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沙排不是个好主意！这我从两脚接触到滚烫沙地的第一时间就领教了，不需要火辣的太阳、呼啸炸弹——如果那的确是颗球的话——和第三次倒地再来证明。
云雀精力充沛，而且并没有因为紫外线的照射被晒成铜色，只穿一条沙滩短裤的样子看起来像截牙膏。然而浑身疼痛却提醒我：离他远点，即使在他心情最好的时候。哇噢，又一球！
“你就不能……”我呸地吐掉嘴里的一口沙子，原地跳起来嚷，“轻一点吗？”
反击得不错，可惜力度不行，还助长了下一个回合里对手的攻势。云雀接住了它，残暴的起跳姿势像发射大炮——他在厨房里剁肉时肯定也是这么干的，偶买噶，助跑？——成全了我仰面朝天、欣赏这个无人海滩的小小愿望。
早知道我就该划掉的，把今早的糟糕行程。至少也该把“十点钟在黄金海岸冲浪”改写成“巨炮死亡之旅”，或者“沙排地狱”，我气喘吁吁地想。虽然云雀用他一贯好使的方法清场，让我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脱身，难得地享受了一下可怕的二人世界。
其中的一人还迈开腿，从我的脑顶跨过去，心安理得地说，“刚才你开摩托艇拉我去冲浪的时候，可没见你轻点。”
真记仇，我嘿嘿一笑，“你不是也玩得挺嗨的吗？”不算以70海里的时速冲上一个小山般的浪头，可那是风的错。
于是我被踢了一脚，云雀拿起一块软绵绵的毛巾擦汗，我仍仰躺在沙滩上，考虑着扑上去，和扑上去之后被暴打一顿的概率比。不过我的数学一直不好，这得到了几只飞来的海鸥的嘲笑。
我最终决定爬到阳伞下的躺椅上去。
云雀已经舒适地坐在那儿，喝着一杯调成了蓝色的鸡尾酒——那颜色类似厕清——我觉得我应该找把蒲扇，像埃及宫殿里的女仆那样，让伟大的法老凉快点。然后我改变主意，一屁股坐到他旁边去，拔掉他插在杯沿上的一片柠檬。
“有钱真好，”我嚼着那玩意儿，“当然没人更好，尤其是没有我们认识的人。”
“认识的人都在办公室里阴谋陷害我们呢。”云雀闭目养神，他一直有一套波澜不惊的本事，可以在见人与见鬼之间自由发挥。
我摊开两手，一只伸向他结实的大腿，另一只朝着杯沿上的另一片柠檬，“是教训得还不够吗？”
“的确不够，”他这么说着，在那两只爪子上分别打了一下，“所以今天要主动出击，到老虎的嘴巴里逛一逛，把它的牙齿拔下来。”
说得好像是去楼下打个酱油啥的，我嗤嗤地笑起来，“查账是好方法，而且你很擅长，但要到一个黑手党大佬的家里去查……”
“就得改变立场了。”他从杯子底下变出一张纸，冲我抖了抖。
我的天，是国家税务局的代理证明！天知道他不把那些卑鄙的胖子给挤出几桶油来，是怎么弄到手的。
现在柠檬滑进了云雀的嘴里，马上要肝胆俱裂了，他还一点一点地咬着它说，“首先，我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指出他公司的账目漏洞，这足以让他因为逃税——不管是不是真逃了——坐五到十年的牢，然后我收费告诉他，常规的下一步做法是，国税局会冻结他的资金账户，停止他进行股票交易，再拿他的房子去给银行抵押。而我——不管他再给我多少钱——可能会找一些人站出来指证，比如请他的合伙人来证明他的贪婪，员工来证明他的吝啬，也许还会请他老婆来证明阳痿。那么，他就货真价实地完了，还会虚心地接受教训，下一次再找我麻烦时——如果他还有这个胆量的话——不要扯上你。”
专业的分析加残酷料理，我要打心眼儿里对那个不小心得罪了云雀恭弥——其实只是犯了个小错误，由于佣金付得太多而感到不快，因此把代云雀过去拿钱的我当成他请来避税、但狮子大开口的狗屎律师，叫人拿机关枪疯狂扫射，而我还没死——的黑手党大佬表示同情。因为我知道，云雀总能找到合适的手段，以及人选，尤其在被人惹毛之后。
他知道那些人想要什么，害怕什么，接着就告诉他们该怎样得到，还有如何避免。
我突然想起了在礼拜日的学校里学过的一个跟他很像的人，他的名字叫撒旦。我顿时乐不可支，眨巴着眼睛说，“你这是保护过度吗？”
云雀听了连眉都不皱，冷酷地回我，“是报复，”末了还加上一句，“适度。”
得了，再说下去我可就要吻他了！
还好他从容地站起身，没给我机会。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到计分板前，在我可怜的战绩下又画了个叉，只觉得之前听到的、赔我的精神损失费，今早去旅行什么的，完全是个骗局，更不用提说好的——好吧，并没有说好——日光浴和沙滩野合了。
云雀此时已穿上衣服——皮鞋，平光镜，干练的西装，正在给手下打电话，准备去屠宰场。估计再过几分钟，我就会听到螺旋桨噗噗的声音，然后看着他坐上直升机，到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去大杀特杀。
哎唷，人心惶惶啊。
我只好在暖暖的光下站着，等那个强盗——他不幸还是个土豪——走向我，耀眼到炫目地对我说，“等我回来，比赛继续。”
这还真让人……
我不满地笑出声，试图扳回一城，“是等你回来，以情人的身份来见我。”

（Ⅱ）
星期五那天，我就告诉过云雀恭弥，伸缩梯和鸡毛掸子是不可能解决书架落灰的问题的，除非他雇一组熟练的家政人员——人数大约在二十个——24小时在他的棒球场……书房里爬上爬下，那么，他还有可能赶在周末结束、那些人累死之前办好这件事。
而这个建议的结果是，眼下我一个人哆哆嗦嗦地趴在十几英尺高的梯子上，头戴防尘帽——它还有个愚蠢的凤梨图案，应该是出自云雀的兴趣——脚踩橡胶靴，看起来像根受伤的大拇指。
也许现在就朝着底下大喊大叫，宣布“我不干了”是个极好的选择，然而上方空气稀薄，为了继续喘气儿，以及过一会儿还能正常地说话，我明智地闭上嘴，不去计较云雀说了会帮忙，然后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只乳白色的小沙发里，边喝茶边整理文件，看都不看我一眼的卑劣行径。
反正，他每次说帮忙的时候都是我忙，他负责发表意见，或者随便我忙。估计每个傻乎乎的伴侣都是这么带着过多的信任踏入感情陷阱、还为此表现得哑口无言的。我再次颤巍巍地伸出手，把鸡毛掸子捅向一个神秘的地方——我难道没在那里面藏过小黄盘吗？
不幸，当然没有。云雀的书架上摆满了法学方面的书，大部头的法典和案件实录，还有关于指纹鉴别、遗传密码、创伤及武器类的书。四处可闻的犯罪气味，加上讽刺哲学和……准得是留给我用的菜谱，一切构成了他壮观的图书森林，我不过是参天巨树下的小蘑菇罢了。
还有人对这可怜的蘑菇说，“左边也擦干净，别偷懒。”
妈妈，他是用哪只眼睛看见的？不过，很好，今天的晚饭就吃麻婆豆腐了，按照刚才那本菜谱的第39页做！我七窍生烟地想。
那一页上写着超辣水煮鱼的做法，只吃一口就死定了，嘿。
血量回满，我清了清嗓子，愉快地说，“左边吗？好的，昨天那个‘企业家’的委托怎么样了？”
这么问多少有点找麻烦的意思，因为搜集情报、给云雀提供第三方信息是我的工作，但这里不包括作出判断，过滤客户，甚至把情报扣下，所以摆在云雀面前的资料经常是指向一位位高权重，心眼儿不好，还特别有钱的阔佬的。
而我从不管他接受、或拒绝谁的委托。一来，大律师早已习惯了各路人马对他的垂涎，二来，他至少有50种客气或不客气的方法对付他们。尽管他偶尔会视心情而定，参与一场危机四伏的冒险。
事实上，几天前我就亲自去警察局接过他，原因是他的委托人的脑袋被人开枪打碎。他们当时正坐在一起，在一家高档餐厅吃饭，而且当一个目瞪口呆的警察赶到现场，问“上帝啊，他的头哪儿去了？”的时候，云雀平静地答，“在我的领带上。”
虽然那件事之后解决了，以一种让人后悔被生出来的方法，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周期性发作的毛病会使他很快地卷入下一次麻烦，就像我每隔几分钟就会忍不住想掐死他那样。
云雀果然不慌不忙地说，“我接了。”
接你个头！你应该把屁股从沙发上挪开，到书架的下面来接一下我！
我慢吞吞地从梯子上爬下来，走到他面前，抓起小玻璃桌上的苏打水猛灌了一口，“既然如此，需要我准备晚餐吗？”
“麻婆豆腐？”云雀仍盯着手里的资料，“菜谱第39页的那种做法？”
“也可以换一种。”我低头看了下自己的肚子，那里并没有开了个大洞，爬满蛔虫。
“说来听听。”
“我。”
“又是这个？昨天我已经吃过了。”
“今晚我会加上奶油的。”
“还有樱桃，别忘啊。”
辛勤劳动的鼓励奖，云雀没有反对我坐上他的大腿，还扯了下我图案愚蠢的头巾。我自暴自弃地搂住他的脖子，深深叹了口气，“我还是给家政打电话吧，钱由我来出。”
“顺便叫他们把客厅也扫了，”云雀威风地嘱咐，“钱你出”。
哎唷，上个月他还送给我一艘游艇呢，我真搞不懂他对家用支出这一块是怎么想的。
我只能客观地评价，“好吧，大律师，你赢了。”
云雀扔下了资料反驳，“你才是胜利者。”
“胜利？我赢得了什么？”
“全部。”
“我觉得我失去了所有。”
“这正是你赢得的东西。”
说这话时他直直地看着我，坦然的微笑被光芒照亮，再下面的那条领带有点眼熟，似乎是脑浆事件之后，我拉着他逛街买的地摊货。
完美地毁掉了整件衬衫。
而我突然感到了坐立难安，肩膀一颤，便笑了起来。

（Ⅲ）
五月里明媚的一天，云雀说要给新船试水，便点名了冲浪板、钓鱼设备、食物和我一起陪同，从一个人烟稀少的码头出发，向神秘的大西洋海域挺进。
这艘后来被我命名为“葡萄多多”号——云雀曾提议叫“凤梨多多”，猜拳是我赢了——的游艇长约45英尺，由玻璃钢打造，配备完善的家用、娱乐设施，还有一个风骚的加长型钓鱼甲板。舷内机与自动导航功能则取代了船员，并让我猛然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排在大律师那份奴役名单的最后，不是因为压轴出场，而是的确无关紧要。说白了也就是五等奖，超市购物的消费安慰，一包湿纸巾。
虽然这船是美名其曰要送给我，还无需缴税的。而且我估计，云雀一个子儿也没掏，是否又抓住了哪位大佬的把柄无从考证，反正我暗中祈祷，希望我们出海游玩的时候，不要被直升机上的航炮射成蜂窝。
云雀自己倒很轻松，穿一件印有小黄鸡的白色T恤在阳伞下躺着，墨镜的造型帅炸天际。不用长眼睛都看得出，这个人今天过得比我好多了，我甚至敢打赌，他从没有把哈密瓜切成六瓣，三瓣喂鱼，三瓣打脸的精神需求，尤其是被指挥着将摩托艇搬到甲板上，好像在使劲儿地搬动一头牛，累得手脚发软之后。
我笑容满面，看上去绝对真诚，把切好的哈密瓜装盘，送到他面前。云雀看了一眼，准确地挑出三瓣，随手扔进大海。
妈妈，他到底是怎么知道，哪些是被我舔了的呢？
不仅如此，他还戳起一瓣，在我的鼻子底下惬意地摇晃着，说，“冰过的，果然好吃。”
我开始阴郁地计算，在海上暴尸要多久才能被救援人员发现。当然，是我的尸体，因为我拿哈密瓜打了云雀，没打过，就被他宰了。
然后我换了种态度说，“我再去切一个。”
“还有火龙果，”这位祖宗补充道，“把皮剥干净。”
这将是美好的一天，就像每个家庭主妇在面对乱成一锅粥的客厅时所暗示自己的那样：我得打起精神来。
又过了一会儿，我们享受着大海的气息，观赏远处壮观的地平线，或许还有幻想中的金色城堡，坐在甲板上吃喝起来。豪华游艇的好处之一就是，你想在船上搞大型烧烤也没问题——只要别把自己烤了——所以我们的午餐是汉堡、薯条、香肠三明治。没一样健康食品，但云雀很满意，我暂时不用担心被扔进油锅里炸了，代替肉丸子。
饭后，我们还摊开钓具，准备朝肥美的大青鱼下手，给晚餐加点料。可这时悲剧却发生了，疯狂的六道骸无法对鲱鱼罐头所做成的饵表示满意，非要从冰箱里掏出一整只鸡——多半认为，不能一直处于下风，要给云雀露两手——把更粗的钓竿和更沉的线轴往背后一甩，扬言要钓上一条灰鲭鲨来。
结果它还真来了。
大约有200磅重的鱼肉蹿出水面，拉弯了用铜丝连接着钓钩的鱼竿。“葡萄多多”号上却没有一张像样的斗鱼椅——我真不敢相信没有，以它的奢侈程度——于是我只能跪在甲板上，用膝盖顶着船舷跟鲨鱼角力。
线轴疯狂地旋转，瞬间拽走了所有钓线，这**的力量几乎能把游艇拖走，我只能死扯着钓竿闭上嘴巴，以免在需要大喊救命时虚脱无力。
云雀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他已经钓上了两条青鱼，看我用逐渐变形的动作朝他扭过头来、并痛苦地保持微笑的样子像看一头狗熊，正拿树干猛蹭屁股上一块够不着的痒处的那种。然后他开口说，“罗兹福的那件事，我想问问你。”
又要谈工作吗？我憋住了一个屁，天知道再这么继续下去，会不会蹦出屎。而且云雀的意思明显是：回答得好，就考虑把你拉上来。不好，你就下去。
“罗兹福？”我牙齿紧咬，发出了两个音节，就像读“卢的裤腰带”一样，“想问他为什么不再缠着你，要求避税了？”
“简洁地说。”
“因为他的裤腰带……”哎嘿，还真是裤腰带，“不太紧，被我发现他跟好几个不是他老婆的女人有染，有些还有点身份。”
“你就拿这个威胁他了？”
“对，照片还复印了十二份，打算每个月寄他一份，免得他老年痴呆，突然有哪天忘了自己的这件丑事，再去找你。”
“办得不错。”
“跟你学的。”
“我可没教过你跟鲨鱼较劲。”
事关男人的面子问题，就算死我也不能现在放手。然而双手跟双腿紧夹着鱼竿，体力就快透支的狼狈状态，却让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云雀见状也不再说话，起身绕到我身后去，摁下了船舷上的一个按钮。
我马上知道了为什么，“葡萄多多”号上根本就不用配备斗鱼椅了。巨大的捕鱼夹在我惊讶和愤怒的目光中落入水中，一分钟不到，就解决了差点要了我小命的那个问题。
鲨鱼被轻松地捕获了，云雀拍了拍我的肩膀，居高临下道，“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要运用。顺说，今晚的烤鲨鱼要七分熟。”
可惜我已经没有力气跳起来，狠狠堵他的嘴了。
我在午后的毒辣的阳光下瘫着，惶惶进入梦乡。

（Ⅳ）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亲爱的，你想先听哪个？”
“一起。”
“好吧，今天是星期日，可天气热得要死。”
“你已经睡够了三个小时。”
“但并不足以应付接下来的大半天。”
“用不了那么久。”
“那就是非常久。”
“五分钟。”
“让我洗脸刷牙，然后冲进你车子里的时间吗？”
“不，是你生命倒数计时的时间，如果你再不闭嘴。”
起床很不顺利，黏糊在一起的眼皮和迟钝的思路告诉我，今天不适合与大律师出去。尽管他衣着得体，神采奕奕，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熬了整夜在办公桌上，高效地为他客户的房地产公司、神秘海产进口生意和玩具公司合并收入报表的样子。
我很后悔在星期五尚未结束的时候，把一位富有但苦恼的老先生介绍给云雀当客户，让他彻底卷入一场丑恶的财产纷争，在翻滚着家族血统的大锅里和十二三个继承人不停地过招，最后还把他们一一斩下马。
虽然我心里清楚，他挺喜欢这样的游戏，不是指导安详的老太太怎样把遗产按部就班地分出去，也不是告诉对方，要把家里的混小子从继承人名单上剔除该怎么操作。他喜欢集中精神、付诸努力地工作和胜利，就像瞄准了目标的拳击手那样，那个倒霉的家伙还得结实点，别太不堪一击。
所以从星期五到星期日的整个早上，大律师的办公室变成了战场。他马不停蹄，持续在不同的房间里会见不同的人，这样就可以避免双方怒目相向或拳脚相加。而且这方法很奏效，他以此解决过许多税务方面的麻烦，还有一些遗产方面的竞争。
唯一、但并不重要的问题只有，我得被迫跟着他加班。干的还都些暗地里的活计，像是骇客进某些人的电脑，获取海外账户密码、丑闻，及其他任何能起到任何作用的东西，好使谈判朝顺利的方向发展。
他知道我一向有这方面的本事，而被他知道的结果，就是无条件地在榨汁机上流尽最后的血。然后看着他走进屋去，走向被捏住了脖子的对手，打出完美的拳头。
就像我知道他喜欢那样，他也知道我。
我只是喜欢他。
以及，经常有点恨他。
尤其在只睡了三个小时、眼皮疯狂打架、还必须得出门的情况下。
云雀平静地看着我，和他的手表。我像被驴子踢了一脚似的跳起来，这就是上帝所安排的星期日，简直好极了。
五分钟之后，大律师和他头顶着一间茅草屋的合伙人坐上了车子，沿海前往市区。
路上我并没问他，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一来我太困了，二来，跟云雀一起，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永远不会知道确切的地点在哪里。
生活该充满惊喜。
可能还有点惊吓，我不是很确定。
我们耗费了宝贵的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一处海滨餐馆停了下来。它有个景色优美的院子，空气中飘荡着玫瑰和金银花的香气，我看到一只大蝴蝶正在到处寻找落脚的地方，人们站在外面，喝着酒，观赏海面上闪烁的阳光，还有停泊在港口里的各种船只。真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也许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船上的乘客们就是这种感觉。
总之，我被一个笑起来有酒窝的小姑娘请进门去，在一个舒适的座位上莫名其妙地坐下。云雀拒绝了menu，只冲管事的点点头，一只扣着银色罩子的瓷盘就被送到了我的眼前。
可口大餐还是一把枪呢？我开始感兴趣了，但云雀摁着它，不让我的好奇心得到满足。
“工钱，”他说，“但不是这两天的。”
当然也不可能是过去几年的。没有人比大律师更懂法了，包括劳工法，所以他清楚该如何利用，也知道该怎么破坏它，我无助地耸了耸肩。
“只要别是下一个星期天的。”
“这么不想在周日陪我吗？”
“想，前提是你，不是工作。”
“这两者有区别？”
见鬼，他怎么不去问问口香糖和保险套的区别呢？
我猛地把罩子掀开。
然后傻了眼。
里面是薄薄的一张地契，还有一串钥匙。这个瞬间我已经拥有了整个餐馆，也许还有它外面的院子和海。
大律师拄着下颌，安稳地看过来，“归你了。”
我突然发现，也不记得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我们曾路过这家餐馆，我说它景色很漂亮，值得买下来。但如果这就是云雀愿意连夜加班，并从委托人的财产中支取的一部分佣金的话……
我的心开始拼命地跳起来。
好半天，才抓住他那只手，心有余悸地说，“这个，才应该归我。”
后者闻言，懒懒打了个呵欠，只说了句开车送他回家。
果真是完美的拳头，直接打脸上。
不过，我的恨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的心根本就盛不下。
那里的爱呢，就更别说了。

（Ⅴ）
约莫是上午十点钟，我从一个不太像话的梦里醒来。它走路的姿势优美，不过脚步匆匆，有点像惊鸿一瞥的地铁过客。
内容我没印象了，但也许和云雀有点关系，因为皱起眉让微笑告诉我，这表情还不算太糟糕，至少比没有强。
然后我开始努力思考，今天是星期几，昨天我干了什么，还有什么没干，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分别是什么。嘿，估计所有由于熬夜而出现大脑短路问题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惩罚：密密麻麻的记忆像玻璃珠在地板上东蹦西跳，而洒了它的人十分痛苦，不知该从何捡起。
所以我足足花了一刻钟，才把脑袋里的螺丝全拧上，在两眼之间的文档上缓慢到不行地写——对啦，大律师出差去了，人不在。还有，工作我星期四就做完了，因此今天是星期五，我可以像个电视懒虫一样在沙发上瘫一天，或者学学疯子和傻子的混合体冲向机场，赶在周末到来之前，从时间的手里抢回我最最心爱的那个。
家人，情人，合伙人，还有该死的发脾气终结者。
我的脾气的确是早熄火了，可能由工作和云雀造成，他们需要一个彬彬有礼、把神经病和情绪化都治好了的我。
尽管当药和医生都不在的情况下，我多少有种上房揭瓦、要不就裸奔到街上的倾向。
这可是人类的动物本性。
我应该毫不脸红地回想起，昨晚结束了工作后、我是怎样疯狂地打开冰箱，暴饮暴食，把合胃口的东西全塞进嘴巴里，然后留下一堆乱糟糟的罐头盒、包装纸和啃了半拉的水果的。食欲满足后，我又是怎样拿三支葡萄酒和彻夜未关的文艺片来打发精神裂缝的。其间好像还出去了一趟——穿着衣服呢——到门外去找一个长得挺像云雀的精灵。
我喝太多了。
不过我喜欢幻觉，尤其当它偶尔像云雀的时候。
虽然我不打算再喝酒了，也不想睡过去。如果我现在做梦的话，我只会梦到狗。凶神恶煞的一大群，在梦境的深处追着我。
人在有什么该做、或想做的事没做之时，总能看到这个。
我只是不知道，它暗示的是做，还是不做。
我只是不想做。
又不是初恋的年纪了，见不到这才几天，过好自己的得了。难不成还都像文艺片演的，用一眼去喜欢上一个人，一心去爱他，再用一辈子想念他吗？
哎唷，别想。
我爱你的确是真心话，但告诉你就变成了大冒险。我穿过起居室，来到餐厅，那里摆放着餐具柜，一块很大的鹅肝正从盘子里往外渗着肥油，旁边的大罐子里装着还算说得过去的牛肉干儿，但没装奇迹，我得去街上解决我的午餐了。
因为床太大，电视太吵，手表停了，让时间拥堵在下水道。而我饿了，希望在意识到这一切之前把自己填饱。
于是沙地上的沿海餐厅成了我为数不多的选择。我像个傻乎乎的游客那样穿得花花绿绿，踢踏着人字拖，从脸颊的两侧喷出热气，来到一条因住了太久、走得太多，所以有些烦人的老街上。
三天前，云雀就是从这里走的，我开车送的他。那时我们还在讨论日程、客户、报表，所有和我们俩无关、却又把我们困在一起的东西。末了，我尝试着说了些讨厌的话，像是旅途愉快，记得带纪念品回来，还抛了个轻浮的吻。不过并没有被踢到小腿要求闭嘴，也许是大律师太清楚，我经常在停止呼吸和说话之前错过纠正自己错误——这么说我做对过什么吗？——的机会。
他已经很久不踢我了，尽管我依然结实，故意把骨密度的检查报告塞到他鼻子底下。
尽管，我还没准备好道别，就已经在同他道别了。
我最终在餐馆旁边的花店里买了束花。
因为觉得这街道颜色太浅，自己的穿着也不够鲜艳，没什么值得点燃平凡的一天，我不如掉过头回家去，啃我的牛肉干儿呢。
然而转眼之间，奇迹却出现了，就在我对面儿。
我看到一个人从街拐角走下车来，没有行李，也不看我，直接支付了大额小费。可每当他迈腿走近一步，空气就越灼热，道路的颜色就越鲜明，而等他走到我跟前，城已是万紫千红了。什么花，什么火，什么缤纷厉害的都有，倒显得我怀里的乱糟糟，根本拿不出手。
云雀看上去有点儿困，但并没揉眼睛，他一把拿过我手里的花，甩到肩膀上，又十分自然地伸出手，把另一条胳膊也递过来，搭在我肩上。
“这算什么啊，倒时差？”我忍不住笑，以掩盖可怕的心惊肉跳。
“纪念品呗。”他回答，边与我并肩走着。
幸好是这样，我不用因为脚软而摔进时装店、砸烂它亮晶晶的玻璃橱窗了。
我只是有点儿口干舌燥，便继续犯错误，“提前回来也不说一声？”
果然，肩膀被捏了下，“你不是想我吗？”
就这突如其来的轻轻一捏，真不亚于叫我闭嘴的一脚啊。
我半天才缓过来，忙着去搂住他的腰，嘿嘿直笑，“那中午吃什么，我还是牛肉干儿？”
“都不要，”大律师残忍地答，“我订了米其林餐厅的招牌菜。”
双人。
好吧，他没有说，我最好别问。
我只听见一个甩着满头金色发辫跑过去、融入到颜色快要爆炸的街头的小姑娘在唱，“如果要拿走我的心，请还给我你的爱。”
如果要拿走我的心，请还给我你的爱。
云雀的确是这么做的。

（Ⅵ）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这两句话可能还算完善地概括了情侣间有关于短期不见面的思念、以及天天见面所产生的压抑状态，不过我实话实说，真不足以描述我现在的心情。
现在我站在门外，院子里一条羊肠小道的尽头，砖红色报箱的前面，手里拿着今日早报、乱七八糟的产品宣传单，和一份——我再次眨巴了下眼，没看错——白纸黑字的恐吓信。
提早一天回家的大律师刚刚起床，拒绝了我诚恳的晨练邀请——虽说我提议我们该只穿鞋子、不穿裤子是我不对，而且作为对我那不光彩的目的的惩罚，我连鞋都没得可穿——正坐在户外餐桌前，给新烤出来的面包片抹黄油呢，所以并不关心我的脸色是什么样子。我看到蜜蜂和蝴蝶都围着他，又都不敢靠近，只觉得这画面贴切极了。
蛰还是吻呢？
这是个问题。
我往肺里灌了一大口气，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把那张纸放在了桌子上，“不解释一下吗，亲爱的？”
“又不是第一次了。”他从面包片的后面回答我，免得我过早发现，他的眼神在说“你是个傻瓜。”
很好，我直接抢过它塞进了嘴巴，咔吧咔吧地嚼起来，“的确并不是第一次，上次他们往里面扔了个炸弹，嘣！报箱和我的鞋全上天了。”
“然后我给你买了Asics限量版。”云雀开始抹第二片。时间真是个可怕的东西，我甚至想不起来，他上次对我发火是哪一年。
当然我也很久不对他发火了，因为他总能找到合适的地点，在合适的时间做恰当的事，远不止上床和送礼物这么简单。我接过他抹好的第二片，险些在甜滋滋的口感里找不回自己的舌头，嘟囔道，“我可是差点儿赔了双脚。”
这也是过去整整十年，我每天都求大律师去弄条狗来，无果，便养成了晨练习惯的原因。结果你们都看到了，我成了他的狗，而且干的活儿比打滚儿卖萌、叼拖鞋和拿报纸要多多了。
云雀抓起了那张纸——它材质不错，说不定来自某个庞大的跨国企业——心不在焉地说，“这点儿程度还不足为惧。”
虽然我觉得他每次翘着腿这么说的时候，都有人会倒大霉的。如我所见，他很招虫子，无论是蜜蜂，还是蝴蝶。
我耸耸肩，在运动短裤上擦了擦手，“需要我查清楚吗？”
大律师吸了口柳橙汁，“我心里有谱。”
“那可以别做得那么离谱吗？”
“放心，不会影响到周日的野餐。”
真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是“有人活不到周日了”，还是“我们周日要外出野餐”，反正我记得明天的日程表上，这两项都没有。
不过，如果大律师的日程表上突然写道：XXX需要在本月4号消失，还有当天去野餐的话，我最好赶紧准备。
不管以哪种身份。
尽管我特别想建议他，现在就和我一起到楼上去，观看《教父》第四部——星期日的神秘谋杀案，哈哈。
我也拿起面包片抹了起来。
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遭遇一个在早餐结束之后、就被排除在外的冷酷局面。因为经验告诉我：加入比卷入更安全，大律师是海潮，而我只是一根小树枝。所以对我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浮在水面上。
于是我边抹边问，“一会儿，你要带几号公事包？”
我通常可以根据这些包里的工具判断出来，他要以什么样的法子去对付什么样的人，虽说细节经常不准，我往往难以想象。
“嗯，3号吧，5号也有可能，”云雀愉快地卖关子，“你果酱抹太多了。”
噢，我的确挖了一大勺红乎乎的东西，慢吞吞地抹在面包片上，有拖延早餐时间的嫌疑。接着我无辜地看着他，“那就选3号吧，再来点儿黄油吗？”
据我所知，号码越大的威力就越强。上次大律师使用了8号，帮一位地区检察官消灭了常年盘踞在商业街上的黑恶势力。原因我后来才发现，是因为那些人频繁地勒索保护费，逼得云雀常年光顾的某家小面馆几乎倒闭，不仅面做的味道大不如前，连卫生都搞不起了。
大律师表面不动声色，私下手脚可没闲着，跟当地的银行家通了个气儿，拨了笔条件诱人的贷款给黑手党，然后又联合欺诈师，一个子儿不剩地给骗回去——大概还多骗了不老少——最后等对方因资金问题走投无路，就重拾律师身份，把来自刑法渠道的检察官推荐过去，劝他们以招认换取免罪——包括财务的方面——就这么钓起了一大串鱼。
事后我还好奇地问过他，无利可图，干吗要主持正义。结果他一语道破天机，微笑着对我说，这可不是正义，是洁癖。
得，那我就只能推荐3号了，出于内心仅剩的人道主义。
云雀已经吃完面包片——那上面涂满了果酱黄油，可怕的高能量和容忍与爱——稀疏平常地站起身来。我知道穿上鞋，去给他暖车的时间到了，可是天气真好，阳光璀璨，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秒。
心依然在砰砰跳。

（Ⅶ）
工作结束后的晚餐在压抑的气氛里进行。
虽然菜色看着不错，至少比不久之前，由一位黑手党老大提供的下午茶要顺眼得多。
我尽管对“好意”蛋糕和“人情”甜饼不感兴趣，肠胃也受不了黑麦肝泥香肠和芥菜做成的三明治，但还是吃了一点儿有几粒神秘肉丝的土豆色拉。
坐在我身旁的大律师也吃了点儿，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充分地尊重了意大利人对饮食文化的重视，还是觉得那盘像屎一样的东西的确能吃。他可是个非常挑剔的人，会把稍微凉掉的顶级神户牛排扔进垃圾桶里。
这也足以让我意识到，今天下午以“朋友”的身份邀请、并在一位知名律师——如果他没有深厚的身份背景，或豁出自己前途的勇气和决心——绝不该出现的地方款待他的那位先生，是个出乎我的意料、而我还不能对此表示惊奇的棘手角色。
成排的手下毕恭毕敬称呼他为“Boss”、“Dino先生”或“加百洛涅老爷”，而他的长相即使以男人的视角来看，也算得上值得信赖和富有魅力。
因此我狭隘地认为，这个温文尔雅、派头十足的家伙应该跟电视广告和媒体打交道，而不是在戒备森严的别墅里跟大律师友好地约谈，并使后者身边的喽啰笑容满面，显得不那么痛快，像屁股上扎了根刺似的，只想跳起来把他们家的大理石宫殿掀翻。
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方面我永远不够成熟，只能最低限度地确保在得罪了对方之后，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尤其是云雀涉及其中的时候。
我往往会保持不动声色，或假装无动于衷，再暗地里搞些什么手脚。因为我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也擅长以公谋私，以及做坏事不被抓到。
但云雀从不会利用这点。
即使他经常把我、我的才华和身体使唤得几乎散架。
也许他不屑于利用感情，也不准我就这么被利用。
尽管我依然得嚼着盘像屎一样的东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我的耳朵无法接收的波段里谈话。明明说着些平常的事，却让我联想到某种权利的分配。比如，Dino，你负责毒品、卖淫和高利贷，我则掌管赌博、敲诈勒索、从机场和港口偷东西。
是我的话，就会建议他们这样子分配的。
可能因为这位加百洛涅老爷看上去十分精明，在确定该杀谁，和什么时候下手的时候特别有耐心，也特别小心。
可以成为大律师这个坚强后盾手里的茅。
而云雀一向喜欢跟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人保持某种关系，我不过是距离他最近的那个，如果不
拼命划水，就会被疾风和劲浪推开。
不管怎么说，我再次把眼光锁定到加百洛涅老爷的身上，承认他是个很难打发的人。个性是说话从不带不字，特别是他认为他在帮你一个忙，而你又愚蠢得没有发现的时候。而且，他在帮人的同时从来也不会忘记给自己带来方便，一旦抓住机会，就会提一下他对你的帮助，并诚恳地要求你给于回报，就像极地探险家在通往北极的路上要沿途存放口粮，防止日后的某天会需要食物。
那就是他的人情，他迟早会找上门，而所有的人都最好按他说的做。
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是个黑手党，只不过用风趣的谈吐和人格魅力掩饰了权利者的心。
还掩饰得相当优雅。
这也是我跟着大律师结束这次造访，开车碾上一段铺得很好，但我宁愿那上面坑坑洼洼的道路之时感到闷闷不乐的原因。
我一点儿也不想他答应那个伪君子的诚挚邀请，仅仅在财产分割的方面帮他一个小忙。因为最终会溺死在水里的人，水性往往是最好的。
虽然我从不担心他浮不上来。
我只是不想再沉下去。
我自己。
早已深陷泥潭。
那个泥潭还把我拉向了更深的地方，让我无法找到自己。
大律师戳起了一只海鲜虾卷，扔到我盘子里来，埋头对付着一段鳕鱼说，“明天早上九点，比利佛金山酒店。”
那是我们在商讨第二天的早饭的时候，并没有事先谈好的地点。
我不小心把餐刀在盘子上磕了一下，不知道云雀这话的意思，是不会再接受加百洛涅老爷的邀请，还是正在邀请我。
我嘴里塞满了多肉的虾卷，几乎说不出话来。
然后在咽下去的动作里微微一笑，从桌底下伸脚蹭了他。
不管是不是找死的，此处该有情调。

（Ⅷ）
我在州立监狱坐牢的那段日子——唔，天数大约要从左手的拇指扳到右脚小指——云雀一次也没来探过监。
他是个绝顶忙碌的人，经常被工作，继续工作，和为了不断工作而交换的浅眠夺走。唯一能像个恋人留在我身边的时候，也许还要从心不在焉的做爱中扣掉五分之三。
倒不是由于我们在讨论没完没了的案情，或永远不按计划实施的上一步和下一步是怎么做的，而是云雀自己——噢，我本以为他就是一只鸟，给他一棵树便不会总飞向天空，后来才在惨痛的教训里明白，燕雀之躯？都是笑话，大律师想要的自由，天空也不够容纳——所以我最好别自找麻烦，跟强得不像话的对手竞争个你死我活，好愚蠢地证明些什么。
爱情嘛，失去比得到要容易多了，且途径千奇百怪，我即使闲出屁来，也不会有兴致去领教一下。因为当知道，你需要一个人比他需要你更多的话，你已经完蛋了，用不着意识到完蛋之前的自己的模样，与之后相比是多么辉煌。
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定有那么一位，与生俱来地，要把你的辉煌变为荒唐。我对此选择了毫不抵抗，免得再浪费从惊鸿一瞥到摇摆不定到痛下决心的时间。
不敢说自对视的第一眼里看到了什么，但我，从此以后再看不到别的什么，大概足以说明盲目这个词，作用于情有独钟的特效。
然后我的人生就劈了个叉。
是的，劈叉。
原谅我找不到其他词来描述这个**的感觉，尤其在清醒并无辜的状态下接受直肠指检。
这应该是刑务官们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刻，能把一群**养的**剥个精光，用高压水枪喷得浑身发抖，再以直肠里易于藏毒的借口，用手指头给他们点儿难忘的教训。
无论这里面有没有，被冤枉或自愿入狱的人。
即使，我和大律师一致认为，伪装成犯罪者，去接近另一个，并不是获取情报的好主意。
然而他直白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过程就不重要了。他少说有五十种方法给我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让我下半辈子都在监狱里度过。但我很高兴，在这些我可能闻所未闻的罪名里，没有一条是我不爱他。
也没有一条，是更爱我自己。
于是当天晚上，我就以一个典型的偷税漏税的华尔街白领的身份被投入了大牢。狱友经云雀巧妙地安排，成了他案子里一位取不到口供的重要证人。虽然他只是个站在关键位置上的小瘪三，掌握着对任何人守口如瓶的秘密，给予“伙伴”的认同，却完全取决于对方是否有跟他差不多的遭遇。
我开始在扳下左手拇指到右脚小指的煎熬中完成这项任务，其间只与云雀通过一次话，就在我入狱的第一天，还说了些无关紧要的。
他问我从窗口能看到什么，我说一只钟。大概是个教堂啊，还是什么，接着我咽回了下一句——耶稣是个好人嘛，那就是为什么，他被钉到了十字架上。
何必多嘴呢？
又不是第一次，我发现自己死也要爱他了。
你若问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第二天一早，赫然出现在那口钟下面、也许还带着昨夜露水的一篮子鲜花，就是唯一答案。
并没有署名和特殊标记，但那是盆招摇的凤梨花。镰刀状的花叶簇拥着火红的花，只看一眼，就让人笑得不能自已。
了不起的品味和浪漫主义，谁说这个人就不懂情调了？根本无需见面，他已经从他排得满满的时间表上，也许和我做着爱也只剩五分之二的专注里，把我撩得死去活来。
末了我不得不捂着胸口，对穿堂而过的冷风说，亲爱的别再挖了，我的心不在那儿。要是你能给花儿带话，请你告诉它——
我会，因你的怒放而心慌的。
会，为了不让你枯萎而流泪啊。
尽管有个人从不说我爱你，还在亲自接我出狱——虽然我这么快脱罪，显得大律师很有点儿本事，还有点儿藐视联邦的法律——的那一天哪壶不开提哪壶地问，“他们真给你直肠指检了吗？”
嗨，我想说你难道，更关心的不该是证词吗？可他抓着我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一点儿也不介意我脏得要命，直接把我给逗笑了。
我只好在悄悄话里拖长了音，说，“没——有，我买通了在场的所有人。”
结果他微笑得不出所料，算不上批评地点点头，“很好，你学得够坏了。”
“是因为榜样好。”我忍不住回了一击。
下场是嘴唇被狠狠地咬住，再也说不出任何像样的话来。
只剩下情意绵绵，人心慌慌。
爱这人到绝望。

忘了说，这是个系列，章节间没什么连载关系
还三篇，看看会不会被吞吧，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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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讲真，我曾在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醒来。有时是穿越滚滚黄沙的飞行器中，有时睁眼就看见一片陌生旅馆的天花板，还有一次甚至在游泳池里，眼瞅着一杯柠檬水乘坐在气垫筏上，漂到我鼻子底下。
我猜这就是所有工作到昏厥——或是以其他不可选择的方式陷入昏迷——的人醒后该有的一点儿优待，但我真正能享有它的时间，往往只从眨眼的第一秒到第二次眨眼。
时光如梭嘛，唯有光阴的洪流不可逆转，我早就放弃了对自然科学的违背，以及对云雀抱有期待。比如认为他会在天黑前，我的最后一根手指头也冷掉前，扔掉那该死的工作，回到我怀抱里来。这样他就会知道，我的心像笼屉里的一颗馒头，随时准备为被他掀开锅盖而热气腾腾。
但他只是平静地看看我，就忙活他自己的去了。
留我用眼神交会的一瞬间想了想，格林童话里的一则故事——老妖婆对可怜的公主说，亲爱的，你是要美貌，财富，还是智慧呢？
要这个人的身体，情感，还是灵魂？
哎！反正三样都要是不可能的，这是选择困难症。我咧嘴笑起来，由于突如其来的疼痛“嘶”了一声，听起来像肚子里漏出了什么，梦想或秘密，而我无能为力那样。
云雀站起身，调了下我的静脉点滴，简单阐明状况，“肝脏附近的良性肿瘤，手术安排在下个星期。”
我这才有机会把眼睛从他的脸上拿开，好好瞅瞅我醒来的地方。
以我们当前所处的地理位置来说，条件还算不错的一家医院。我看见几个黑人护士在窗外掉了漆的走廊上跑动，耳边传来炮声，身体因建筑物的震颤不断晃动，忍不住脱口而出，“嗨，这可是不太公平，感恩节的时候我明明吃了最大只的火鸡。”
大律师埋在一份当地报纸里，头都没抬，“肿瘤跟感恩节的火鸡有什么关系？”
一个思维正常的人确实不该把从天而降的厄运跟火鸡的尺寸联系到一起去，我大概是缺乏感恩，只能在突然支配了自己的疾病、重新苏醒的疼痛和懊恼中无可奈何地问，“告诉我，这东西有多大？”
云雀向我伸出了一只拳头，又翘起三根手指，在拇指和食指的蜷起间留出了硬币那么大的空隙，于是我可以在那个拳头与一块钱的体积间得出我肿瘤的神秘大小。
真是个艺术的回答，我笑得蛋蛋都有点儿疼了。也许在热带地区工作，哪怕要贯穿整个冬季，血液也会因此变得稀薄，说到底是真的呢。
我都感不到心痛了。
感不到在厨房里突然倒下，在阳光明媚，或战火纷飞的某日里突然离开，来不及说再见的那种心痛。
虽然我自诩不是情绪化的人，也绝不会在看电视的时候，上一秒还哈哈大笑，下一秒就热泪盈眶，我一直不是的。
云雀也不是。
他正把一个没剥皮的橘子塞到我手里，上翘的眼角下面，满是不能苟同、也无法原谅的蛮不讲理。
我一下意识到自己是怎么倒下去的，手里是否还捏着个橘子，没有能为心爱的人一瓣瓣地剥开。
就在他眼底下。
而他十分罕见地动怒了。
尽管方式是让我苦笑，让我忍着我的疼痛剥开橘子，递过去，再抢过来塞进我嘴里，像塞进了灾难的猝不及防，和重获生命的不可思议。
我干脆仰头大笑，笑到了点滴都摇晃，笑它在瓶底溅起泪光，逆流进我心脏。末了扮了个难看的鬼脸，说这橘子也太难吃了，有没有好点儿的。
大律师把报纸一丢，莞尔一笑，“革命军的子弹怎么样？”
哦呸！
考虑到我们此行的工作目的，我可一点儿也不想把费尽千辛万苦——好几次还差点儿没了小命——前后耗时快半个月，才从当地政府那里“收购”来的血钻拱手让给野蛮的革命军。虽然南非是个友好的度假胜地，当你不去打它矿产主意的时候。
我赶紧缩缩脖子，拔掉了点滴爬起来，“还有别的吗？”
云雀趾高气扬，“你可以期待一下圣诞节。”
好了，我不知道是下床的动作，还是他这个漂亮到可恶的表情，害我的内脏像一团衣服，在名为疼痛的涡轮中旋转起来。
我冷汗直冒，但觉得有必要给于反击，便咬着牙盯住他笔直的腿，没个正形地说，“如果你的左腿是感恩节，右腿是圣诞节，亲爱的，我能在节日之间去拜访你吗？”
反正，肝脏好像并不影响别的器官，去起到它应有的那些作用。
然后我整个人被拖出病房。
大律师拉着我在地砖上走，丝毫不管我的五脏六腑，有没有像脚下的那些一样支离破碎，直接把我塞进一辆快散架的老爷车里，利索地甩上门，从已经没有窗户的车窗里探进了一只手。
还是个拇指朝下的姿势。
“你不如想想办法，先活到圣诞节再说。”
哎唷……
我痛到眼前一黑，嘶哑的笑法几乎呛死自己，在爆土扬烟的沙尘里，偏又明亮到惨烈的太阳底下，抓起他那只手就吻下去，不知死活地回，“好吧，亲爱的，我一定想想办法。”
再见时你不再如此心慌。
和离死远点儿，再远点儿。
因你永远、永远地，近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