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俊
《道德经》的生命是什么？答案就是“真”，即“真实”。而这“真”，就是《道德经》所说的“名实相符”。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开篇，老子就把“道”和“名”并列在了一起，而且明确提了出来。这是为什么？答案就是，“道”“名”相符，也就是“道”“德”相符。因为，其中的“名”与“德”，它们都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和抽象，具有唯一性。以之在认识同一事物的时候，则表现为一个事物的两种说法而已。老子的“道”“德”相符观具有以下的重要特征：一是反映为“道、德一统”，即“道”就是“德”；反之，“德”也就是“道”。这一特征，“静态”的反映出了“道”“德”相符所表现出来的“真”，即“真实”。二是反映为“以德治道”。所谓“以德治道”，即在“修为”的基础上，提高“德”的水平，使得“道”的水平也相应提高。从而实现“旧德”換“新德”、“旧道”变“新道”。这一特征，“动态”的反映出了“道”“德”相符所表现出来的“真”，即“求真”。这正如《道德经》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又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而老子为何要将“真”视为《道德经》的生命呢？原因是，因为“真”，反映出了事物的客观存在。而“求真”，就是要按照“道”“德”相符的规律自觉做到。因为，只有“真”和“求真”，方才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前提和基础。这在洞察社会历史的时候，方才具有了历史感和真实感、逻辑性和科学性。与之相反，如果“道”“德”不符，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道”“德”不符，就是“不真”。而“不真”就为“假”。这假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静态时出现假，就叫“名实不符”；另一方面，动态时出现假，即在求真过程中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和方法，而出现了“名不副实”。因此，“名实不符”、“名不副实”，这样的“假”，都叫做“德不配位”。《道德经》说“德不配位必生祸殃”。历史的看，“德不配位”的原因，或者是能力低下，或者是愚昧无知，或者是欺瞒哄骗，或者是野心膨胀，或者是指鹿为马，等等。但终因其假，故只能蒙蔽一时，一旦真相暴露，必然失败，而使“有德者居之”。正是如此，老子言出必果，并以身作则。老子为了将《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的“武术”思想落在实处，便去了峨眉山修道，创造出了悟理拳种，即“盘破”拳法，从而实现了“武术”与“盘破拳法”的“名”“实”相符。这也许就是“老子创道峨眉山”的一大原因。老子的“道”“德”相符观具有重大意义。表现在，基于“道”“德”相符的“名”“实”观，派生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家”，以及逻辑学。甚至形成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社会共识。不独于此。老子的“名”“实”观，在今天依然意义重大。比如，以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例。历史的看，中国“社会主义”这名称己改动过两次：笫一次是7、80年代。人们看到“生产力低下”与“社会主义”不相符的事实，于是就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名称；第二次是90年代。由于“私营经济的补充”，和“引进外资”等，其虽然在于发展生产力，但显然这似乎又与“社会主义”不相符。故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称。但是，今天的“特色社会主义”也受到了置疑。这就是：农民享受不到“体制内”的那种待遇和福利；工人多数也如此，甚至还大批“下岗”；被扶植起来的私有经营者、资产者，他们不少受到打压，多被恐惧束缚，不敢预见未来。而且，世风日下，贪污腐败泛滥，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仍与“社会主义”不相符。尽管冠以“特色”二字，其结果，却令人们普遍反感。那么，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该命名什么为好？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老学”思想入手。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上述这些命名，都是基于社会“经济”，即“所有制关系”出发的，无视“政治”，故难免出现理论上的矛盾。而正确的认识来源于老子及其《道德经》。因为，老子不仅揭示了社会“经济”的原因，更看到了社会“政治”的原因。故老子在对社会本质定性，即“命名”的时候，便从“政治”出发来认识。老子将社会本质定名为“力治”(即专制，包括“有为而制”)和“德治”(即民主，包括“无为而治”)两大类。其中，“德治”，就包含了如今天“社会主义”所说的全部内容。老子认为，只有“德治”，才能激发出社会分工下的所有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历史的发展体现出百姓的意志。而相反，在“力治”即专制社会中，历史的发展则只能体现出统治者的意志。那么，如果用老子思想来认识现实社会时该取何“名”呢？应该看到，今天的现实，就是“力治”与“德治”兼而有之。故这个名，就只能笼统的叫做“混杂体”。可见，将“力治”与“德治”彻底分开，这就是当今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内容。
《道德经》的生命是什么？答案就是“真”，即“真实”。而这“真”，就是《道德经》所说的“名实相符”。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开篇，老子就把“道”和“名”并列在了一起，而且明确提了出来。这是为什么？答案就是，“道”“名”相符，也就是“道”“德”相符。因为，其中的“名”与“德”，它们都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和抽象，具有唯一性。以之在认识同一事物的时候，则表现为一个事物的两种说法而已。老子的“道”“德”相符观具有以下的重要特征：一是反映为“道、德一统”，即“道”就是“德”；反之，“德”也就是“道”。这一特征，“静态”的反映出了“道”“德”相符所表现出来的“真”，即“真实”。二是反映为“以德治道”。所谓“以德治道”，即在“修为”的基础上，提高“德”的水平，使得“道”的水平也相应提高。从而实现“旧德”換“新德”、“旧道”变“新道”。这一特征，“动态”的反映出了“道”“德”相符所表现出来的“真”，即“求真”。这正如《道德经》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又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而老子为何要将“真”视为《道德经》的生命呢？原因是，因为“真”，反映出了事物的客观存在。而“求真”，就是要按照“道”“德”相符的规律自觉做到。因为，只有“真”和“求真”，方才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前提和基础。这在洞察社会历史的时候，方才具有了历史感和真实感、逻辑性和科学性。与之相反，如果“道”“德”不符，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道”“德”不符，就是“不真”。而“不真”就为“假”。这假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静态时出现假，就叫“名实不符”；另一方面，动态时出现假，即在求真过程中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和方法，而出现了“名不副实”。因此，“名实不符”、“名不副实”，这样的“假”，都叫做“德不配位”。《道德经》说“德不配位必生祸殃”。历史的看，“德不配位”的原因，或者是能力低下，或者是愚昧无知，或者是欺瞒哄骗，或者是野心膨胀，或者是指鹿为马，等等。但终因其假，故只能蒙蔽一时，一旦真相暴露，必然失败，而使“有德者居之”。正是如此，老子言出必果，并以身作则。老子为了将《道德经》的“柔弱胜刚强”的“武术”思想落在实处，便去了峨眉山修道，创造出了悟理拳种，即“盘破”拳法，从而实现了“武术”与“盘破拳法”的“名”“实”相符。这也许就是“老子创道峨眉山”的一大原因。老子的“道”“德”相符观具有重大意义。表现在，基于“道”“德”相符的“名”“实”观，派生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家”，以及逻辑学。甚至形成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社会共识。不独于此。老子的“名”“实”观，在今天依然意义重大。比如，以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例。历史的看，中国“社会主义”这名称己改动过两次：笫一次是7、80年代。人们看到“生产力低下”与“社会主义”不相符的事实，于是就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名称；第二次是90年代。由于“私营经济的补充”，和“引进外资”等，其虽然在于发展生产力，但显然这似乎又与“社会主义”不相符。故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称。但是，今天的“特色社会主义”也受到了置疑。这就是：农民享受不到“体制内”的那种待遇和福利；工人多数也如此，甚至还大批“下岗”；被扶植起来的私有经营者、资产者，他们不少受到打压，多被恐惧束缚，不敢预见未来。而且，世风日下，贪污腐败泛滥，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仍与“社会主义”不相符。尽管冠以“特色”二字，其结果，却令人们普遍反感。那么，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该命名什么为好？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老学”思想入手。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上述这些命名，都是基于社会“经济”，即“所有制关系”出发的，无视“政治”，故难免出现理论上的矛盾。而正确的认识来源于老子及其《道德经》。因为，老子不仅揭示了社会“经济”的原因，更看到了社会“政治”的原因。故老子在对社会本质定性，即“命名”的时候，便从“政治”出发来认识。老子将社会本质定名为“力治”(即专制，包括“有为而制”)和“德治”(即民主，包括“无为而治”)两大类。其中，“德治”，就包含了如今天“社会主义”所说的全部内容。老子认为，只有“德治”，才能激发出社会分工下的所有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历史的发展体现出百姓的意志。而相反，在“力治”即专制社会中，历史的发展则只能体现出统治者的意志。那么，如果用老子思想来认识现实社会时该取何“名”呢？应该看到，今天的现实，就是“力治”与“德治”兼而有之。故这个名，就只能笼统的叫做“混杂体”。可见，将“力治”与“德治”彻底分开，这就是当今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