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悬崖之上》成为了今年中国大陆选送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即曾经的最佳外语片奖）的官方选手，张艺谋的电影已经是第八次参与这个奖项的争夺了。

本文将试图根据国外影评、策展和学术界对张艺谋接受和评价的历史过程，梳理他作为中国内地电影和电影史的核心代表，在其生涯各个阶段所谓「国际声誉」的起伏。
在主流影史榜单TSPDT最新一版的「世界影史千佳」中，一共有十部中国大陆导演的作品，张艺谋有三部作品入选：《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同样入选的还有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担任摄影）和《霸王别姬》，前者经由「中国电影的老朋友」马可·穆勒推选到洛迦诺电影节，并获得了银豹奖；00年后问世的作品中，则只有贾樟柯和王兵；至于「第五代」前的中国电影，则只有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和费穆的《小城之春》这两部民国时期的作品。

一段简要的历史前情。
1972年，与中国关系甚好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思夫妇俩在法国《电影手册》第236/7期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介绍了当时「文革」时期中国的电影体制，样板戏舞剧《红色娘子军》出现在该期杂志的封面上；彼时的《手册》也正在经历一段颇为短暂又矛盾的「毛派」时期，四处寻找所谓「革命性」的电影制作模式，无论如何，这也是华语电影第一次在这本著名杂志上被提及。

在更广泛的西方世界中，华语电影的印象曾经仅限于李小龙和他所代表的香港功夫类型片，直到意大利人马可·穆勒的出现——他也成为了现代中国电影，尤其是「艺术片」推向海外的先行者。
于1979年起，穆勒在意大利都灵举办了中国电影影展（影展名字特地拆开了汉语里的「电影」二字，取为「Electronic Shadows」——电的影子），成为了许多海外影评人首次接触中国电影的平台。
1981年，时任威尼斯电影节亚洲区选片人的穆勒选入了凌子风导演的《原野》，也就是第一部入围海外电影节的内地电影（虽然这部电影直到1987年才在国内上映）。1983年，法国南特影展举办了「第三代」导演谢晋的作品回顾展，曾在都灵首次看过其作品的前《手册》主编塞尔日·达内为影展作了介绍词，称谢晋作品中的「轻盈」令他从「中国电影的殉难史」中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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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2月号的《手册》则刊登了夏尔·泰松对谢晋作品的长评，在文章里总结了当时中国电影的剧情样式——「一种是有关党、民族和军队等的剧情」，另一种则是「关于从『落后』阶级底层大众中涌现出来的『无名英雄』的剧情」，并称赞谢晋这位「情节剧导演」从这两种样式中找到了突破口。1985年，夏松又写作了关于费穆的短文；同年，穆勒把陈凯歌的《黄土地》送往了洛迦诺电影节；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拿下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以此看，虽然其它「第五代」和更早几代导演的作品已经一定程度上被评论界和电影节所关注，《红高粱》依旧是第一部取得如此广泛海外成功的大陆电影。
据另一位著名的中国电影研究者、英国影评人托尼·雷恩在该片最新的影碟采访中回忆，《红高粱》在柏林引发了巨大反响，尤其是影片的前一个小时，让在场观众回以「一致的激动与热情」；在电影市场上，影片的海外版权立刻被众多西方国家拿下，成为了中影史上的「第一笔大生意」。

张艺谋的电影是第一部在美国拥有商业发行的中国电影，其成功不禁让人想起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夺下金狮奖一举成名，为这位导演以及日本电影打开通往世界之门的时刻（在当年北美上映的海报上，片方也如此宣传道）。
单看《红高粱》，不难想象它在西方观众这里为何会产生的强烈反响。张艺谋的视觉天赋和浓艳色彩显然起到了最大作用，影片的前半个小时几乎只有寥寥的台词，表达情节几乎全部使用了旁白和歌唱的形式，女主角巩俐的第一句对白甚至直到第二十五分钟才出现（「我走！」），但张艺谋显然已经用镜头语言和音乐的运动，将所有的主题展现出来，几乎让影片成为了一部「加了些声音」的「默片」。

罗杰·伊伯特在他的影评伊始，便开门见山地写道：「《红高粱》像是电影发展初期的那种情节剧，充满风光、浪漫、暴力与符号，即便它拍摄于1988年的中国，且用了变形宽银幕，也并不让它能称为一部『现代电影』，但这无妨。」
伊伯特接下来说，影片因此而变得「简单」，变得「像一首童话」。这种「默片」式的手法，让西方观众即便无法准确领会文字上一些无法翻译的地方特征（或许还有民俗题材中吸引人的猎奇感），也能够从本片的异国情调、情节剧风格、女性欲望、阶级权力这些明晰普世的主题中找到共鸣之处。

虽然这种「简单」也招致了一些质疑，《纽约时报》的影评人Vincent Canby就直言其手法「老旧」，人物形象多为符号（虽然他也承认自己对中国电影史并不了解），但对于伊伯特来说，电影之所以令人感到新鲜，也在于它恢复了一些已经在当时的好莱坞已经消逝的东西：「讽刺地是，就在好莱坞开始更便宜也更快速地创作彩色片时，那些变卖到中国去的旧特艺彩色（Technicolor）器械如今拍摄了这样世界上最美的彩色片……虽然影片有些稚气与说教，但这是它朴实的魅力，而好莱坞如今已拍不出这样的影片，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了。」
好奇地是，如今的观众可能会对影片最后突然转向抗日情节有所不解，但伊伯特却用了「现实主义」一词来描述影片前后段的这种变化，因为他感知到的不是「日本人的入侵」，而是历史的入侵。
1990年到1991年，张艺谋接下来出现在国际竞赛中的两部电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可以说是关于封建礼教的「恐怖片」，并分别入选了戛纳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最终也都代表中国大陆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