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存宋本《曹子建文集》是讨论曹植集传本系统的重要实物文本。经考察，该本属《旧唐志》著录的二十卷本系统，祖于曹魏秘阁编本。所题“新雕”指以晁公武著录本为底本而重刻。两《唐志》著录的三十卷本曹植集，属曹植自编全集本系统，在诗文篇目、编辑特征等方面均不同于二十卷本。《四库》本《曹子建集》抄自翻宋嘉定本，基本保留嘉定本的旧貌，是与今存宋本不同的另一版本曹植集，具有今宋本所不及的版本校勘及文献价值，整理曹植集应以《四库》本为底本，至少将其作为重要的参校本。
现存汉魏六朝文人集中，曹植集传本较多，计宋本一种，明清本十余种，是除陶集和蔡邕集之外版本最多的文人集。更为重要的是有宋本存世，《四库》本也间接提供了另一“宋本”曹植集的存在，从而构成相对完整的版本流传系谱。从目录学的角度看，两《唐志》著录了两种卷第的曹植集，宋代私家书目也载有相关的细节性资料，较其他六朝人集为详。将传本与目录中的著录本相互辨析，以梳理曹植集流传的版本系统，进而比较版本的优劣，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而现存宋本曹植集作为实物文献，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既是突破口，又是难得的线索和标本，同时也为六朝文人集的研究确立了一种新的范式。

一、宋本曹植集题“新雕”的含义
现存曹植集最早的版本，为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十卷本《曹子建文集》（以下简称“今宋本”），系清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该本所收凡赋四十三篇、诗六十三篇、杂文九十篇，合计一百九十六篇。其行款版式为8行15字，白口、左右双边，顺黑鱼尾。版心上镌本版字数，中镌“子建文集”和卷次，下镌叶次和刻工。刻工有徐仲、叶材、王彦明、刘世宁、刘祖、陈朝俊、李安、于宗、魏之先、陈俊、王明等。卷端题“曹子建文集卷第一”，次行低七格题“魏陈思王曹植撰”。卷首有“曹子建文集目录”。此本卷八、卷十末题“新雕曹子建文集”，异于他处题名，透露其乃据某一底本重刻。傅增湘较早注意到题名“多‘新雕’”两字的现象[1]823，但未加以解释。或认为“是有所本而难能踪迹”[2]172，拙文就此问题略陈管见。
此部宋本曹植集的刊刻时间尚需厘定。首先鉴定此本为南宋所刻者为瞿镛，瞿氏称此本“板刻精妙，字大悦目……书中慎字省笔，而敦、廓字不省，知此刻犹在嘉定以前也”[3]270。检书中“玄”“殷”“恒”“祯”“贞”“遘”“慎”“廓”（如卷十《髑髅说》“廓然叹曰”）诸字阙笔，避讳实至宋宁宗赵扩，瞿氏说有误。民国间，王文进称此本为“宋江西刻大字本”[4]340，首次将该本判定为江西地区刻书。而傅增湘则存有两种鉴定意见，审定为“元刊本”，又审定为“宋元间刊本”，称：“此书前人定为宋本，以雕工字体审之，与宋元之际闽本《四书集注》颇多似处，经修版后印。第一册修版较多，余多烂版，摹印恐在元末明初矣。”[5]937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明确著录为“宋刻本”（集224）。上海图书馆古籍版本专家据“廓”字阙笔，判断“当刻于南宋宁宗朝”[2]172。结合此本的避讳及雕椠字体、版式特征，可定为南宋宁宗间江西刻本。
根据书目著录，宋代存在的曹植集传本有下述诸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的十卷本（以下简称“晁本”）；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本，未题卷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二十卷本（以下简称“陈本”）。另据《四库全书总目》馆臣提要所云，《四库》抄十卷本《曹子建集》的底本，“目录后有嘉定六年癸酉（1213）字，犹从宋宁宗时本翻雕”[6]1273，即《四库》本曹植集据翻南宋“嘉定本”而抄，应保留了“嘉定本”的旧貌，自内容而言可视为宋本（以下简称“四库抄宋本”）。其关系是南宋“嘉定本”→翻宋嘉定本（年代不详）→《四库》抄本（馆臣以此为底本，又经参校他本校定）。由于该底本即翻宋嘉定本现已难觅踪迹，也就不清楚馆臣校定的情况，只好笼统归属宋本面貌。此外《太平御览》卷首所附《经史图书纲目》著录有《陈思王集》，即北宋秘阁藏本（以下简称“秘阁本”）。成书于北宋初期的《龙城录》也载有北宋十卷本曹植集（以下简称“北宋十卷本”）。上述诸本均存在作为“今宋本”之底本的可能性。兹从曹植集的文献内容、版本校勘和卷第三个角度，探讨一下“今宋本”所据底本的来源问题，即“新雕”的含义。

（一）文献内容
1.“陈本”
陈振孙称该本“卷数与前《志》合，其间亦有采取《御览》、《书钞》、《类聚》诸书中所有者，意皆后人附益，然则亦非当时全书矣!”“此书国初已亡，犹是唐人旧传也”[7]462。“前《志》”指《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二十卷本曹植集。《御览》指北齐所修《修文殿御览》，而非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纂修的《太平御览》。“陈本”又存在“或引挚虞《流别集》”的现象，按《流别集》唐中期以来便亡佚（《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著录者乃照抄旧目，非实有其书）。推断该本辑编至迟在唐末，余嘉锡称“当是中晚唐人所重辑”[8]1241。
值得注意的是，陈振孙既称诗文有辑自《流别集》者，而《流别集》南宋时已不传，推断“陈本”书中凡引自《流别集》诗文者皆注出。否则生活于南宋中期的陈振孙在无可能经见《流别集》的情况下，是不能做出该判断的。余嘉锡称：“今各本并不引《流别集》，则振孙所见别是一本。”[8]1241同样，“今宋本”未有注出引自《流别集》者，也就难以确定是否有诗文引自该书；再者它的十卷本卷第也不同于“陈本”，断定陈振孙著录本并非“今宋本”的底本。
2.“秘阁本”
《太平御览》据“秘阁本”所引曹植诗文未见于“今宋本”者，如：
卷三百四十六引《表》云：“昔欧冶改视，铅刀易价。伯乐所眄，驽马百倍。”
卷三百五十九引《陌上桑》云：“望云际，有真人，安得轻举继清尘。执电鞭，骋飞麟。”
卷三百八十一引《扇赋》云：“情骀荡而外得，心悦豫而内安，增吴氏之姣好，发西子之玉颜”。
卷六百五引《乐府诗》云：“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古人感鸟迹，文字有改刊。”
卷八百三十六引《乐府歌》云：“巢许蔑四海，商贾争一钱。”
卷九百七十一引《乐府歌》云：“橙橘枇杷，甘蔗代出。”
“秘阁本”曹植集的卷第及所载诗文篇目均不可考。按《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称“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而“今宋本”所载诗文“一百九十六篇”，似溢出本传所载篇目。即便如此，“秘阁本”曹植集仍存在溢出“今宋本”的诗文，只能说“秘阁本”的卷第应非十卷本，而是逾于此数。总之，“秘阁本”是内容篇目和卷第等均不同于“今宋本”的另一版本系统的曹植集，疑即“陈本”，印证该本并非“今宋本”的底本。

（二）版本校勘
“四库抄宋本”即“嘉定本”与“今宋本”均刻于宋宁宗时，由此有两个推测：其一，“今宋本”即翻宋嘉定本的底本，即两本属同一个本子；其二，“今宋本”既然题“新雕”，可能即以该宋“嘉定本”为底本而重刻。经两本对校，实则存在异文，显然并非同本。当然有些异文可能缘于馆臣校定的结果，但在不能经见作为底本的“翻宋嘉定本”的情况下，还是谨慎地将两本视为不同版本为宜。两本相异者，如：
卷一《东征赋》“故作赋一篇”，四库抄宋本“一”作“二”。
卷一《玄畅赋》“孔老异旨”，四库抄宋本“旨”作“情”。
卷一《节游赋》“感气运之和润”，四库抄宋本“润”作“顺”。
卷三《出妇赋》“以才薄之质陋”，四库抄宋本“质陋”作“陋质”。
卷三《洛神赋》“珥瑶碧之华琚”，四库抄宋本“琚”作“裾”。
卷五《七哀》“君若清露尘”，四库抄宋本“露”作“路”。
卷五《送应氏二首》“侧足不行迳”，四库抄宋本“不”作“无”。
卷五《杂诗》“飘飖长随风”，四库抄宋本“长随”作“随长”。
卷五《应诏》“面邑不游”，四库抄宋本“邑”作“色”。
卷五《赠白马王彪》“郁纡将何念”，四库抄宋本“何念”作“难进”。
卷五《赠白马王彪》“苍蝇白间黑”，四库抄宋本“白间黑”作“间黑白”。
卷六《白马篇》“扬名沙漠垂”，四库抄宋本“名”作“声”。
卷十《汉二祖优劣论》“遭炎光巨会之运”，四库抄宋本“巨”作“厄”。
卷十《魏德论》“脂我萧斧”，四库抄宋本“脂”作“措”。
此外，《四库》本曹植集中有校语，笔者认为此并非出自馆臣之手，而是基本照旧保留自底本。校语如卷三《洛神赋》“无奈是乎”，“奈”小注称“一作廼”，今宋本即作“廼”；卷三《洛神赋》“灼若芙蓉出绿波”，“蓉”小注称“一作蕖”，今宋本即作“蕖”；卷三《洛神赋》“秾纤得衷”，“衷”小注称“一作中”，今宋本即作“中”；卷三《洛神赋》“扬轻袿之猗靡兮”，“猗”小注称“一作绮”，今宋本即作“绮”；卷五《杂诗》“朝游北海岸”，“北海”小注称“一作江北”，今宋本即作“江北”；卷五《杂诗》“小人媮自闲”，“媮”小注称“一作偷”，今宋本即作“偷”；卷五《又赠丁仪王粲》“难怨非贞则”，“难”小注称“一作欢”，今宋本即作“欢”；卷六《美女篇》“珊瑚间玉难”，“玉”小注称“一作木”，今宋本即作“木”；等等。推知“嘉定本”在刊刻中参校了“今宋本”。“今宋本”也保留有两条校语，即卷六《妾薄命二首》“日月既逝”，校语称“一作日既逝矣”，同卷《飞龙篇》“西登玉堂”，“堂”校语称“一作台”。按“四库抄宋本”亦作“日月既逝”，无校语；亦作“堂”，且校语同“今宋本”。断定“今宋本”参校之本非“嘉定本”，而属另一版本的曹植集。
综上，“今宋本”所刻应稍早于“嘉定本”即“四库抄宋本”，故“嘉定本”在刊刻中以“今宋本”作为校本，则“嘉定本”并非“今宋本”的底本。

（三）卷第
卷第与“今宋本”相同的宋代曹植集传本有两种，即《龙城录》所载北宋十卷本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本。
1.北宋十卷本
明《稗海》本旧题唐柳宗元撰《龙城录》卷上“韩仲卿梦曹子建求序”条云：
韩仲卿日梦一乌帻少年，风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邺李氏。公当名出一时，肯为我讨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阴报尔。仲卿诺之，去复回，曰：“**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检邺中书得子建集，分为十卷，异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韩仲卿（即韩愈之父）作序曹植集事，有学者称“纯属后人伪托，不足为信”[9]。宋人何薳《春渚纪闻》、张邦基《墨庄漫录》称《龙城录》非唐柳宗元撰，而为宋人王铚伪作，《四库全书总目》亦承非柳作的旧说。今人陶敏先生考证称：“此书的编造大约是在北宋前期，即宋太祖至仁宗前期这大约六七十年中。”[10]又薛洪绩称：“成书年代的上限当在前蜀灭亡之后，也就是五代后期。至北宋前期也未见流传，因此其成书年代的下限大致可定在北宋中期。”[11]笔者基本采纳陶先生的意见，即《龙城录》大致成书在北宋初期。陶先生称当时流传的曹植集为“后出之本”，而《龙城录》作者“盖据后出的曹植集造为此条”[10]。似印证北宋初期曹植诗文颇受欢迎，而流传的集子却无人作序，于其地位不相契合，遂营造梦曹植求序之事。
推测此帙北宋本大致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考虑到它与唐代接近，应出自唐本，或保留了唐本的特征或面貌。按照程毅中先生的意见，不宜轻易否定柳宗元的著作权（参见《唐代小说琐记》，载《文史》第26辑），若果为柳宗元所撰，则十卷本直接为唐本。其二，它的卷帙和文本内容，在南宋应有所流承。按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十卷本曹植集，称该本“比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诗文二百篇，反溢于本传所载，不晓其故”[12]811。卷数与此北宋本相合，但是否属同本则需辨析。
“今宋本”书中有两处“愍”字阙笔（见于目录第二叶a面和卷二第六叶b面两处的“愍志赋”），佐证出自唐本。其底本虽未必即为唐本，但辗转源自唐本似可成立。这隐约与北宋十卷本出自唐本的推断相符，且两本卷数相合，推测该本与“今宋本”的底本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2.“晁本”
晁公武明确称所著录之本诗文凡“二百篇”，而“今宋本”一百九十六篇，仅相差四篇。巧合的是，吴棫《韵补》卷四去声引曹植四篇赞文。《王陵赞》云：“从汉有功，少文任气。高后封吕，直而不屈。”《曹植赞》云：“有皇于登，是临天位。黼文字裳，组华于黻。”《王霸赞》云：“壮气挺身奋节，所证必拔，谋显垂惠。”《孔甲赞》云：“行有顺天，龙出河汉。雌雄各一，是扰是豢。”按，《韵补》成书于南宋绍兴间，大致与晁公武同时，则其所据曹植诗文的集子当即“晁本”。“晁本”与“今宋本”卷数又相合，推断“晁本”即“今宋本”的底本，只不过重刻时已佚失四篇。
而“今宋本”中“愍”字阙笔，同样保留自“晁本”的特征。而“晁本”又和北宋十卷本卷数一致，推断“晁本”即北宋初流传的十卷本曹植集。因此，“新雕”指以“晁本”为底本而重刻，而此底本实即北宋十卷本。

二、两《唐志》著录的曹植集之别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曹植集二十卷和三十卷两种卷第，《新唐书·艺文志》同。实则《新唐志》据《旧唐志》而抄，并未反映北宋曹植集传本的实际面貌，根据是旧题柳宗元撰《龙城录》载北宋所传曹植集为十卷本。因此，这里主要讨论《旧唐志》著录的两本曹植集之关系，推测它们的诗文篇目、编次乃至编辑特征当皆相异，甚至属于魏晋以来曹植集的两个系统。
两者之别，存在下述诸说：

（一）《四库全书总目》称：
“盖三十卷者，隋时旧本；二十卷者，为后来合并重编，实无两集。”[6]1273按照馆臣的理解，二十卷本是在隋代旧传三十卷本基础上的合并重编本，实即同部书，只是诗文有多寡之别。

（二）清人姚振宗称：
“疑《前录》三十卷、《后录》二十卷。隋时但有《前录》，唐代乃前、后《录》并出。”[13]3276按《前录》仅见于曹植《文章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史料中并无是否存在《后录》的明确记载，然多据此而臆测曹植亦编有《后录》。姚氏称：“案此两本疑前、后《录》分编，或犹是景初旧第。”[14]5709赵幼文注“别撰”为“犹另撰”，推测称：“既说是《前录》，则必有《后录》。”[15]435朴现圭进而称：“此既能称《前录》，则似乎另有《后录》的存在，但以史无明文，左证不存，实则难以详考。”[16]按《隋志》既称三十卷本为《陈思王曹植集》，不应仅载赋作，视为《前录》恐难合其实。故将两者对应于《前录》和所谓的“《后录》”，似乎是不成立的。

（三）今人余嘉锡称：
“疑《两唐志》著录之二十卷本，即植自定之《前录》；其隋、唐《志》著录之三十卷本，即景初敕编之全集耳。”[8]1240又称：“陈思两集，文字篇目，必有详略多寡之不同，不仅编次小异而已。”“《提要》以二十卷本为后来合并重编者，非也。”[8]1239余说似亦难以成立，理由同样是二十卷本曹植集不可能属全为赋作的《前录》，但肯定两本之间存在差异颇属中的之见。
探析两本之关系应从具体的实物文本入手，同时结合史志目录，以勾勒出文本的流承脉络。按《隋志》著录三十卷本曹植集，同时史部杂传类著录曹植《列女传颂》一卷，总集类有《画赞》五卷。而《旧唐志》仅著录二十卷本和三十卷本曹植集两种，不再另行著录曹植所撰的其他著述。推断唐代所传三十卷本即《隋志》著录本，不包括《列女传颂》和《画赞》；而二十卷本则含之，这是在收录篇目上两者之间的差异。赵幼文即称：“《隋志》所载的《列女传颂》、《画赞》，刘《志》未录，似已编入二十卷本之中。”[17]2而“今宋本”恰含《画赞》和《列女传颂》的残文，计《赞》文二十九篇，《颂》文二篇，即《母仪颂》和《明贤颂》。故该本属唐二十卷本系统而非三十卷本系统。“今宋本”的底本即北宋十卷本，印证十卷本属二十卷本的重编本，重编至迟在北宋初期。
既然“今宋本”是唐二十卷本重编为北宋十卷本的再刻本，那么它的诗文篇目是否与唐本相合呢?按晁公武明确称十卷本曹植集，“比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诗文二百篇，返溢于本传所载，不晓其故”。晁氏并未见到所谓的“隋、唐本”，只是据著录本卷数仅存隋、唐《志》著录本的三之一和一半，理应篇目有所阙佚，而诗文返溢出本传记载，故有此说。这提示属于唐二十卷本系统的十卷本，卷数减少而篇目反有所增加，不排除有伪作混入。但同时也印证了唐二十卷本的篇目基本保留在十卷本中，只是在编次上由二十卷易为十卷。即便如此，唐人著述如《艺文类聚》《封氏闻见记》和李善注《文选》等引曹植诗文，仍存未见于“今宋本”者，而且还不在少数。

以李善注引为例，如：
《文选》卷十六江文通《别赋》李善注引《悲命赋》云：“哀魂灵之飞扬”。
《文选》卷二十三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引《寡妇赋》云：“高坟郁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
《文选》卷二十六陆士衡《赴洛诗》李善注引《杂诗》云：“离思一何深。”
《文选》卷二十六谢灵运《入华子岗》李善注引《述仙诗》云：“游将升云烟。”
《文选》卷二十八鲍明远《苦热行》李善注引《感时赋》云：“惟淫雨之永降，旷三旬而未晞。”
《文选》卷二十八鲍明远《苦热行》李善注引《苦热行》云：“行游到日南，经历交趾乡。苦热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文选》卷二十八鲍明远《结客少年场行》李善注引《结客篇》云：“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芒。”
《文选》卷三十谢玄晖《和王主簿怨情》李善注引诗云：“一顾千金重，何必珠玉钱。”
《文选》卷三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李善注引《四言诗》云：“高谈虚论，问彼道原。”
《文选》卷三十谢玄晖《和王著作八公山》李善注引《亟出行》云：“蒙雾犯风尘。”
《文选》卷三十谢灵运《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诗一首》李善注引《乐府诗》云：“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
《文选》卷四十任彦升《到大司马记室笺一首》李善注引《对酒行》云：“含生蒙泽，草木茂延。”
《文选》卷五十八颜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李善注引《秋胡行》云：“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玑。”
《文选》卷五十九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一首》李善注引《对酒歌》云：“蒲鞭苇杖示有刑。”
推断李善所据的曹植集绝非二十卷本，而是诗文篇目远比二十卷本为多的本子，推断即《隋志》和《旧唐志》著录的三十卷本。按周必大《奏事录》云：“小汪云有书号《类文》，隋时集两汉以来古文，多今时所无，如曹植文尤众，植集中未尝载。”[18]《类文》为隋人庾自直撰，南宋时尚存世，《容斋四笔》卷二称“予在三馆，假庾自直《类文》，先以正本点检”[19]651。该书中所载曹植诗文应据自隋代三十卷本，余嘉锡称：“其所录曹植逸文，盖得之三十卷本。宋本植集未尝载，则其搜辑尚未全。”[8]1242其实并非搜辑是否全的问题，而是文本系统不同之故，亦即“小汪”所据之“植集”为南宋流传的十卷本，与“今宋本”即便不属同本，亦应属同一版本系统。

综上，三十卷本曹植集较之二十卷本，收录曹植诗文更为齐备。但李善所引此曹植集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含有曹植自注，如：
《文选》（据自尤袤本，下同）卷二十《上责躬应诏诗表》“臣植言：臣自抱舋归藩”，李善注引植《集》云：“植抱罪，徙居京师，后归本国。”
《文选》卷二十《责躬诗》“国有典刑，我削我黜”，李善注引植《集》云：“博士等议，可削爵士，免为庶人。”
《文选》卷二十《责躬诗》“焭焭仆夫，于彼冀方”，李善注引植《集》云：“诏云：知到延津，遂复来。”
《文选》卷二十四《赠丁仪》，李善注引植《集》云：“与都亭侯丁翼。”
《文选》卷二十四《又赠丁仪王粲》，李善注引植《集》云：“答丁敬礼、王仲宣。”
《文选》卷二十四《赠白马王彪》，李善注引植《集》云：“于圈城作。”又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日不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愤而成篇。”
上述自注，无一例见于“今宋本”中。印证二十卷本系统不仅篇目少于三十卷本，而且还不存在曹植的自注。既然有自注，那么三十卷本应属于曹植自编集系统。按《晋书·曹志传》云：“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生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20]1390《艺文类聚》引曹植《文章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此出于节引，疑《文章序》全文或即叙曹植为自己编集子之事。透露曹植确曾整理己作编为全集，还为自己的集子编了目录，三十卷本应即该自编集的传本。

《曹志传》的记载，还透露了秘阁所藏曹植集为选本，倘若为全编何烦委托曹志核检，寻绎秘阁本即可解决。该秘阁本即曹魏明帝景初间敕编本，按《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云曹植卒后“景初中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21]576景初年间曹叡敕令秘阁结集整理曹植的著述，且“副藏内外（指内外三阁）”。此秘阁本曹植集属选本性质殆无疑义，而姚振宗称本传中的“前后所著”，“盖并《前录》自定之七十八篇合为百余篇也”[14]5709。余嘉锡称：“逮景初撰录，即合前、后《录》所有，会萃成编，都为一集耳。”[8]1240这是不准确的，想当然地将“前、后”理解为《前录》和所谓的“《后录》”。笔者就此请教孙师明君教授，称似以曹操之逝为界，收录此之前、后的诗文。秘阁本属选本得到现代学者的认可，如赵幼文称：“景初所录，或属于选本的范畴。曹植手自编次的，可称之为全集了。”[17]1-2朴现圭称：“或系以官衙编辑时将曹植作品中抵触曹丕、曹叡所忌的，一律删除所致……景初曹叡所纂《曹植集》或属选本范畴，实非全本。”[16]又木斋认为：“曹植的作品，除了曹植自己曾经‘删定别撰’其赋作之外，在曹植死后的景初中，又被魏国官府重新‘撰录’删改一次。”[22]160总之，曹叡敕编曹植诗文，秘阁有所删选应是必然的过程。“今宋本”所属的唐二十卷本诗文不及三十卷本齐备，推断唐二十卷本又祖于秘阁本系统。
解决了“今宋本”属唐二十卷本系统的问题，可知二十卷“陈本”并非《旧唐志》著录的二十卷本。而陈振孙又明确称著录本“犹是唐人旧传”，似可推断属于唐三十卷本系统，诗文有引自他书者可证属三十卷本的重编本。知宋代所传曹植集，无一是隋唐旧本，而皆属重编本，恰如赵幼文所称：“宋人实未见隋唐旧本，疑散佚于五代兵燹之中了。”[17]2
综上，两《唐志》著录的二十卷本曹植集属曹魏秘阁本系统，其文本性质属于选本，而三十卷本属曹植自编全集本系统，两者卷第、诗文篇目和编辑特征均有别。宋代的“秘阁本”和“陈本”推断属唐三十卷本的重编本，而十卷本曹植集则属二十卷本的重编本，明清传本皆承自十卷本，祖于二十卷本系统。

三、《四库》本曹植集的版本优劣
《四库》本曹植集似不为学界所重视，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前言叙及曹植集版本时只字未提，也较少有阐发其版本价值的研究成果。经比勘，《四库》本据抄之底本为宋本曹植集系统的重要版本，且明清主要版本均承自此本，故《四库》本具有他本所不及的版本校勘及文献价值，整理曹植集似应以之为底本，至少作为重要的参校本。
《四库》十卷本《曹子建集》的底本是翻宋嘉定本，前文已言其大致基本保留了嘉定本的旧貌。就诗文篇目而言，“今宋本”为一百九十六篇，即赋四十三篇、诗六十三篇和杂文九十篇，而“四库抄宋本”为二百十篇，相差十四篇。两本实际相差五篇，即《述行赋》《七步诗》《陈审举表》《请用贤表》和《黄初六年令》（今宋本《黄初六年令》含在《黄初五年令》中），两本篇目相近。缘于统计方式不同而有九篇的出入，即“今宋本”《送应氏二首》《杂诗六首》《闺情二首》《升天行二首》《妾薄命二首》均各视为一篇，计五篇，而“四库抄宋本”则视为十四篇，除去重复即得九篇。“四库抄宋本”与“今宋本”在篇目上接近，以两本逐篇对勘也存在异文，印证并非同一版本。

明清所传曹植集的主要版本，应源自该“嘉定本”或“翻宋嘉定本”，如明活字本、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郭云鹏刻本（简称郭本）、明嘉靖二十年（1541）胡缵宗刻本（简称胡本）、明正德五年（1510）舒贞刻本（简称舒本）和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郑士豪刻本（简称郑本）等。以卷一为例，各本之间校文如下：
卷一《东征赋》“灵佑”，今宋本“佑”作“祐”，活字本、郭本、胡本、舒本、郑本均同四库抄宋本。
卷一《玄畅赋》“孔老异情”，今宋本“情”作“旨”，活字本、郭本、胡本、舒本、郑本均同四库抄宋本。
卷一《幽思赋》“寄余思”，今宋本“余”作“予”，活字本、郭本、胡本、舒本、郑本均同四库抄宋本。
卷一《节游赋》“感气运之和顺”，今宋本“顺”作“润”，活字本、郭本、胡本、舒本、郑本均同四库抄宋本。
卷一《节游赋》“庶翱翔以解忧”，今宋本“忧”作“写”，活字本、郭本、胡本、舒本、郑本均同四库抄宋本。
卷一《节游赋》“浮沉蚁于金罍”，今宋本“浮沉”作“沈浮”，活字本、郭本、胡本、舒本、郑本均同四库抄宋本。
卷一《节游赋》“聊永日而忘愁”，今宋本“忘”作“望”，活字本、郭本、胡本、舒本、郑本均同四库抄宋本。
卷一《又感节赋》“庶朱光之常照”，今宋本“常”作“长”，活字本、郭本、胡本、舒本、郑本均同四库抄宋本。
卷一《离思赋》“扶衡轸”，今宋本“轸”作“”，活字本、郭本、胡本、舒本、郑本均同四库抄宋本。
校勘表明上述诸本均基本以“四库抄宋本”即“嘉定本”（或其翻刻本）为底本，而非“今宋本”，此即馆臣“后来刻植集者，率以是编为祖”[6]1273之称的依据，从而纠正了学界所称的“此本毕竟刊刻在先，后之众多传本皆从此出，且后人之辑佚与研究亦以是本为基础，则其版本价值不言自喻”的说法[2]172。也可断定藏书家曾宝爱的明活字本亦承自“四库抄宋本”，即“嘉定本”。而且活字本还衍生出误字。如卷一《东征赋》“故作赋一篇”，活字本“一”误作“二”；卷一《又感节赋》“嗟征夫之长勤”，活字本“勤”误作“叹”；卷一《又感节赋》“鸟兽惊以求群”，活字本“求”误作“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