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一贯强调，他不会主动去预测宏观经济指标，也很少根据宏观经济前景来调整投资策略。相比试图判断利率、通胀、GDP增速等不可控因素，他更关注企业自身的基本面和可知的信息。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言：“投资中你真正想搞清楚的是重要且 可知 的事。如果某件事不重要或者不可知，那就把它忘了。宏观因素虽然重要，但在我看来是不可知的”。因此，他专注于研究自己能力圈范围内的公司业务，而不因宏观经济预测而买入或卖出股票。他直言伯克希尔“从未因为任何宏观感觉而决定买入或不买入一家企业，因为这种宏观预测对决策没有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巴菲特并不试图通过猜测经济走势来择时市场，他更相信只要买到了优秀的公司并长期持有，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并不会改变投资的最终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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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巴菲特完全无视宏观环境。事实上，他会关注利率水平对资产估值的影响（他曾比喻利率之于股市如同地心引力，对估值有巨大牵引力）。但他通常不相信自己或他人能准确预测宏观变化的时点和幅度，因此不会将宏观预测作为资产配置的主要依据。相反，他倾向于保持一定的现金储备和财务弹性，以便在宏观环境剧变或市场恐慌时有能力从容应对。这种“不预测、不赌博”的理念让巴菲特在投资中更专注于企业内在价值，而避免了因宏观判断失误而招致重大损失。正如他所忠告的：不要因为一些自己不擅长的经济预测而错失眼前的投资良机。总之，巴菲特更像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投资者——研究具体公司胜于研判宏观经济，他相信只要买入价格合理的优质公司并耐心持有，宏观层面的风云变幻终将被企业自身的价值增长所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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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Goldman Sachs）和通用电气（GE）优先股投资：2008年金融危机高峰期，巴菲特斥资约50亿美元认购高盛优先股、约30亿美元认购通用电气优先股，年息高达10%，并附带购买普通股的认股权证。这些投资不仅立即为对方提供了救急流动性，也为伯克希尔赢得了高额利息收入和未来股价上涨的潜在收益。巴菲特在2008年致股东信中对这些交易表示满意：“我们非常喜欢这些承诺，因为它们本身就提供了很高的当前收益率，使投资本身非常合算。而且在这三笔交易中，我们还额外获得了可观的股权参与作为红利”。正是利用市场恐慌中的特殊机会，巴菲特为伯克希尔股东锁定了有利可图的交易条款。几年后，高盛和GE陆续赎回了巴菲特的优先股，伯克希尔从中获取了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可谓在危机中大获全胜。
美银投资：延续危机期间策略。虽然对美国银行的投资发生在2008年危机后的稍晚时期（2011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债限危机背景下），但性质类似。2011年8月，巴菲特在市场低迷时向美国银行（BoA）注资50亿美元，交换获得6%息票的优先股和大量低价认股权证。这一交易与他在2008年救助高盛和GE时的手法如出一辙：要求固定收益的保护垫，再博取股权的向上空间。事实证明这笔投资极其成功：巴菲特于2017年行使认股权，以每股$7.14的价格购入7亿股美银股票，远低于市场价，随后美银股价大涨使伯克希尔获利颇丰。巴菲特当年在股东信中解释买入美银的逻辑是，他认可现任管理层对过去错误的清理和美国银行巨大的核心存款业务价值，相信这些优质业务“将在今日的问题被遗忘很久之后依然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