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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到建隆元年（契丹应历十年，960年）四月契丹对棣州（治今山东惠民）的侵扰，而当时恰逢昭义军（治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反宋并引北汉兵为援，李筠的使者刘继冲向北汉主刘钧表示“请无用契丹兵”[1]，得到了刘钧的同意。
刘钧对进援李筠一事非常重视，“倾国自将出团柏谷（今山西祁县南北团柏村）”[2]；赵匡胤对李筠造反也很重视，不仅派出三路大军征讨，自己也御驾亲征前往督战，“可说是倾全力以讨李筠。”[3]
在北宋将主要精力集中到李筠方面时，契丹只是试探性地骚扰棣州，却反被宋军追到自家境内的固安（时属涿州，治今河北固安），这也是宋军第一次进入辽境。
宋军进讨李筠的同时，亦对北汉发动进攻以示惩戒，“（六月）甲午，永安军（治府州，今陕西府谷东）节度使折德扆破北汉沙谷砦（今山西保德北）”[4]，“斩首五百级”[5]（《长编》载此事在五月）[6]“六月庚申（此年六月无庚申日，当误），汉以宋兵围石州（时属北汉，治今山西吕梁离石）来告”，契丹皇帝耶律璟当即“遣大同军（治云州，今山西大同）节度使阿剌率四部往援，诏萧思温以三部兵助之。”契丹援兵没能达成救援目的，“秋七月己亥朔，宋兵陷石州，潞州复叛（李筠子李守节以潞州城降宋），汉使来告。”[7]
李筠乱平后，宋军又数次袭击了北汉，当时赵匡胤有意拿下这个结契丹为援的河东小国，便问计于张永德，张永德认为“未可仓卒取也”，建议赵匡胤以游兵“扰其田事”[8]，并派间谍离间契丹与北汉的关系。张永德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赞许，但赵匡胤仍把北汉放在心头。
在后世的传统印象里，赵匡胤与赵光义雪夜到访赵普家中，定下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略。其实该方略并非赵匡胤与赵普首创，在后周世宗时期王朴所上《平边策》中已经表明了这一战略思想，《平边策》中提到：“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南唐）易图……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9]
周世宗经过三次征讨历时两年多，才拿下了南唐的淮南十四州之地，世宗本欲消灭南唐，却因战事的艰难最后只能将战略目标限于止取江北，并接受了南唐皇帝李璟的求和。其后世宗将攻伐目标转向了北方的幽州（治今北京），由于周军兵不血刃地拿下了燕云山前的关南之地（石敬瑭所割燕云十六州中位于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之南的瀛、莫二州及其所属十七县称为“关南”，约当今河北白洋淀以东的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间市一带），后世包括宋朝皇帝宋真宗在内的许多人对世宗的北伐大为称赞，又因世宗因病未能进攻幽州而大感惋惜；后周成功收取关南给后世留下一种印象：即周世宗的统一方略是“先北后南”，并进一步认为“先北”就是要先取燕云，这一方略要优于“先南后北”。但仔细考量周世宗整个在位时期的军事动议与军事部署便不难发现，周世宗首先进攻的是北汉（高平大胜后的乘势反攻），在攻太原失败后又将目标转向了后蜀和南唐，“世宗统一活动也并非是以契丹为首要大敌，攻后蜀、南唐适可而止所能概括……取得江北后下一个（原定）目标是后蜀而非征契丹，收复三关南返之际似还有用兵北汉的意图。世宗统一活动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计划，而是随统一活动的进程处于不断的调整、变更之中。”[10]
注：周世宗北伐不仅收复了三关及关南二州，还收复了乾宁军（契丹置为宁州，后周收取后复为乾宁军，并将军治命名为永安县，位于今河北青县），期间后周定州节度使孙行友攻下易州（治今河北易县），三关中的瓦桥关和益津关被世宗改为雄州（治今河北雄县）与霸州（治今河北霸州）；北宋徽宗时期改乾宁军为清州，所以可以认为周世宗北伐拿下了六州之地。周世宗的北伐不仅消除了契丹插入中原的“楔子”，使定州改变了原先被契丹疆域和北汉疆域相夹的形势，并获得了进攻幽蓟地区的“突出部”——易州（可惜北宋的北伐未能利用好这一地带），其河北边疆地区得以连成一片，基本奠定了此后一个半世纪的宋辽河北边疆格局
再回到赵匡胤雪夜访赵普，这件事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邵伯温所编撰的《邵氏闻见录》，该书所载“雪夜访普”之事如下：
“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普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赵光义）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11]
对于这段记载，《长编》的作者李焘认为：“按太祖云一榻之外皆他人家，则此时犹未平荆、湖也。太宗（赵光义）以建隆二年秋尹开封，开宝六年乃封晋王。邵伯温见闻录云已约晋王者，盖误。今改曰吾弟，庶得其实。又云始定下江南之议，此尤误。若谓荆、湖、西川则可耳。”所以，他将此事改为“上自即位，数出微行，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夕大雪，普谓上不复出矣，久之，闻扣门声异甚，亟出，则上立雪中。普皇恐迎拜，上曰：‘已约吾弟矣。’已而开封尹光义至，即普堂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嘿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尔，姑试卿耳。’于是用师荆、湖，继取西川。”[12]
除了李焘所列举的问题，《邵氏闻见录》记载的“雪夜访普”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赵匡胤谋划取南唐时宋朝开国已十多年，并非“太祖即位之初”了。
按李焘所写，“雪夜访普”当是在平荆南（南平）、湖南（武平）之前，最迟不晚于建隆三年（962年），《长编》却将此事附于开宝元年（968年）秋七月；《宋辽和战实录》将该事系于建隆二年（961年）深冬，与“金匮之盟”、“杯酒释兵权”同年。[13]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雪夜访普”发生在乾德三年（965年）或乾德四年（966年）[14]，此时宋已平定后蜀。如果说被传统看法视为确立“先南后北”战略的雪夜定策在平蜀之后，则忽视了赵匡胤在取蜀前就对赵光义说过自己的战略规划：
“昔太祖既平湖湘，尝谓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南汉）、江南（南唐），则国用富饶矣。河东（北汉）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15]
无论是雪夜定策，还是赵匡胤对赵光义所说的攻略顺序，共同点都是先南征，后取北汉，但北宋在实际用兵过程中，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一方略。
本文开头已经说到，宋军在平李筠之乱时已对北汉发动攻击，“当宋太祖平定潞州李筠叛乱后，就想乘胜进攻北汉，开始统一天下之战……随即李重进又在扬州起兵，首征北汉的计划遂被搁置。”[16]但之后宋军仍在袭扰北汉，似是大举进攻的前奏。
时间来到建隆四年（当年十一月改元乾德，契丹应历十三年，963年）正月，宋朝向荆湖地区出手了，用兵的时机已于建隆三年九月到十一月出现，割据湖南的武平军（治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于九月病死，其继任者周保权是位年仅十一岁的少年；湖南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刺史张文表在十月发起叛乱，周保权遂向宋朝上表请求宋派兵助其镇压张文表。十一月中旬，荆南（治江陵，今湖北荆州）节度使高保勗病死，弱冠之年的高继冲继承其位。
在宋向荆湖出兵的当月，宋与契丹在边境又发生了一次小冲突，“（正月）丙寅，宋欲城益津关，（耶律璟）命南京（幽都府，治今北京）留守高勋、统军使崔廷勋以兵扰之。”[17]
用兵荆湖显然是抓住有利时机而非出于事先预设，毕竟赵匡胤不可能妙算到两位统治者的死期。拿下荆湖后，宋军加强了对北汉的攻势，并不可避免的与契丹军发生交战。
当年八月，宋军由安国军（治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王全斌、洺州（治今河北邯郸永年东南）防御使郭进、客省使曹彬带领进攻北汉乐平县（时属太原府，治今山西昔阳），乐平汉军一千八百人降宋，北汉将领蔚进、郝贵超“等悉蕃汉兵来救，三战，皆败之，（宋军）遂下乐平，即建为乐平军（《宋史》本纪记为平晋军）。”次月，“北汉主诱契丹兵攻平晋军，（赵匡胤）命洺州防御使郭进、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防御使张彦进、客省使曹彬、赵州（治今河北赵县）刺史陈万通领步骑万余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汉引兵去。”[18]
《长编》对于这两战宋军的对手用了不同字眼，八月的乐平之战《长编》所记与宋军交战的是蕃汉兵，查《辽史》穆宗本纪与《宋史》太祖本纪、王全斌、曹彬、郭进等人传记并没有契丹兵来援乐平的记载，但陈振所著的《中国断代史宋史》写作“北汉派蔚进、郝贵超率军与辽军救援乐平”[19]，即认为此战有契丹军参与。
宋军投入万余人救援平晋，这已经算得上是颇有力度的军事行动，或许是没料到宋军会来援这么多人，进攻平晋的北汉与契丹军当还是之前应对宋军一般袭扰时的规模，面对宋军的增援，自知寡不敌众的北汉契丹军没有交锋就撤退了。
北汉的放弃使平晋军周边的汉兵军心瓦解，平晋附近的静阳（今山西昔阳东静阳村）十八砦纷纷降宋，《重归一统》称乐平之战“引发了瀑布效应”[20]。
赵匡胤并不满足到手的战果，于是年十二月下旬继续调兵遣将，分道攻击北汉，“遣内客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继筠分诣晋（治今山西临汾）、潞州，与节度使赵彦徽、李继勋会兵入北汉境，攻其边邑及辽（治今山西左权）、石州。”[21]就在宋军向北汉发动新一轮攻势的次月，宋龙捷军校王明向皇帝献阵图请讨幽州，得到了赵匡胤的嘉奖。当时传言皇帝要亲自北征，河南民众被传言所惊，惧馈运之劳，纷纷逃亡，逃者多达四万家。（宋《国史·薛居正传》记载了另一种说法：“居正传称车驾将亲征太原，大发民馈运，故民逃亡。”）[22]
大规模的民众逃亡让赵匡胤忧虑不已，这足以使他意识到，此时并不适合大举用兵，本来可能的第一次亲征北伐，就这样没有了下文。
亲征虽罢，但进攻北汉仍要继续，乾德二年（964年）正月，万余宋军在李继勋、康延沼、尹勋等将的率领下，向北汉辽州发起进攻；北汉将郝贵超领兵救援辽州，与宋军“战于城下，贵超大败。”[23]北汉辽州刺史杜延韬与守将冀进、监军侯美见形势危迫，遂以三千守军举城降宋。
北汉再次向宗主国契丹求援，“二月壬子，诏西南面招讨使挞烈进兵援汉。（《辽史》耶律挞烈传未载此事）”[24]此时辽州城已降于宋朝（《宋史》本纪与《续通鉴》均载二月戊申朔辽州刺史杜延韬降，按《长编》为奏到之日），接下来，根据《长编》与《宋史》的记载，宋与契丹发生了大规模交战：
“北汉寻诱契丹步骑六万入侵，继勋复与彰德节度使罗彦缨、西山巡检使郭进、内客省使曹彬等领六万众赴之，大破契丹及北汉军于辽州城下。”[25]
“未几，并人诱契丹步骑六万人来取辽州，复遣继勋与罗彦瑰、郭进、曹彬等领六万众赴之，大破契丹及太原军于城下。”[26]
“时初克辽州。河东召契丹兵六万骑来攻平晋，彬与李继勋等大败之于城下。”[27]
除《宋史曹彬传》所记在平晋城下大破契丹外，《长编》与《宋史李继勋传》皆记为在辽州城下大破契丹，《辽史》未载战败事，却记载“壬申，汉以败宋兵石州来告。”[28]《续通鉴》则载“壬子，辽主遣西南面招讨使耶律达里率六万骑援北汉，败继勋兵于石州。”[29]
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第88页
辽州位于北汉东南，石州位于北汉西南，两地相隔数百里，按宋方记载，宋军主要作战地在辽州或离辽州不太远的平晋军，石州虽也为宋军攻击目标但至多偏师而已，契丹派兵援汉不当置宋军主攻方向不顾而以大军迎战宋偏师，且宋是为了应对契丹与北汉的“六万步骑”才集结六万人马往援辽州，这等数量的军队远远超过了之前攻打北汉的宋军规模，若非敌方援兵主力前来，宋军也不会用前所未有的力量应对；但契丹或也派偏师往援石州，石州之败亦不见于宋方记载，所以可以认为辽州之战契丹讳败，石州之战宋方讳败。
辽州之战可以视作宋与契丹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今之学者多认为此战宋军获胜，但宋军在取得辽州大胜后没有进一步的攻略行动，其胜或有所夸大。
此战过后，摆在赵匡胤面前的难题是，冒着更大的风险与北汉契丹联军交战？还是调转矛头，指向南方呢？
参考文献及附注：
[1] 《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第十》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五月辛丑
[3] 陈振《中国断代史宋史》第一章第一节《四、平定叛乱》第12页
[4] 《宋史》卷1《太祖纪一》
[5] 《宋史》卷253《折德扆传》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五月载“是月，永安节度使折德扆破北汉沙谷寨，斩首五百级。”李焘附注：“实录在六月甲午，据奏到之日也。”
[7] 《辽史》卷6《穆宗纪上》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八月
[9] 《新五代史》卷31《王朴传》《平边策》
[10] 吴晓丰《王朴〈平边策〉与周世宗的统一活动》“认为世宗征南唐伊始便只打算取江北，无意江南的看法更不可取。世宗征讨南唐止取江北的决策形成于战争中”
[11] 《邵氏闻见前录》卷1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开宝元年秋七月，李焘附注：“附其事于开宝元年”
[13] 顾宏义《天衡：十世纪后期宋辽和战实录》第二章《二 雪夜定策（960—962）》第141页
[14] 梁伟基《先南征，后北伐：宋初统一全国的唯一战略（960—976）？》一文倾向于“雪夜访赵普”发生在965年，《重归一统》的作者龙沛倾向于966年；需要注意的是，梁认为宋的战略是“先北”，而龙沛认为“不存在任何（既定）计划”，详见《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第五章《“先南”战略的神话》第158—159页
[15] 《东都事略》卷23
[16] 顾宏义《天衡：十世纪后期宋辽和战实录》第二章《二 雪夜定策（960—962）》第141页
[17] 《辽史》卷6《穆宗纪上》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八月、九月（时应为建隆四年）李焘附注：“国史契丹传载此事在杜延滔以辽州来降之后，今从新录及本纪。”
[19] 陈振《中国断代史宋史》第二章第一节《五、讨伐北汉》第55页
[20] [美]龙沛《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第六章《第一次进攻北汉》第172页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二月乙巳
[2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闺十二月，李焘附注：“按此时不闻有亲征之议，盖传误也。今略删修，庶不失事实。”
[2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春正月
[24] 《辽史》卷7《穆宗纪下》
[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春正月，李焘附注：“本纪不言北汉诱契丹，止言契丹六万骑来援。刘筠传又不载契丹来援事，契丹及李继勋传则皆云北汉诱契丹也……杜延韬以辽州降，李继勋即遣慕容延忠入奏，二月戊子朔延忠到阙，今于正月末书其事。”
[26] 《宋史》卷254《李继勋传》
[27] 《宋史》卷258《曹彬传》
[28] 《辽史》卷7《穆宗纪下》
[29]《续资治通鉴》卷3《宋纪三》乾德二年辽应历十四年二月
前文说到建隆元年（契丹应历十年，960年）四月契丹对棣州（治今山东惠民）的侵扰，而当时恰逢昭义军（治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反宋并引北汉兵为援，李筠的使者刘继冲向北汉主刘钧表示“请无用契丹兵”[1]，得到了刘钧的同意。
刘钧对进援李筠一事非常重视，“倾国自将出团柏谷（今山西祁县南北团柏村）”[2]；赵匡胤对李筠造反也很重视，不仅派出三路大军征讨，自己也御驾亲征前往督战，“可说是倾全力以讨李筠。”[3]
在北宋将主要精力集中到李筠方面时，契丹只是试探性地骚扰棣州，却反被宋军追到自家境内的固安（时属涿州，治今河北固安），这也是宋军第一次进入辽境。
宋军进讨李筠的同时，亦对北汉发动进攻以示惩戒，“（六月）甲午，永安军（治府州，今陕西府谷东）节度使折德扆破北汉沙谷砦（今山西保德北）”[4]，“斩首五百级”[5]（《长编》载此事在五月）[6]“六月庚申（此年六月无庚申日，当误），汉以宋兵围石州（时属北汉，治今山西吕梁离石）来告”，契丹皇帝耶律璟当即“遣大同军（治云州，今山西大同）节度使阿剌率四部往援，诏萧思温以三部兵助之。”契丹援兵没能达成救援目的，“秋七月己亥朔，宋兵陷石州，潞州复叛（李筠子李守节以潞州城降宋），汉使来告。”[7]
李筠乱平后，宋军又数次袭击了北汉，当时赵匡胤有意拿下这个结契丹为援的河东小国，便问计于张永德，张永德认为“未可仓卒取也”，建议赵匡胤以游兵“扰其田事”[8]，并派间谍离间契丹与北汉的关系。张永德的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赞许，但赵匡胤仍把北汉放在心头。
在后世的传统印象里，赵匡胤与赵光义雪夜到访赵普家中，定下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略。其实该方略并非赵匡胤与赵普首创，在后周世宗时期王朴所上《平边策》中已经表明了这一战略思想，《平边策》中提到：“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南唐）易图……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9]
周世宗经过三次征讨历时两年多，才拿下了南唐的淮南十四州之地，世宗本欲消灭南唐，却因战事的艰难最后只能将战略目标限于止取江北，并接受了南唐皇帝李璟的求和。其后世宗将攻伐目标转向了北方的幽州（治今北京），由于周军兵不血刃地拿下了燕云山前的关南之地（石敬瑭所割燕云十六州中位于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之南的瀛、莫二州及其所属十七县称为“关南”，约当今河北白洋淀以东的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间市一带），后世包括宋朝皇帝宋真宗在内的许多人对世宗的北伐大为称赞，又因世宗因病未能进攻幽州而大感惋惜；后周成功收取关南给后世留下一种印象：即周世宗的统一方略是“先北后南”，并进一步认为“先北”就是要先取燕云，这一方略要优于“先南后北”。但仔细考量周世宗整个在位时期的军事动议与军事部署便不难发现，周世宗首先进攻的是北汉（高平大胜后的乘势反攻），在攻太原失败后又将目标转向了后蜀和南唐，“世宗统一活动也并非是以契丹为首要大敌，攻后蜀、南唐适可而止所能概括……取得江北后下一个（原定）目标是后蜀而非征契丹，收复三关南返之际似还有用兵北汉的意图。世宗统一活动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计划，而是随统一活动的进程处于不断的调整、变更之中。”[10]
注：周世宗北伐不仅收复了三关及关南二州，还收复了乾宁军（契丹置为宁州，后周收取后复为乾宁军，并将军治命名为永安县，位于今河北青县），期间后周定州节度使孙行友攻下易州（治今河北易县），三关中的瓦桥关和益津关被世宗改为雄州（治今河北雄县）与霸州（治今河北霸州）；北宋徽宗时期改乾宁军为清州，所以可以认为周世宗北伐拿下了六州之地。周世宗的北伐不仅消除了契丹插入中原的“楔子”，使定州改变了原先被契丹疆域和北汉疆域相夹的形势，并获得了进攻幽蓟地区的“突出部”——易州（可惜北宋的北伐未能利用好这一地带），其河北边疆地区得以连成一片，基本奠定了此后一个半世纪的宋辽河北边疆格局
再回到赵匡胤雪夜访赵普，这件事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邵伯温所编撰的《邵氏闻见录》，该书所载“雪夜访普”之事如下：
“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普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赵光义）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11]
对于这段记载，《长编》的作者李焘认为：“按太祖云一榻之外皆他人家，则此时犹未平荆、湖也。太宗（赵光义）以建隆二年秋尹开封，开宝六年乃封晋王。邵伯温见闻录云已约晋王者，盖误。今改曰吾弟，庶得其实。又云始定下江南之议，此尤误。若谓荆、湖、西川则可耳。”所以，他将此事改为“上自即位，数出微行，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夕大雪，普谓上不复出矣，久之，闻扣门声异甚，亟出，则上立雪中。普皇恐迎拜，上曰：‘已约吾弟矣。’已而开封尹光义至，即普堂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嘿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尔，姑试卿耳。’于是用师荆、湖，继取西川。”[12]
除了李焘所列举的问题，《邵氏闻见录》记载的“雪夜访普”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赵匡胤谋划取南唐时宋朝开国已十多年，并非“太祖即位之初”了。
按李焘所写，“雪夜访普”当是在平荆南（南平）、湖南（武平）之前，最迟不晚于建隆三年（962年），《长编》却将此事附于开宝元年（968年）秋七月；《宋辽和战实录》将该事系于建隆二年（961年）深冬，与“金匮之盟”、“杯酒释兵权”同年。[13]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雪夜访普”发生在乾德三年（965年）或乾德四年（966年）[14]，此时宋已平定后蜀。如果说被传统看法视为确立“先南后北”战略的雪夜定策在平蜀之后，则忽视了赵匡胤在取蜀前就对赵光义说过自己的战略规划：
“昔太祖既平湖湘，尝谓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南汉）、江南（南唐），则国用富饶矣。河东（北汉）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15]
无论是雪夜定策，还是赵匡胤对赵光义所说的攻略顺序，共同点都是先南征，后取北汉，但北宋在实际用兵过程中，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一方略。
本文开头已经说到，宋军在平李筠之乱时已对北汉发动攻击，“当宋太祖平定潞州李筠叛乱后，就想乘胜进攻北汉，开始统一天下之战……随即李重进又在扬州起兵，首征北汉的计划遂被搁置。”[16]但之后宋军仍在袭扰北汉，似是大举进攻的前奏。
时间来到建隆四年（当年十一月改元乾德，契丹应历十三年，963年）正月，宋朝向荆湖地区出手了，用兵的时机已于建隆三年九月到十一月出现，割据湖南的武平军（治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于九月病死，其继任者周保权是位年仅十一岁的少年；湖南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刺史张文表在十月发起叛乱，周保权遂向宋朝上表请求宋派兵助其镇压张文表。十一月中旬，荆南（治江陵，今湖北荆州）节度使高保勗病死，弱冠之年的高继冲继承其位。
在宋向荆湖出兵的当月，宋与契丹在边境又发生了一次小冲突，“（正月）丙寅，宋欲城益津关，（耶律璟）命南京（幽都府，治今北京）留守高勋、统军使崔廷勋以兵扰之。”[17]
用兵荆湖显然是抓住有利时机而非出于事先预设，毕竟赵匡胤不可能妙算到两位统治者的死期。拿下荆湖后，宋军加强了对北汉的攻势，并不可避免的与契丹军发生交战。
当年八月，宋军由安国军（治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王全斌、洺州（治今河北邯郸永年东南）防御使郭进、客省使曹彬带领进攻北汉乐平县（时属太原府，治今山西昔阳），乐平汉军一千八百人降宋，北汉将领蔚进、郝贵超“等悉蕃汉兵来救，三战，皆败之，（宋军）遂下乐平，即建为乐平军（《宋史》本纪记为平晋军）。”次月，“北汉主诱契丹兵攻平晋军，（赵匡胤）命洺州防御使郭进、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防御使张彦进、客省使曹彬、赵州（治今河北赵县）刺史陈万通领步骑万余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汉引兵去。”[18]
《长编》对于这两战宋军的对手用了不同字眼，八月的乐平之战《长编》所记与宋军交战的是蕃汉兵，查《辽史》穆宗本纪与《宋史》太祖本纪、王全斌、曹彬、郭进等人传记并没有契丹兵来援乐平的记载，但陈振所著的《中国断代史宋史》写作“北汉派蔚进、郝贵超率军与辽军救援乐平”[19]，即认为此战有契丹军参与。
宋军投入万余人救援平晋，这已经算得上是颇有力度的军事行动，或许是没料到宋军会来援这么多人，进攻平晋的北汉与契丹军当还是之前应对宋军一般袭扰时的规模，面对宋军的增援，自知寡不敌众的北汉契丹军没有交锋就撤退了。
北汉的放弃使平晋军周边的汉兵军心瓦解，平晋附近的静阳（今山西昔阳东静阳村）十八砦纷纷降宋，《重归一统》称乐平之战“引发了瀑布效应”[20]。
赵匡胤并不满足到手的战果，于是年十二月下旬继续调兵遣将，分道攻击北汉，“遣内客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继筠分诣晋（治今山西临汾）、潞州，与节度使赵彦徽、李继勋会兵入北汉境，攻其边邑及辽（治今山西左权）、石州。”[21]就在宋军向北汉发动新一轮攻势的次月，宋龙捷军校王明向皇帝献阵图请讨幽州，得到了赵匡胤的嘉奖。当时传言皇帝要亲自北征，河南民众被传言所惊，惧馈运之劳，纷纷逃亡，逃者多达四万家。（宋《国史·薛居正传》记载了另一种说法：“居正传称车驾将亲征太原，大发民馈运，故民逃亡。”）[22]
大规模的民众逃亡让赵匡胤忧虑不已，这足以使他意识到，此时并不适合大举用兵，本来可能的第一次亲征北伐，就这样没有了下文。
亲征虽罢，但进攻北汉仍要继续，乾德二年（964年）正月，万余宋军在李继勋、康延沼、尹勋等将的率领下，向北汉辽州发起进攻；北汉将郝贵超领兵救援辽州，与宋军“战于城下，贵超大败。”[23]北汉辽州刺史杜延韬与守将冀进、监军侯美见形势危迫，遂以三千守军举城降宋。
北汉再次向宗主国契丹求援，“二月壬子，诏西南面招讨使挞烈进兵援汉。（《辽史》耶律挞烈传未载此事）”[24]此时辽州城已降于宋朝（《宋史》本纪与《续通鉴》均载二月戊申朔辽州刺史杜延韬降，按《长编》为奏到之日），接下来，根据《长编》与《宋史》的记载，宋与契丹发生了大规模交战：
“北汉寻诱契丹步骑六万入侵，继勋复与彰德节度使罗彦缨、西山巡检使郭进、内客省使曹彬等领六万众赴之，大破契丹及北汉军于辽州城下。”[25]
“未几，并人诱契丹步骑六万人来取辽州，复遣继勋与罗彦瑰、郭进、曹彬等领六万众赴之，大破契丹及太原军于城下。”[26]
“时初克辽州。河东召契丹兵六万骑来攻平晋，彬与李继勋等大败之于城下。”[27]
除《宋史曹彬传》所记在平晋城下大破契丹外，《长编》与《宋史李继勋传》皆记为在辽州城下大破契丹，《辽史》未载战败事，却记载“壬申，汉以败宋兵石州来告。”[28]《续通鉴》则载“壬子，辽主遣西南面招讨使耶律达里率六万骑援北汉，败继勋兵于石州。”[29]
图片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第88页辽州位于北汉东南，石州位于北汉西南，两地相隔数百里，按宋方记载，宋军主要作战地在辽州或离辽州不太远的平晋军，石州虽也为宋军攻击目标但至多偏师而已，契丹派兵援汉不当置宋军主攻方向不顾而以大军迎战宋偏师，且宋是为了应对契丹与北汉的“六万步骑”才集结六万人马往援辽州，这等数量的军队远远超过了之前攻打北汉的宋军规模，若非敌方援兵主力前来，宋军也不会用前所未有的力量应对；但契丹或也派偏师往援石州，石州之败亦不见于宋方记载，所以可以认为辽州之战契丹讳败，石州之战宋方讳败。
辽州之战可以视作宋与契丹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今之学者多认为此战宋军获胜，但宋军在取得辽州大胜后没有进一步的攻略行动，其胜或有所夸大。
此战过后，摆在赵匡胤面前的难题是，冒着更大的风险与北汉契丹联军交战？还是调转矛头，指向南方呢？
参考文献及附注：
[1] 《新五代史》卷70《东汉世家第十》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五月辛丑
[3] 陈振《中国断代史宋史》第一章第一节《四、平定叛乱》第12页
[4] 《宋史》卷1《太祖纪一》
[5] 《宋史》卷253《折德扆传》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五月载“是月，永安节度使折德扆破北汉沙谷寨，斩首五百级。”李焘附注：“实录在六月甲午，据奏到之日也。”
[7] 《辽史》卷6《穆宗纪上》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八月
[9] 《新五代史》卷31《王朴传》《平边策》
[10] 吴晓丰《王朴〈平边策〉与周世宗的统一活动》“认为世宗征南唐伊始便只打算取江北，无意江南的看法更不可取。世宗征讨南唐止取江北的决策形成于战争中”
[11] 《邵氏闻见前录》卷1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开宝元年秋七月，李焘附注：“附其事于开宝元年”
[13] 顾宏义《天衡：十世纪后期宋辽和战实录》第二章《二 雪夜定策（960—962）》第141页
[14] 梁伟基《先南征，后北伐：宋初统一全国的唯一战略（960—976）？》一文倾向于“雪夜访赵普”发生在965年，《重归一统》的作者龙沛倾向于966年；需要注意的是，梁认为宋的战略是“先北”，而龙沛认为“不存在任何（既定）计划”，详见《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第五章《“先南”战略的神话》第158—159页
[15] 《东都事略》卷23
[16] 顾宏义《天衡：十世纪后期宋辽和战实录》第二章《二 雪夜定策（960—962）》第141页
[17] 《辽史》卷6《穆宗纪上》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八月、九月（时应为建隆四年）李焘附注：“国史契丹传载此事在杜延滔以辽州来降之后，今从新录及本纪。”
[19] 陈振《中国断代史宋史》第二章第一节《五、讨伐北汉》第55页
[20] [美]龙沛《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第六章《第一次进攻北汉》第172页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二月乙巳
[2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闺十二月，李焘附注：“按此时不闻有亲征之议，盖传误也。今略删修，庶不失事实。”
[2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春正月
[24] 《辽史》卷7《穆宗纪下》
[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春正月，李焘附注：“本纪不言北汉诱契丹，止言契丹六万骑来援。刘筠传又不载契丹来援事，契丹及李继勋传则皆云北汉诱契丹也……杜延韬以辽州降，李继勋即遣慕容延忠入奏，二月戊子朔延忠到阙，今于正月末书其事。”
[26] 《宋史》卷254《李继勋传》
[27] 《宋史》卷258《曹彬传》
[28] 《辽史》卷7《穆宗纪下》
[29]《续资治通鉴》卷3《宋纪三》乾德二年辽应历十四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