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楼2024-05-06 11:25
，与所谓的朝代的更替变迁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逻辑脉络，与外部的复杂表象的关系。是内编六卷；从周、汉、六朝、唐宋、到元，外编六卷涵盖了这些时期的诗歌；杂编六卷谈那些亡佚篇章、载籍，还有北朝三国、五代、南宋、金代的诗；续编两卷，集中在明洪武到嘉靖年间的作品。不要求对仗、平仄，押韵较自由，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也说古风、古诗。《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宋城子讴》、《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可见，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最流行的诗体是四言诗。汉季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从而逐步取代了四言诗的正统地位，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离骚》的基本句式是上七下六，如“驷玉虬以乘笲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样一种句式，如果去掉上句的“兮”字，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六言诗的雏形。可以说，《离骚》的上七下六句式及《楚辞》中大量出现的整齐的六言句，为六言诗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就是模仿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西汉时期除《汉书》所载的《楼护歌》、《上郡歌》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七言通俗韵文。（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桓灵时童谣》“举秀才”（葛洪《抱朴子·审举》）都是很生动、通俗流畅的七言和杂言民间作品。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以后汤惠休、鲍照都有七言作品。鲍照的《拟行路难》18首，不仅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扩展，同时还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和可以换韵，为七言体的发展开出了新路。词汇、语法)和音乐(清乐、燕乐、俗曲)变迁而不断嬗变。在唐宋元时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平仄从四声二分到一平三仄再到二平二仄，四声也不断出现上去作平、阳上作去、三声通叶、入派三声现象；押韵从《切韵》、《唐韵》到《广韵》、《平水韵》，再到《中原音韵》、《洪武正韵》，韵部划分与通转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各种格律谱按照声字比对归纳建构起来的格律规范，大前提是，要适应东亚大陆地区语言本身的变化，以及音乐基础已然发生改变的事实。就是东亚大陆西汉以前，先秦文化文学艺术的最真实的反映。东亚大陆的先秦文学艺术，主要功能就是【祭祀与祭祖】，先秦的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必然是儒家的伦理哲学思想，与法家的刑法治国之道。而儒法两家的思想，成为了东亚文化的最底层的逻辑规则。列为五经之一。《毛诗正义》云，【诗之兴也，谅不於上皇之世。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故伏牺作瑟，女娲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诗咏。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诗序》云“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叹。声成文谓之音”，是由诗乃为乐者。此据后代之诗因诗为乐，其上古之乐必不如此。而《六艺论·论诗》云：“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於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而民自敬，是“不怒而威也”。言圣王既能用乐和心，故不言而信似天也，不怒而威似神也。“致乐以治心者也”。言圣王所以能如此者，正由详审於乐以和治民心，遂能如此。动於内者也。礼也者，动於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动於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在儒家经典的《诗经》的研究中，已经做了完整全面的规范与阐述，并且对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诗歌与人性的关系、诗歌与情感的关系，做了深入的阐述，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也就回答了古体诗与近体诗的格律化的内在逻辑脉络。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於生灵。六情静於中，百物荡於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於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剌形於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於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於《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上皇道质，故讽谕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讴歌之理切。唐、虞乃见其初，牺、轩莫测其始。於后时经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先君宣父，釐正遗文，缉其精华，褫其烦重，上从周始，下暨鲁僖，四百年閒，六诗备矣。卜商阐其业，雅颂与金石同和；秦正燎其书，简牍与烟尘共尽。汉氏之初，《诗》分为四：申公腾芳於鄢郢，毛氏光价於河閒，贯长卿传之於前，郑康成笺之於后。晋、宋、二萧之世，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閒，兹风不坠。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时，骋绝辔於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於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爱憎。徵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脩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正，凡为四十卷，庶以对扬圣范，垂训幼蒙，故序其所见，载之於卷首云尔。在儒家经典的《诗经》的研究中，已经做了完整全面的规范与阐述，并且对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诗歌与人性的关系、诗歌与情感的关系，做了深入的阐述，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也就回答了古体诗与近体诗的格律化的内在逻辑脉络。孔颖达、王德昭、齐威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其时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受命主持其事，诸儒分治一经。《毛诗正义》出于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孔颖达总其成。《毛诗正义》是对于《毛传》及《郑笺》的疏解，合称《毛诗注疏》。】谅不於上皇之世。田渔而食，与物未殊。居上者设言而莫违，在下者群居而不乱，未有礼义之教，刑罚之威，为善则莫知其善，为恶则莫知其恶，其心既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则是为诗之渐，故疑有之也。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但事不经见，故总为疑辞。案《古史考》云“伏牺作瑟”，《明堂位》云“女娲之笙簧”，则伏牺、女娲已有乐矣。郑既信伏牺无诗，又不疑女娲有诗，而以大庭为首者，原夫乐之所起，发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婴儿孩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岂由有诗而乃成乐，乐作而必由诗？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故伏牺作瑟，女娲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诗咏。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郑疑大庭有诗者，正据后世渐文，故疑有尔，未必以土鼓、苇籥遂为有诗。此据后代之诗因诗为乐，其上古之乐必不如此。郑说既疑大庭有诗，则书契之前已有诗矣。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於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彼书契之兴既未有诗，制礼之后始有诗者，《艺论》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故以制礼为限。此言有诗之渐，述情歌咏，未有箴谏，故疑大庭以还。由主意有异，故所称不同。礼之初与天地并矣，而《艺论·论礼》云“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亦谓今时所用之礼，不言礼起之初也。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於此乎！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彼《舜典》命乐，已道歌诗，经典言诗，无先此者，故言《诗》之道也。“放於此乎”，犹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隐二年《公羊传》文。言放於此者，谓今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讴歌始於此也。是用诗规谏，舜时已然。大舜之圣，任贤使能，目谏面称，似无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诗”者，《六艺论》云情志不通者，据今诗而论，故云“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其唐虞之诗，非由情志不通，直对面歌诗以相诫勖，且为滥觞之渐，与今诗不一，故《皋陶谟》说皋陶与舜相答为歌，即是诗也。《虞书》所言，虽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尧，明尧已用诗矣，故《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指《尧典》之文。谓之造初，谓造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然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虽於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务》云：“诗者，持也。”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变风之作，齐、卫为先。齐哀公当懿王，卫顷公当夷王，故先言此也。《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正义曰：大率变风之作，多在夷、厉之后，故云“众国纷然，刺怨相寻”。《击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剌之类，故连言之。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於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疏]正义曰：懿王时诗，《齐风》是也。夷王时诗，《邶风》是也。陈灵公，鲁宣公十年为其臣夏徵舒所弑。变风齐、邶为先，陈最在后，变雅则处其閒，故郑举其终始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篇章泯弃，靡有孑遗。唯有其颂，是周世弃而不录，故云“近及商王，不风不雅”，言有而不取之。剌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於其某，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风、雅之诗，止有论功颂德、剌过讥失之二事耳。某谓族亲。此二事各於己之族亲，周人自录周之风、雅，则法足彰显，戒足著明，不假复录先代之风、雅也。颂则前代至美之诗，敬先代，故录之。○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兴焉，盛之至也。不皆在制礼之后也。故《春官·乐师职》云：“及彻，帅学士而歌彻。”玄谓彻者，歌《雍》也。是颂诗之作，有在制礼前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