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资料来自：2022.1.《河济地区先秦时期植物考古初探》
钟　华http://kaogu.cssn.cn/zwb/xsyj/yjxl/kjkg/202201/W020220119404539064560.pdf
《科技考古》第六辑
下面继续引用：
龙山文化时代，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经历了4200a BP全新世气候突变事件［46］，
气候动荡加剧，降水量的异常波动也导致了经常性的洪水泛滥。
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河济地区似乎都经历着大规模的城址营建，以及人群之间冲突矛盾的升级，
而在这一时期
以河济地区为中心形成了统一且强大的后岗二期文化。
√相比中原地区和胶东半岛地区大量遗址中稻米利用的迅速增多及其地位的显著提升，

再来：
《从古代农业的角度理解龙山文化（4400-3800 BP）的衰落和4.2ka 气候事件》
http://www.whycyjy.sdu.edu.cn/info/1113/5479.htm
……
研究结果显示，海岱西部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以粟黍种植为主而海岱东部地区则发展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作物结构 （图二）。
不仅如此，以4.2 ka 气候事件为界，两区域在对油料植物资源的选择上也呈现出了强烈的差异性。
前者（海岱西部）从龙山早期以采集野生油料植物资源 （紫苏，野大豆，芝麻）为主转换到龙山晚期重视对油料作物（大豆，大麻）的栽培，而后者（海岱东部）在整个龙山文化时期则一直以野生油料植物资源的采集为主 （图三）。
此外，就耕作制度而言，相比于海岱东部地区，海岱西部地区不仅出土了更高比值的非农田杂草遗存（山坡草地、林地杂草）（图四），而且自龙山晚期（~2100/2000 BC）以后，可作为粗放型农业指标的多年生农田杂草比例大幅度增加（图五），同时，大豆和黍子等可作为开荒种属的作物种属也较龙山早期凸显出了更重要的地位。
这些证据显示，海岱西部的龙山居民很有可能尝试通过开荒山地林边资源以扩充耕田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食物资源的不稳定性。
相比之下，指示精耕的一年生农田杂草在海岱东部地区始终占据主导地区，这一数据显示出该地区的龙山居民很有可能在整个龙山文化时期都延续着对水稻的精细种植。
至此，植物考古数据为我们揭示出了区域间不同的作物结构和耕作制度。
以此为基础，作者进一步讨论了其与4.2 ka气候事件以及与区域间不同的社会转型之间可能的关联。
在面对突发性的干凉气候事件时，较之水稻更加抗旱耐寒的粟黍在保证食物生产方面无疑可以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因此，以粟黍为主的种植结构在海岱西部地区比以稻作为主的海岱东部发挥出了更多的优势。
于此同时，对野生油料资源的格外依赖会比依靠栽培作物更容易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
此外，西部地区的龙山先民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显示出了更多的能动性，很有可能利用黍子和大豆开垦新的荒地以扩充食物资源，还有可能将之前不适宜农耕的低洼地在干冷气候事件后加以利用。这些农业策略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食物生产，并进一步增加了社会韧性。
与之相反，在面对不适宜稻作生产的干凉气候变化时，海岱东部地区的先民不仅坚持原有的稻作农业，坚持对野生油料资源的采集，而且聚落遗址的考古数据还支持了该地区自龙山晚期开始出现的人口减少的现象。
这一人口的流失很有可能是食物资源短缺造成的结果，同时反过来人口的流失又加速了精耕稻作农业的进一步衰落。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促使海岱东部地区的龙山社会在龙山晚期既已开始出现衰落趋势。
这项研究首次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作物，可利用植物资源和杂草种子进行了系统分析，为我们揭示了新石器晚期该区域更丰富的农业信息，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古代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古代社会的转型和古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文/安静平）

《以新砦遗址为例理解新砦时期（1850-1750BC）的农作物加工及其社会意义》
http://www.whycyjy.sdu.edu.cn/info/1113/5480.htm
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1750-1550 BC）出现了第一个城市中心。而城市化作为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产生可追溯到更早的新砦时期（1850-1750 BC）。因此，了解新砦时期的社会组织类型，对于理解中国早期城市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们对于新砦时期的几个遗址（新砦、花地嘴、东赵、郑州商城）的植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作物发现上，鲜少考虑有关作物加工及其相关社会方面的问题，因此，对当时的劳动力和社会组织知之甚少。基于此，作者选择新砦遗址2016和2018年的发掘区（图1）作为研究区域，采集了220个浮选植物大遗存样品和59个植硅体样品，综合分析以揭示新砦时期的农作物加工模式以及其社会意义。
……
水稻的加工。大多数样品中杂草、未成熟的稻粒和带壳水稻的比例很高表明出早期加工的特征（图3a）；小粒型杂草种子和不成熟稻粒在样品中的混合也说明水稻在被带回聚落之前未经历早期的加工阶段 （图3b）；同时，植硅体中也存在大量来自水稻和伴生杂草茎叶的形态类型。结合遗址中高、中、低高度的稻田伴生杂草的比值关系，作者认为新砦居民很有可能用镰刀在较低高度或整株收割水稻并带回遗址储存，然后在聚落中进一步加工。此外，因水稻加工副产物对反刍动物而言，口感不佳且营养含量低，更有遗址内动物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不支持大量C4类植物的摄入，因此作者推测稻副产物被用作动物饲料的可能性相当低，它们在聚落的沉积应为日常食物加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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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力调动与社会组织。脱壳作物的早期加工阶段，如脱粒和扬场，通常需要重复多次，以完全去除作物副产物，这些步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时间投入；后期加工阶段，如脱壳和手工分拣，非常耗时，但这些可以在农闲期间完成。
新砦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显示，农作物都以半加工的形式在遗址内储存。这说明遗址在收获期，只需要投入较少的劳动力，但更多的劳动力则需要在完成储存后，进行最终消费环节前投入到日常加工中，而这一活动则更可能由更小的家庭单位（例如家户）完成（图5）。
这说明，在新砦遗址，社会资源的分配更趋向于个体，而不是集体。资源分配在家户间的不平衡性已经存在。这一结论似乎与同期的东赵遗址有较大差别。就水稻的储存方式而言，东赵遗址的水稻则是在完成大部分加工步骤以后以稻谷的形式进行储藏。这一差别不仅反映了新砦时期，遗址间作物储藏方式的不同，还可能进一步反映了劳动力分配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的差别，具体而言，
东赵遗址的作物加工更有可能是在公共集体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劳动力分配和社会组织模式在不同聚落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化在龙山时期的遗址中就早已被很多其他学者观察到，并且如本文研究表明，很可能延续到新砦时期。因此，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龙山文化的主要粮食是粟和大小麦

山东古代是温带半湿润气候，森林丰富，湿地沼泽少，最有利于生活和文明发展。

无论观点，对资料先点个赞

赵志军2023：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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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河下游地区
黄河下游地区在考古学研究中也被称作海岱地区，包括山东省境内以及周边的皖北、苏北和豫东。从地理概念上讲，这个广袤地区被称作黄河下游有些勉强，因为该地区的南半部实际与黄河无关，属于淮河水系，例如山东南部的泗、沂、沭流域以及皖北和苏北，因此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划分中，大多还是被称作海岱地区。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也比较单纯，最早的是后李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8000年前后，之后顺序为北辛文化（距今7000-61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300年）和龙山文化（距今4300-3800年）。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就全国而言，海岱地区的植物考古工作开展的最充分，收获也最丰富，这得益于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植物考古实验室的努力。截至目前，在海岱地区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近50处，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发表浮选报告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约25处。
开展过浮选工作的后李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有三处：扁扁洞、张马屯和月庄。扁扁洞遗址位于沂源，是一处洞穴遗址，文化堆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距今10000-9600年，属于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中期距今9700-9100年，属于前后李文化；晚期距今7400-6900年，属于后李文化与北辛文化的过渡期。伴随发掘开展过小规模浮选工作，出土了7粒炭化黍粒和2粒炭化粟粒，但都出自晚期文化堆积中。张马屯遗址位于济南市郊，碳十四测定年代上限为距今9000年，伴随发掘采集了118份浮选土样，出土1286粒炭化植物种子，其中包括6粒炭化黍粒和2粒炭化粟粒，这是在海岱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栽培作物遗存。同样位于济南的月庄遗址也是一处后李文化遗址，伴随发掘采集了77份浮选土样，出土45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其中包括黍、粟和水稻三种谷物遗存。月庄遗址浮选结果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水稻遗存（28粒炭化稻米），证明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已经传播到了黄河下游地区，另外还揭示出海岱地区古代农业在后李文化时期就开始显现出了稻旱混作的迹象或趋势。
“稻旱混作”不是一个农学概念，是我在考古研究中使用的一个特定概念，专指海岱地区古代农业所表现出的既种植水稻又种植粟黍两种小米的特殊作物布局，我之所以使用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别其他地区的以种植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和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稻作农业。
虽然水稻早在后李文化时期已经传播到海岱地区，但稻旱混作农业生产特点迟至大汶口中晚期才逐渐形成。例如，即墨北仟遗址是一处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的考古遗址，伴随2009年发掘采集了663份浮选土样，从中出土炭化植物种子3960粒，其中包括黍粒2914粒，粟粒99粒，但却没有发现水稻遗存。而与北仟遗址同处在胶东半岛的烟台午台遗址是一处大汶口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的考古遗址，伴随发掘采集了203份浮选土样，从中出土炭化植物种子3697粒，其中包括粟粒120粒、黍52粒，稻米25粒。与北阡遗址相比，午台遗址出土农作物中的水稻比重显著增加。再如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在大汶口晚期文化堆积中采集了14份浮选土样，出土炭化植物种子1560粒，其中包括粟粒386粒、黍23粒，稻米239粒，水稻的比重与粟和黍的已经相差无几。在安徽宿州杨堡遗址的大汶口晚期浮选结果中，水稻的比重甚至超过了粟和黍两种旱地作物之和。
海岱地区龙山时代考古遗址的植物考古成果非常丰富，其中连续数年开展浮选工作的大型聚落遗址就有聊城教场铺遗址、邹平丁公遗址、临淄桐林遗址、日照两城镇遗址、日照尧王城遗址等。据已发表的数据分析，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的古代农业完全承续了大汶口中晚期的稻旱混作传统。以邹平丁公遗址2014年度浮选结果为例，在采集到的98份土样中浮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21523粒，包括粟（10021粒）、黍（1374粒）、水稻（270粒）、大豆（514粒）和小麦（35粒）五种农作物。另外还发现了稻谷基盘和小穗轴 6033个，可以看出，丁公遗址出土农作物中以粟最多，但水稻也很突出，特别是稻谷基盘/小穗轴的出土数量惊人。其他龙山时代考古遗址的浮选结果大同小异，出土农作物都是以粟、黍、水稻为主。与大汶口中晚期的浮选结果明显不同的是，龙山时代的浮选结果中水稻的比重有所增加，包括炭化稻粒和稻谷基盘/小穗轴等在内的水稻遗存在出土农作物总数中所占百分比接近甚至超过粟和黍两种小米的出土数量。海岱地区龙山时代浮选结果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在一些考古遗址如丁公遗址的浮选结果中还出现了大豆和小麦遗存，显示出当地农业生产开始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化。
黄河下游地区的植物考古揭示，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北方的黄河下游地区，之后一直存在于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中。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浮选结果中，旱田作物黍和粟两种小米与水田作物水稻同出，说明当地居民即种植旱地作物粟和黍也种植水田作物稻谷，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特点即不属于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也不同于中国古代南方稻作农业，而是以种植稻谷和粟类作物并重为特点的一种特殊的稻旱混作农业生产方式。

赵志军2020：《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四、黄河中游地区
黄河中游地区在考古学研究中也被称作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指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包括河南的大部分区域、陕西的渭河谷地（关中地区）、山西的汾河谷地（晋南）、以及河北北部。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按时间顺序分为前仰韶时期（距今8000年前后）、仰韶早期（距今7000-6000年）、仰韶中期（距今6000-5500年）、仰韶晚期（距今5500-5000年）、庙底沟二期（距今5000-4300年）、龙山时代（距今4300-3800年）。由于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较大，因此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非常复杂，除了仰韶中期即庙底沟文化时期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相对一致之外，在其他时期不同区域都有各自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和命名。以渭河谷地为例，前仰韶时期称作老官台文化，仰韶早期包括半坡类型和史家类型，仰韶中期即庙底沟文化，仰韶晚期称作半坡晚期类型，庙底沟二期称作泉护二期类型，龙山时代称之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其他区域也是如此，不在此一一赘述。
黄河中游地区很早就有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例如，上个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罐内发现有炭化粟粒；上个世纪70年代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大量小米遗存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磁山小米遗存在出土时已经完全灰化，无法辨识，其种属的鉴定是根据“灰象法”推断而成的。最近有学者对磁山遗址小米遗存重新进行了植硅体鉴定，结果发现磁山遗址出土的灰化谷物遗存含有黍和粟两种小米，以黍为主。
本世纪以来，以浮选法为代表的植物考古在我国考古学界得到迅速发展和普及，由于黄河中游地区是考古学研究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涉及到陕晋豫三个考古大省，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区域，所以植物考古工作开展的比较系统，取得的成果也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发表浮选报告的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近30处。
前仰韶时期以分布在河南中部和西部的裴李岗文化最具代表性，其中舞阳贾湖遗址的考古发现最为重要。贾湖也是我国最早开展系统浮选的考古遗址之一，伴随2001年发掘采集浮选土样125份，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数百粒炭化稻米，以及数量可观的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如菱角、莲藕、橡子、大豆等。量化分析结果揭示，距今8000年前后的贾湖人已经开始从事稻作农业生产，应该还饲养了家猪，但其主要的食物来源仍然依靠采集渔猎。值得指出的是，在贾湖遗址浮选结果中没有发现粟和黍这两种北方旱作农业的代表性农作物，这与其他遗址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浮选结果大相径庭。事实上，关于贾湖遗址的文化属性仍存争论，发掘者张居中先生认为贾湖遗存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有别于裴李岗文化，应该命名为贾湖文化；但其他学者认为贾湖遗存与裴李岗文化遗存大同小异，可以称之为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贾湖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似乎更支持张居中先生的观点。
仰韶文化时期的植物考古以鱼化寨遗址浮选结果最为全面。鱼化寨遗址位于西安市内，是一处仰韶文化时期的村落遗址，文化堆积以仰韶早期（半坡类型和史家类型）和仰韶晚期（半坡晚期类型）为主，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遗存较少。伴随发掘采集浮选土样103份，从中出土了种类丰富、数量惊人的炭化植物遗存，仅植物种子就多达29万余粒，但其中绝大多数（23.5万粒）是从一个仰韶早期灰坑中出土的藜属（Chenopodium）植物种子。其余的5.6万粒植物种子分别属于20余个种属，包括粟（3.6万粒）、黍（1.4万粒）、水稻（5粒）三种谷物遗存。鱼化寨遗址浮选结果显示，仰韶文化时期的农耕生产是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特点，属于典型的古代北方旱作农业传统。鱼化寨遗址植物考古研究的最大收获是揭示了仰韶文化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在仰韶早期，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特点的旱作农业并没有完全取代采集狩猎成为经济主体，通过采集获得的野生植物如藜属种子、菱角等仍是当时的重要食物资源之一。随着技术和社会发展，仰韶文化经济生活中的农耕生产比重逐渐增强，采集活动作用逐渐降低。当发展到仰韶中期即庙底沟时期，通过采集野生植物获取食物资源的必要性已经微不足道，旱作农业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仰韶文化的经济主体，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正式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社会发展阶段，即农业社会阶段。
黄河中游地区开展过浮选工作的龙山时代考古遗址数量很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河南的禹州瓦店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洛阳王圪垱遗址、淮阳平粮台遗址、鹤壁大赉店遗址，山西的襄汾陶寺遗址、运城周家庄遗址，陕西的扶风周原遗址、扶风案板遗址等。这些遗址的浮选结果呈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出土的植物遗存中都包含有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五种不同的农作物遗存。以禹州瓦店遗址为例，在采集的255份土样中，浮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12190粒，其中包括粟（5253粒）、黍（1110粒）、水稻（稻米1231粒，基盘135粒）、大豆（905粒）和小麦（22粒）五种农作物，合计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71%。再以洛阳王圪垱遗址为例，伴随发掘采集了25份土样，浮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4491粒，其中包括粟（2626粒）、黍（168粒）、水稻（144粒）、大豆（580粒）和小麦（1粒）五种农作物，合计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78%。还有淮阳平粮台遗址，伴随发掘采集了59份土样，浮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4384粒，其中也是包括了粟（2876粒）、黍（310粒）、水稻（2粒）、大豆（80粒）和小麦（2粒）五种农作物，合计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75%。通过量化分析发现，在这些龙山时代考古遗址浮选出土的五种农作物中，粟在出土数量和出土概率的统计数值上都明显地高于其它四种农作物品种，黍的绝对数量虽不突出，但出土概率一般不低，这表明粟和黍这两种小米始终是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作物。
植物考古发现揭示，黄河中游地区的古代农业属于典型的古代北方旱作农业传统，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特点。然而自仰韶晚期起，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水稻、大豆和小麦这三种辅助性农作物伴随着时代的进程逐渐出现或比重不断增加。发展到龙山时代，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五种农作物品种齐全，农作物布局逐渐趋向复杂化，由相对单一的粟作农业向包括水稻、小麦和大豆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化。

关于小麦
《五、黄河上游地区》
……马家窑文化的生业是以农业为主，农耕生产属于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的古代北方旱作农业传统。
齐家文化早期延续着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农业特点。
但到了齐家文化中晚期，当地生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是小麦和大麦的出现，麦类作物逐步替代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黄河上游地区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农作物；其次是家畜饲养的比重增加，社会经济逐渐向农耕生产与家畜饲养并重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变。
（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有争议，目前一般认为应该在距今4200-3600年间。）
从地理概念上讲，河西走廊不属于黄河上游地区，因为河西走廊内的三大水系均为祁连山融雪形成的内陆河，与黄河无关。但是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划分上，西北地区包括了河西走廊，因为马家窑文化特别是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都扩展到了河西走廊。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位于张掖民乐县的东灰山遗址发现了炭化小麦，农学家李璠先生对出土小麦进行了鉴定和分析，并根据采自遗址黑炭土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推断东灰山小麦的年代在距今5000前后。如是，东灰山小麦则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
近年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组成联合考古队，重返东灰山遗址开展植物考古工作，采集浮选土样22份，出土炭化植物种子7474粒，其中包括粟（4198粒）、黍（331粒）、小麦（98粒）和大麦（1170粒）五种农作物，另外还发现了1146个大麦的小穗轴。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应用加速器质谱测年方法对十余粒出土麦粒直接进行年代测定，测年结果均落在了距今3600～3400年之间。
另外，环境学者也在近期对东灰山遗址出土小麦进行了采样和AMS年代测定，校正年代为3829～3488cal. BP。
这些测年数据证实东灰山遗址的文化堆积及其包含的麦类作物遗存应该属于四坝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3600年前后。由此，困扰学术界数十年的一桩疑案终于得到解决。
在河西走廊，西城驿遗址的浮选结果也很重要。西城驿遗址位于张掖市郊，文化堆积分为三个时期，马厂类型晚期（距今4100-3900年）、西城驿文化（距今3900-3700年）和四坝文化早期（距今3700-3500年）。伴随2012年和2014年考古发掘，采集浮选土样179份，出土炭化植物种子29612粒，包括粟（16364粒）、黍（5205粒）、小麦（1373粒）、大麦（433粒）、大麻（2粒）五种农作物。
其中的小麦、大麦和大麻全部都出土自属于四坝文化的浮选样品，而马厂类型晚期和西城驿文化的浮选样品仅出土粟和黍两种小米。伴随西城驿遗址2010年的发掘也采集了少量浮选土样，其中17份属于西城驿文化时期，2份属于四坝文化时期，浮选结果与2012/2014年度的大同小异。
根据西城驿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河西走廊与黄河上游地区基本相同：以马厂类型和西城驿文化早期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古代农业属于典型的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但发展到青铜时代（即西城驿文化晚期和四坝文化），麦类作物取代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河西走廊地区古代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作物，这种由种植小米向种植麦类作物的转变过程发生在西城驿文化时期。

七、长江中游地区
……
前面提到，在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浮选结果中，水稻是唯一的农作物品种。
然而在长江中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大多数考古遗址的浮选结果中，除了水稻遗存还都发现有少量的炭化粟粒。考古发现证实，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都曾受到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这是因为江汉平原通过汉水中游地区特别是随枣走廊与南阳盆地相连，而南阳盆地自古就是南北文化交融和碰撞的枢纽地带，所以，在江汉平原乃至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遗址中浮选出土有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粟，不足为奇。
但是，长江中游地区毕竟属于南方水乡，气候和土壤条件并不利于北方旱地农作物的生长，所以，虽然大多数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的考古遗址都浮选出土有炭化粟粒，但数量极少，与出土水稻遗存数量不可比拟，而且这些粟究竟是当地种植的还是由北方交换而来，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九、结 语
……
距今8000年前后是中国古代农业起源的关键阶段，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都发现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农业生产的考古证据，例如显现栽培作物特性的农作物遗存（粟、黍、水稻等）和间接反映农耕生产的田间杂草遗存，以及定居村落、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家养动物遗骸（狗和猪）等。但是植物考古研究还发现，当时的古代先民依旧凭借采集狩猎获取食物来源，属于农业范畴的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社会经济发展在整体上表现为以采集狩猎为主、以农耕生产为辅的特点。
距今7000-5000年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高速发展时期，例如北方的仰韶文化和南方的河姆渡文化，但植物考古发现揭示，虽然农作物和家畜已经成为人们的重要食物资源，却不是唯一的食物来源，仍然需要通过采集狩猎获得食物补充。随着生产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农耕生产比重逐渐增强，通过采集狩猎获取食物资源的必要性已经微不足道，农业生产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人类社会经济主体，人类社会正式进入了以农耕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阶段。
植物考古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建立在北方黄河流域地区大约发生在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时期），在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大约发生在松泽/良渚文化时期，绝对年代都在距今5500年前后。

楼主小心某个河北人等下冲出来删你的贴，没事盘点一下楼层

张弛2017：旧大陆西部作物及家畜传入初期中国北方生业经济结构的区域特征
https://mp.weixin.qq.com/s/BxBZAX8SygZtkMYGfRa6_w
摘要：
本文搜集旧大陆西部早期传入中国的作物及家畜资料，尝试辨析
这些因素在进入中国的初期，也就是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当时生业体系的作用。
小麦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的地点很多，但在农业中所占比例极小，在燕辽地区、北方地区和甘青地区则几乎没有，但在河西走廊至新疆东南部则很多且比较重要。绵羊、山羊和黄牛等家畜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所占比例很小，在燕辽地区、北方地区和甘青地区则占到家畜的一半以上，在河西走廊和新疆东南部也大致如此。河西走廊和新疆绿洲型农业应当是与中亚农业经济连为一体的。

N-M231系人群率先到达黄河流域北岸，开创了粟作农业。N1a-F1206北上迁徙到西伯利亚，和北欧亚人群混血，形成了北亚蒙古人种。N1a的另一支和西欧亚人群混血，形成了乌戈尔人-斯拉夫人种。O-M175在淮河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地带开创了稻作农业。O2-M122早在2.9万年前就在淮河一带诞生，和N1b1、N1b2先民进行文化基因交流，常染血统高度一致，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从事稻粟混作，后来引进了小麦，致力于在黄淮海大平原推广小麦种植，奠定了黄河农业文明的基础。O2-M122强烈人口扩张的Y染色体支系在中国东部的广泛分布，与中国农业的东部本土起源是一致的，形成现代东亚人种。O1-F265从长江下游南下迁徙，传播稻作文化，与南欧亚人群（Onge古人、和平文化人群、澳棕人群）混血，形成了东南亚蒙古人种。
小麦来自西亚却最早出现在山东，这是个疑案。

莱人之所以被称为莱人，据王献唐考证：“莱人之名称来源于莱人首先培育了小麦。莱人首先发明麦种者，亦即原始之农业民族。”建立最早的都城“麦丘莱，并在此培育了小麦，分布山东中、东部，都城“麦丘邑”；殷周时分布在今山东半岛东北部。

根据出土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遗址的地域分布规律，看不出一个由西向东的传播模式，因为在西北地区、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都发现有距今4000年前后的早期小麦遗存，不仅如此，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可信度最高的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出土于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距今4500年），这个遗址恰恰位于整个带状地带的最东端－山东半岛上。所以，小麦是否确实是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逐步传入中国的，值得重新考虑。
此图出自农业部。古代山东土地肥沃冠天下， 主要粮食作物产区几乎都在山东及其周围地区。由于中国东部大平原属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地区，当初从事稻粟混作，后来引进了小麦，致力于在中原地区推广小麦种植，奠定了黄河农业文明的基础，小麦最终称为北方汉人的主粮。东南亚O1a-M119和O1b1a1-M95长期生活在热带森林从事半农半猎，远不如东亚北方农业文明高度发达。湖南、浙江一带最早出现水稻，但还没有形成农业生产规模，也不是商周秦汉的主粮。自从汉代征服南方，才开始开拓南方农业，稻栽培已具相当规模。自从宋代以来，水稻慢慢变成了多数中国人的主粮。

由于山东半岛属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地区，当初从事稻粟混作，大汶口龙山先民把淮河稻作技术带去辽东半岛，后来传播到日韩，湿润气候很适合稻作。但到龙山文化晚期，胶东古人放弃稻粟混作，开始引种小麦。自古以来，东北一直居住着通古斯语族，以游牧狩猎为生，几乎不搞农耕。近代日本人军团侵占东北开拓农业，引进了稻作技术，大批闯关东移民大力发展稻作技术并辛勤劳作，这样就有了著名的东北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