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陵事件仅仅只是史公本人面上说的那样，朝臣颠倒黑白，明主不晓，他没救成李陵还搭上自己甚至家族的名誉，那么这件事对于他的影响就是致命的。即便有著述的信念在支撑，但在那么大的心理阴影和社会舆论压力下，他也是没办法安心在刘彻身边工作的。一边是要每天面对毁了自己一切的仇人，一边还得经常去面对过去的同僚，即便再擅长掩饰内心的情绪，在刘老板那样的老辣政客面前也有穿帮的时候。对于这样一种十分微妙的情况，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释是，史公本人是非常清楚李陵事件的前因后果的，就是因为清楚，所以才会有自己的取舍，也才能平心静气安安稳稳待在老板身边工作。只不过，这里面有太多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而且想在一份简单的书信里面说清楚，太难了。
说实话，李陵事件能看到的史料就那么多，真要讨论也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这里也就是结合以前看过的一些零碎史料的推想，有不到之处还请大家见谅。

至于腐刑是刘彻判的，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我本人比较倾向后者。想李陵家满门抄斩不就是因为李陵贪生怕死叛国投敌么，被打上李陵同党标签的史公如果这时候提出以腐刑代死的主张，老板会怎么看？那不也是贪生怕死、为了活命什么都能做得出来的无耻之徒一个么。即便刘老板没想到这个，以腐刑代死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是严重丧德行为，中书令不管怎么说也是皇帝贴身的内廷秘书长，这样的岗位怎么能用这样德行败坏的人？即便大臣们当面不敢说，私下的议论也是免不了的，但从任安敢请托其推贤进士，《盐铁论》里桑弘羊也不会堂而皇之引用他的话来辩论，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所以很可能的情况就是：老板心里什么都清楚，也知道他拿不出钱来免死，有意想留其一命。但为了给他长点教训，就做出了这样的判罚。所以史公后来的任命才没有大臣置言——他们又能说什么呢。
不过这里还是要补充一句，刘老板做这样的决定到未必是他思想有多龌龊，汉代的腐刑跟隋唐以后的腐刑还是有区别的，汉代的腐刑实施对象也不一定就是犯了淫刑的罪人，腐刑之所以被看作仅次于死刑的刑罚，全然是因为当时强烈的宗族观念。

李陵事件与其说一场冤案，还不如说是小人物在政治浪潮中一曲无可奈何的悲歌。李陵本身有错，老板有私心，史公误会了老板的意思，加上后来无端而来的假新闻，原本发生可能性极低的事件恰巧全部发生了，最终害惨了两个人。

我觉得似乎没那么复杂吧，野猪不是找人给李陵的家属看相嘛，司马迁的工作性质跟看相的也差不多，是不是顺便也问了司马迁一句，结果司马迁就越说越激动，偏巧文采又超级好。。。。。如果笨嘴拙舌的说两句，也未必碰到野猪的神经。。。。。。

个人觉得刘老板才不会在乎一个记事的跟班的死活的呢。如果拿不出钱又不想那啥，就只有死路一条!为何?因为他身边的人才太多了。死个吧，无关大局。太史公也并不是一贫如洗，可能也出了点钱，上下打点，就减死一等，以钱赎罪或者……

@qiansi5
我觉得老板挺在乎他的啊。《盐铁论》里面不是说吗，“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刑后没多久就被提拔了，还是比原先高得多的官职，怎么叫做不在乎呢。
我个人是觉得，他自己主动选择腐刑的几率不是很大。汉代的以腐代死不是自己愿意就行的，还必须统治者许之。前面曾经分析过，李陵全家满门抄斩的罪名是贪生怕死叛国投敌，如果这会被打上李陵同党标签的太史公提出以腐代死，刘老板会怎么想？又一个贪生怕死毫无廉耻之心的人。盛怒之下很可能的结果是连他一并砍了。此外，中书令是皇帝身边的要职，按照刘老板晚年敏感多疑的个性，他敢将这等胆小之人留在身边吗？将来要有人胁迫，这种人岂不是对老板所有的秘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况且以腐代死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严重失节的行为，即便老板不说，群臣私底下还是会有非议的。要是太史公名声真的十分不堪，试问桑弘羊怎么可能在盐铁会议上恭恭敬敬引用“司马子”的话？如果太史公真那么不堪，贤良文学反驳时是不是可以说得更加难听？
他给任安的信中曾经提过，不想受辱，就该在受辱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刑后的以死明节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宫刑是他自己选的，这句话放在这里其实是很突兀的。除非老板根本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等待他的不过就是一个即成事实。因为宫刑是老板判的，变相的还可以说是老板的恩赐，所以他没有寻死的权利。判罚已经执行，再去寻死又有何意义？说实话，看看他后来的火箭般提拔速度，我很怀疑刘彻早就算计好了。

嗯，在读报任安书的时候就有过疑惑，感觉其中关于李陵之祸的陈述有点语焉不详，似乎有什么关键信息不方便去讲，但又能让人感觉到这种隐衷感，现在一想，这其中不可告人的应该就是刘彻的帝王心术吧。他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也在人才价值和政治利益之间权衡矛盾，疑心又颇重，再加上当事人太过背运（然而这种倒霉真的纯属偶然吗？只怕李陵“真降门“的背后依旧有政敌操控因素），于是几番折腾下来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悲剧结局。

刘，李，司马三人都是极其典型的西汉人，流淌有先秦血液里原始粗犷的一面，冒险家精神，崇尚奇伟雄壮，然而又都有着天真莽撞的一面，所以才会有李陵之祸这种局面发生，所以吊诡之处就在于这三人看似对立，然而却被各自性格里的共通之处卷进了这场事件里。李陵和司马都才高自负追求立业，对官场政治不敏感，刘彻冲动尚奇，听闻五千士兵能战就“壮之”，放李陵深入敌境，然而又有着致命的多疑性格，在整个事件里表现得也很矛盾，然而他是帝王，有错误可以弹压下去，而那两位就只能做牺牲品了。

李陵的过错就在于在错误时机追求建功立业吧。当然，希望他并不是太子党（除了李禹这个线之外目前也没别的推测依据），否则他就算选择日后建功，也可能招来皇帝的猜忌。甚至可能当年刘彻也只是猜疑他是太子党而已，事后他经过公孙敖一事，意识到李陵根本就不是太子党，从而再次产生悔意，所以才火速提拔史公吧。

@zacaoqiuhu 李陵最大的过错倒不见得在于用兵，他的战绩也证明其步兵战术原本是相当成功的，只是没想到刘彻半途起疑撤走了他的后援，再加上被叛徒出卖，所以原本可以打赢的仗就这样输了。他的主要过错还是在于政治头脑差，不会看时机。只可惜倘若他不输掉这仗，其步兵精锐日后发挥价值，说不定还会为汉家开辟出以步战骑的新战术，对马匹也不那么依赖了。骑兵贵在机动性，但如果以强大的弩箭加以压制，则可从发挥农业民族的制造特长，以军工科技打败敌人。

刘彻因为自己的一系列失误已经丢了李陵，而史公的为人他又很清楚，大概事后也能意识到这家伙只是不会说话而已，杀之可惜，轻饶他又不可能，于是索性另出奇想，以宦者的身份将其回炉重造，收回利用，让他既能用文才继续服务于自己，又让他长些政治觉悟，变得不那么难用。可以想见刘彻后期对人才其实是相当渴求的，而史公的失误无意中反倒给了皇帝一个机会，也给了史公自己机会。
从后来情形看，刘彻并没有看错他，史公的后半生相对平稳，身居要职而不倒，很受信任，以致于巫蛊风暴后依旧平安地忙碌着，而史记的内涵也如楼主所言深刻了很多。他为人极其低调，以致于推举贤才的事情也推辞了，还让女儿嫁给了杨敞这样看似不符合他的英雄式审美，但确实是潜力股的人物，对于历史上的明哲保身之徒也不再一味鄙夷。很显然，他确实极具潜力和适应力。
所以在报任安书里发现他对李陵事件的描述还是有避讳的，没有点出刘彻真正的心思，有人说此信是史公对刘彻的诀别宣言书，但从上述事实来看，显然并非如此，他所未抒发的隐衷，不知还有多少呢。

@秋月照长城
就像层主说的，综合考量来看，太史公本人可能真是出任中书令一职的不二人选。李陵事件说明他朝中无党羽，对老板忠心耿耿，业务精湛淡薄名利，走哪再去找这么条件俱佳的中书令人选啊。至于书生意气不懂变通，那主要也是他前面的工作环境造成的，这一点可以后期慢慢改正。刘彻说不定还对他的安排非常满意：要不是他，史公就死路一条；即便史公在太史令的位子上面鞠躬尽瘁一辈子，也不会有后来的地位与尊荣。
不过，史公本人不会那么想吧。再高的地位与尊荣，也掩盖不了实际用工性质的不同。如果没有李陵之祸，他可以继续过悠闲的书斋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现在莫名其妙受了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追寻初心继续完成父亲的遗愿，转眼又被调到了老板身边。身份变了，工作环境也变了，还要继续频繁地去和过去的同僚打交道，那种尴尬可想而知。唯一可以感谢刘老板的，只能说，如果要站队，老板的圈子肯定最安全。如果老板不给他进入权力中枢的机会，他也不可能更深看到那些政治事件下的表现，体味到人性的复杂。
前面有位吧友说，李陵之祸并不复杂，无非史公因为说错了话而受了老板的惩罚，不过老板下手有点狠而已。从面上看，事实的发展的确如此，史公本人跟任安也是那么解释的。可如果仅仅就事论事，也就不可能从更深层次去把握事情的内涵，不能理解他后来的一些转变。他跟任安解释因为身份问题不能推举贤能，可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不需要吧。老板把他留身边是要他干活的，而不是专门给他提建议的。另外可能也是知道了，朝廷的事情绝非他原先所看到的那样，这里面的水太深，权衡之下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更多把注意力放到工作跟著述上面。当然，这也是老板喜闻乐见的。因而也有了后半生的平稳岁月。

楼主对“李陵事件”了解颇深，对于在此事件中牵涉到的人物内心的刻画也比较到位，只是对于司马迁遭受腐刑这件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没有考虑到，而且这个因素很隐秘，极难被人发现，因为任何史书都没有明说，但却是实实在在地留下了蛛丝马迹，即，《史记》没有长沙王吴芮的传记！而且长沙王吴芮在所有诸侯王中的口碑却是最好的，而其他诸侯王却都有传记。如果为开国十元帅写传，假设没有朱元帅的传记，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如果楼主将这个隐秘的因素考虑进去，也许会重新思考司马迁被处宫刑这件事。

@yangshepherd 我来帮你捋一捋为何大家不赞成你的话吧
①你的论点和想法不够具有权威性（这里的权威性并不指的是约定俗成的历史观，而是严密的逻辑联系）
②接刚才第一点，它逻辑性不强线索太少（难不成汉武帝是吴芮的粉丝？）司马没写的人物多了去了，而且就像我之前说的，武帝知不知道司马写史这件事还是个未知数呢，太史令的指责和司马本身希望的立春秋论你要分清楚呀
③观点太过于跳脱和主观——主观这东西是个好东西，你认为吴芮飞扬跋扈，你认为他忠，他值得被单独记载，可有的小伙伴就觉得他不值一文，这东西谁说都有道理，你不能用仅仅的一个主观理论让别人信服，understand？他必须具有客观性（即第一点的逻辑性）
④2000多年前的事啊兄弟，现在都9012年了，谁都说不准，就像刚才有人回复的——历史过了这么久，真真假假参吃不齐的太多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观点（和逻辑让人明白清晰的）却不能强加于别人信服，如果不能捋清思维而是继续用“我认为”，“你不觉得”这些主观词汇去辩论，别人只会觉得你stupid
Ps我还真不觉得汉武帝是单单因为司马为李陵说的那几句话把他入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