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至真斋主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注：指著者和本子）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考证》
如果梳理胡适的学历和他在文史方面的研究方法，就会发现他的研究方法是以“西学为主，中学为辅”。胡适的西学方法就是“实用主义”，他翻译为“实验主义”。胡适幼年就读于私塾，学习了一些浅显的国学知识。1904年他十三岁进上海梅溪小学堂读书，这是一所新式学堂，传授西学知识。1905年胡适进澄衷学堂，1906年又考取中国公学，这都是新式学校。1908年胡适进中国新公学并且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这时候他做了一些国学研究，写过《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等论文。他的博士论文是《先秦名学史》。1917年，胡适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1921年3月，只有三十岁的胡适应上海亚东图书馆之约给《红楼梦》写序，这就是后来出版单行本的《红楼梦考证》。胡适红学的基本观点是：《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在清中期，作者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后来胡适的“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观点成了官方红学观点，时至今日，主流红学依然继承着胡适的这个观点。
（约翰·杜威）
胡适研究《红楼梦》运用的是“实用主义”方法。这也跟他师从的导师有关。他的导师约翰·杜威（1859－1952），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的思想曾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1919年4月杜威到访中国，先后到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在中国的两年时间里，杜威见证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培养了胡适、冯友兰、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一批中国著名学者。
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源于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的科研方法，这种方法注重实验的事实，探求实验的效果。由此提炼升华为一种哲学思想，即实用主义哲学。在实用主义哲学看来，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因而不可能有绝对真理。同时，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是变化的。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人类应该从事实中追求真确的知识，训练自己利用环境的本事，养成创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知识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工具，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要培养创造的思想力，就要以怀疑为起点，找到新知识来解决疑难问题。实用主义哲学认为：有用即是真理，无用即为谬误。
杜威在其著作《思维术》中讲述了人获得系统思想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第二阶段，为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竟在何处。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第五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地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青年胡适）
胡适把杜威的这五个获得系统思想的阶段精辟地总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是科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假设，也就是假说，其特点是根据已知事实，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推论提出新的看法，新的结论，这个新的看法，新的结论，是有待于证明的假设性学说。恩格斯也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说：“‘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其实就是胡适最早总结出来的。此后，胡适在多种场合宣传他的研究方法。
其实胡适这种被他奉为科学的实用主义的考证方法，与中国古已有之的考据方法基本类似。在文史研究方面胡适首先接受的是实用主义考证方法，在他读博期间又学习了中国传统考据学，发现中国传统考据学方法跟实用主义考证方法是相通的。胡适曾对唐德刚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在那个时候，很少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近三百年来这种批判研究的学术——如研究有关古籍版本的真伪，和内容的正讹的‘校勘学’；和研究古籍中文字的原义的‘训诂学’等等——都有了更迅速的发展。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更发展出一个较概括的学术名词叫‘考据学’或‘考证学’。”胡适在《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中说：“中国考证学的风气的发生，远在实验科学发达之前。我常推想，两汉以下文人出身做亲民之官，必须料理民间诉讼，这种听讼折狱的经验是养成考证方法的最好训练。”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为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考据学之所以产生，从人为的因素上来说，传抄者的疏忽不慎、刻本印刷时的不暇细校，尤其是古书作者因其才智所限，导致在采撷材料与编写文书的过程中会产生疏漏与错误，这就需要对材料、古籍进行整理、校勘、注疏、辨伪。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考据工作进行得比较早，然而成为一门学问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的兴盛与发达产生了考据学。三国时期蜀国的史学家谯周以司马迁《史记》所记周秦以前史事多有错谬，于是对《史记》一百三十篇进行考证，著《古史考》二十五卷，开史考先河。考据学兴盛于明代中后期，鼎盛于乾隆、嘉庆年间，即“乾嘉考据学”。
关于考据方法，史学大师、北师大教授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里做过归纳总结，他按照证据形式的不同把考据方法分为三种:理证、书证、物证。1、理证。有些史料，从道理上讲值得怀疑，但是又无确凿的证据，只得根据逻辑推理来判断其正误，这便是理证。2、书证。是指利用各类档案资料以及各种书籍为依据，考证史料正误的一种考据方法。3、物证。是指以出土的龟甲、金石以及其他考古器物为依据，考证史料正误的一种考据方法。
那么，胡适是怎么运用实用主义研究方法考证《红楼梦》，得出作者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的结论呢？
（甲戌本楔子文）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注：指著者和本子）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考证》
如果梳理胡适的学历和他在文史方面的研究方法，就会发现他的研究方法是以“西学为主，中学为辅”。胡适的西学方法就是“实用主义”，他翻译为“实验主义”。胡适幼年就读于私塾，学习了一些浅显的国学知识。1904年他十三岁进上海梅溪小学堂读书，这是一所新式学堂，传授西学知识。1905年胡适进澄衷学堂，1906年又考取中国公学，这都是新式学校。1908年胡适进中国新公学并且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这时候他做了一些国学研究，写过《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等论文。他的博士论文是《先秦名学史》。1917年，胡适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1921年3月，只有三十岁的胡适应上海亚东图书馆之约给《红楼梦》写序，这就是后来出版单行本的《红楼梦考证》。胡适红学的基本观点是：《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在清中期，作者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后来胡适的“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观点成了官方红学观点，时至今日，主流红学依然继承着胡适的这个观点。
（约翰·杜威）
胡适研究《红楼梦》运用的是“实用主义”方法。这也跟他师从的导师有关。他的导师约翰·杜威（1859－1952），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的思想曾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1919年4月杜威到访中国，先后到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在中国的两年时间里，杜威见证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培养了胡适、冯友兰、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一批中国著名学者。
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源于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的科研方法，这种方法注重实验的事实，探求实验的效果。由此提炼升华为一种哲学思想，即实用主义哲学。在实用主义哲学看来，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因而不可能有绝对真理。同时，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是变化的。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人类应该从事实中追求真确的知识，训练自己利用环境的本事，养成创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知识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工具，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要培养创造的思想力，就要以怀疑为起点，找到新知识来解决疑难问题。实用主义哲学认为：有用即是真理，无用即为谬误。
杜威在其著作《思维术》中讲述了人获得系统思想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第二阶段，为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竟在何处。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第五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地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青年胡适）
胡适把杜威的这五个获得系统思想的阶段精辟地总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是科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假设，也就是假说，其特点是根据已知事实，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推论提出新的看法，新的结论，这个新的看法，新的结论，是有待于证明的假设性学说。恩格斯也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说：“‘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其实就是胡适最早总结出来的。此后，胡适在多种场合宣传他的研究方法。
其实胡适这种被他奉为科学的实用主义的考证方法，与中国古已有之的考据方法基本类似。在文史研究方面胡适首先接受的是实用主义考证方法，在他读博期间又学习了中国传统考据学，发现中国传统考据学方法跟实用主义考证方法是相通的。胡适曾对唐德刚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在那个时候，很少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近三百年来这种批判研究的学术——如研究有关古籍版本的真伪，和内容的正讹的‘校勘学’；和研究古籍中文字的原义的‘训诂学’等等——都有了更迅速的发展。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更发展出一个较概括的学术名词叫‘考据学’或‘考证学’。”胡适在《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中说：“中国考证学的风气的发生，远在实验科学发达之前。我常推想，两汉以下文人出身做亲民之官，必须料理民间诉讼，这种听讼折狱的经验是养成考证方法的最好训练。”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为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考据学之所以产生，从人为的因素上来说，传抄者的疏忽不慎、刻本印刷时的不暇细校，尤其是古书作者因其才智所限，导致在采撷材料与编写文书的过程中会产生疏漏与错误，这就需要对材料、古籍进行整理、校勘、注疏、辨伪。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考据工作进行得比较早，然而成为一门学问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的兴盛与发达产生了考据学。三国时期蜀国的史学家谯周以司马迁《史记》所记周秦以前史事多有错谬，于是对《史记》一百三十篇进行考证，著《古史考》二十五卷，开史考先河。考据学兴盛于明代中后期，鼎盛于乾隆、嘉庆年间，即“乾嘉考据学”。
关于考据方法，史学大师、北师大教授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里做过归纳总结，他按照证据形式的不同把考据方法分为三种:理证、书证、物证。1、理证。有些史料，从道理上讲值得怀疑，但是又无确凿的证据，只得根据逻辑推理来判断其正误，这便是理证。2、书证。是指利用各类档案资料以及各种书籍为依据，考证史料正误的一种考据方法。3、物证。是指以出土的龟甲、金石以及其他考古器物为依据，考证史料正误的一种考据方法。
那么，胡适是怎么运用实用主义研究方法考证《红楼梦》，得出作者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的结论呢？
（甲戌本楔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