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研究生强答一发～
个人感觉，历史爱好者更加偏向于讲故事和做评价。就讲故事而言，如果一个爱好者掌握的史料多，故事讲得细腻，地图贴的多，甚至有两三处精彩的论断，往往就会被“封神”，变成“大牛”；而就做评价而言，历史爱好者往往喜欢将不同时间段或者不同地域的文明、国家、族群、人物乃至事件进行比较，分出高下，或者对单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好与坏，强与弱，光明与黑暗的判断。比如“怎么看……”、“如何评价……”之类的问题，就是典型的爱好者式的提问。
而历史研究人员则不然：首先，在非研究方向的领域，历史研究人员对于其史料的了解程度一般不如该领域的历史爱好者，但是，这些“外行”历史研究人员所作出的判断往往仅次于该领域的研究者，而普遍高于“内行”的历史爱好者。
这是因为，历史研究不仅仅在于史料掌握的多少，更在于在有限的信息条件下，如何作出较为合理的判断。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感”。个人以为，“历史感”可以分为技术和视野两个层次。所谓技术，就是考据的功夫。针对一个陌生的史料，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首先关注的问题，不是史料的内容，而史料的来源、功能、创作者、创作年代、地点、创作动机、目标受众、版本源流、之后的接受史等等外在的信息。譬如，我们看到了一份公元800年的抄本，里面抄录了一份公元500年写作的史书，在史书中作者引用了一份公元300年写作的传记，写的是公元100年的历史事件。对于历史爱好者而言，他们往往不加批判地阅读这份抄本，并以某种角度来为公元100年的历史事件进行评价（大家可以自觉带入任何史料）。但是在历史研究者看来，这份抄本所提供的疑问和信息一样多：
首先，抄本是800年的，而史书是500年的，期间差了300年，中间是否有人为的增删改动、或者文字错讹？抄写者为何要在公元800年抄录这部史书呢？他抄录史书时能看到几种之前的抄本？等等无数问题。。
其次，史书是500年的，传记是300年的，期间差了200年。那么史书作者为什么要引用这份200年前的传记，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份传记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作者假托的，或者是作者改写过的？在作者之前还有没有人提到过这部传记？如果有的话，前人所引用的传记是否与史书作者引用的有所不同？等等无数问题。。
再者，传记是300年的，历史事件是100年的，期间差了200年。假设这份传记为真的话，那么同样的，传记作者如何得知200年的历史事件的？他的信息源为何？他提到这一历史事件的目的是什么？这部传记的读者是谁？这所谓的“历史事件”究竟是他虚构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真实存在，前人是否也有类似的叙事？不同叙事之间有神马差别？这些叙事是如何“建构”这一历史事件的？等等无数问题。。
经过一番考辨分析，历史研究人员往往会对上述情况作出两种解答：如果史书、传记等等在基本的叙事方面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极其谨慎的情况下做“实证”，而且这种“实证”的基础是很不牢固的；如果其中任何一环在可信度上出现了问题，我们则把史料处理成不同时代的历史记忆：如果传记和历史事件之间出了问题，我们可以把传记中的历史事件视为传记作者时代的历史记忆，这一记忆在史书创作者和抄写者的时代得以延续；如果传记和史书之间出了问题，我们就把传记本身视为史书创作者时代的历史记忆，这一记忆在抄写者时代得以延续；如果史书和抄写者之间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份史料只能是抄写者时代的历史记忆。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为什么中间出了差错，以及历史记忆是如何“建构”、“转变”、“重塑”的，甚至“历史记忆”是怎样“层累地造成的”。。。。（说的好累啊。。。）
当然，以上问题的讨论还有很多其它的可能，在逻辑上也并没有完全的严密。但是大家不妨先忽略这一点，只需要了解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在处理史料问题上是极其费神的。
但是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技术不是“历史感”的全部。“历史感”的另一部分是视野。这是因为古代留下的史料就好像摔碎的花瓶，技术人员只能做到判断碎片的来源、表面釉色的技术、破碎的时代、破碎的原因等等问题，而所谓“视野”，就是凭借几片残缺的碎片，想象花瓶的全貌。
实际上，大多数历史爱好者都不乏想象力，因此很多时候会给研究者带来灵感。二者“视野”的根本差别是，研究者的“视野”要么是建立在扎实考据的基础上的，要么是建立在之前考据的经历上的。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想象明显有问题，并能够指出几种可能的合理的想象的方向。当然，作为一个正常人。。。大家都是很懒的。。。所以基本上只做本领域内的考据，然后时不时跨个领域用上帝视角批判一下，“不熟悉你们的史料，但是你们的研究方法有问题，你们的视野不对！”。。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史料性质决定了研究方法，也决定了研究视野，而不同研究方法和不同视野的人往往是相互鄙视的。。。差不多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