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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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
在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200-4300年前后，以焦家遗址和良渚遗址为代表。
在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以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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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汶口文化城址，国家文物局只列出焦家遗址，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大汶口的中晚期的父系社会分化明显加剧，出现了泰安大汶口、邹县野店、新沂花厅、莒县陵阳河、蒙城尉迟寺、固镇垓下、邳州梁王城以及最近发现的章丘焦家、滕州岗上遗址等多处面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从聚落和城址的分布情况来，黄淮地区地区的城址规模开始逐渐增大，形成了一种以多个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的网状分布。这些城址的文明规模、城址面积，相比较不分上下，古国群立，形成以王权为中心的城邦联盟（城邦，通常是以一个城市或城堡为中心,包括附近一些村落形成的古国）。大汶口文化的高级酋邦是一种地域组织，拥有集中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聚落规模剧增，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已很像早期国家。
黄淮地区当时在广大区域内遗址分布集中，大型遗址起着中心聚落的作用，农业、手工业发达，聚落内部的等级分化与早期国家诞生有密切关系，黄淮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是中国古代东方社会文明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中原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主体性贡献，而中原地区在南北、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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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地区，极有可能是最早产生酋邦的区域。大汶口文化早期仍是简单酋邦，中期开始展开社会地位的竞争，并以复杂的礼器（玉器和黑陶）组合呈现。大汶口文化晚期，鲁南日照地区出现多个互相竞争的大型聚落，已经是复杂酋邦，并进一步发展到中原及其淮河流域，社会地位取决于财富和礼器数量分级，形成了最早的礼制。大汶口文化走向文明的模式不同于良渚文化的崇尚神权模式，而是崇尚军权-王权的模式。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按照社会进化论模式和王权-军权-神权模式，可以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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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典型的母系社会+部落联盟制+母权模式
红山文化：母系社会+部落联盟制+女巫神权模式
石家河文化：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原始酋邦，以神权为主导，凌驾于王权、军权
良渚文化：父系社会+高级酋邦，以男性神权为主导，凌驾于王权、军权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典型的**制社会+高级酋邦+军权-王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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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汶口文化进入父系社会，黄淮地区的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反映出的阶层差别上，随葬品陶器器类和阶层差别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如酒器被上层阶层所独占意味着他们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阶层秩序与礼器为中心的随葬器类分级表现出来的关联性，正是礼制的初期形态，这种礼制秩序在后来为商代所采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高级酋邦是一种地域组织，拥有集中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规模从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已很像早期国家。酋邦是一种经济上集中和再分配的社会，贵族阶层通过生产资料和财富交换控制经济和劳力。象征、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标志着酋邦已进入文明的最早阶段，其物质表现为：（1）营造纪念性建筑。（2）贵族墓有大量珍贵的随葬品，而且往往是舶来品，以显示他们对权力的拥有；（3）武力象征。酋长墓常随葬武器，以表现尊严和由武力主导的社会秩序。在酋邦社会，人的血统有等级，高贵和贫贱与生俱来。酋长不仅意味着出身高贵，也是神的化身，这一特殊身份有助于使其权力合法化。到了酋邦阶段，战争“是为了扩大政治经济，掠夺土地和劳动力”。因此酋邦可以占领一个大区域，统治许多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村落。酋邦是介于部落联盟与国家之间的过渡类型，原始酋邦和部落相差无几，而高级酋邦已很像早期国家。古今中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高级酋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军权——王权的国家模式。
大汶口文化陶符共有二十余个，反映出不同的阶层职能。其具体含义亦有众多不同解释，除了图像文字或原始文字的解释外，还有天象历法符号、自然崇拜符号、祭祀符号、氏族标记（族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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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发展孕育，是从大汶口文化父系社会开始的，产出了三种意识：祖先意识、权力意识和图腾意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太阳从东方升起了。祖先意识的基础是血缘意识，血缘本为自然之缘，当其上升到社会层面，就超越其自然性而具有文化性。寻祖，一直往上推，会找到“共祖”。共祖认定，族群自然成立。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祖先意识。太昊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之神，被尊为三皇五帝之首，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图一）大汶口文化大口尊陶符上面是太阳的影像，底是弧形的，有尖，最底下是五个山峰，是一座山，按照我国古代祭太阳的习惯，都是在山顶上，架着柴火燃烧祭祀太阳。当时拥有该陶符族徽的父系社会首领太昊，以泰山为中心，拥有最高的王权、军权，主持祭祖、祭日、祭泰山等仪式，对大汶口文化各区域拥有统帅权，各区域大汶口人群形成了同族归属感，孕育着民族观念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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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陶符飞鸟载日图，上面是太阳的影像，底是尖喙鸟形，即“飞鸟负日”图腾，是东夷部族鸟图腾与太阳崇拜结合的标志，又是大汶口文化集团的族徽。太昊、少昊，是古代海岱集群先后兴起的两大集团的代称，分别以太阳神和太阳鸟为图腾。这表明大汶口文化是由太昊氏族开创的，由少昊氏族发扬光大的，大汶口文化属两昊文化。少昊和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以陶符“飞鸟负日”或者“含日之鸟”（图二）为族徽，向离泰山更远的地区迁徙扩张。因此，少昊集团的“飞鸟负日”族徽，略掉了“山”字。
山东、皖北、苏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大口尊，有相同的陶符族徽，必是同一个族群，即大汶口昊族，已具备民族属性，以下面的考古资料为证。
上图所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城址人口高峰，时间又早又长。复旦研究表明，汉族的父系主体基本上是F8、F46、F11这三大下游支系，其爆发时间分别是5400年，6500年、6800年，才开始走出低谷期，在黄淮大平原上进行农业技术革命，实现农业人口大爆发，形成了城邦工业人口。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产生战争的社会基础--父系社会私有制已经形成，向中原地区强势扩张，形成了龙山文化，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区，我们汉族的父系主体O2-M122及其常染血统就是龙山人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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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
在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200-4300年前后，以焦家遗址和良渚遗址为代表。
在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以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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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汶口文化城址，国家文物局只列出焦家遗址，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大汶口的中晚期的父系社会分化明显加剧，出现了泰安大汶口、邹县野店、新沂花厅、莒县陵阳河、蒙城尉迟寺、固镇垓下、邳州梁王城以及最近发现的章丘焦家、滕州岗上遗址等多处面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从聚落和城址的分布情况来，黄淮地区地区的城址规模开始逐渐增大，形成了一种以多个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的网状分布。这些城址的文明规模、城址面积，相比较不分上下，古国群立，形成以王权为中心的城邦联盟（城邦，通常是以一个城市或城堡为中心,包括附近一些村落形成的古国）。大汶口文化的高级酋邦是一种地域组织，拥有集中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聚落规模剧增，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已很像早期国家。
黄淮地区当时在广大区域内遗址分布集中，大型遗址起着中心聚落的作用，农业、手工业发达，聚落内部的等级分化与早期国家诞生有密切关系，黄淮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是中国古代东方社会文明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中原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主体性贡献，而中原地区在南北、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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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地区，极有可能是最早产生酋邦的区域。大汶口文化早期仍是简单酋邦，中期开始展开社会地位的竞争，并以复杂的礼器（玉器和黑陶）组合呈现。大汶口文化晚期，鲁南日照地区出现多个互相竞争的大型聚落，已经是复杂酋邦，并进一步发展到中原及其淮河流域，社会地位取决于财富和礼器数量分级，形成了最早的礼制。大汶口文化走向文明的模式不同于良渚文化的崇尚神权模式，而是崇尚军权-王权的模式。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按照社会进化论模式和王权-军权-神权模式，可以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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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典型的母系社会+部落联盟制+母权模式
红山文化：母系社会+部落联盟制+女巫神权模式
石家河文化：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原始酋邦，以神权为主导，凌驾于王权、军权
良渚文化：父系社会+高级酋邦，以男性神权为主导，凌驾于王权、军权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典型的**制社会+高级酋邦+军权-王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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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汶口文化进入父系社会，黄淮地区的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反映出的阶层差别上，随葬品陶器器类和阶层差别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如酒器被上层阶层所独占意味着他们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阶层秩序与礼器为中心的随葬器类分级表现出来的关联性，正是礼制的初期形态，这种礼制秩序在后来为商代所采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高级酋邦是一种地域组织，拥有集中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规模从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已很像早期国家。酋邦是一种经济上集中和再分配的社会，贵族阶层通过生产资料和财富交换控制经济和劳力。象征、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标志着酋邦已进入文明的最早阶段，其物质表现为：（1）营造纪念性建筑。（2）贵族墓有大量珍贵的随葬品，而且往往是舶来品，以显示他们对权力的拥有；（3）武力象征。酋长墓常随葬武器，以表现尊严和由武力主导的社会秩序。在酋邦社会，人的血统有等级，高贵和贫贱与生俱来。酋长不仅意味着出身高贵，也是神的化身，这一特殊身份有助于使其权力合法化。到了酋邦阶段，战争“是为了扩大政治经济，掠夺土地和劳动力”。因此酋邦可以占领一个大区域，统治许多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村落。酋邦是介于部落联盟与国家之间的过渡类型，原始酋邦和部落相差无几，而高级酋邦已很像早期国家。古今中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高级酋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军权——王权的国家模式。
大汶口文化陶符共有二十余个，反映出不同的阶层职能。其具体含义亦有众多不同解释，除了图像文字或原始文字的解释外，还有天象历法符号、自然崇拜符号、祭祀符号、氏族标记（族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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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发展孕育，是从大汶口文化父系社会开始的，产出了三种意识：祖先意识、权力意识和图腾意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太阳从东方升起了。祖先意识的基础是血缘意识，血缘本为自然之缘，当其上升到社会层面，就超越其自然性而具有文化性。寻祖，一直往上推，会找到“共祖”。共祖认定，族群自然成立。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祖先意识。太昊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之神，被尊为三皇五帝之首，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图一）大汶口文化大口尊陶符上面是太阳的影像，底是弧形的，有尖，最底下是五个山峰，是一座山，按照我国古代祭太阳的习惯，都是在山顶上，架着柴火燃烧祭祀太阳。当时拥有该陶符族徽的父系社会首领太昊，以泰山为中心，拥有最高的王权、军权，主持祭祖、祭日、祭泰山等仪式，对大汶口文化各区域拥有统帅权，各区域大汶口人群形成了同族归属感，孕育着民族观念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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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陶符飞鸟载日图，上面是太阳的影像，底是尖喙鸟形，即“飞鸟负日”图腾，是东夷部族鸟图腾与太阳崇拜结合的标志，又是大汶口文化集团的族徽。太昊、少昊，是古代海岱集群先后兴起的两大集团的代称，分别以太阳神和太阳鸟为图腾。这表明大汶口文化是由太昊氏族开创的，由少昊氏族发扬光大的，大汶口文化属两昊文化。少昊和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以陶符“飞鸟负日”或者“含日之鸟”（图二）为族徽，向离泰山更远的地区迁徙扩张。因此，少昊集团的“飞鸟负日”族徽，略掉了“山”字。
山东、皖北、苏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大口尊，有相同的陶符族徽，必是同一个族群，即大汶口昊族，已具备民族属性，以下面的考古资料为证。
上图所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城址人口高峰，时间又早又长。复旦研究表明，汉族的父系主体基本上是F8、F46、F11这三大下游支系，其爆发时间分别是5400年，6500年、6800年，才开始走出低谷期，在黄淮大平原上进行农业技术革命，实现农业人口大爆发，形成了城邦工业人口。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产生战争的社会基础--父系社会私有制已经形成，向中原地区强势扩张，形成了龙山文化，覆盖了中原及其南北地区，我们汉族的父系主体O2-M122及其常染血统就是龙山人后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