨春霞主演的《杜鹃山》,便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信中那带着日本姑娘纯真感情的语言使杨春霞大为动情。为了不辜负日本姑娘的一片真情,她便根据姑娘的要求,寄给她两张照片:一张剧照,一张便照,还附上通讯地址。见到复信和照片的小百合感到自己在梦中一般,欣喜若狂,竟然远渡重洋,从日本东京来到了北京,要亲眼目睹她心中的偶像,亲眼看到她虔诚崇拜的巾帼英雄。她的行装很简单,可是为给她心中神圣的偶像送上她以为是最美好的礼物——一个身着日本和服的妇女形象的绢人,她几乎不堪重负。来到杨春霞的寓所,小百合为她心中最美的艺术家住在如此简陋的地方,感到不理解。第二年,小百合随家人来上海之便,亲手将一台录像机送到杨春霞的手里,其意义早已超过了录像机的本身,这是小姑娘那超越国界的真挚感情的具体体现。古人说俞伯牙弹琴,得知音钟子期一人足矣。杨春霞塑造的柯湘形象,却受到全国乃至海外如此众多的观众青睐。这样的回报更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