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正是我国向前苏联全面学习的时代，前苏联革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靡一时，而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最喜爱的小说就是爱尔兰女作家艾塞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的小说《牛虻》(The Gadfly)，因此后者也跟着风行起来，成为革命文学经典之一。在对卓有成就的老一辈翻译家的翻译活动的梳理中，我们发现对他们来说，选择翻译对象，“择当译之本”，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但这种选择，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还要受到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限制。小说《牛虻》的经典之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如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Lefevere)对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的研究所表明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文化改写，也是一种文化操纵。在文化学派的影响下，描写翻译理论所关注的也不仅仅是原文与译本间的文字转换这一狭隘层面，而是将某个译本语境化，将译入语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政治、诗学等各种制约翻译的内外部因素都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内加以考察。在跨文化语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具有操纵作用。意识形态将那些具有政治利用潜质的翻译作品操纵为“经典”，其目的就是希望这些经典能发挥典范作用，从而强化意识形态话语，巩固其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主导性地位。通过分析《牛虻》这部翻译文学经典形成的文化过程，可以揭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翻译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双重功能：“一方面是借助这些“经典”，丰富意识形态话语空间，强化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是为文学创作树立典范。国家对文学翻译的操纵及政治利用的文化性质使得翻译文学的“经典” 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功能相互为用，合为一体，难以绝然分开。”勒菲弗尔将操纵文学翻译的基本力量归纳为三种，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我国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决定了建国初期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上无不包含了一种高度统一的文化政治日程，即发展和壮大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力量，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对新中国的遏制和封锁。

《牛虻》就是在通过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原本的这种严格选择后，才得以被李偎民翻译，并于195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而且此后多次重印，到1979年为止，总印数高达130多万册，成为1950到1970年间发行量最高的英国文学作品，是当年中国最畅销的翻译小说，在知识分子中更是尽人皆知的经典。“赞助人” (Patronage)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宗教组织、政党、阶级、宫廷、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等等。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具体操纵，还需要借助一些组织或权力机构的力量来实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对翻译出版机构的调整，文学翻译的“赞助” 系统完全统一到国家手里，改变了20世纪上半期“把译书当作自己的私事” 的现象。文学翻译已上升到国家行为层次，并且完全体制化，从而在体制上保证了国家对文学翻译的控制。出版《牛虻》的“中青社是我国唯一的以青年为主要读者群、并直属共青团中央领导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并且在指导思想及具体出版工作等方面都严格遵照当时党的文艺方针”。

从近代开始，许多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家大多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更是明确地指出文学之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明显体现了其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思想。“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这种文学的政治功利化取向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基本发展线索，文学翻译也不例外。这种取向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制约、操纵，在中国的20世纪50到70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一政治敏感时期，政治形式、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翻译文学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经典。“中国五六十年代对翻译文学经典的重构，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制约，充分说明：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只是文学翻译的外在形式，其实质是译入语文化对外国文学的文化操纵和利用”。 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在文学翻译选择上实际上是一种合谋关系，共同维护和强化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

政治意识形态以“优秀”和“进步” 为名，操纵着翻译选择的范围、对象，决定其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实际上就是将文学翻译牢牢地控制在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运行轨道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当时被视为中国文学界学习的典范，因此成为文学翻译的重点和热点。即使是对欧美国家文学的翻译也主要是古典名家作品，并且很多是作为“批判继承” 的对象而翻译过来的。这些作家作品，有的曾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赞扬，有的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残酷”，因此这些作品也就具有了译介的政治合法性。勒菲弗尔指出：“体制总是强化或试图强化某一时期的主流诗学，其方式就是将这种主流诗学作为当下创作的衡量标准。因此，某些文学作品在出版后不长的时间内会被提升为‘经典’，而别的作品就遭到拒绝。”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对翻译选择标准的操纵，建构了一个翻译文学形式库。

埃文·佐哈尔还提出了“静态经典”和“动态经典”概念。前者的意义只停留在文本层面，即译人语只是因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文学声誉而把它们看成是经典。后者的意义是在模式层面，即能为译人语的文化、文学系统提供一个“能产(productive)的原则”，从而起到创作典范作用。具有较高意识形态利用价值的作品自然最容易成为“动态经典”。《牛虻》的经典之路就是一个例证。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典也会随着读者的阅读经历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而产生异化的风情。于是，今天我们重读《牛虻》，也能发现其中有别于同期的红色经典的一种“怡情悦性的东西”。读者的阅读往往无法摆脱个人经历的影响，对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解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读者给予了作品又一个鲜活的新生命，而这一点恰恰容易被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话语所掩盖。对此，刘小枫的反思正好能说明这种被主流政治话语遮蔽的人性化的反应。他说：“牛虻献身的是一场救国的革命。不过，对我来说，牛虻的革命经历之所以勾魂摄魄，是因为他献身革命而拥有自己饱满的生命和情爱。” 因此，“就革命故事来说， 《牛虻》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倒是他与自己的父亲和情人以及情人的情人的伦理关系令我心潮起伏。”对于那些未曾经历革命话语洗礼的读者来说，阅读《牛虻》令人动容的往往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那种老套的英雄主义赞歌。刘小枫对《牛虻》的后现代式的解读中，体现了一种超越了主流话语的异常冷静的体悟。通过多元的叙事主体的叙述，解构了丽莲编织的革命叙事主题，把《牛虻》重构为一个“基于私人痛苦” 的伦理故事。

我很精神我很精神我很精神

12楼“译人语”应该是“译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