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方回《送罗寿可诗序》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桐江续集》卷三十二）这就是宋初“三体”。
“白体”学白居易，既仿效白居易诗“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的浅易风格，又承袭元、白诸人次韵唱酬之习。主要出现于太宗、真宗两朝（960年—997年）。较有成就者有徐铉、李昉、王禹偁，其中以王禹偁成就最高。
徐铉（916年—991年），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早年仕于南唐，后随李煜归宋，官至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其诗平易浅切，真率自然，不尚奇险，有白居易诗风。他文思敏捷，执笔立就。《四库提要》称其诗“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著有《骑省集》三十卷。
李昉（925年—996年），字明远，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入宋，官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曾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其诗尚“浅切”，尝与李至唱和，有《二李唱和集》（罗振玉刊《宸翰楼丛书》引《二李唱和集序》）。
王禹偁（954年—1001年），字元之，巨野（今属山东）人。出身贫寒，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仕途舛厄，多次贬谪。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因曾贬知黄州（今湖北黄冈），人称“王黄州”。著有《小畜集》三十卷，王汾又辑《小畜外集》七卷。今人徐规有《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诗宗杜甫、白居易，现存诗五百八十余首，成就卓著。其《对雪》、《感流亡》等诗，继承和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秦中吟》等诗的写实传统。有的长篇诗歌，叙写自己的遭遇和怀抱，畅所欲言，挥洒自如，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已初见端倪。还有一些写景抒情短诗，则笔调清丽，饶有风韵，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首联叙事，中二联写景，真切生动，对仗工稳，构成一幅饶有风韵的山野秋色图。结句陡折，抒发自己谪居怀旧的缕缕乡情，全篇为之振起。王禹偁的诗平易畅达，情致真率。故清吴之振《宋诗钞》称其诗“独开有宋风气”，可见他在宋诗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王禹偁死后，西昆体遂风行一时，主宰宋初诗坛。
“西昆体”，即昆体，诗宗李商隐，出现时间略晚于“白体”，是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兴起的诗派，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因《西昆酬唱集》而得名。
杨亿（974年—1020年），字大年，建州蒲城（今属福建）人。著有《武夷新集》二十卷。宋真宗景德至大中祥符年间，杨亿与刘筠、钱惟演（962年—1034年，有《典懿集》二十卷，佚）等文学侍臣因编纂《册府元龟》和《太宗实录》而出入皇家藏书秘阁，彼此唱和，耸动天下。杨亿又将其中十七人唱和的二百五十多首近体诗编辑成册，厘为二卷，取名曰《西昆酬唱集》。集中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的诗占五分之四以上。这些诗多唱和酬答之作，题材较狭窄，有的咏帝王故事，如《始皇》、《汉武》、《宣曲》等；有的咏宫廷生活，如《夜宴》、《直夜》等；有的写男女爱情纠葛，如《代意》、《无题》等；更多的是如《梨》、《柳絮》之类咏物诗。如杨亿的《泪》诗：
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谁闻垅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宫清晓玉壶欹。多情不待悲秋气，只是伤春鬓已丝。
曲故堆砌，杂凑成章，但词藻华丽，对仗工稳，音韵和谐。因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欧阳修《六一诗话》）。元人方回《瀛奎律髓》说：“西昆一变，亦足以革当时风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认为昆体亦有“首变国初诗格”之功。方回之评或过高，近人一概抹煞，亦未为公允。西昆作者之诗，用典较多，内容亦较单薄，但并非尽如杨亿《泪》诗那样掇拾典故、堆砌词藻，也非专门歌功颂德，其中不乏清丽可诵之作，亦间寓有不平之气。如杨亿《因人话建溪旧居》、《秋夜对月》，刘筠《偶怀》、《又赠荷花一绝》，钱惟演《戊申年七夕》等，都是写得较好的作品。
“晚唐体”以林逋为代表，主要流行于真宗朝（998年—1022年），其成员与白体不同，白体成员多为庙堂之士，而晚唐体作者多系僧侣和布衣隐逸之士，当时所谓之“九僧诗”即此类。诗宗晚唐贾岛、姚合，尚苦吟，重工巧，诗风清瘦淡雅，境界狭小，多表现隐逸欲仙的情趣。

林逋（967年—1028年），字君复，钱塘（今杭州）人。终身未娶未仕，隐居西湖孤山，以赏梅养鹤自娱，人称“梅妻鹤子”。卒谥和靖先生。有《林和靖诗集》四卷，《补遗》一卷，存诗近三百首。今有沈幼征校注《林和靖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诗风清隽淡雅，闲适幽深，以咏梅诗著称。如《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曲尽物态，惟妙惟肖，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昏浮动月黄昏”二句，写梅之影与梅之香，为千古传诵。

第二节 梅尧臣与苏舜钦
在矫正西昆体之弊与开辟宋诗独特境界方面，梅尧臣和苏舜钦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被并称为“苏梅”。“苏梅”之称最先见于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缅怀京师友，文酒邀高会。其间苏与梅，二子可畏爱。”此后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苏舜钦以诗得名，学书亦飘逸，然其诗以奔放豪健为主；梅尧臣亦善诗，虽乏高致，而平淡简古，世谓之苏梅。”
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称宛陵，故世称宛陵先生。数次应举落第，仕途失意，曾为主簿、县令；直到五十岁，才因诗名赐同进士出身，官至都官员外郎，人称“梅都官”。今存有明正统四年（1439年）刻本《宛陵先生集》六十卷，《拾遗》一卷，《附录》一卷，存诗一千四百多首；今人朱东润有《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梅尧臣针对西昆体浮靡诗风，提出自己的一套诗歌理论：一是强调《诗经》、《离骚》的风雅美刺传统，认为诗歌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所致；二是注重诗歌的形象化和意境的含蓄性，提出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为艺术标准；三是提倡诗歌的“平淡”风格，认为“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梅尧臣以自己的诗歌创作来实践其艺术主张。他的诗歌富于现实内容，题材广泛。如他的名篇《汝坟贫女》：
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
诗中通过贫女的哭诉，深刻反映了广大劳动者的悲惨命运。诗前有小序，寥寥几笔，便勾画出一幕“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的惨剧。其他如《小村》、《田家》、《织妇》、《逢牧》等，皆生动地描绘出农村的荒凉景象和农民的贫苦生活，表现了对贫苦百姓的同情和对残暴官吏的不满。

梅诗以风格平淡、意境生新为基本艺术特征，善于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描画出新颖清切的艺术形象。如《鲁山山行》：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描写晚秋山景，萧瑟幽静，细致入微。特别是结句，以声传神，意境深远，饶有风韵。而《黄河》、《梦登河汉》等诗，则涵浑壮丽，风格迥异。
梅诗受韩愈、孟郊的影响较深，艺术上追求新颖工巧。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审美风尚，在梅诗中已露出端倪。有的诗质朴无华，但语言过于古硬，缺少文采。这种弊病，可以看作是为纠正华而不实的诗风所付出的代价。刘克庄《后村诗话》称他为一代宋诗的“开山祖师”，充分肯定他对开辟宋诗的道路作出的重要贡献。
苏舜钦（1008年—1048年），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生在开封（今属河南）。《宋史》本传说他“少慷慨，有大志”。但二十七岁中进士后，仅作过县令、大理评事之类小官。后受御史中丞王拱辰打击，被放废，“居苏州，买木石作沧浪亭，日益读书，大涵肆于六经，而时发其愤懑于歌诗”（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庆历八年（1048年），复官为湖州长史，未赴任而病卒。今存有《苏子美文集》十六卷。一九六二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沈文倬校点本《苏舜钦集》较完备。

苏舜钦存诗二百一十多首，其突出特点是慷慨多气，具有鲜明的政论性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的诗歌创作敢于面向现实，往往就当时的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直抒己见，毫不遮掩。如《感兴》第三首即以林姓书生上书而获罪的事件，来揭露和抨击统治者堵塞言路的可耻行径。《庆州败》通过对丧师辱国的庆州之战的叙述，揭露边塞将帅怯懦无能和当权者用人不当之过。其他如《己卯冬大寒有感》、《城南感怀呈永叔》、《吴越大旱》等五言长诗，都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天灾人祸交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在揭露社会黑暗和抨击吏治腐败方面，他比梅尧臣诗更加直露和激烈。
苏诗还充满爱国激情，其《无闻》诗云：“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阙。”诗人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立志报国的满腔热情，一颗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像这种抒写英雄抱负、热爱国家的主题，在宋诗中是较早的篇什之一。
苏舜钦还有不少写景抒情小诗，也与梅诗风格不同。如《中秋松江新桥对月》：
月晃长江上下同，画桥横绝冷光中。云头艳艳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佛氏解为银世界，仙家多住玉华宫。地雄景胜言不尽，但欲追随乘晓风。
形象鲜明，意境开阔。又如《淮中晚泊犊头》：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诗人把内心不甘寂寞的痛苦挣扎外化为眼前动荡起伏的风雨江潮，境界宏大，气象峥嵘，鲜明入画，给人印象极深。
在中国诗史上，苏、梅能“尽变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累以赴之，竭尽乃止”（叶燮《原诗》），如时代风云，山谷雷鸣，奠定了一代宋诗风格。然其风格各异，欧阳修《六一诗话》对苏梅进行了中肯的比较：“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所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他还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中说：“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沛。”“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在《感二子》诗中又说：“自从苏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声。”足见其对“苏梅”的由衷推崇和深切怀念之情。总的看来，苏诗雄壮激切，粗犷跳荡；梅诗则显得平稳沉着，微婉闲淡。苏诗指陈时弊，直截了当；梅诗则较平和含蓄。就他们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梅尧臣对宋代诗歌的影响远超过苏舜钦。

第二阶段，这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高潮阶段，以欧阳修为核心和领袖，先后参加的重要作家有范仲淹（989年—1052年，有《范文正公集》）、尹洙（1001年—1047年，有《河南集》）、石介（1002年—1045年，有《徂徕集》）、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四库总目》提到：“宋初诗文，尚沿唐末五代之习，柳开、穆修欲变文体，王禹偁欲变诗体，皆力有未逮。欧阳修崛起为雄，力复古格，于时曾巩、“三苏”、陈师道、黄庭坚等，皆尚未显。其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梅尧臣也。”这个阶段的时间主要在宋仁宗朝（1023年—1063年），改革的主要对象则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艳诗风和晚唐五代骈文及太学体古文。
率先向西昆体发起猛烈攻击的乃是担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他专门写了《怪说》三篇，把西昆体和佛、老之首并列为“破碎圣人之道”加以彻底否定。他指斥西昆体之文说：“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怪说》中）石介站在卫道者的立场，对骈文采取了完全排斥甚至不惜矫枉过正的态度。但他的观点对太学生影响很大，部分太学生也随之摒弃西昆体华美浮丽之文，走上了艰涩险怪的道路，形成了风行一时的“太学体”。太学体“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乃是古文派内部的一种不健康文风。所以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必须对太学体给予打击。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主持贡院考试，对文风险怪的士子一律加以排抑，“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而对那些虽无名气，却不追求浮靡怪僻、文风朴实平易的士子，如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全都擢在高等。虽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太学体终于销声匿迹，浮靡文风也得到扭转，古文运动从此走上了健康发展道路。

柳开到石介，诗文革新派的文论大都有重道轻文，甚至以道代文的倾向。欧阳修则与之不同，他主张文道并重，他认为：“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泽之书》）学道是为了充实文的内涵，其终极目标还在于文，则重道亦即重文。他比较强调文的重要地位，提出：“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批评那些空谈道统的人乃是“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他认为，所谓道乃是“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这就把儒家的道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给文士们指出了对待现实的正确态度。这种平实而又浅易近人的观点，既不似石介等人论道之陈腐，又不同于后来一些道学家的空谈心性。
在语言艺术方面，欧阳修从小就喜爱韩文，但他的学韩，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所取舍，他只学习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文奇险深奥的一面则弃而不取。他强调自然为文，明白畅晓，以“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与张秀才第二书》）为目标。他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也并非一概否定，而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铭》）所以他能把骈文的雅丽与节奏之美吸收到自己的散文之中，从而确立了宋文平易自然、婉转流畅的主体风格和骈散兼行的语言模式。故苏轼认为，欧文“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析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六一居士集叙》）。

第三阶段，这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巩固和扩大成果的阶段。以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一批学殖深厚、创新能力强、成就卓异、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深广的影响力的作家为后继，薪火相传，才保证了北宋诗文革新的最后成功。唐代古文运动的成果之所以得不到巩固，主要是在于韩、柳之后，缺少这样的大家、名家将运动继续下去。而宋代的这些后继者之所以能步入文坛，显赫一时，主要是由于他们自身的优势，也因欧阳修对他们的荐引、提拔、奖掖。《宋史》本传说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本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曾、王、“三苏”都是接受欧阳修的影响成为古文大师，全都得以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

第四节 欧阳修诗

欧诗今存八百六十余首，在当时推为大家。欧阳修作诗，力矫西昆体的浮艳诗风，“以气格为主”，在“平易疏畅”上下功夫，而在表现手法上，则继承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表现出议论化、散文化的艺术倾向，开一代宋诗风气。
欧诗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批评时政。如《边户》之谴责朝廷对辽国屈辱求和，《食糟民》之抨击朝廷的“榷沽”政策，同情人民疾苦，《答杨辟喜雨长句》则揭露朝廷的赋敛、兼并、力役之弊。二是指斥小人当道。如《重读〈徂徕集〉》之谴责夏竦对石介的诬陷；《啼鸟》之指责钱明逸、杨日严等对自己的中伤；《寄生槐》之揭露高若讷、钱明逸等人陷害贤良的丑恶面目，认为应当及早铲除这帮“小人”。三是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韩子华以户部判官出为江南体量安抚使，到皖、赣一带巡察吏治民情，以诗请教治理之法，欧阳修即以诗作答，提出自己的吏治之道。四是慨叹人生世态。如《述怀》之抒写自己仕途坎坷、人生祸福无常；《寄圣俞》之为梅尧臣的怀才不遇鸣不平，劝慰他不要把仕途得失看得太重；《读书》写自己一生读书治学的经历和思想。五是评骘人物、品藻诗歌。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一诗共品评十个人物；《送焦千之秀才》评论吕公著、焦千之的学问和品格；《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评论苏舜钦、梅尧臣诗的优点和艺术特色。这些议论，或直书其事，直抒胸臆，议论纵横，说理透辟；或融抒情与说理、写景与议论为一炉，出之以形象的语言，生动的比喻，置议论于全诗的肯綮处，因而更富有艺术感染力，无枯燥乏味之感。
欧诗的散文化，首先表现在以古文章法写诗，讲究转折顿挫，虚实正反。如《飞盖桥玩月》：
天形积轻清，水德本虚静。云收风波止，始见天水性。澄光与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两间，皎皎挂寒镜。余晖所照耀，万物皆鲜莹。矧夫人之灵，岂不醒视听？而我于此时，悠然发孤咏。纷昏忻洗涤，俯仰恣涵泳。人心旷而闲，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阑，时时瞻斗柄。

此诗写作者于盛夏之夜在飞盖桥下观赏湖光月色、尽情歌咏的情景，全用散文笔法。开头六句写天形水性之清幽和天光水色之涵映，一虚一实。继以“乃于”二字承启，随后四句以寒镜作比，写出月下万物一片清幽皎洁的景象。再以“矧夫”二句一转，正反相生，描写自己高歌、游泳之欢快。最后以“惟恐”二句综合全诗。寓情于景，转折顿挫，使诗的节奏和声律在和谐中又有错落之美，悦人耳目。其他如《古瓦砚》、《答吕公著见赠》等，也全用散文句法，句间内容的连贯，又常用“乃知”、“岂不”、“况与”、“譬若”、“尚可”等古文词语，把古文章法之妙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次是句子结构的散文化。欧阳修古诗几乎通首散行，长短句杂出，骈偶对仗者甚少，句子结构与散文无异。例如《食糟民》：
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酒沽得钱糟弃物，大屋经年堆欲朽。酒醅灂如沸汤，东风来吹酒瓮香。累累罂与瓶，惟恐不得尝。官沽味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这是欧诗中思想境界较高的一首。诗句以七言为主，三、五言杂出其间，句子结构复杂，构成一种平易朴质、参差错落之美，既标志着欧诗独特的艺术形式美，也开启有宋一代诗风的先河。
再次是诗中直接运用散文常用的语气助词或在句中用介词和结构助词等。如“旁斲石篆何奇哉”（《石篆诗》），“苏梅二子今亡矣”（《马上默诵圣俞诗有感》），“君曰吾老矣”、“谁云已老矣”（《别后奉寄圣俞二十五兄》），“得闲何鲜焉”（《偶书》）等，用于句尾；又如“昔也人事乖”（《重读〈徂徕集〉》），“翁乎知此乐”（《竹间亭》），“甚者云黜周”（《送黎生下第还蜀》），“信哉奇且秀”（《送昙颍归庐山》）等，句中皆含有助词和介词。又如“矧夫人之灵，岂不醒视听”（《飞盖桥玩月》），“汗池以其下，众流之所钟”（《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韵得丰字》），“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食糟民》）等句式与散文无异。诗歌中用之、乎、者、也这类古文词语，并非自宋人始，然而用语助词之多而普遍，则当以宋诗为最。欧诗之散文化，与韩愈一脉相承，然而韩诗好为古奥，欧诗务趋平易，则是欧阳修学韩而又有别于韩之处。

欧诗风格，因体而异。近体仍属唐格，工整流畅，平易自然，议论和用事都不多，如《戏答元珍》、《黄溪夜泊》均称佳作。古体则得力于韩愈而有变化，其中五古多为叙事、议论、抒情之作，回环往复，逆转顺布，为欧体之本色；七古以抒情、咏物为主，用韵多变，善于随着情感变化而调换韵脚；换韵时又多用垫韵，讲究平仄互换，以造成抑扬之势；句型错落，常以五、七言交替，杂以九、十一、十三字长句或四、六字双音字句，富于参差跌宕之美；以古文的气势、结构为诗，使诗歌流走自然而不呆滞，故常为人称誉。
对欧诗的评价，历来分歧较大。苏轼以为其近于李白；王安石称其工妙超过韩愈，列入《四家诗选》；后世尊唐黜宋者，则以为不甚“当行”，甚至斥之为诗中一厄。但平心而论，若无欧阳修等人立意求变，开辟新途径，则无有宋诗这一独标异彩的奇葩。欧阳修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正开拓了诗歌艺术美的新领域。在中国诗史上，唐诗是才子之诗，以均衡对称、和谐圆润之美见称；宋诗是学人之诗，以平易古朴、参差错落之美取胜，使诗坛呈现出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繁荣景象，给人以美不胜收之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欧诗的开拓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第五节 欧阳修文

欧阳修是宋代散文的第一位大师，对宋初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古文和流行文体的斗争作了总结，为宋代散文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的主要功绩在于继韩、柳之后再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的卑弱靡丽文风，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典范。
首先，欧阳修继承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古文理论方面提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认为文章之“道”胜于“文”。他所说的“道”，主要仍是传统的儒家之道，但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认为古圣贤之道即存在于“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乃至“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之中。这就把处理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原则都纳入“道”的范围，眼光较为开阔，也较为贴近生活。以“道”指导作文，自然会使文不迂拘而切近人情物理。
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但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反对以“道”代“文”。
再次，欧阳修论文，虽极推崇韩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
欧阳修一生写了二千四百多篇文章（据《全宋文》），有政治、史论、记事、抒情、笔记文之类，各体兼备，大都内容充实，不矜才使气，而析理言情，莫不曲尽其致，独具一种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既反映了唐以来古文去华求实、接近通俗的发展趋势，又有欧阳修的个性特色。欧阳修为人正直，也有某些进步的思想，如怀疑经书的传注、主张改革弊政等。但他性格平和，虽富于感情而不激切。故即使作文针对当时的政治斗争有所论辩，如《朋党论》之类，亦皆娓娓道来，务以理胜，不逞意气，惟《与高司谏书》，因激于义愤，才说得较有锋芒。然信中既引述了好友尹师鲁对高若讷的赞誉，末后又期望高能幡然改过，以贤者自期，于慷慨激昂之中，仍然露出以温厚待人的本色。他的史论亦与许多人有所不同，而与司马迁《史记》中的论述和范晔《后汉书》中的“传论”有相似之处，即常用抒情的笔调来评论是非，总结教训，其《五代史伶官传序》就是有名的代表作。这篇文章的论旨：“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并不是新的见解，然作者以富于感情的笔触，描绘了后唐庄宗李存勖的成功之故及其失败之由，一唱三叹，遂使文章顿然生色，至为感人。此外，他的论述之作如《泷冈阡表》，抒情之作如《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梅圣俞诗集序》、《释秘演诗集序》等，也都不仅以记叙和描写的生动见长，而尤以感情曲折回荡又亲切如与人晤谈取胜。
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摒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张，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而以朴素清新的语言写景抒情，对新文赋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即他的代表作。将他这篇赋及其《醉翁亭记》相比，可以看出他既善于用作抒情文的方法来写赋，又善于吸取赋中惯用排比铺陈的方法来写抒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