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停止的传统解释是因其耗费国力太大，得不偿失。众口一词，几成定论，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但这种传统说法不符合事实。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明王朝获得高额利润，
以胡椒为例：
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
许多事实都表明，郑和下西洋不但没造成国家财政困难，相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中引用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郑和七下西洋并未使国库空虚，相反，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据记载，情况是“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停止下西洋后，国家财政反倒捉襟见肘。
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司礼监太监福安上奏：
永乐、宣德间云南、福建、浙江产有银矿之所，悉今采办煎销，上纳京库，此诚国家大利。近年或采或止，国用不足。请如旧制，各遣内外官员开场煎办。又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会年，府藏虚竭。
宣德五年四月工部尚书黄福说：
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而供给未尝乏绝。近年以来，无大营造、征伐之费，当有数年之积，而仓粮每岁仅足，设有水旱之灾，征调之用，将何以给之？
永乐年间下西洋，不仅国库充实，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致富。黄福则用鲜明的事实作了一个对比，永乐时营建北京、北征蒙古、南讨安南并未造成国家财政困难，而宣德五年，国家无大费，每年的财政却只刚够使用。黄福虽未直接建议再下西洋，但仅两个月后，明宣宗就令郑和重启下西洋，未必不是受此触动。
从这些也能看出，所谓下西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之说经不起推敲。
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明朝的财政危机，还起到了补救国家钞法危机的作用。
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中国，使得其市场价格一再下跌。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万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瓶大多而感到辣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
(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下西洋也同时刺激了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来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
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
(明代广东著名的治铁中心佛山)明初那里只是“孤村铸铁”，永乐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此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
…
宣德四年炉户已“多建铸造炉房”，火光冲天。
可见，郑和七下西洋于公于私，无论对国家中央政府还是对下层手工业者和贫民，在经济上都有莫大好处，那为什么最后却在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终止呢？这就牵涉到明代文官集团的性质一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代表的恰恰是部分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海外贸易是一块巨大的肥肉，明代商业阶级对这块肥肉垂涎欲滴。但从永乐开始下西洋，海外贸易产生的超额利润完全垄断在国家手中，商人资本家们心里如火烧爪挠一般，看得眼热却可望而不可即。凭借他们的实力，无法和国家组织的超级大船队进行商业竞争。
作为商人资本家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自然意图终止这种国家垄断的海外贸易，更何况下西洋活动还最直接地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比如用胡椒代发薪俸。明成祖生前，他们也知道无法蒙蔽皇帝终止郑和航海，明成祖死后，他们就群起发动舆论攻势，全力丑化下西洋活动，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甚至到现在还发挥效力，被当作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
后继的明朝皇帝处在文官集团包围中，在日积月累、长年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就真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只有少数文官和太监以及后代些文人在无意中才泄露了真相。
有这么一则故事，不少人耳熟能详。明宪宗希望重现下西洋壮举，于是下诏索要档案资料。但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丑化下西洋为大弊政，刘大夏还把相关档案藏匿起来，还自诩是为民请命的壮举。再下西洋一事终于作罢。
刘大夏等人是害怕皇帝阅读了档案后，获知下西洋不但不耗费国力，反而能为政府增加大量收入，那样一来，他们从国家手里抢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必然重新被国家收回。对这些利益集团而言，这样的事情是绝不容许发生的。这才是为什么刘大夏之类冒着欺君之罪，也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的真相。
更有甚者英宗当年下令建造下西洋巨舰120艘明朝文官毫无记载，被发现于当事人的墓志记述。
下西洋终止后，私人海外贸易活动急剧增加，原先归国家所有的巨额贸易利润完全流入私人腰包。
但这种传统说法不符合事实。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明王朝获得高额利润，
以胡椒为例：
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
许多事实都表明，郑和下西洋不但没造成国家财政困难，相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中引用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郑和七下西洋并未使国库空虚，相反，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据记载，情况是“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停止下西洋后，国家财政反倒捉襟见肘。
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司礼监太监福安上奏：
永乐、宣德间云南、福建、浙江产有银矿之所，悉今采办煎销，上纳京库，此诚国家大利。近年或采或止，国用不足。请如旧制，各遣内外官员开场煎办。又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会年，府藏虚竭。
宣德五年四月工部尚书黄福说：
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而供给未尝乏绝。近年以来，无大营造、征伐之费，当有数年之积，而仓粮每岁仅足，设有水旱之灾，征调之用，将何以给之？
永乐年间下西洋，不仅国库充实，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致富。黄福则用鲜明的事实作了一个对比，永乐时营建北京、北征蒙古、南讨安南并未造成国家财政困难，而宣德五年，国家无大费，每年的财政却只刚够使用。黄福虽未直接建议再下西洋，但仅两个月后，明宣宗就令郑和重启下西洋，未必不是受此触动。
从这些也能看出，所谓下西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之说经不起推敲。
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明朝的财政危机，还起到了补救国家钞法危机的作用。
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中国，使得其市场价格一再下跌。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万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瓶大多而感到辣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
(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下西洋也同时刺激了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来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
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
(明代广东著名的治铁中心佛山)明初那里只是“孤村铸铁”，永乐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此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
…
宣德四年炉户已“多建铸造炉房”，火光冲天。
可见，郑和七下西洋于公于私，无论对国家中央政府还是对下层手工业者和贫民，在经济上都有莫大好处，那为什么最后却在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终止呢？这就牵涉到明代文官集团的性质一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代表的恰恰是部分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海外贸易是一块巨大的肥肉，明代商业阶级对这块肥肉垂涎欲滴。但从永乐开始下西洋，海外贸易产生的超额利润完全垄断在国家手中，商人资本家们心里如火烧爪挠一般，看得眼热却可望而不可即。凭借他们的实力，无法和国家组织的超级大船队进行商业竞争。
作为商人资本家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自然意图终止这种国家垄断的海外贸易，更何况下西洋活动还最直接地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比如用胡椒代发薪俸。明成祖生前，他们也知道无法蒙蔽皇帝终止郑和航海，明成祖死后，他们就群起发动舆论攻势，全力丑化下西洋活动，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甚至到现在还发挥效力，被当作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
后继的明朝皇帝处在文官集团包围中，在日积月累、长年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就真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只有少数文官和太监以及后代些文人在无意中才泄露了真相。
有这么一则故事，不少人耳熟能详。明宪宗希望重现下西洋壮举，于是下诏索要档案资料。但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丑化下西洋为大弊政，刘大夏还把相关档案藏匿起来，还自诩是为民请命的壮举。再下西洋一事终于作罢。
刘大夏等人是害怕皇帝阅读了档案后，获知下西洋不但不耗费国力，反而能为政府增加大量收入，那样一来，他们从国家手里抢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必然重新被国家收回。对这些利益集团而言，这样的事情是绝不容许发生的。这才是为什么刘大夏之类冒着欺君之罪，也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的真相。
更有甚者英宗当年下令建造下西洋巨舰120艘明朝文官毫无记载，被发现于当事人的墓志记述。
下西洋终止后，私人海外贸易活动急剧增加，原先归国家所有的巨额贸易利润完全流入私人腰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