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集确实没怎么看，于是网上找来大牛的文章学习学习【图片】

峨峨曾文正,崛起由湘乡。雄奇隘宇宙,独与韩公当"。这是刘乃晟在《张廉卿(裕钊)先生寿诗》里的两句话。曾文正,指的是曾国藩;韩公,即韩愈。这两句诗意在赞美曾国藩的古文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相提并论,虽不无溢美之嫌,但也大致属实。
曾国藩何以能与韩愈相提并论?在表面现象的背后是不是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当我冥心追溯,回到一百多年前的那段岁月,渐渐发现,在曾国藩的历史世界里,韩愈早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之所以被誉作独与韩公当",并非是一种随意而牵强的绾合。
据黎庶昌为曾国藩编撰的年谱,曾氏最早对韩愈的文章发生兴趣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其二十五岁的时候(这里指的应是韩愈的别集,因为韩愈的部分名篇佳作早已被各种选本反复收录,而各种选本大都为乡塾之用,用来指导学童习作,应付科举考试。因此,曾国藩熟读韩愈的个别文章应早于此时)。这时他虽中举,却在赴京会试中连年不售,不过有一个重要的收获是从此深嗜韩文,“慨然思蹑而从之"。自此,曾国藩对韩愈的追寻一发不可收回,并且从文到道,由学及身,韩愈成为曾国藩成长道路上的精神导师。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入翰林院供职。在京师,曾国藩拜交了唐鉴等人,在学术上迈进了理学的大门,开始服膺程朱之学。不过,他在宗仰朱子的同时,亦时时将韩愈的教导置于座右,这与宋代之后研治理学的多数人物取径不同。道光二十二年(1842)+一月,曾氏日记云:“自谓忠于为人,实已重外而轻内,且昧昌黎《知名箴》之训。“同年廿九日日记云:“予又病多言。昌黎
默焉而其意已传。哓哓胡为者,况其一无真知耶?”我知道,在朱熹眼里,韩愈不能算是
知“道之人,因为韩愈“未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因而“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世俗富贵利达之求”。所以,后来的文士对韩愈一般只有文章上的景仰和经济事功上赞许,在人格的修养浸润上绝少提及。曾国藩虽并未将韩愈作为自己修身养德的最高楷模来朝夕奉拜,但能在这一方面提到韩愈已是与人迥异。
曾国藩对韩愈惺惺相惜，评《重答张籍书》:“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数篇文字斥之,遂尔炳如日星。识力之大,令千世人肃然起敬。“评《送王秀才序》:"读古人书,而能辨其正伪醇疵,是谓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评《罗池庙碑》:"“此文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评《柳子厚墓志铭》“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一段:“此段为俗子剽袭烂矣,然光气终自不灭。
重要的是,曾国藩能够将对韩文的欣赏与自身的学术取向完美地结合,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那么,曾国藩的学术有什么特征呢?一言以蔽之,日“士大夫之学"。何谓“士大夫之学“?南宋时期,在湖南为官的胡安国上书皇帝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强调了“士大夫之学应“言行相称、“可济时用”,积极实践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理念。比曾国藩年长一岁的陈澧将“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比较,强调“士大夫之学“以“大义为主,应该“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而不是斤斤于短钉琐碎。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将“士大夫之学”比作“通识”,“博士之学“比作“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