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人学视野中的机器人、虚拟人
作者简介
孙若风（武汉大学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
由自动装置驱动的机器人尚在成长，由数据驱动的虚拟人（或称数字人、虚拟数字人）已在赶来的路上。“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从今开始，愿人类能与机器人、虚拟人结义桃园，把酒言欢，但也不回避其间可能出现的爱恨情仇。
起舞弄影，机器人、虚拟人实际是人类的影子，或者说是镜子，人长成什么样，它们就长成什么样。它们起初被命名为“人”，应该是一种隐喻，潜藏着人类用人的尺度认识、衡量、创造这种“新人类”的深层意识。机器人，往往只是代替人的工作，形状并不像人，具有人的外貌、智慧、情感特征的机器，只是机器人的一个类别，属于仿生类。不过，以人为原型的机器更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从趋势上看，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机器人将越来越像人类。至于虚拟人，追求对真人的还原，由于它力求抓取和呈现真人的特色，比真人更有典型性，因此，这个孪生“人”，往往比真人更“像”真人。文学即人学，科技也是人学。它们都是以人自身为尺度，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从历史角度观察，机器人、虚拟人与文学艺术发展正好有同步性，其共同推力是人性的觉醒和人学的发展。被称为“机器人第一人”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艺术家达·芬奇，他留下的机器人设计草图，以木头、金属和皮革为外壳，以齿轮驱动装置，可坐可站，头和胳膊可转，后人据此摹拟出了“机器人武士”形象。而文艺复兴正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它高扬人文主义旗帜，带领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由此出现了艺术与科技的双重高峰，也出现了机器人的构想。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机器人高峰是汉末六朝。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过往，东汉谶讳神学崩溃，特别是汉末战乱频仍、大疫流行，曹操在《蒿里行》描述了“千百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人间惨像，人性由此实现觉醒，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指出，这个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实，不只是文学，其他艺术及审美形式也都实现了自觉，涌现一大批优秀文学家、艺术家及最早的旅行家。机器人也在这个时候觉醒了。中国古代机器人可以上追到黄帝大战蚩尤用的指南车。到西周成王，又有周公派指南车迎接迷路使者。但都只是传说而已。此时，机器人进入实操阶段。晋·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了木牛流马，西晋傅玄《马钧传》记载了三国时期发明家马钧制作指南车，《南史》记载了南齐数学家祖冲之改良指南车。从人学角度观察，这些关于机器人的记载有两点比较关键：一是把“巧思”、“机思”作为评语，比如诸葛亮“性长于巧思”，马钧“天下服其巧思”，祖冲之“有机思”。竞巧可以与实用结合在一起，但更多是无实用价值、无功性目的，只求在娱乐中体现智慧、技能的过人之处。二是社会高层，比如诸葛亮、魏明帝、齐高帝都参与、推动，可见竞巧的审美意识，已经蔚然成风。第二次机器人高峰是唐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鼎盛时期。如果说汉末六朝是文学艺术和机器人的“自觉时期”，唐朝则是它们的“自由时期”。国力的强盛、民族的融合、社会的稳定，使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得到极大发挥，人性进一步解放，机器人也跟着得到解放。唐代张鷟撰笔记小说集《朝野佥载》，有多个机器人记载，比如仿生类的机器人：“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縋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矣。”人形机器人就更活泼了，比如，“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者日盈数千矣。”第三次机器人高峰是今天，虚拟人也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是中华文化走向复兴时期。这也是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时期，这时的人学，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真正实现。与此高度关联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被明确为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而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当今中国教育提出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实际上表达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而艺术、科技成为美好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支撑。对美好生活和人的发展的叩问由来已久，从苏格拉底的“至善生活”、柏拉图构建的真、善、美政体之下公正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沉思生活”和对至善生活的向往，到近代哲学家构建的“理性王国”，到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的生活”，一以贯之的脉络是将美好生活与人性的真、善、美相联系，变化是“诗意”的权重在加大，艺术以及与艺术血肉相联的科技作用越来越突出。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诗与远方”对中国社会形成如此强大的磁场，为什么艺术与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密切。这就是我们从人学出发审视机器人、虚拟人，试图用人文精神乃至于艺术精神规范和引领机器人、虚拟人的理论依据。
人是文化的动物，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这是今天中国人学的基本立场。按照卡西尔《人论》的观点，符号是文化最基本的要素，也是人的重要特征，人创造符号，受益也受制于符号。语言、文字、场景是符号，神话、宗教、艺术、科技也是符号，循此逻辑，可以说虚拟现实、元宇宙、机器人、虚拟人都应该是符号。面对联袂而来的机器人、虚拟人，无论是“审慎的乐观主义者”，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都应从人文主义出发，主动去“人化”机器人、虚拟人，让机器人、虚拟人，与人类相向而行，成为寻求共同意义和价值的“人”：——机灵的人。机器人、虚拟人是人的肢体、大脑的延伸，会表现得越来越心灵手巧，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越人类，表现出天赋异禀、鬼斧神工，是有灵性的鲜活生命。而这个超越幅度，正是人在创新创造中的完成自我超越的幅度，它们只是人类创造的另一个自我。人作为文化的动物，作为符号性存在，首先表现在人的创造性。人的本质是生成的，而不是给定的；人与生俱来的禀性，就是不断创新创造，不断实现自我的超越。艺术与科技从不同方面表现了人的创造性，都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阶梯，机器人、虚拟人的智慧、灵活程度，正是人的自我发展尺度。——安全的人。纠结于机器人、虚拟人对人类是福是祸，如同纠结于人的本性是善是恶，不会得出一致结论。从技术自生长规律看，机器人、虚拟人终归要出现，如同孩子终归要生呱呱坠地，后来成为好人还是坏人，要看成长过程。作为人的创造对象，机器人、虚拟人最终是优化为友还是异化为敌，还是取决于人类。中国历史上，机器人在唐朝以后的漫长岁月里，难有精彩表现，固然是受制于科技的综合水平，但与它受责于“奇巧淫技”也有关系。今天有人对机器人、数字人的恐惧，一方面确实有合理之处，另一方面或许也受到传统文化对科技不重视、对玩偶类机器人不友好的影响。当然，科技是双刃剑，正如同文学艺术也有两面性。有史以来，对某个科技发明或某个文化艺术门类、内容一直怀有警惕、戒备之心，正是这种对潜在危害的忧患意识，保证了的科技与艺术的健康发展，这就是恐惧的意义。——规矩的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机器人、虚拟人由人创造，但生成后，就具有人的行为、思想甚至情感特征，由此带来复杂的道德、伦理问题。人类与机器人、虚拟人应该各守规矩，各安本分，知道分寸在哪里，危险在哪里。1942年，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转圈人》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任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第二定律，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第三定律：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这可能就是有关人类、机器人、虚拟人的公理与基本正义。机器人、虚拟人不得危害人，而人也不得虐待、亵渎、侵犯机器人、虚拟人。人学的正确引导十分重要，而相关立法以及标准化工作也要加快节奏，并且纳入社区、企业文明建设和个人文明修养。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说：“现代人类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不断扩大‘正常人’的范围。”据此，也可以说，只有不断扩大人类“正常人”的范围，才能扩大机器人、虚拟人的“正常人”范围。——文创的人。自古以来，机器人就常常与游戏、杂技等娱乐性质的活动结合在一起，比如《马钧传》记载的木人能击鼓吹萧、跳丸、掷剑，缘絙、倒立。更有与实际功用结合，比如《朝野佥载》中的木头艺人劝酒：“洛州殷文亮曾为县令，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彩，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即木小儿不肯把；饮未竟，则木妓女歌管连理催。此亦莫测其神妙也。”宋代《太平广记》记载了唐朝能工巧匠马待封为皇后设计的镜台，开启镜奁，台下小门打开，有木妇人持巾栉、粉脂、髻花依次而出，皇后取之，木人即还。这种艺术与实用结合，就是如今风行一时、由国家推动的文创，但范围要广泛得多，主要包括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业、特色农业等等，文化创意与实用产品相互赋能，让生活更有艺术、更有格调。——生动的人。科技无国界，但“人”应该有特点。生活中千人千面，机器人、虚拟人也应该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未来的机器人，必然会逐步实现特色化，首先是中国化，进而是地域化，而且有企业的独特面貌、独特风格，以此形成形象品牌。虚拟人更是如此，由于它融合了AI、VR、自然语言、生命科学等技术，实现对真人的高度还原。将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专属的虚拟人，置身于由相关新技术集成的具体场景、氛围之中，个性化呈现将是顺理成章的要求，以往只有艺术作品追求的典型性目标，将会成为塑造虚拟人的不二法门。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可能将迎来机器人、虚拟人的出生高峰。与其消极观望，不如起而迎之，积极引导和规范。如果看准了它们能够成为先进生产力，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就应该主动作为，趋利避害。目前聚焦机器人、虚拟人主要是技术但与此相关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文艺学问题实际上已经横亘在前，尤其不能回避的是人性与科技的关系，比如苹果公司总裁蒂姆.库克的忧心憧憧：“我不担心人工智能会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更担心人类像计算机一样思考，失去了价值观和同情心，罔顾后果。”当此之际，人学不能失语，要为机器人、虚拟人，更为人类，掌起一盏走出迷茫、危境的灯，勇敢面向远大前程。
机器人、虚拟人来了，有风有雨，我们要走上前去，撑开一把油纸伞。
作者简介
孙若风（武汉大学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
由自动装置驱动的机器人尚在成长，由数据驱动的虚拟人（或称数字人、虚拟数字人）已在赶来的路上。“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从今开始，愿人类能与机器人、虚拟人结义桃园，把酒言欢，但也不回避其间可能出现的爱恨情仇。
起舞弄影，机器人、虚拟人实际是人类的影子，或者说是镜子，人长成什么样，它们就长成什么样。它们起初被命名为“人”，应该是一种隐喻，潜藏着人类用人的尺度认识、衡量、创造这种“新人类”的深层意识。机器人，往往只是代替人的工作，形状并不像人，具有人的外貌、智慧、情感特征的机器，只是机器人的一个类别，属于仿生类。不过，以人为原型的机器更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从趋势上看，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机器人将越来越像人类。至于虚拟人，追求对真人的还原，由于它力求抓取和呈现真人的特色，比真人更有典型性，因此，这个孪生“人”，往往比真人更“像”真人。文学即人学，科技也是人学。它们都是以人自身为尺度，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从历史角度观察，机器人、虚拟人与文学艺术发展正好有同步性，其共同推力是人性的觉醒和人学的发展。被称为“机器人第一人”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艺术家达·芬奇，他留下的机器人设计草图，以木头、金属和皮革为外壳，以齿轮驱动装置，可坐可站，头和胳膊可转，后人据此摹拟出了“机器人武士”形象。而文艺复兴正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它高扬人文主义旗帜，带领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由此出现了艺术与科技的双重高峰，也出现了机器人的构想。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机器人高峰是汉末六朝。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过往，东汉谶讳神学崩溃，特别是汉末战乱频仍、大疫流行，曹操在《蒿里行》描述了“千百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人间惨像，人性由此实现觉醒，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指出，这个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其实，不只是文学，其他艺术及审美形式也都实现了自觉，涌现一大批优秀文学家、艺术家及最早的旅行家。机器人也在这个时候觉醒了。中国古代机器人可以上追到黄帝大战蚩尤用的指南车。到西周成王，又有周公派指南车迎接迷路使者。但都只是传说而已。此时，机器人进入实操阶段。晋·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了木牛流马，西晋傅玄《马钧传》记载了三国时期发明家马钧制作指南车，《南史》记载了南齐数学家祖冲之改良指南车。从人学角度观察，这些关于机器人的记载有两点比较关键：一是把“巧思”、“机思”作为评语，比如诸葛亮“性长于巧思”，马钧“天下服其巧思”，祖冲之“有机思”。竞巧可以与实用结合在一起，但更多是无实用价值、无功性目的，只求在娱乐中体现智慧、技能的过人之处。二是社会高层，比如诸葛亮、魏明帝、齐高帝都参与、推动，可见竞巧的审美意识，已经蔚然成风。第二次机器人高峰是唐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鼎盛时期。如果说汉末六朝是文学艺术和机器人的“自觉时期”，唐朝则是它们的“自由时期”。国力的强盛、民族的融合、社会的稳定，使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得到极大发挥，人性进一步解放，机器人也跟着得到解放。唐代张鷟撰笔记小说集《朝野佥载》，有多个机器人记载，比如仿生类的机器人：“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縋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矣。”人形机器人就更活泼了，比如，“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者日盈数千矣。”第三次机器人高峰是今天，虚拟人也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是中华文化走向复兴时期。这也是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时期，这时的人学，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真正实现。与此高度关联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被明确为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而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当今中国教育提出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实际上表达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而艺术、科技成为美好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支撑。对美好生活和人的发展的叩问由来已久，从苏格拉底的“至善生活”、柏拉图构建的真、善、美政体之下公正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沉思生活”和对至善生活的向往，到近代哲学家构建的“理性王国”，到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的生活”，一以贯之的脉络是将美好生活与人性的真、善、美相联系，变化是“诗意”的权重在加大，艺术以及与艺术血肉相联的科技作用越来越突出。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诗与远方”对中国社会形成如此强大的磁场，为什么艺术与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密切。这就是我们从人学出发审视机器人、虚拟人，试图用人文精神乃至于艺术精神规范和引领机器人、虚拟人的理论依据。
人是文化的动物，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这是今天中国人学的基本立场。按照卡西尔《人论》的观点，符号是文化最基本的要素，也是人的重要特征，人创造符号，受益也受制于符号。语言、文字、场景是符号，神话、宗教、艺术、科技也是符号，循此逻辑，可以说虚拟现实、元宇宙、机器人、虚拟人都应该是符号。面对联袂而来的机器人、虚拟人，无论是“审慎的乐观主义者”，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都应从人文主义出发，主动去“人化”机器人、虚拟人，让机器人、虚拟人，与人类相向而行，成为寻求共同意义和价值的“人”：——机灵的人。机器人、虚拟人是人的肢体、大脑的延伸，会表现得越来越心灵手巧，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越人类，表现出天赋异禀、鬼斧神工，是有灵性的鲜活生命。而这个超越幅度，正是人在创新创造中的完成自我超越的幅度，它们只是人类创造的另一个自我。人作为文化的动物，作为符号性存在，首先表现在人的创造性。人的本质是生成的，而不是给定的；人与生俱来的禀性，就是不断创新创造，不断实现自我的超越。艺术与科技从不同方面表现了人的创造性，都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阶梯，机器人、虚拟人的智慧、灵活程度，正是人的自我发展尺度。——安全的人。纠结于机器人、虚拟人对人类是福是祸，如同纠结于人的本性是善是恶，不会得出一致结论。从技术自生长规律看，机器人、虚拟人终归要出现，如同孩子终归要生呱呱坠地，后来成为好人还是坏人，要看成长过程。作为人的创造对象，机器人、虚拟人最终是优化为友还是异化为敌，还是取决于人类。中国历史上，机器人在唐朝以后的漫长岁月里，难有精彩表现，固然是受制于科技的综合水平，但与它受责于“奇巧淫技”也有关系。今天有人对机器人、数字人的恐惧，一方面确实有合理之处，另一方面或许也受到传统文化对科技不重视、对玩偶类机器人不友好的影响。当然，科技是双刃剑，正如同文学艺术也有两面性。有史以来，对某个科技发明或某个文化艺术门类、内容一直怀有警惕、戒备之心，正是这种对潜在危害的忧患意识，保证了的科技与艺术的健康发展，这就是恐惧的意义。——规矩的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机器人、虚拟人由人创造，但生成后，就具有人的行为、思想甚至情感特征，由此带来复杂的道德、伦理问题。人类与机器人、虚拟人应该各守规矩，各安本分，知道分寸在哪里，危险在哪里。1942年，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转圈人》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任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第二定律，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第三定律：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这可能就是有关人类、机器人、虚拟人的公理与基本正义。机器人、虚拟人不得危害人，而人也不得虐待、亵渎、侵犯机器人、虚拟人。人学的正确引导十分重要，而相关立法以及标准化工作也要加快节奏，并且纳入社区、企业文明建设和个人文明修养。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说：“现代人类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不断扩大‘正常人’的范围。”据此，也可以说，只有不断扩大人类“正常人”的范围，才能扩大机器人、虚拟人的“正常人”范围。——文创的人。自古以来，机器人就常常与游戏、杂技等娱乐性质的活动结合在一起，比如《马钧传》记载的木人能击鼓吹萧、跳丸、掷剑，缘絙、倒立。更有与实际功用结合，比如《朝野佥载》中的木头艺人劝酒：“洛州殷文亮曾为县令，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彩，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即木小儿不肯把；饮未竟，则木妓女歌管连理催。此亦莫测其神妙也。”宋代《太平广记》记载了唐朝能工巧匠马待封为皇后设计的镜台，开启镜奁，台下小门打开，有木妇人持巾栉、粉脂、髻花依次而出，皇后取之，木人即还。这种艺术与实用结合，就是如今风行一时、由国家推动的文创，但范围要广泛得多，主要包括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业、特色农业等等，文化创意与实用产品相互赋能，让生活更有艺术、更有格调。——生动的人。科技无国界，但“人”应该有特点。生活中千人千面，机器人、虚拟人也应该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未来的机器人，必然会逐步实现特色化，首先是中国化，进而是地域化，而且有企业的独特面貌、独特风格，以此形成形象品牌。虚拟人更是如此，由于它融合了AI、VR、自然语言、生命科学等技术，实现对真人的高度还原。将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专属的虚拟人，置身于由相关新技术集成的具体场景、氛围之中，个性化呈现将是顺理成章的要求，以往只有艺术作品追求的典型性目标，将会成为塑造虚拟人的不二法门。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可能将迎来机器人、虚拟人的出生高峰。与其消极观望，不如起而迎之，积极引导和规范。如果看准了它们能够成为先进生产力，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就应该主动作为，趋利避害。目前聚焦机器人、虚拟人主要是技术但与此相关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文艺学问题实际上已经横亘在前，尤其不能回避的是人性与科技的关系，比如苹果公司总裁蒂姆.库克的忧心憧憧：“我不担心人工智能会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更担心人类像计算机一样思考，失去了价值观和同情心，罔顾后果。”当此之际，人学不能失语，要为机器人、虚拟人，更为人类，掌起一盏走出迷茫、危境的灯，勇敢面向远大前程。
机器人、虚拟人来了，有风有雨，我们要走上前去，撑开一把油纸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