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增瑜
家业钱既要估算“田亩物力”，又要估算“浮财物力”。田亩物力也叫实业物力，一般须依土地的肥瘠，而定价值的等差。如在绍兴府会稽县雷门东管第一乡，“第一等田每亩计物力钱二贯七百文，第二等二贯五百[文]，第三等二贯文，第四等一贯五百文，第五等一贯一百文，第六等九百文，田亩有好怯，故物力有高下”[29]。临安府馀杭县“止戈一乡，第一等田每亩物力二贯三百有奇”[30]。在处州丽水县，“以壹亩而论，极高者为钱伍贯玖百文，极下者为钱伍百或肆百文”[31]。由此可见，好田和坏田的家业钱额可以相差好多倍，甚至十多倍，而各地区的田亩物力分多少等，显然也各不相同。
浮财物力的折算，显然比田亩物力更加复杂，也更易流于苛细。北宋张方平抨击免役法说：“臣闻诸路，其间刻薄吏点阅民田、庐舍、牛具、畜产、桑枣杂木，以定户等，乃至寒瘁小家农器、舂、磨、[銍]、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输十，[估]万[输]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32]他反映宋神宗时折算家业钱，“以定户等”和分摊役钱的情况，连小农具、小家具和小牲畜等都须折算家业钱，每家业钱一贯纳十文役钱，十贯纳一百文役钱。南宋宁宗时，也有记载说：“推排物力之际，弊出百端，升降增减，初无定数。富室输财，必欲销减；乡民执役，互相隐藏。乃若深山穷谷之民，一器用之资，一豚彘之畜，则必籍其直以为物力，至于农氓耕县、水车皆所不免。”[33]估算浮财物力本来就是很麻烦的事，什么物件应当估算或不应当估算，宋廷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很具体、很详尽的规定，只是听凭地主和“执役”的乡胥县吏通同作弊，结果自然是“升降增减，初无定数”，而使贫民下户吃亏。北宋仁宗时曾规定，河北和河东不得用桑树折算家业钱，以定户等[34]。南宋高宗时，陈汤求也曾建议：“乞今后州县不得将牛、船、水车、应干农具增为家力。”并得到宋廷批准[35]。然而从前引张方平奏和宋宁宗时的记述看，此类规定乃是一纸空文。
估算浮财物力，照理对上户往往是不利的，因为“上户浮财物力营运有至数千贯者”，而“下户只些小家活”[36]。北宋徽宗时，陕西实行均籴。童贯上奏说：“均籴之法，乡村若以田土顷亩均敷，则上等所均斛斗数少，实为优幸；下等均定斛斗数多，不易供办。如以家业钱均，则上等所均斛斗数多，下等人各均定斛斗数少。委是两事利害不同。”[37]乡村上户和下户之间，田亩物力固然相差很大，而浮财物力往往相差更大，所以用田亩或家业钱均籴，“利害不同”。然而在实际上，由于乡村上户，即地主们与官吏狼狈为奸，千方百计，瞒田隐产，而对乡村下户的家业估算，又是穷搜细剔，毫发无遗；故即使按家业钱划分户等，或者摊派役钱、和买、均籴等，也不会给乡村下户带来什么便宜。
二、税钱：税钱即是两税的夏税钱。在宋代，南方水田夏税一般有税钱，而秋税一般纳稻米。苏辙说：“自熙宁（宋神宗年号）以前，民间两税皆用米、麦、布、帛，虽有沿纳诸色杂钱，然皆以榖帛折纳，盖未尝纳钱也。”[38]此说虽过于绝对化，但人户纳夏税钱时，较多地折纳实物，而税钱仅作折纳的本位，当是事实。如《新安志》卷2记载，徽州有五个县上田园每宋亩税钱二百文，中田园每宋亩税钱一百五十文，下田园每宋亩税钱一百文，除折变 、绢、绵、麻布外，实纳钱分别为五十五文、四十三文七分五厘和二十七文七分五厘，又与脚钱、盐钱一起折纳实物。在北方，从某些记载看，至少有相当部分地区没有夏税钱。包拯和张方平交待河北冀州和京东应天府的两税正额时，都只有实物，而无税钱[39]。宋仁宗时，京西转运司曾规定，陈州“将今年夏税大、小麦与免支移，只令就本州送纳见钱”。陈州夏税只有“苗子”，没有税钱，而以大、小麦作折变的本位[40]。在开封府，夏税的“本色多丝、绵、 、绢”[41]。我们应当注意南方和北方的差别，这种差别，实际上涉及了南方和北方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的差别，在下一节还要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