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又闹离婚了，闹得很凶，彼此用粗俗的语言辱骂着，诅咒着。
我依然蜷缩在小屋里，准备第二天的考试，我妈答应我只要我考得好就给我买个随身听。
“你们两口子有完没完，打个麻将都不让消停喽。”
客人的抗议像是中场休息的哨声，双方偃旗息鼓，但我并没有感到一丝轻松，因为我知道，客人走后，还会有下半场，而且今天我很难再凌晨1——2点之前睡觉了。

我希望他们离婚，真的。
我甚至希望他们出门时一起被车撞死。
期末考试后，老师准备找几个成绩好的学生家长单独聊一聊。
其实无非就是给她的一个什么亲戚开的补习班招生，然后美其名曰：我是为了你们好，别的孩子我怎么不管呢。
取成绩通知单那天，我妈和其他几个被老师是点名的家长一起在班级门口等老师。
其他家长相互寒暄着，彼此夸赞着对方的子女，只有我妈在不停的絮叨着“靠，要补课就都补课，凭什么我们家孩子单花那钱."而且嗓门特大，足以让在教室中的我听到，
自己瞬间一腔热血上涌。一个念头告诉自己“不能让这个中年妇女在这胡说八道了，她能毁了我."

我不记得那天我是怎么离开学校的。也不知道她们在老师的办公室说了什么。
只是那个补习班，就算我想参加也参加不上了，老师怕我妈去教育局举报。
回家的路上路过百货，我妈给我买了随身听，我苦等了一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终于能在家中那个嘈杂的环境中有属于自己的一点天地了，可是我却没有一丝喜悦。
当我拿到随身听的那一刻，双颊上却有泪珠儿滚落，然后被凛冽的北风击碎。
为了自己的无能而愤怒，同时也为了自己加装强大而难堪。

今天就只能更到这里了，明天晚上会回来接着更的，谢谢吧友的支持，和吧务的不删之恩

“张玉霖，你真可悲，张玉霖，你真可悲......”我在稿纸上一遍一遍麻木的重复着写下同一句话。
耳机里传来王力宏的《唯一》，隔绝了小屋外嘈杂的噪音。
我走遍了本市所有音像店，并没有找到杨千嬅的卡带。
一篇稿纸很快就已经写的密密麻麻的了，我把稿纸随手团成团，扔进废纸篓。
摘下耳机，听到门外的几个同龄女生正在小屋外的柜台边挑选零食。原本刻意维系的平和心态瞬间被一串与我无关的欢笑声激起了阵阵涟漪。

我不是不羡慕那种恣意张扬的青春，可是我清楚，恣意张扬是需要资本的。而却我没有那样的资本，如果那样做了，代价一定不是我能承受的。
面对着刚刚粉刷的墙壁，一瞬间感到一阵阵的眩晕。
当自己成人后，回想自己的青春，会不会像这面墙壁一样苍白。
一种无力感瞬间将自己淹没。
而罪魁祸首的几个同龄女生，带着一片欢笑声，离开了我的世界。

寒假作业写完后。我从邻居家接到了下学期的教材，又用压岁钱买了下学期的练习册，开始预习新学期的知识。
整个假期我刻意把自己埋在书海里。
我知道，我妈把老师得罪了，所以我必须用成绩去证明自己。
自己想证明什么，无非是想在老师面前证明我跟我妈不是一路人。

学年第一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护体光环，拥有自尊心加成的护体光环。在这个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在社会上什么都说明不了的的成绩，在校园里往往能说明一切问题。
当你是学年第一的时候，你可以说啥是啥，当你不是了，你说你是啥。

自己时时刻刻笃定着这种信念，但内心中又为自己笃定的信念为自己感到可悲。
寒假生活中，我就像一只两面胶糊的荷包蛋，挣扎着想要逃离平底锅，平底锅的主人叫做命运，他忘记了锅里的荷包蛋，也忘记了关煤气。
荷包蛋只能绝望的挣扎着翻身。
而我只能一遍一遍的在稿纸上写下“张玉霖，你真可悲”

“霖霖，去招呼下你穆婶，告诉她三缺一。”
我穿好外衣，出了门。
麻将馆都会负责窜了局，那时电话已经普及，但是亲自去叫人更不好拒绝，放假的时候，我就会给家里四处跑腿。

为我开门的是两个月前在公交车上遇到的姐姐。
“刘希姐姐”
能再次见到刘希姐姐心中还是有几分欣喜地，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缘由。
但同时心中也有点难为情，因为刚才跑得急，楼角拐弯处的冰上覆了一层薄薄地雪，滑的很，踩上去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弄了一身的脏雪。所以见到刘希时身上脏兮兮的。
“咦，怎么是你”刘希姐姐看到我也蛮惊讶的，
不得不说，刘希笑起来真好看。“有一种动人心魄的感觉，”当然这句话是几年后在我和她已经混熟了的时候才敢说的。
“我妈让我来找穆婶”
“哦。我妈去亲戚家串门去了”
“哦，我先走了，刘希姐姐再见”道完别后，我就起身打算回家了。

刘希姐姐很热情的邀我进屋。
进了屋才想起来，早上穿袜子是袜子上有个破洞，而我懒得补。
突然明白，再换拖鞋的时候，被主人盯着，是怎样的一种凌迟。
还好，刘希姐姐在我进屋后马上去冰箱拿水果。
看着茶几上的果盘。我有些不知所措，甚至开始质疑自己当初进屋的决定是不是对的。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很少去别人家做客。

大学时，一位学长曾经这样说过我：
“你脑袋里的神经元都拧成麻花了吧，你怎么一天天这么纠结。要是给你照张脑CT，估计能看到你脑袋里全是中国结。你是男生，你也没进过宫，你能不能别总把你的思维切换到宫斗剧模式。”
我的纠结和敏感应该属于天生的。
不过小的时候没这种叫法，那时候别人都说我是“想的事多”
而大人们无法分辨你想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所以“想的事多”在他们眼里绝对是个贬义词。
“想的事多”这个标签一直伴随了我整个中学生涯。

刘希姐姐真幸福，我心想。
她有CD机，还有高档的掌上游戏机。
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小孩子最直观的幸福观。
两年后，我跟刘希姐姐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她跟我说起了她相对坎坷的经历和遭遇。
当时心中却有一丝莫名的期待和喜悦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灾乐祸。
我不是不希望别人幸福，但是我不希望不幸的只有我一个。
可是连“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的刘希姐姐都不幸福，什么又是真正的幸福呢？？？？？
当时我那个才有十几年工龄的小脑瓜，当然想不明白这么哲学性的深奥问题。
等到知道答案时，这个问题对自己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