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当时人的生活状态，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它的内容（尤其国风）很平常，为何能受到从古至今的赞誉？
《诗经》作为早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与夏商的文字区别开来，其一便是它的主要内容从传统的祭祀与记录转变为抒情与议理。 换言之，《诗经》虽然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大量的纪实内容，但它已经开始出现概念性文字，注重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于此便有一个问题：古代社会的绝大部分事物是可触可感的，带有较强的实用性，而文艺作品又是感性的，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精神方面的内容。 因此，像《诗经》这样的早期诗歌的创作者，势必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媒介。于是“赋比兴”应运而生。
朱熹言：“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主要的表现手法，后世诗歌所用的手法多源于此。赋比兴运用的目的，就是将抽象的感情与具象的事物联系起来，从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艺术效果。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澣衣。
这三句的抒情主人公分别是新娘、思妇以及仁臣。而被这些诗句打动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这三类人。使他们感同身受的不是所写的事物本身，而是与情感结合起来的物象，即艺术形象。
比如读到“桃之夭夭”时，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美好，即使并没有体验过出嫁女子的欣喜之情，读者也能明白其中喜悦的情感内核。这种感觉是朦胧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为诗歌平添了一份魅力。诗的作者以特定的情感注入可以体型这一情感特征的事物，使情感有了广泛性和可感性，因而能为更多人理解和接受。
古往今来，有多少思妇日夜苦盼归人，但只有少数留存于诗歌，其原因在于情感的表达方式不同。试想，一人在大街上啼哭，即使引起人们驻足，也不能使他们理解、接受这种情感。因为他们不知情，与这件事毫不相关。通过刻画艺术形象的方式传递情感，往往比单薄的情感输出更有力，也更能引起人们共鸣。
此外，艺术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升华了诗歌的境界。情感虽然丰富，事物虽然繁杂，但单独运用，总不免重复，且缺乏新意。艺术形象的运用为构建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创造机会，这个精神世界即为所谓 “意境”。我们对《诗经》这样的古诗的理解，其实就是基于对意境的把握。跳出诗歌，中华文化对于“势”“境”这样的虚幻概念的注重，盖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