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在其大历史观中，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
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他认为：
“第二帝国带扩张性，
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元朝则在两个帝国之间“作转变和缓冲的阶
段”。然而，刘子健却认为，这种内向（也就是黄仁宇所说的“收敛
性”），其转变并非始于元朝，而在两宋之际。他的这一结论，是在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中提出的。这本薄薄的小
书，正文也许不超过10万字，却是一部海外中国研究的名著。
一
回望宋代，大都市的兴起，城镇化趋势，手工制造业的进步，内
外贸易的发达，纸币与印刷术的使用，科举考试制的成熟，文官政府
的定型，教育的普及，文学艺术的繁荣，都领先于欧洲。于是，唐宋
变革说有充分理由认定当时中国已具有与近代欧洲相似的某种表征，
将宋代定性为“近代初期”（early modern）。刘子健对此却持异
议，他认为：
“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
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他批评“宋
代近世说”的东西史家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将欧洲历史当做了度量
衡”，在他看来，宋代只是“某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
的近代”
；二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在他看来，“无论这些因素
本身多么重要，却不一定能构成前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宋代中国
占中心地位的，应当是与文化学术潮流密切相关的政治，而它们并非
经济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著者来自中国，没有西方学者隔靴搔
痒的那种隔膜感，倘若虚化其“前近代”的时限，读者或能获得更多
的启悟。正是在此基础上，刘子健提出了他的主要论点：11到12世
纪，宋代“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
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
20世纪初期。”这一转向是中国历史的关节所在，全书探究的核心问
题就是：为什么许多方面都堪称发达和先进的宋代统治阶级，没有向
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开拓，却反而转向了内在？
严复说过一句转引率颇高的话：
“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
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刘子健显
然不满这种囫囵之论，他认为，宋代应该分为两截，人们往往过分重
视唐宋之际的重大变迁，而忽略两宋的重大差异。他概括地指
出：
“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这一
概括，仅凭读史观感，我们也可以提供许多例证。11世纪，即北宋中
期，尽管在对辽对夏关系上不尽如人意，但这是一个“文化在精英中
传播的时代”，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发展进步”。然而，进入12世
纪，尤其是南宋最初几十年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原本趋向
洪阔的外向的进步，却转向了一连串混杂交织的、内向的自我完善和
自我强化”。反对者也许会说，南宋史学与文学的成就决不亚于北
宋。但是，著者提醒读者：
“任何文化的学术都有许多轻重不等的侧
面。就宋代中国文化而言，史学和文学都不是它最为光彩夺目的部
分。……经学和建立在经学基础上的儒家思想才是最高峰。”就经学
与儒家思想而论，北宋“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而南宋则“缺乏学
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或者说，“11世纪学术发展的特点是其先锋
性、开拓性，而12世纪的学术成绩则主要在整合方面”，甚至连朱熹
主要也是“将前人解释系统化，而非新创”。总之，南宋学术文化
的“发展趋势再也不是外向的了”。

二在探究中国转向内在的原因时，外部环境首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相比之下，北宋虽然也面对来自辽朝与西夏的压力，但毕竟没对其生存空间形成直接威胁，反过来，这种压力适足成为改革的推动力。而南宋的局面则远比北宋严峻，北方沦陷，偏安东南，先是皇帝流亡海上，继而向金纳贡称臣，女真的入侵，“压缩了帝国的生存空间”。这种外部环境，既使有心改革者碍难措手，也让拒绝改革者有了借口。

然而，外部环境只是影响变革的因素之一，“专制权力的扩
张”才是导致转向的主因。类似宋高宗这样的政权，“即使在和平年
代，也难再发生激烈的变革”。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刘子健把君主政
体 分 为 四 种 运 行 模 式 ： 第 一 种 模 式 是 中 央 控 制 （ the central
control），即宫廷与官僚有效控制军队与各级地方政府，北宋文彦博
所标榜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应该就是这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
宫廷的集权（concentration of power at court），即皇帝或其代理
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官僚只能例行公事地从旁赞助，宋徽宗与蔡
京时期大体就是这一模式；第三种模式是专制（autocracy），即决策
由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官僚虽能分享行政权力却无权参与决
策；第四种模式是独裁（absolutism），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
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其他官僚与在野知识分子。
南宋高宗朝是中国转向内在的关键时期。具体说来，这一转向可
以分为三个互有重叠又各具主题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女真入侵与北宋
灭亡，引发了空前的震荡与屈辱。第二阶段大体是1132年杭州选为临
时行在到1138年正式定都，前一阶段的震荡与反应致使朝野士大夫把
北宋的悲剧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从而形成一个可以称之为道德保守主
义的士大夫群体，而高宗正好借此“关闭了通向全面改革或任何机构
变革的大门”。第三阶段，从开始绍兴和谈到高宗的禅位，出于战争
的需要与国内国际双重安全的考虑，政局变得专制甚至独裁，道德保
守主义者的儒家理想在现实权力政治的打压下化为齑粉。
著者认为，在君主政体下，“君相关系实际上决定着朝政的运作
方式，仔细研究这一关系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朝廷政治”。大体从徽宗
即位到高宗禅位的60年间，原本由宰执官僚圈分享的决策权就被皇帝
与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丧失殆尽，任何改革也就丧失
了参与者和推动者。
对此，不妨做一个简略的回顾。徽宗朝尽管还打着新政的旗
号，“却失去了改革的本来精神，只剩下改革的缺点和腐败搅和在一
起”，这一时期的权力模式可以视为宫廷的集权。宋高宗在即位后的
最初8年中，像走马灯般更换宰相，这些宰相“都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
永远正确、无可指摘的君主形象所选择的替罪羊”。1135年，当赵鼎
与张浚任命为宰相后，一度出现宰相团队同心同德的理想状态。可惜
的是，在抗金战略上的分歧，在儒家价值取向上重德行还是重目的的
差异，再加上别有用意者的挑拨离间，理想状态转瞬即逝。出于权力
的算计，宋高宗先后罢黜了张浚与赵鼎，最终选择了秦桧，指示他全
权负责和谈。正是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专制君主的权力空前膨
胀，可以无须官僚机构的介入而作出不可逆转的决定”，从而形成了
专制（autocracy）模式。其后秦桧独相达18年，高宗与秦桧一而二，
二而一，君主政体转入了独裁（absolutism）模式。作为权相，秦桧
代表高宗采取了两方面的高压措施：一是“将知名的政治反对派和其
他有反对派嫌疑的官员驱逐出朝廷”；二是“建立了一种前现代的思
想控制手段”。这种高压政策直接导致了两种严重的后果：一是“多
数士大夫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二是体制内的官僚们普遍“道德沦
丧”。这种现象，即便在秦桧死后仍然没有改观，所谓“士风不竞，
避谗畏讥，袭蹈故常，随波浮沉”。尽管也有个别官员要求皇帝效法
前代“折槛断鞍、牵车还笏”的故事，开放言禁，但宋高宗却只“让
官僚们对如何节约政府用度之类毫无政治敏感的技术性问题提供意
见”。因此，尽管秦桧死后7年，高宗也把皇位禅让给了宋孝宗，
但“高宗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
力”。实际上，宋孝宗在位，频繁更换宰相，以便乾纲独断，可以说
是对这份遗产的活学活用。其后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接踵专
权，只是专制或独裁模式在君主暗弱情况下的特殊形态而已。

三
在讨论中国转向的过程中，刘子健认为，“不应当只是归咎于国
家权力”。惟其如此，他还分析了官僚知识分子中的两个派别，即道
德保守主义者群体与现实主义者群体。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官僚群体更
推崇政治理想，与此相对，现实主义者的官僚群体则更讲究实利。统
治阶层的这种分野，在任何政权里都不难发现。作为道德保守主义者
的个案研究，著者选择赵鼎是慧眼独到的。赵鼎与张浚的短暂蜜月与
劳燕分飞，某种程度上是“道德保守主义者和更讲实利的现实主义者
之间的政治冲突”。宋高宗其人，至今仍引起宋史学界的广泛争议。
著者认为，“在统治初期，高宗心目中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了道德保守
主义的基础”。这一抉择的目的，首先是一种政治姿态，无非向朝野
表明他的统治与此前的黑暗年代有所不同，但最重要的是，可以借助
道德保守主义思潮推涌而关闭任何变革的大门。宋高宗是一个谙于权
术的皇帝，就政策取向来看，他是比现实主义更进一步的实用主义者
或机会主义者，惟其如此，他才会向金朝屈膝称臣。他在两派官僚之
间搞平衡，声称程学（道德保守主义者无疑是其门徒）与王学（现实
主义者往往是其拥趸）各有可取之处，而在实际上开始冷落道德保守
主义者。

四在转向内在中独裁模式最终形成，宋代知识分子出路何在，也是刘子健关心的问题。除去鲜廉寡耻者，那些思想高尚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宁愿闲居不仕，或是站在当权派旁边指点江山，或是无可奈何地转向内省，而较少关注国家大事；一部分还会去做官，由于深感“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是惟一的关键。如果能给皇帝注入新的动力，他就有可能改变政府”。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之所以那么重视内省功夫与热衷为帝王师，深层原因应即在此。新儒学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反对学派，在南宋前期转向内在之后，主要通过书院形式向民间传播与发展。以他们的人格与学问，在民间普及新儒学方面确实成绩斐然，以至到南宋中期已有争夺正统的势头。而各种思想派别为思想意识权威而发生正统之争时，最高当局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北宋采用荆公新学，实施新政，选择的是第一条接受的道路；南宋起初采取第二条压制的道路，直到庆元党禁解冻才开始转向第三条调和的道路。到理宗朝，国家终于承认新儒学成为正统官学，但著者认为这是“得不偿失的胜利”，他们必须饱尝胜利所带来的后果：新儒学被本学派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所左右，也开始“习惯于压制政治上的批评声浪”；当新儒家在政治建议得不到推行时，就会反躬自省，寄希望于未来；新儒学“很久以前曾经是新生事物”，而现在最终“失去了变革的力量”。在研究了中国转向内在的相关层面后，其症结十分明确：“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着其他一切，包括经济领域。”在宋代或者晚明，即便“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日益拓展的贸易、重商主义的张扬和正在发展的城市化，也不能促成这一变化。”总之，企望通过经济的发展来熔化那个坚固僵硬的混合体，只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