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读到巴金，因为驱逐洋人而感到高兴时，我感觉很震惊。因为巴老一直在我心中，是一个世界性的文人，不应该有那么狭隘的国别观。明末三杰就更不要说了，核心观点就是华夷有别，我想不能因为时代观念变化就贬低他们的风骨。
法国因为一战绞肉机打光了一代年轻人，所以二战直接投了。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更是陷入了集体性迷狂，后面才凭借机会完成改造。没有完成近代这种意识启蒙，永远是蒙昧的，大家恰恰缺少集体性的迷狂。
近代国人饱受屈辱，自然心中有恨。随着国力强大，自然有争雄之心。堵不如疏，智者不应该引导大众，而是与大众一起塑造整个时代。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是圣人，指望他们意识到问题所在。为了平衡，遏制战狼，还不如由着他们的观点，使其完成实体化。
实际上时代也是如此，百年以来所有的知识份子，不管何种立场多数都是集体的知识份子，所读之书就是为了国富民强。
拿俄国举例，像列这种充满个人英气的豪杰，自然不会在乎什么荣辱，但斯被称之新沙皇，俄国人自然更喜欢后者。索尔仁尼琴和邓尼金这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都是斯的同路人，实际上就是个人的知识份子太少，而集体的知识份子太多。
费希特这种农村娃，不但书写着德意志，还在呼吁德意志，在法军攻入柏林的时候，号召大家保卫德意志。虽然叔本华没有继承父亲的风骨，但法军一来，我就溜号的机灵劲没丢，甚至锐评拿破仑不过如此。反之，黑格尔则说世界精神在拿破仑的马背上，并把希望之树种植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一辈子装糊涂跟德意志庸人表演长袖善舞。
之前我跟一个人谈过，问他为什么日本人有罪，他说日本人做了坏事，这是责任。那我就无法反驳了，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重视责任，只不过我告诉他如果你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一样要付出代价，他说是的，对话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