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格拉底和赫摩根尼的以上对话中,苏格拉底似乎是在为克拉底鲁的主张提供理据,支持语词不是约定的,而是自然的并因此有真假的。但苏格拉底表示,他对刚才获得的那些结论很没把握。这时,苏格拉底转向克拉底鲁,对话的后一半一直是苏格拉底和克拉底鲁两人之间的对话。克拉底鲁认为,一个名称要么命名了事物,因此是正确的,要么没有命名事物,因此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一个噪音,只是无意义的而无所谓对错。苏格拉底把语词比作肖像,借以表明克拉底鲁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一幅肖像可能不够真实,但也不是完全走样。这里的语词图像说和后世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颇为接近。但克拉底鲁反对把语词比作肖像,一幅肖像可能略去了原型的一些特征,因此不大像原型,却仍然是可辨认的肖像,一个语词若减去一个字母,可能就是另一个词或根本不是一个词了。不真实的话语是错误的抑或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一直是语言哲学中的一个争点,苏格拉底在这里没有提出最终的答案。
随着对话的进展,苏格拉底列举了有利于约定说的一些典型事实,逐步调整语词模仿本质的主张,结论大致是: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实际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的。
在柏拉图那里,语言问题的探讨始终是和一般哲学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这篇对话讨论了我们是否可以只凭研究语词来洞悉事物的本性,我们是否能够不借语词来认识事物,不变的本质和流变的现实之间是何种关系等极重要的话题。
错误还是无意义,这是语言哲学中反复讨论的问题,在希腊哲学的全盛时期,这个问题经常这样表述:真的就是存在的,那么,错误的岂不就是不存在吗?《泰阿泰德篇》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柏拉图否定了不通过任何媒介的对事物的“直接认识”,而居于首要地位的媒介就是逻各斯。知觉通过逻各斯成为思想,就此而言,思维和语言是同一的。但是,如果思维和逻各斯〔语言〕同一,就会出现一个困难:思维怎么会与逻各斯相悖而出错?柏拉图采用的路线似乎与近世的逻辑还原论非常相似。苏格拉底告诉泰阿泰德,他似乎曾在梦里听人说过,构成人和万物的最基本的元素是无理可解的,它们只能被命名,却不可能加以述说,因为无论以肯定的方式还是以否定的方式谈到它具有某种禀性,都对它增加了一点什么,使它不再是最简单的东西。我们只好不靠任何一种规定性直接为它们命名,因此它们只有名称,别无其他。由这些基本元素编织而成的东西是复杂的东西,因此是可述说的,它们由名称的组合来表达13。《智者篇》继续探讨《泰阿泰德篇》中已经提出过否定的存在陈述问题。否定的存在命题一直令人困惑,成为哲学史上一个经年不治的老难题,蒯因称之为“柏拉图的胡须”,十分坚硬,让奥康姆剃刀犯了难。本书将多次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亚里士多德大概是系统探讨语言的方方面面的第一人。亚里士多德常被尊为科学之父,各门科学之父,这个尊号在语言学上也是恰当的14。在《解释篇》开篇,亚里士多德说明他将要首先定义名词和动词,然后将解释否定、肯定、命题等等的含义。他接着表明了他对语言的一般看法: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语词由约定产生,名词具有与时间无关的意义,动词不仅具有意义,而且与时间有关15。名词和动词结合,形成句子。各个民族的口语和文字都是不同的,然而,虽然各个民族的语言有不同的约定,但内心经验对所有人都是相同的,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词汇本身无所谓对错,只有由词汇结合而成的句子才可能有对错。句子或我们心中的思想,有时没有对错之分,有时则有对错之分,例如祈祷就无所谓对错,但若句子对存在作出了肯定或否定,就出现对错之分。这种有对错之分的句子,就是命题。这些提法,无论对错,都涉及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在《解释篇》里,亚里士多德只研究有对错之分的句子即命题,并表示其他的句子属于修辞学和诗学的研究范围16。亚里士多德接着讨论了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单称命题和全称命题,包含可能性的命题和包含必然性的命题〔大致与后世所谓综合命题/分析命题相当〕。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对语词作了分类,分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处所、时间、姿态、动作、承受,并对这些范畴一一作了探讨。后世语言哲学的主要论题,鲜有亚里士多德不曾探讨过的。此外,《形而上学》中对基本哲学概念的分析,《诗学》、《修辞学》中对“非命题形式的”语言的讲解,都是谈不完的话题。此外,亚里士多德在其各种著述中还提到了很多前辈哲学家的观点,其中一则说,赫拉克利特的信徒克拉底鲁坚持万物不断流动,因此无法给任何事物命名,乃至他不肯开口说话,只用手指来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