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学的发展，是明季中后期，王阳明的姚江学派思想的传播、扩展与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结果。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记载了大量的学者的思想言论，其中有许多学者都是明季重要的官员，甚至是曾经的内阁首辅，传承与发展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大师，主要还是明季的读书人群体，包括大量的进士、举人身份的学者，比如王畿王龙溪、罗近溪罗汝芳，李贽、陶望龄 、焦竑、袁宗道 袁宏道 袁中道、邹守益、欧阳德、聂豹、徐阶、耿定向、周汝登、湛若水等等
可以说，王阳明的弟子们，到了第五代第六代，已经广泛分布于整个明季社会的各个阶层，受到王阳明思想影响的著名人物，甚至包括董其昌、汤显祖等现代人眼中的【文学艺术家】。

王阳明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徐渭的本色说，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汤显祖与冯梦龙的言情说，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王阳明的影响。这些文学艺术大师们，无一不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找到了充足的思想资源，纷纷从“心”出发，追索文学之于人类情感“本真”的表现。
袁宏道常在友人诗文集的序言中以“古之为风”者为证加以申述。
曰：“古之为风者，多出于劳人思妇，夫非劳人思妇为藻于学士大夫，郁不至而文胜焉，故吐之者不诚，听之者不跃也。”
袁宏道，以为七子以来所引领的诗文创作之风，实在不足以传世，在他看来，倒是来自民间的“真人”“真声”的讴吟，代表了真性情。
《文章辨体汇选 陶孝若枕中呓引【袁宏道】》
夫廹而呼者不择声/非不择也/郁与口相触/卒然而声/有加于择者也/
古之为风者/多出于劳人思妇/夫非劳人思妇/为藻于学士大夫/郁不至而文胜焉/故吐之者不诚/听之者不跃也/
余同门友陶孝若工为诗/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郁莫甚于病者/其忽然而鸣/如瓶中之焦声/水与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转诘曲/如灌木之萦风/悲来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语直，/故劳人思妇/有时愈于学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时/夫非病之能为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饰也/是故通人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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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言亦称清语，是盛于晚明的一种独特文体。由于明清小说、戏剧的风行和留传，当代人已经遗忘了曾经在明代大量创作、并延续到清初的这种小品文。《菜根谭》《小窗幽记》《围炉夜话》，这些都是清言小品的代表。清言一词语出魏晋。清言就是以高妙的言辞和敏捷的思维对玄学等论题的言谈，也称为清谈。《世说新语》就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从魏晋风骨、《世说新语》，中经南宋《澄怀录》，到晚明清言小品，就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清言传统。
晚明文人的文化心态既境界高远，又雅致细腻。他们以关注人的情感为起点，将生活物品、个人癖好以及内心的思考诉诸小品的创作之中，显出精致又独特的生活情趣和思想倾向。
自明代中期起，文学创作逐渐淡化了古文创作的厚重格调，更加贴近日常生活。这一取向一直延续到晚明。明代通俗文学的繁荣也深深影响了士人文学创作的风格。
比如《娑罗馆清言》 [明] 屠隆
口中不设雌黄，眉端不挂烦恼，可称烟火神仙；
　　随宜而栽花竹，适性以奍禽鱼，此是山林经济。
　　风晨月夕，客去后，蒲团可以双跏；
　　烟岛云林，兴来时，竹杖何妨独往。
草色花香，游人赏其有趣；
　　桃开梅谢，达士悟其无常。
　　修净土者，自净其心，方寸居然莲界；
　　学坐禅者，达禅之理，大地尽作蒲团。
杨柳岸，芦苇汀，池边多有野鸟，方称山居。
　　香积饭，水田头，斋头才著比丘，便成幽趣。
　　竹风一阵，飘飏茶灶；
　　疏烟梅月，半弯掩抑。书窗残雪，真使人心骨俱冷，体气欲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寿亲养老新书》四卷
其中如祝寿诗词，连篇载入，不免失於冗杂。又叙述闲适之趣，往往词意纤仄，采掇琐碎。明季清言小品，实亦滥觞於此。明高濂作尊生八笺，其四时调摄笺所录诸药品，大抵本於是书。鈜所续者，前一卷为古今嘉言善行七十二事，后两卷则凡寝兴器服饘粥饮膳药石之宜，更为赅具，而附以妇人小儿食治诸方，凡二百五十六条。
对清言还有较大影响的是笔记体小品《世说新语》。魏晋士人崇尚清谈，讲究名士风流，其中之一就是出语要敏捷或含有机锋。他们又善于用形象传神而又简洁的语言品评人物，如说嵇康“龙章风姿，天质自然。”“其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倾”，他们的清谈言语，借《世说新语》而流传，从形式和内容上看，清言与《世说新语》有许多不同，但魏晋士人善于思索，敏于思索，富有艺术家的气质，擅长于以审美眼光品评人物，语言玄远冷峻、简洁生动等方面对明清之际的清言小品则有较大影响
从清言的创作过程来看，大多数的清言是作者把平时零碎的、似有似无、稍纵即逝的思绪及时捕捉住记录下来的产物，它最具灵性，在短短的字里行间时时闪耀着奇思瑰想的美丽光华，
清言中的箴言、警句也往往以韵语出之，如“点破无稽不根之论，只须冷语半言；看透阴阳颠倒之行，唯此冷眼一只”（《小窗自纪》）。又如：“邵尧夫云：‘但看花开落，不言人事非’”
《小窗自记》小窗自记［明］吴从先
东坡谪居海南，有诗以志三适，曰：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如作三时之课。余亦欲适其适而闲情略异：旦起理花；午窗或剪叶，或截草作字；夜卧忏罪，令一日风流潇洒之过，不致堕落。
无根器者，不可与谈道；无灵心者，不可处论文。故修慧是生人第一义。
人生领趣最难，雪月风花之外，别有玄妙；人生相遇最巧，趋承凑合之内，别有精神。
点破无稽不根之论，只须冷语半言；看透阴阳颠倒之行，唯此冷眼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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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花斋杂录　　（明）袁宏道 撰

现代人对于明季晚期的文学的真正含义是没有搞明白的，其原因在于，现代人对于东亚大陆的古代历史文化，没有真正的搞明白，因此对于明季晚期，前后七子提出的【复古】的真正指向无法确定清楚。
当然，现代人也就无法搞懂公安三袁派与竟陵派的文学思想的提出，到底出于何种逻辑脉络，要达到何种目的。这些疑问如果搞不清楚，公安三袁的作品，现代人自然无法读懂。竟陵派的钟惺和谭元春，到底为何要提出自己的文学思想的主张，现代人也就搞不清楚了。
与此同时，与公安三袁同时代的汤显祖，沈璟，董其昌等艺术大师的思想，现代人也就无法搞明白了。
现代人如同瞎子摸象，把整个明季文化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区域，不同专业的学者教授们，按照自己的想当然的逻辑，去评价明季的诸多大师，王阳明归为国学与儒学，公安三袁归为文学，汤显祖归为戏曲，董其昌归于美术绘画，李贽归为哲学，可想而知，最后的结论，必然是惨不忍睹也。

如果站在三千的历史超长周期的视角，来考察与探究东亚大陆社会发展的，明清时期与现代阶段的内在联系，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逐步清晰有强大的逻辑脉络，就是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在朱元璋的洪武时代已经开启了。
东亚大陆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整个现代社会呈现文化与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步调一致，在社会发展进程上，在政府绝对权威的领导下，在微观层面追求标准化流水线生产，在宏观层面追求以整个社会和谐稳定为唯一标准的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模式，在教育与文化发展方面，为了实现现代社会的大发展，现代社会的教育文化运行体系，同样也是追求标准化与高效化、稳定有序化。上述特征，才是东亚社会，从明清时期就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所呈现的东亚社会现代化的成果与目标。
让我们再次回到明季的初期，朱元璋创立明朝，第一项伟大的功绩，就是全面恢复与复兴东亚社会的传统文化，同时强化皇家子弟与整个社会的儒家传统教育体系，同时把上述文化教育思想统一的理念，贯彻到明季初期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这里《明太祖宝训》有大量的记载，可以说《明太祖宝训》是东亚社会真正现代化进程开启的标志性符号。
让我们再次学习与研讨《明太祖宝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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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宝训
卷一　　论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干、叶仪。既至，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太祖命祖干剖析其义，祖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礼貌，命二人为咨议。
丙午三月甲辰，太祖语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曰：“天下兵争，民物创残，今土地渐广，战守有备，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对曰：“战守有备，治道必当有所更革也。”太祖曰：“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必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也。”祎对曰：“昔汤正桀之乱而修人纪，武王正纣之乱而叙彝伦，王上之言，诚吻合于前古也。”
吴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邓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览之，谓愈等曰：“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农桑举，则小人务本。如是为治，则不劳而政举矣。今卿辈所言，皆国家之不可阙者，但非所急。卿等国之大臣，于经国之道，庇民之术，尚当为予尽心焉。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问其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元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任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太祖御谨身殿，观《大学》之书，谓侍臣曰：“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风陵俗替，民不知趋善，流而为恶，国家欲长治久安，不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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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宝训
卷一　　论治道
经国
甲辰正月戊辰，太祖还朝，谓左相国徐达等曰：“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辅相于我，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巳。”又曰：“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吾，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兴学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诏增筑国子学舍。初，即应天府学为国子学。至是，太祖以规制未广，谕中书省臣曰：“太学育贤之地，所以兴礼乐，明教化，贤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国君民，以此为重。朕承困弊之余，首建太学，招徕师儒，以教育生徒。今学者日众，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学会，必高明轩敞，俾讲习有所，游息有地，庶达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主灰冠礼乐之教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教，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斗，惟知干戈，莫识俎豆。联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急行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诏天下通祀孔子，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太祖谕礼部尚书刘仲质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攸叙，其功忝于天地。今天下郡县庙学并建，而报祀之礼止行京师，岂非阙典？卿与儒臣其定释奠礼仪，颁之天下学校，令以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明太祖宝训 卷二
　　尊儒术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太祖谕之曰：“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耶？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太祖谓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今以《五经》《四书》颁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于此也。”
圣学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太祖御华盖殿，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读《心箴》毕，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几。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诐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
教太子诸王
十月己未，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秦镛、卢德明、张易为太子谕德。太祖谕之曰：“范金砻玉，所以成器，尊师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义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七月戊子，太祖谓皇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厚风俗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太祖谕户部臣曰：“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能周恤，甚者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来，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岂习俗之固未易变耶？朕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宁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其谕以此意，使民知之。”

明太祖宝训 卷二
议礼
八月庚申，大祖谕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縠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侈肆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礼官上所定礼仪，太祖谓尚书牛谅曰：“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交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著礼仪，今虽已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庶几惬朕心也。”
崇教化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初授知县，陛辞，太祖问之曰：“试官莅民之道，何先？”对曰：“教化为先。”曰：“教化何施？”对曰：“奖劝之。”太祖曰：“治民固以教化为本，而身又为教化之本。长一邑则系一邑之望，民率己以为则，己身不正，民将何法？虽多为奖劝，彼不见信，故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尔其试之。”
明太祖宝训 卷三
　　任官
太祖谕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于随材任使，则天下无弃人矣。”又曰：“观人之法有数等：材德俱优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余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无，此不足论也矣。若逐势变移，好作成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十二月甲辰，太祖谕群臣曰：“读书所以穷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称循良者不在于威严，在于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读书，于律亦不可不通。大抵人之犯法者，违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轻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遵。”

明太祖宝训 卷四
屏异端
　　洪武元年正月癸巳，太祖与诸儒臣论学术，翰林学士陶安对曰：“道之不明，邪说害之也。”太祖曰：“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人鲜不为所惑。自非有豪杰之见，不能即去之也。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游说诸侯。当时诸侯急于功利者多从其说，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以卞亡，此诚何益？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太祖曰：“仁义，治天下之本也。贾生论秦之亡，不行仁义之过。夫秦袭战国之余弊，又安得知此。”
明太祖宝训 卷五
　　求贤
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访求贤才于天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征天下博学老成之士，皆应诏至京师。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群臣各举所知。
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觐官各举所知一人，
九月戊申，吏部以征至天下儒士，选其经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闻。太祖曰：“贤才固不乏也。今贤人君子出为时用，大小器使当随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尽用也。”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诏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
保全功臣
　　甲辰四月乙巳，太祖闻诸功臣家僮仆多有横肆者，乃召徐达、常遇春等谕之曰：“尔等从我，起身艰难，成此功勋，匪朝夕所致。比闻尔等所育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我资将臣共济大业，同心一德，保全始终，岂宜有此？故与尔等言，此辈有横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

明太祖宝训 卷六
　　谕群臣
丙午正月，是月，命接察司佥事周浈等定议按察司事宜，条其宪纲所当务者以进。谕之曰：“风宪纪纲之司，惟在得人，则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为妖祸。尔等若能兴利除害，辅国裕民，此即神明。若阴私诡诈，蠹国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当存大体，有可言者，勿缄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卖直。苟察察以为明，苛刻以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风宪矣。”
甲午，各道按实司官来朝，太祖因召御史台臣并谕之曰：“风宪之任，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纠正庶事，肃清纪纲，以正朝廷。而元末台宪每假公法，挟私愤，以相倾排。今日彼倾此之亲戚，明日此陷彼之故旧，譬犹蛇蝎，自相毒螫，卒致败亡而后已。如此，则何以为台谏也？今卿等司风纪，当以大公至正为心，扬善遏恶，辨别邪正，不可循习故常，挟公以济私。苟或如此，不惟负朕委任，亦失其职守矣。”
八月戊子，太祖召诸勋臣谕之曰：“难成者功，难得者爵。卿等捐躯以从朕，百战以有功，岂非成之难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伦，岂非得之难乎？知成之难，则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难，则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谨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骄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其荣盛，延及后世。大抵敬谨为受福之本，骄怠为招祸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语此。”
辩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风宪官二人各讦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简而缓。太祖曰：“理原于心，言发于口。心无所亏，辞出而简；心有所蔽，辞胜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真，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诘之，言寡者果直。太祖谓群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风宪，当持公正以纠率群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贤人贵知言，能知言，则邪正了然自辩。区区以便佞取给者，复何所庸哉？”
育人材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诏更定岁贡生员例：府学岁一人，州学二岁一人，县学三岁一人。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养士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尝无贤才，顾养之之道何如耳。尝命天下学校，凡民间子弟愿遣入学者听，复其家。今定岁贡之例，必资性淳厚、学问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许充贡。尔礼部其申明之。”

东亚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准，不断提供的进程。
《明太祖宝训》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天下治理与安定平安，首先源于政府对社会的教化与教育工作，只有以传统文化的纲纪礼仪的规范，教化整个社会的各个群体，才可以达到【正人心 祛除邪恶】的目的，才可以让整个社会的民风淳朴，人人知法守法，这样整个社会才有强大的凝聚力，才可以实现现代社会所谓的安定祥和、稳定发展。
《明太祖宝训》最后一段话是，务实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有词虽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故而，明季的务实，首先就是抓教育，抓科举，为整个明季社会培养与造就一大批的合格的士大夫与官员，这才是朱元璋整个治理理念的根本逻辑脉络。

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首先开启于明季完善的科举教育体系，与官员的选拔体系，由此整个明季的官员队伍实现了从官办学校开始的正规化、标准化的教育模式，明季的科举制度又把教育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由此东亚社会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最早的建立了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与官员选拔、任用、考核制度。最后，整个明季社会，呈现为【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所谓的科举制度，在明季已经完全程序化、标准化与流水线式的作业，所谓【科目者，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廷试，以三月朔。乡试，直隶于京府，各省于布政司。会试，于礼部。主考，乡、会试俱二人。同考，乡试四人，会试八人。
乡试之额，庆、历、启、祯间，两直隶益增至一百三十馀名，他省渐增，无出百名者。
会试之额，国初无定，至成化乙未而后，率取三百名，有因题请及恩诏而广五十名或百名者，非恒制也。
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此明一代取士之大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