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一天，当你绝别故乡或者故国后，你也能多多少少理解李陵的悲愤。那是一个太遥远的故事，众口铄金，历代中国人的唾沫已将原本的血红漂洗成了黑色记忆。
　　如果说第一次悲剧是国家惨忍地抛弃了李陵，那么第二次悲剧就是中国人认可了国家的惨忍。国家或领袖永远是对的曾经是我们最坚定的信仰。

　　李陵的爷爷是著名飞将军李广，作为三代将门之子，李陵血液里流淌着杀场立功的灼热。
“天涯社区”有网友误读了李陵：“李陵最让人厌恶让人反感的地方不是他战败，也不是他投降，而是他毫无自知之明完全没有责任心！他就想着光耀自家门楣，就想着自己能出风头当主角，完全没想过他带出去的那是5000条人命！
”
　　我只能苦笑。因为这位网友可能一直沉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内战的动辄几十个师、上百万军队混战的大场面，而作为农业时代的西汉政府，能让李陵率领五千精兵作为偏师牵制敌人已经很够意思了，因为主帅李广利带的主力部队是三万人。
　　我再举个《汉书·李陵传》的一个例子，“武帝以为有李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地名）视地形，不见虏，还。”注意，这次李陵才带了八百人，深入敌方两千多里搞侦察，如按那位网友说法，李陵肯定也为了出风头不顾士兵性命。
　　让我告诉你，那次战役是汉武帝亲自部署的，《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李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分：牵制）匈奴兵。”李陵确实主动请缨了，但绝对不是为了以人血染自家的官位，他深知他亲手训练出的这支精兵多么宝贵，“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汉书·李陵传》）李陵绝不是瞎冒险，这只部队不仅物质充足，战术准备也十分充分，如以大车环围防敌骑冲击，以良弓劲弩近射以消耗敌人，提前放火烧苇草以使敌火到而自灭，北行寻敌三十天约一千里，所过山川地形还不忘记画成地图，让一位名叫陈步乐的人快马交给政府。
再让我告诉你：一直到拿破仑时代，军事侦察手段都极为有限；所以，打仗也靠直觉与运气！（我没有否定士兵的训练价值与将领的指挥才干）
　　再看几个例子，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分派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各带骑兵一万人，分四路主动出击匈奴。结果，李广遇到敌人主力而全军覆没，自己受伤被俘侥幸逃出；公孙敖也遇到了敌人主力，力战而大败，损失七千人；（又过了几年，公孙敖配合霍去病作战却迷了路，被撒职；不久，迷路悲剧又发生在配合卫青作战的李广身上，但李广不愿被处分，愤而自杀）公孙贺率军转了一两千里，一个兔子也没有找到，无功而返；只有卫青遇到是匈奴的二流人马，斩杀敌兵几百人并直捣龙城（匈奴祭天地祖先之地），还扛回了匈奴的祭天铜人，被汉武帝加封为关内侯。
　　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其名作《老将行》中客观明智地写道：“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jī）。”而他的《李陵咏》一诗，艺术性虽不强，但他理解李陵与苏武，比后来的只为皇帝着想的迂腐者强多了。

　　动动大脑想想吧，如果与士兵同生共死的李陵还不算英雄，那英雄的定义也过于狭隘了！
　　李陵的失败主因是没有得到增援，他们当时已经快退到汉朝边界了。好汉难敌四手！正是没有援兵，抗战名将张灵甫才死于山东孟良崮；正是有了增援，美军的陆战第一师才得以逃脱中国志愿军的全力合围。
　　李陵只有一个“污点”，那就是，他没有死，他投降了。
　　竟有人无耻地说“李陵投降一年之后，汉武帝才杀了他全家，这够仁义了。”请问：李陵的老母妻子真的应该去陪死吗？这种谬论，完全是“君主至上”、“国家至上”的延展！唐朝的白居易比你们更早就抛出让人心寒《汉将军李陵论》：
“汉武帝杀李陵全家，怎能叫违背道德呢？假如李陵死了，那肯定有追封有赏赐，更不会杀其亲人；其功劳足以名扬当时，名节足以流芳百世；忠、孝、智、勇，四种名声全有了，还可永垂不朽。……可惜啊，李陵没死，有失真正的君子风度。”
　　是的，你李陵怎么不死呢，你如果死了，国家的脸面保住了，你也一切都有了，你会被评为“汉朝烈士、优秀军人、五星级英雄、国之楷模、卫国战士”，你的家庭会被授予“优秀军烈属”母亲被授予“英雄妈妈”妻子被授予“光荣军嫂”的最高荣誉，逢年过节政府还会去你家慰问，可是你偏偏不死，你偏偏活着！你不死，什么都没有了！还落了个骂名，皇帝还替你背黑锅，你有失君子风度！
　　专制国家总是逼人去死！你活着是为我服务，你死是为我挣脸面，不为我服务而活着就是可耻就是罪人，有人不大理解外国政府为战俘授勋章，人家不为别的，只是表彰你为国出过力；这是对生命与人格的尊重。提倡英勇作战，同时也提倡保全自己。但中国的李陵没那么幸运。

　　对李陵表示了最大敬意的是敌人，单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陵，还封他为右校王，并为之修筑了汉式住宅。“匈奴人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他们对于自己战场上拼死搏杀的对手，往往抱有足够的尊敬。李陵的祖父李广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射杀匈奴骑士无数，当他陷入重围时，单于传令‘得李广必生致之’，才给了李广生还的机会。不仅如此，凡是勇敢的举动他们都敬佩。张骞率队出使西域，目的是联络西域人打击匈奴。匈奴人两次抓住他，让他在匈奴生活了十几年甚至还给他找了一位匈奴妻子。苏武持节不屈十九年，居然也有一位匈奴妻子陪伴。西汉历史上这两位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与他们的匈奴妻子都育有子息。”（莫久愚）
　　《汉书·李陵传》详细记载了李陵率五千部下力战伤亡殆尽最后投降的全过程，“一日五十万矢（箭）皆尽”足可以想象战斗的激烈程度。亲爱的读者，我建议你再从网络上读读日本作家中岛敦的历史小说《李陵》。
　　只要你也有“人”这个概念，你会为苏武在北海（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持节（用长竹竿做成的使节凭据）十九年而肃然起敬，也会为李陵苦战多日力穷箭尽而降、全家被杀无缘归乡而黯然泪下。
　　然而，国家的意志总会化为普通百姓的思想——“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汉书·李广传》）我初读此言，震惊得一时回不过神来，所有人都与李广、李陵划清了界线！原来如此！

虽然有唐朝民间的《李陵变文》可以代表百姓的某种情绪，（变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说唱文学），然而，评书《杨家将》更嚣张地把“忠君爱国”推向高潮，民间传说，杨业兵败突围无望后，一头撞死在“李陵碑”以示绝不投降，（杨业实为被俘绝食而死）从此，李陵就成了杨家将的反衬，被中国百姓顿足切齿而骂。还要多说一句，李陵并没有反戈一击报复故国，他确实率领匈奴骑兵与商丘成的汉军疲弱部队在自己兵败过且熟悉万分的浚稽山打过一仗，但后人估计他没有真正出力，因为他简单地失败了。
　　李陵事件，让历史在无意之间与司马迁、与苏武联在一起。
　　当年，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为反对“朝廷中老年愤青团体”，挺身而出为从没有任何私交的李陵辩护，最高领导汉武帝怀疑其讽刺自己用兵不当，将司马迁处以“阉割之刑”。
司马迁悲愤泣血，写下千古名文《报任安书》。
　　只要是经历过耻辱强加于身而又被无端嘲笑的人，都会理解《抱任安书》；同样，目睹过黑白颠倒、不公不正、善恶不清的人，都能读得懂李陵的《答苏武书》。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李陵也降于匈奴，于是，两个外国人成了朋友，李陵确实奉命去做过苏武的思想工作，希望苏武也能投降：“你的大哥苏嘉做奉车都尉，扶着皇帝的车驾下殿阶，折断了车辕，被定为大不敬的罪，自杀了。你弟弟孺卿跟随皇上去祭祀河东土神，骑马宦官与驸马争船，把驸马挤到河中淹死。宦官逃走，皇上命令你弟弟去追捕，他抓不到，因害怕而服毒自杀。你的母亲已去世，你的妻子已改嫁，你的两个妹妹、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孩，如今又过了十多年，生死不知。并且皇上年纪大了，法令随时变更，大臣无罪而全家被杀的有十几家，安危不可预料。你还打算为谁守节呢？”
　　苏武回答让人惊奇惊讶惊悚：“我兄弟三人都是皇帝的亲近之臣，常常愿意为朝廷牺牲一切。我现在得到牺牲自己以效忠国家的机会，即使受到斧钺和汤镬这样的极刑，也心甘情愿。大臣效忠君王，就像儿子效忠父亲，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更为出奇的是，苏武得知汉武帝的死讯，面向南方放声大哭，吐血，每天早晚哭吊，达几月之久。

　　国家有权力不反思自己对李陵的不公，却有能力将苏武塑造成民族英雄，虽然苦熬十九年回国的苏武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虽然不少“妨功害能之臣”都得到了实惠。
“苏武牧羊”从此成了民族骨气的象征，而“李陵悲歌”却不会成为民族自我反省的起点。中国有苏武庙（虽然面积不大且不出名）可以感怀，却没有李陵祠为其招魂。
　　那是“国”的时代、“君”的时代，而不是“法”的时代、“人”的时代。
　　对弱者、对少数者、对失败者的态度，最能显示一个国家或个人的良知。

　　苏武回国前，也同样做李陵的思想工作：皇帝早就换了，你可以回故国了。这同样遭到李陵的悲愤拒绝，于是，又一篇千古名文《答苏武书》诞生了。
　　汉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特地派遣李陵的陇西家乡故人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唤李陵回国。任立政代表政府再三表示：“请少卿（李陵的字）来归故乡，毋忧富贵。”我可以想象李陵的百感交集，沉淀十几年的酸辛苦辣一下子翻涌心头。
　　招唤来得太晚了，所有隔绝的情感都保质期；国家最初太过分了，即使犯错误也应该有良知底线。说到了最后，李陵绝决地吐出一句撼人心灵、掷地有金石之声的话：“丈夫不能再辱！”——是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受第二次侮辱！
　　我早年被迫留在匈奴异乡，已经是背叛与耻辱了；如果我再回去，岂不是第二次背叛与侮辱？我的爷爷李广当年正是因为不愿面对无理的法庭审判愤而自杀，我虽无爷爷的刚烈，耻辱之心却还在！我还回去吗？我再去面对世人的评头评足吗？我再向大家一一地解释当初的人性懦弱吗？我又何苦呢？我回不去了，况且，我真的不想回去了。故国、故乡、故人，请允许我不说“再见”。

　　苏武北海牧羊十九年，更多代表着国家的尊严，而李陵的“丈夫不能再辱”则是代表着个人的尊严、人个的选择——我无力挽回什么，但我有权不再失去什么；你当时可以侮辱我，但我以后绝不会再向你示好、示爱、示诚。这不是心胸狭窄这也不是固执古怪，这是尊严！我知道有人不理解，那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在意过别人的尊严与个人的尊严。
　　李陵这句话之所以不如豫让的“士为知己者死”出名，只在于，中国人习惯了付出与牺牲，却不习惯维护尊严。我自信理解“丈夫不能再辱”的内涵，我曾经为一位早已不是朋友的人写下这样几句词：“当年李陵挥泪，原不为封侯，男儿岂再辱，甘老荒丘。”
　　分别的时候到了，苏武该起程了，在大醉与热泪中，李陵高歌一曲自己的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这支歌，足可以让莎士比亚重写《哈姆莱物特》，在李陵身上，永远交织着家与国、人与乡、子与亲、名与义、生与死、荣与耻、刚与弱、情与理、心与身、留与走的抉择与质问。只是中国少了“人”的朝代，所以也就懒得思索李陵；而其实，忽视个人尊严的民族，也不会有长久的国家尊严。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辛弃疾• 贺新郎》）岂止只故人，故乡与故国，一并长绝矣！苏武走了，最后的联线也就自动断了。
　　《答苏武书》能让良知未泯的中国人想起许多许多的悲叹与现实：
　　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
　　且足下……丁年奉使，皓首而归，……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
　　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嗟乎！子卿（苏武的字）！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

　　只要还有不公、阴暗、暴行，中国人就不会忘记《报任安书》、《答苏武书》这样的千古名文；正如只要还有伤害、无助就有瞎子阿炳《二泉映月》的永恒存在。
　　我总是想：如果教材选了《苏武传》，也一定要随后选上《答苏武书》；苏武庙中也应该并立着他的朋友李陵的塑像，正如炎帝与黄帝身边，也应该站立着中华民族的另一个祖先：蚩尤。
　　那才是“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