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子：我要从死神手中夺回父亲】
　　十年前的我，是一名小公务员，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压抑着自己所有的欲望和激情，一心想着向上爬。十年后的我，是一名暗访记者，阅尽人间沧桑，遍尝世态炎凉，生活的苦难将我锤炼成了一块坚硬顽石，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让我轻易动心。
　　这一切改变，都源于十年前的那件往事。
　　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天气异常炎热，我独自走在城市热气蒸腾的街道上，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痛苦和忧伤。正午的阳光像无数把小刀，在一刀又一刀地割裂着我裸露的皮肤，然而我浑然不觉。汗水像溪流一样从额头流到脸颊，又从脸颊流到脖颈，黏湿了我的衣衫，而我依旧浑然不觉。我的双脚踩着已经被晒得松软的柏油路面，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小巷深处的一家小旅社。在那家散发着馊味和臭味的小旅社里，身患重病的父亲正躺在一动就咯吱吱作响的床板上，等我回来。
　　正午的阳光燃烧很旺，而我的心中却冰冷彻骨。
　　我手中捏着一张刚刚从医院取出的化验单，化验单上写着父亲身患癌症，医生建议在两个月内凑够五万元，进行化疗放疗。否则，父亲活不过半年。
　　我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当农民的父亲今天早晨在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还天真地认为在省城的大医院里开上几包药，回家吃吃，病情就会好转。我也不敢把急需五万元的消息告诉父亲，父亲劳碌一年，全家收入也不足一千元，而我当时每月的工资也仅有五百元。

我必须在两个月内寻到五万元，可是我们家都是穷亲戚，都是和父亲一样勤劳而不能致富的农民，我到哪里才能尽快找到五万元？那时候，报纸上电视上天天叫喊勤劳致富，而同村的乡亲们年年勤劳，却没有一家致富。倒是背着手臂游手好闲的村干部们一起奔跑在快速致富的道路上。
　　没有五万元，就没有父亲了。我真切地感觉到，我在和时间赛跑，要从死神的手中夺回父亲。
　　我走进小旅社，旅社里一片寂静。沿着锈迹斑斑的铁制楼梯，撩起沾满污垢的残破门帘，我走进了房间里。房间里，一台摆放在木桌上的小电扇努力地吹着，吱吱呜呜地叫着，然而房间里还是热如蒸笼，父亲躺在床板上，像躺在水泊中一样，他身上的衣服和身下的床单全都湿透了。
　　父亲一直没有睡觉，他一直用右手努力扳着左肩，左肩的肩胛骨后，长出了一块骨肉瘤，疼得他寝食难安。好几个夜晚，我听见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但就是忍住一声不吭。这块骨肉瘤已经长了一年，此前的父亲因为舍不得花钱，硬是让这块肉瘤从黄豆大长成了拳头大，从良性转成了恶性。后来，在他实在疼痛难忍的时候，才很不情愿地跟着我来省城的大医院看病。
　　父亲看到我走进来，就问：“化验结果出来了？”
　　我说：“出来了。”
　　父亲又问：“没事吧？”
　　我咬紧牙关，眼睛不敢看父亲，竭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我看着墙角，勉强点点头。
　　父亲说：“我知道自己没事。”然后，我听到他忧伤地说：“唉，可惜了今天早晨那个老汉。”
　　我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事情，说的是哪个老汉。今天早晨，我带着父亲去门诊楼骨科看病，排在父亲前面的是一个来自秦岭山区的老头，多年的辛勤劳作，让老头又黑又瘦，腰身佝偻，一幅苦大仇深的模样。父亲和他攀谈，得知陪同他前来看病的，是儿子和女婿两个人，都是老实巴交的青年农民。
　　医生看了老头的化验报告后，就毫不客气地给老头说：“你的病能治，但是要花钱。”
　　老头满不在乎地说：“花钱就花钱，到医院就是来花钱的……能花多钱？”
　　医生说：“两万元。”
　　老头说：“啥？两万元？算了，我不看病，还不如叫我死了。”

老头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一下子挺直了腰身，他和父亲郑重其事地握握手，然后大踏步地走了出去。我看到父亲的眼角有了泪光。
　　父亲得知自己“没事了”，他想念那个因为看不起病而回家等死的好哥们。
　　父亲不知道我也给他看不起病，他可能也要回家等死。

（2）
　　那天黄昏，我独自走出小旅社，沿着城中村逼仄酸臭的街巷漫无目的地走着。这时候，城中村终于有了一丝凉气，家家的店铺里吐出了一个个耷拉着拖鞋的人，他们手抓啤酒，光着膀子，大声谈笑，看起来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快乐。
　　这座城市里，只有我满怀忧伤。
　　我在城中村一直溜达到了夜半，然后又回到了那家小旅社前。小旅社门口堆放着码得整整齐齐的砖块。我捡了一块，坐在地上，然后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心中充满了无限忧伤和无奈。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发现父亲站在了我的面前，他依然用右手努力扳着左肩后的那块骨肉瘤，用以减轻疼痛。路灯光照着他高大的身影，他高大的身影覆盖了坐在地上的我。
　　父亲捡起一块砖头，默默地坐在我的身边。
　　我觉得我和父亲距离很近很近，我似乎和父亲有很多很多话要说，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给父亲点着了一根香烟，然后又给自己点着了一根。我听见昏黄的路灯光下，父亲长长地吸了一口，烟雾像石块一样滚过他的喉咙，发出了咕的一声。
　　夜半的城中村渐渐宁静，街巷里再没有了行人，只有我们父子两人枯坐着。

　我静静地听着，想着祖辈父辈受过的磨难，心中更加忧伤。
　　父亲接着说：“你爷爷挑着担子，担子的一头放着你小姑，另一头放着家当，我们家所有的家当只有一个箩筐。走了两天，走到了一座村庄口，村庄口有两棵大杨树。因为不能埋锅造饭，你小姑饿得哇哇大哭，你爷爷只好把你小姑寄居在这座村子的一户人家里，然后，你爷爷带着你二伯父、我、你叔叔继续上路。走了三天三夜，来到了深山里。深山里有一座小村庄，只有三户人家。村庄口有一座破寺庙，早就荒废了，我们一家人就住在那座破庙里。”
　　我听来没有听到父亲讲过这些，也从来不知道我们家的经历会这么艰苦，我问：“后来呢？”
　　父亲说：“全家在破庙里安顿好后，你爷爷就下山去寻找那户人家，想把你小姑接回来。可是，找到那座有着两棵大杨树的村庄，却发现村庄里空无一人，他们也搬迁了。”
　　我问：“他们搬到了哪里？小姑找到了吗？”
　　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不知道搬到哪里。你爷爷找了三年，后来我也找了很多年，都没有找到你小姑。”
　　我问：“我爷爷后来呢？”
　　父亲说：“我们家搬到山区，仅仅过了三年，就遇到了大年馑。那时候还要天天学文件。有一次，你爷爷让我代替他去大队部开会。开会的人都饿得七倒八歪，榆树皮都被人剥光吃了，地上的野草也被人煮着吃了。晚上，我开会完回家，就看到你爷爷饿死在炕上。”
　　我黯然落泪。
　　父亲突然说：“和你爷爷比起来，我已经非常幸福了。你爷爷到死都没有吃饱过一顿饭，最后还被饿死了。这些年分了地，我顿顿都能吃饱，已经非常满足了。”

　（3）
　　那时候的我感觉非常迟钝，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异乡的午夜，父亲突然会对我说这些。直到父亲向我交代家中的债务，我才似有所悟。
　　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买了一头小牛犊，当时花费了1500元，那也是我们家十多年来唯一值钱的家当，买牛犊的钱全部是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小牛犊长成了大犍牛，而父亲还有500元的债务没有偿还。
　　父亲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那些钱都是借村里乡亲的，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一定要想办法归还。”
　　我望着昏黄路灯光下的父亲，突然想到父亲是不是知道了他的病情。
　　父亲说：“人活多少是够数？在世能够享受几天太平日子，能够吃几年饱饭，就不枉来世上一趟。”
　　我们正在交谈，突然听到小旅社里传来了一片压低声音的哭声。两个中年男人抬着一副简易担架，两个中年妇女护在担架两边，边走边抹泪。父亲和一个抬担架的男子打招呼，他抹了一把脸上额头的汗水，对父亲说：“没得办法，没得办法，赶紧回家。”
　　西北民间有个传说，濒死的人不能死在外面，否则会成为孤魂野鬼。
　　担架从巷口消失了，父亲告诉我说，那些人来自关中西府，担架上躺的是老人，抬担架的是老人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做生意，他们在省城花光了所有的钱，还是不能救治病危的父亲，医院赶他们出院，他们只好搬到了小旅社里。在小旅社里呆了没有几天，就只能回老家等死了。
　　父亲看着我说：“我们明天也回家。”
　　我咬着牙说：“我想办法也要给你把病治好。”

　　父亲平静地说：“不叫我娃花冤枉钱了。你晌午一回来，我就知道咋回事了。人家那么多有钱人，都把病看不好，我们甭花钱了。人活多少是够数？我看着你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也能放下心了。”
　　父亲大踏步走进小旅社，我怀着一颗悲怆的心，跟在后面。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愤恨自己不是有钱人，没有五万元给父亲治疗疾病。那天晚上，父亲睡的很香，我听到他拉着轻微的鼾声。
　　黎明时分，我曚昽睡去，醒来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我躺在床上，看到父亲把行李收拾好了，扳着左边的肩膀，坐在床边，父亲的眼睛里满是忧伤和无奈，那种眼神让我心碎。
　　父亲看到我醒来了，对着我笑着，眼睛里的那种忧伤和无奈一扫而光，又恢复了平常的坚定和刚毅。
　　我默默地爬起来，搀扶着父亲走下生锈的楼梯，离开了城中村的这家小旅社，走向长途汽车站。我心中痛苦到了极点，没得办法，没得办法。
　　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长途汽车，一步步驶离了省城。
　　我坐在长途汽车里，回头看着渐离渐远的高楼大厦，心中发狠说：“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一定要寻找到五万元。”
　　此后，我的生活中只剩下了一个内容：寻钱。
　　不惜一切代价，我要寻到五万元，从死神手中抢回父亲。

　　（4）
　　【第一章：能卖的都卖掉了】
　　回来县城后，我开始了四处借贷，然而，我们家没有一个富亲戚，每个亲戚家倾其所有，也拿不出一千元。而我的朋友圈子里，要么是郁郁不得志的小公务员，要么是神神叨叨的文学青年，每个人不但生活不如意，而且存款单上也很少有人上过五位数。
　　寻不到钱，我只好又回到政府办公室上班，边过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猪一般的生活，边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才能尽快寻到五万元。
　　政府办公室所有的工作任务都是为领导服务，我们像个小丑一样跟在领导后面，说着让领导开心的话，干着奴才才会干的活。领导出门的时候，我们替领导拎包，替领导开车门，替领导拿水杯，替领导打伞……这些年来，时有一些领导出门有人打伞的照片被曝光，其实那些打伞的都是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这在我们这一行里早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为领导服务好了，领导满意了，自己才能升官发财，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都抢着替领导打伞，抢着替领导拎包。大家谁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相反，能够替领导打伞拎包，反而觉得无比光荣。
　　农民的理想是粮食丰收，工人的理想是产品合格，老师的理想是桃李满天下，学生的理想是考上好大学，而我们公务员的理想是升官发财。
　　当几年狗，换一席官位，这就是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生活和目标。而且，只要是在政府办公室工作过的人员，最后都被提拔了。所以，政府办公室是所有公务员都极为羡慕的一个部门，大家都愿意过这种像狗一样的生活。

　　有一天，我在政府办公大楼门口遇到了我们部门的出纳，他问我有没有事情干，我说暂时没事，他说：“跟我去银行一趟，我要取钱。”
　　出纳是一个极为干瘦的中年人，在办公室里素以喜欢说黄色笑话而著称，让人看起来平易近人，所以大家都喜欢和他来往。我跟着他来到银行，他一下子提取了二十万元的现金。
　　我问：“怎么取这么多钱？”
　　他说：“林县长结束了挂职锻炼，要回去了，我们要派人送他。”
　　林县长是来我们县挂职锻炼三个月的副县长，他本来是福建闽侯县的县长助理，来我们这里挂职锻炼三个月，美其名曰西部支边，回去后就被提升为副县长。在这三个月里，他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吃吃喝喝，日日戳戳，球事都没干。他居住在县城政府宾馆，政府宾馆里的很多女孩子，都上过他的床。其实说白了，所谓的政府宾馆，就是领导的后宫。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在浙江某市政府宾馆担任过大堂经理的女孩子，她说政府宾馆每次新来一个女孩子，几乎都被市委书记拉到床上，完事后，市委书记就打电话告诉她们经理，从宾馆的账面上支取五千元送给这个刚刚从他床上跳下来的女孩子。现在，这个市委书记升为省级干部，而且喜欢在网上发布一些反腐倡廉的豪言壮语，引得网民们一片喝彩。
　　当然，我采访的这篇稿件，被枪毙了，不能刊登。领导们穿的都是皇帝的新装，尽管他也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穿，自己赤身裸体走在亿万人民的视线里，然而他还是要煞有介事地伸手穿衣，扣纽扣，扯衣襟。尽管亿万人民都知道他赤身裸体，但是谁要是敢说出他什么都没有穿，他就要动用国家机器，关押判刑，躲猫猫，被自杀，神秘蒸发。安徒生的童话中，还有一个说了真话的孩子，而现在，连孩子也不敢说真话了。我们不是生活在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我们是生活在鸿蒙未开的神话世界里。

　　当时，我问出纳：“坐飞机从陕西到福建，也不过上千元钱的机票，怎么就要花费二十万元。”
　　出纳说：“他们不坐飞机，开专车去福建。”
　　我说：“这一路上，开车要开几天几夜，多辛苦，哪里有坐飞机方便舒服？”
　　出纳笑着说：“这你就不懂了，他们这一路上游山玩水，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反正是公款消费，有这二十万，就够他们一路花费了。”
　　二十万元，这是我们县二百户农民一年的收入；二十万元，足以挽回医院里那个秦岭山农民十次性命。而现在，他们舍近求远，舍快求慢，要把这二十万民脂民膏撒在陕西到福建的柏油路上。操他大爷的！
　　我问出纳：“办公室账面上还有多少钱？能不能借给我五万元？”
　　出纳说：“办公室的钱都是给领导花的，哪个领导一年还能不花几百万？但是这些钱我不能动，你要给沈主任说。”
　　沈主任是政府办公室主任，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他每隔几个月，就要装病一次，住在医院里，办公室的钱就大把大把流入了他的腰包。他天生斜视，面孔扭曲，形象可怖。你站在他的面前，当他看你的时候，其实没有看你；当他不看你的时候，其实是在看你。那时候，我们在背后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眼斜心不正”。
　　回到政府办公室，我径直去找沈主任，说明了自己家的情况。
　　沈主任点燃了一颗中华烟，将一双穿着鳄鱼皮鞋的脚放在了桌面上，对着我似看非看地，慢条斯理地说：“今年政府财政紧张，县长在大会小会上都说要紧缩财政，勒紧裤带过日子，我们的钱很不宽裕。我对你的遭遇非常同情，可是也没有办法，你再找找别人吧。”
　　我非常愤怒地走出了沈主任的办公室，对这群官僚和这个部门充满了仇恨。

（5）
　　周末的时候，我坐上了回家的长途汽车。我家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我在一个所谓的经济明星县工作。这个经济明星县，是县委书记大刮浮夸风的结果。我所工作的这个县，和我的家乡一样，也处于山区，不但没有工业，连农业也非常薄弱，贫瘠的土地上广种薄收，农民一年忙到头，也仅能吃饱饭而已。然而，在向上级的汇报材料中，县委书记大肆吹嘘GDP，上面也不来人调查，就将我工作的这个县命名为经济明星县。成为经济明星县后，每年要向国家缴纳8000万元。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哪里有这么多钱给国家上缴？然而为了保住经济明星县的荣誉，县委书记把收费任务摊牌下去，每个乡镇和每个创收部门，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收费任务。在当年的收费动员会议上，县委书记挥舞着手臂狂喊：“交票子，保帽子；不交票子，拿走帽子。”于是，收费大军们像鬼子进村一样，上房揭瓦，槽头牵牛，全县每个村庄都鸡飞狗跳，农民把自己手中仅有的一点余粮也被迫拿去卖了，缴纳各种巧立名目的摊派收费。
　　当时，有一个乡长因为没有按时完成任务，头上的乌纱帽立即就被拿走了。县委书记的权力太大了，他对全县所有干部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就是一个土皇帝，只手遮天，为所欲为，三宫六院，妻妾成群，他甚至都敢在天子脚下的京城里把国家工作人员强行抓走。
　　成为经济明星县两年后，县委书记升为市长，后来此人还升为了省部级干部，现在已经退休了。听说全家都移民到他经常在会议上痛骂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去了。
　　这是毛时代大跃进大刮浮夸风的翻版。
　　经济明星县，让全县百姓苦不堪言。
　　因为没有在家乡的县城工作，所以以前我很少回家。而现在父亲身患重症，我一到周末，赶快坐车回家。
　　下了长途汽车，我慢慢向村庄走。这时候，玉米刚刚成熟。道路两边都是亭亭玉立，密密匝匝的玉米，玉米杆上争先恐后钻出了一颗颗丰满滚圆的玉米棒子。山下的平原，一年种两料庄稼，小麦收割完了种玉米，玉米收获完了种小麦；而我们山区，只能一年种一料，种了小麦，就不能种玉米，种了玉米，就不能种小麦。所以，山区的经济收入，远远跟不上平原地区。

　我还没有走到村庄，突然看到父亲吆着家中的老牛，驾着车辕，拉着一车玉米棒子，沿着田间小路，慢腾腾地向家走。牛低垂着头，人佝偻着腰身，看起来牛和人都同样苍老疲惫。
　　我本来想着父亲得知自己患上绝症，应该躺在床上，慢悠悠地等着生命将尽，就像油灯慢悠悠地燃到油枯灯尽一样，我没有想到父亲居然赶着老牛在地里劳作，而且是从事着这样繁重的劳作。当时，我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火气，对着父亲大喊大叫，把这些天来所有的郁闷都发泄在了父亲身上，用脚踢打着路边的包谷杆。
　　父亲一言不发，和那头老牛一样低垂着头，只是偶尔看我一眼，眼神平静而无奈。等我发完了脾气，父亲才说：“农民忙碌一年，就等的是这个时节。农民对日子没有多大盼头，就只盼有个好年景。玉米长这么好，谁见了都高兴。”
　　我气哼哼地离开了，任父亲独自一人赶着牛车在田埂间艰难行走。回到家后，我恶狠狠地抽了一根烟，心情平静了很多，想再去帮父亲拉车，走出家门，却发现父亲已经拉着牛车回到了院门口。
　　父亲将架子车上的包谷棒子卸下来，我站在他的身后，潸然泪下，心中充满了愧疚。

（7）
　　我突然听到表姑父说到了奶奶，那个刚刚生下小姑就大出血死亡的女子。她只存活在父亲他们的记忆里，她连一张照片一张画像都没有。
　　表姑父问：“你外婆家，家里还有什么人？”
　　父亲说：“还有两个舅舅。”
　　表姑父问：“家在哪里？”
　　父亲说：“在河南濮阳。”
　　表姑父问：“你没去过？”
　　父亲轻声说：“路太远了，没钱买车票，一直想去，就没去。”
　　表姑父和父亲不再说话，只是闷头抽旱烟。
　　河南濮阳、父亲的外婆家、父亲的舅舅……我以前从没有听父亲说起过，我也一直不知道，在几千里外的地方，还有我们家的亲戚。
　　在表姑家吃完饭，我们就出来了。午后的阳光很炽烈，照得周围的一切都有一种热辣辣的气味。乡间的道路简陋而笔直，长满了高大的白杨树，知了躲在杨树叶片下，嘶声鸣叫，好像急急忙忙去赶集一样。
　　走过了这段路后，就是一大段斜坡，不能骑车，只能推着自行车走。我在前面推着车，父亲跟在后面走。
　　我问父亲：“我们家在陕西关中，我奶奶的老家怎么会在河南濮阳？”
　　父亲说：“很早很早有一年，还是在解放前，黄河发大水，淹死了河南很多人。你奶奶的父亲母亲带着一儿一女，从河南濮阳流浪到了陕西关中，先来到我们村，把你奶奶卖给了咱家，那时候你奶奶只有三岁。把你奶奶的哥哥卖给了陕西蒲城县的农村，那一年，你奶奶的哥哥七岁。后来，黄河水退了，你奶奶的爸爸妈妈又回河南濮阳了。”

从省城赶回县城的路上，沈主任精神大振，他要求司机把方向盘让给他。司机不好拒绝，就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沈主任边开车边唱歌，突然与一辆迎面开来的大卡车撞在了一起。沈主任当场死亡，司机被撞成重伤。
　　沈主任伸出一只脚，想要跨入工商局的门槛，而终于没有跨进去。
　　政府办公室突然没有了主任，一时大乱。
　　我决定离开，出去寻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