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利亚德金先生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最早的“地下室人”典型。

    《地下室手记》（1864）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里程碑，是他晚期重要作品中的第一部，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宣言式的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他以后成熟的五部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总序。这样一部作品，其哲理之深刻，思想之深邃，结构之奇特，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可是这部作品，长期以来，却受到人们的冷落，甚至贬斥。

    其因盖出于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尔基说，《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社会堕落者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这一人物是“带着一种为了个人的不幸与苦难，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迷恋而不知餍足地实行复仇的人的胜利心情”。接着又说：“人们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理的探求者。如果他真的探求了的话——那末他是在人的野兽的、动物的本能里找到了真理。而且不是为着驳斥，而是为着辩护才找到了它。”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地下室人”是文学形象，“地下室人”的观点并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将自己的一些思想感情加诸他所塑造的这一人物身上，但他毕竟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艺术特色：把人物放在主体地位上与其进行对话，使小说具有许多独立的声音；作者在讲主人公的故事，但用的却完全是主人公自己的语言和概念。把“地下室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同起来，并非自高尔基始，俄国文学史上已不乏先例。

    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并不是“社会堕落者的典型”，而是当时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187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代序》的草稿中写道：“我引以自豪的是，我首先塑造了真正的俄罗斯大多数人，而且首先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和悲剧的一面。他们的悲剧就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丑恶……只有我一个人描绘了地下室的悲剧，它表现为内心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理想而又无法达到它，而主要是这些不幸的人深信，大家都这样，因此也就不值得改弦易辙了！”最后，他又说，“造成蛰居地下室的原因”在于“自暴自弃，不相信共同的准则。‘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地下室人”的恶、“地下室人”的卑劣，不是出于他的本性，而是因为那个万恶的社会。请看，“地下室人”最后痛心疾首地说：“他们不让我……我没法做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碎的哀号啊！

    鲁迅说得好：“凡是人的灵魂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地下室人”贫穷孤独，蛰居在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他原是一名失意的穷官吏，历经坎坷，受尽屈辱，遭人歧视，心中积淀了太多的怨恨。他思想发达，洞察一切，愤世嫉俗。可是他又生性软弱，既无力改变世界，又无力改变自己。因此对外界的种种压力只能逆来顺受，甚至同流合污。他向往“美与崇高”，可是又偏偏净做坏事。他想张扬个性，追求个性自由，可是他向往的却只是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劣，却又甘心堕落。他思想发达，却贬低理性，宁可做个丧失理智的疯子。何以故？也许仍旧是我国的古训说得好：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诚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地下室人”就是俄国的哈姆雷特。不过这哈姆雷特不是丹麦王子，不是俄国的地主或贵族，而是一名俄国的穷官吏或平民知识分子，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耗子”，是“懦夫和奴才”。

    此外，“地下室人”也是俄国“多余人”形象的一种变形。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曾在《时代》杂志发表《地下室手记》第一部分的脚注中指出二者的联系，并把这一类型的多余人称为“反英雄”。所谓“反英雄”就是“非英雄”，集对立的两极于一身，合二而一。这也是“狂欢化”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我认为，《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和德米特里也可称之为这类“反英雄”。


    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都有一种精神美，行为高尚（虽然不乏骄横恣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却道德败坏，行为卑劣。多余人言行脱节，“地下室人”却是秽行不断，眠花宿柳，宿妓嫖娼。他满口“美与崇高”，可是却净做坏事。《地下室手记》实际上就是《多余人自白》。“地下室人”曾这样谈到他自己：“一个思想发达的正派人，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无限严格的要求，不是有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这个人就不可能有虚荣心。……我是一个病态的思想发达的人，一如当代思想发达的人常有的情形那样。”这是一个敢于把自己叫做蛆的伟大的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类悲剧性的处世态度乃是某些“优秀的”多余人的典型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谈到后者的小说《幻影》时说：“……太现实了。这现实就是一个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思想发达而又洞察一切的人的忧伤，一种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忧伤。”这话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的《地下室手记》。

    有一位俄罗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资深学者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露骨的作品之一，嗣后，他再也没有如此露骨、如此直言不讳地披露过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批判社会主义，第一次公开宣扬以自我为中心的非道德的个人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这话颇有危言耸听之嫌。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说，世界是复杂的，并不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也没有包罗万象的、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循；人也是复杂的，不是单凭教育就能改变的，因为人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有时候还有逆反心理，明知不好，对自己不利，却故意为之。因此某些人“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拟定的“幸福体系”，只是空想，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不是也说傅立叶的学说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纲领是空想社会主义吗！难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先见之明，说了一些他心里想说的话，就犯了大错吗？！

    最后，在《地下室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突出地运用了音乐中的“对位法”，即表现人们复杂心理感受的“复调音乐”或“复调小说”：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人物，表现同一主题的多声部，彼此既一致而又不相一致。妓女丽莎的痛苦心理与小说主人公因横遭人们凌辱而产生的愤世嫉俗是一致的，但他的自尊心又使他由怨生恨，变得凶狠起来，又与丽莎的痛苦不相一致。人心就像大海一样广袤无垠而又深不可测。

    人心的深，人心的苦，人心的无奈与悲剧，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2001年5月23日 


请问:地下室人，伊凡，维尔西洛夫，伊波利特这些处于分裂斗争中的人的生存状态是可以持续的吗，还是仅仅是思想发展的特定阶段特征？ 人的本真状态是处于矛盾痛苦中并在这种分裂中揭示自己的本真呢，还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梦想的如孩子般虔诚天真的生活（《一个谎唐人的梦》）？ 关于人的存在的最本己的真相是通过感受去直观还是靠思想来表述？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楼上这问题可是哲学家们一直纠缠不清的东西。我还是认为像帕斯卡尔说的那样，人是思想的芦苇，他不仅会思想，而且无法挣脱思想，但是理性思维的基础又是感性认识，所以你看哪个更本真就哪个吧

思想是一回事，而思想形成的最终立场又是一回事，持有最终立场的人才需要做出这种抉择。我相信艺术，相信无为。任何行动都是不完善的，生活是可鄙的，卑劣的，是对精神的可怕歪曲。人只有在充满仇恨的幻想和反思中才能开展他的本真。颠覆一切道德才能冲破链条，这必须靠仇恨的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并没有流放耶稣，是人间流放了耶稣。人实际上是撒旦的信徒，而不是基督的。

“要使人放弃一种思想，必须以同等力量的思想来替换”“对冷静和力量孤立的思考，这就是自由的含义”——《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要使怀疑者们放弃这种立场，那么他们巨大的精神能量将在什么其他思想上运作呢，有同等力量的立场现实地存在吗？阿辽沙，佐西马长老，以及马卡尔老人，他们能够在非宗教狂热状态中承载怀疑者那种力量吗？”“对冷静和力量孤立的思考，这就是自由的含义”这句话反映了什么？难道每个人不是有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吗？在这个世界里他自己就是上帝，他支配着他自己的生存，开展着他的世界，存在者在上手状态中向他自己揭示出来，他的生存过程就是终极意义的显露过程。因此，每个人都有神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这也就是得救的最终含义吧。对冷静和力量孤立的思考可以使这个神性发挥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愿望也许不自觉地被少年阿尔卡其说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