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
http://mp.weixin.qq.com/s/v62cPIpnxtvR4Cs6K6C2nw
辩证法：仅将事物分为好坏以及概念上的正反合？
——对蒲鲁东式的辩证法的批判
（《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第一节“方法”的读书笔记）
辩证法这种哲学思想，它本是主客观之统一，可是太多的庸俗化运用，无意地使它成为了一种外部的、主观的、认为的技术。
辩证法在老黑格尔那里，是主客观的内在同一的，也就是说，这是世界的内在的规律，并非人为地加上去的，它本就在自然界、人、社会那里，而人只是自觉地发现了它而已。
外部化、技术化的倾向实在太多。无论在“外行人”（只受过高中哲学教育或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教育），还是在“内行人”（亲自接触哲学者、自觉认为自己是黑格尔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辩证法存在着很多错误的“使用”。
对于“外行人”来说，有的甚至完全抛弃了受过的教育，直接取“辩证法”的“辩”、“证”二字的意思（我甚至在知名企业的招聘广告上看过几次这种用法），意味（也以为）是辨别和证明的意思，或者说是考虑然后作出判断的意思，辩证法当然有这个用处或者意思，但那只是“小巫见大巫”，这样不足达到可以称之为辩证法的哲学高度，正如我们不会把书的题目中的文字在字典中的意思，直接当作整本书的完全的思想。这里所说的通常的误用是最为低级的，直接把辩证法看作是幼儿园学生分辨香蕉和苹果并加以确证的行为。也可能这种行为只是借用“辩证”二字的意思，如果是这样，这种借用未免是缺乏常识了吧。
但是，有几种常见的错误，可就太容易犯了，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会是这样。例如：①辩证法是把事物分为好与坏的方面，然后努力否定掉坏的方面；②矛盾就是“矛”和“盾”，即产生于两种外在的范畴、两种外部的事物的对立；③辩证法就是对反映事物的范畴“正题、反题、合题”的运用等等。这些都是常见而又很少被人深思的错误，而且，更麻烦的是，许多人以为，做到以上三点，都是懂辩证法、用辩证法的表现。如果辩证法真的如此简单，《逻辑学》也不《逻辑学》，《资本论》也非《资本论》了；黑格尔就不是黑格尔，马克思也并非马克思了。
以下在根据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方法（蒲鲁东式辩证法）的批判中，希望纠正一些辩证法的误用（包括对上面三个谬误的纠正）。
（双引号内为《哲学的贫困》原文）
抽象的运动形态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试图仿照黑格尔，搬来黑格尔的语句，用德国人的晦涩的哲学形式，来给从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来到政治经济学建立一个形而上学体系。这里，马克思指出他犯的一个错误：把现实的历史运动所产生的那些生存关系、社会关系抽象掉，抽象成一些经济学范畴，然后不对这些真实的运动作分析，而是直接对这些抽象的经济学范畴摆弄他的“正题、反题、合题”，让这些范畴成为纯粹的理性，不需要现实的运动。他让这些纯粹理性自己设定自己的正题，然后相应地产生作为对立面的反题，再把它们变成一个合题，这样，蒲鲁东的“辨证魔法”，就完全不需要现实的运动了，反而是颠倒过来：现实的运动产生与它。这是很多人对辩证法运用的错误倾向，以为只需要对概念玩弄以下正反合，就能代替对现实的分析：设定一个正题叫资本的东西，然后它的对立面是劳动，资本必然压榨劳动，然后作为反题的劳动成长起来并让生产资料公有，于是就有了合题了，于是分析就仅需要对概念进行推演便可“大功告成”。
“他们在进行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
“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己与自己相对立，自相结合，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无人深的纯粹理性
照上文那样，蒲鲁东的纯粹理性的推演，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你这些范畴、概念是怎么来的？谁设定的？从上帝那里来的吗？因为如果是范畴和概念产生和支配现实的运动，那么范畴和概念的来源是什么变成了问题——它不能从现实中分析得来。而且接下来会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无法确定这些范畴和概念的来源，那么这些规定就是人为的，所以这些规定的对立、互相渗透、运动都不是出自范畴的必然性，而只是蒲鲁东这个辩证魔法大师从外部进行的技术操作。不是揭示，而是操作。本文开始就说过，辩证法是主客观的内在的同一，并不是要人为地从外部去进行“辩证操作”，而是要对其辩证的分析对其隐藏在内的辩证规律予以揭示。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注：马克思引自卢克莱修的诗篇《物性论》第3卷第869首中的那句话是：“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mortalemvitammorsimmortalisademit)。）才是停滞不动的。”
用范畴割裂整体为个体
第二点说到，这种无人身的理性，是要靠“外部辩证法技术”去操作的。因此，这些范畴的没有自身的矛盾，缺乏了自我运动的根据，就需要“辩证魔法”大师考察和推动其中一个范畴的时候，不得不依靠其它并未在逻辑上推到出来的范畴。正如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要用到货币效用不变的假设的时候，他还从未推导出什么是货币本身。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用主观道德审判代替客观辩证规律
——即“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的辩证法
放在这里最后的，是一个太多人都容易产生的对辩证法的误解，就是认为辩证法就是把事物一分为二，分为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这两个方面在一起就构成了矛盾，然后我们借助各种力量来取消坏的方面，就是利用矛盾在推动事物发展。
但这种错误，就在于题目所说，用“主观道德审判代替客观辩证运动”。马克思在书中举了封建主义的例子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制度、特权、无政府状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问题。”
如果没有这些“坏的方面”，封建制度能得以保存吗？资产阶级能得以产生吗？
再者，何为“好的方面”，何为“坏的方面”，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审判，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坏的方面”就是造成大部分人的贫穷，大量饥饿人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认为，消除这个“坏的方面”，是要靠消除多余人口。可是这种“多余人口”是怎么产生的呢？正是由于生产过剩，于是劳动者面临失业、失去生计——因为供给太多，所以缺乏，然后要铲除这些缺乏，就要消灭需求，多么荒诞的喜剧作品！
资本主义的“坏的方面”正式它所固有的，任何企图利用政策作为“消毒剂”做到消除它的“坏的方面”而保留它的“好的方面”都是徒劳的，因为用一个政策从外部企图消灭它的内在矛盾的时候，这个政策同时也会产生内在矛盾，也会有“坏的方面”，也需要另一个政策，接着不断叠加下去。任理论和政策的雪球再如何翻滚，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从未真正解决过什么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消失不见了，那么也只是通过转移这些问题到非洲并变得更严重，来使得它在欧美缓和，但近日来我们也看到，这些在非洲日益严重的问题，正在以恐怖主义的方式回归他们的欧美“故土”。
不从事物的内在的矛盾、对立面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找出其自身的规律，而是人为地从道德角度去主观地消除“坏的方面”并非真正的辩证法。
“的确，一旦把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
如果认为解决市场化、私有化带来的问题，是用继续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政策去消除过去改革的“坏的方面”，那正是蒲鲁东式的辩证法。
最后，要指出的是，事物的辩证矛盾是内在的，并非一对外在关系的对立，而其内在所必然带有的“坏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封建生产也有两个对抗因素，人们称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式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
“谁要给自己提出消灭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辨证运动。”
其实这就是事物内在矛盾所必然带有的否定面，正是因为其“坏”，否定就是从这里开始，是事物要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己的不合理的起点和决心，从而展开一种扬弃的过程。我们说要对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往往就让人进入机械的对立、丧失事物自己的生命的好坏对立，但其本意应该是，从传统文化的不合理之处入手，如何实现其自我超越与回应当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实践，而不是简单去掉过去的“孝”中的吃人的繁文缛节，不变其吃人的愚孝意识就能称得上去粗取精。要解决当代中国的制度问题，就要从解决对造成劳动者的制度开始着手，尊重劳动人民的自我超越的意愿。
物质与意识、社会天才与劳动大众
在本书中，马克思还对蒲鲁东的社会天才的人类理性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进行了精彩的批判，但我想，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人类进步靠的是社会天才的意识进步推动”的这种观点当作辩证法的规律。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物质和意识并非一对对等的范畴，而只是意识是物质的属性，物质能够意识、能够思维。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物质都能意识都能思维，而是说，在无机界的、化学的、物理的物质中，物质固然还不能思维，但是物质从最初的无机物一步一步必然发展出人和人的大脑这种高级物质，到了人这个阶段的物质，就可以说，物质能够意识、能够思维了。不能机械地把人和自然界对立。同理，也不能机械地对立社会天才和劳动大众，劳动大众是能够天才的，它是必然积聚它的实践和经验、知识等孕育出社会天才的。所以任何自以为是、高高在上、想要摆脱与劳动大众的辩证关系的社会天才，如果想尽一切方法去压榨群众而不是帮助群众实现自我发展，那么他就相当于压榨自己的起点，他的任何方法都必然最终失败、必然拾取财富和知识的源泉。
http://mp.weixin.qq.com/s/v62cPIpnxtvR4Cs6K6C2nw
辩证法：仅将事物分为好坏以及概念上的正反合？
——对蒲鲁东式的辩证法的批判
（《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第一节“方法”的读书笔记）
辩证法这种哲学思想，它本是主客观之统一，可是太多的庸俗化运用，无意地使它成为了一种外部的、主观的、认为的技术。
辩证法在老黑格尔那里，是主客观的内在同一的，也就是说，这是世界的内在的规律，并非人为地加上去的，它本就在自然界、人、社会那里，而人只是自觉地发现了它而已。
外部化、技术化的倾向实在太多。无论在“外行人”（只受过高中哲学教育或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教育），还是在“内行人”（亲自接触哲学者、自觉认为自己是黑格尔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辩证法存在着很多错误的“使用”。
对于“外行人”来说，有的甚至完全抛弃了受过的教育，直接取“辩证法”的“辩”、“证”二字的意思（我甚至在知名企业的招聘广告上看过几次这种用法），意味（也以为）是辨别和证明的意思，或者说是考虑然后作出判断的意思，辩证法当然有这个用处或者意思，但那只是“小巫见大巫”，这样不足达到可以称之为辩证法的哲学高度，正如我们不会把书的题目中的文字在字典中的意思，直接当作整本书的完全的思想。这里所说的通常的误用是最为低级的，直接把辩证法看作是幼儿园学生分辨香蕉和苹果并加以确证的行为。也可能这种行为只是借用“辩证”二字的意思，如果是这样，这种借用未免是缺乏常识了吧。
但是，有几种常见的错误，可就太容易犯了，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会是这样。例如：①辩证法是把事物分为好与坏的方面，然后努力否定掉坏的方面；②矛盾就是“矛”和“盾”，即产生于两种外在的范畴、两种外部的事物的对立；③辩证法就是对反映事物的范畴“正题、反题、合题”的运用等等。这些都是常见而又很少被人深思的错误，而且，更麻烦的是，许多人以为，做到以上三点，都是懂辩证法、用辩证法的表现。如果辩证法真的如此简单，《逻辑学》也不《逻辑学》，《资本论》也非《资本论》了；黑格尔就不是黑格尔，马克思也并非马克思了。
以下在根据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方法（蒲鲁东式辩证法）的批判中，希望纠正一些辩证法的误用（包括对上面三个谬误的纠正）。
（双引号内为《哲学的贫困》原文）
抽象的运动形态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试图仿照黑格尔，搬来黑格尔的语句，用德国人的晦涩的哲学形式，来给从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来到政治经济学建立一个形而上学体系。这里，马克思指出他犯的一个错误：把现实的历史运动所产生的那些生存关系、社会关系抽象掉，抽象成一些经济学范畴，然后不对这些真实的运动作分析，而是直接对这些抽象的经济学范畴摆弄他的“正题、反题、合题”，让这些范畴成为纯粹的理性，不需要现实的运动。他让这些纯粹理性自己设定自己的正题，然后相应地产生作为对立面的反题，再把它们变成一个合题，这样，蒲鲁东的“辨证魔法”，就完全不需要现实的运动了，反而是颠倒过来：现实的运动产生与它。这是很多人对辩证法运用的错误倾向，以为只需要对概念玩弄以下正反合，就能代替对现实的分析：设定一个正题叫资本的东西，然后它的对立面是劳动，资本必然压榨劳动，然后作为反题的劳动成长起来并让生产资料公有，于是就有了合题了，于是分析就仅需要对概念进行推演便可“大功告成”。
“他们在进行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
“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己与自己相对立，自相结合，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无人深的纯粹理性
照上文那样，蒲鲁东的纯粹理性的推演，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你这些范畴、概念是怎么来的？谁设定的？从上帝那里来的吗？因为如果是范畴和概念产生和支配现实的运动，那么范畴和概念的来源是什么变成了问题——它不能从现实中分析得来。而且接下来会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无法确定这些范畴和概念的来源，那么这些规定就是人为的，所以这些规定的对立、互相渗透、运动都不是出自范畴的必然性，而只是蒲鲁东这个辩证魔法大师从外部进行的技术操作。不是揭示，而是操作。本文开始就说过，辩证法是主客观的内在的同一，并不是要人为地从外部去进行“辩证操作”，而是要对其辩证的分析对其隐藏在内的辩证规律予以揭示。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注：马克思引自卢克莱修的诗篇《物性论》第3卷第869首中的那句话是：“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mortalemvitammorsimmortalisademit)。）才是停滞不动的。”
用范畴割裂整体为个体
第二点说到，这种无人身的理性，是要靠“外部辩证法技术”去操作的。因此，这些范畴的没有自身的矛盾，缺乏了自我运动的根据，就需要“辩证魔法”大师考察和推动其中一个范畴的时候，不得不依靠其它并未在逻辑上推到出来的范畴。正如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要用到货币效用不变的假设的时候，他还从未推导出什么是货币本身。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用主观道德审判代替客观辩证规律
——即“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的辩证法
放在这里最后的，是一个太多人都容易产生的对辩证法的误解，就是认为辩证法就是把事物一分为二，分为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这两个方面在一起就构成了矛盾，然后我们借助各种力量来取消坏的方面，就是利用矛盾在推动事物发展。
但这种错误，就在于题目所说，用“主观道德审判代替客观辩证运动”。马克思在书中举了封建主义的例子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制度、特权、无政府状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问题。”
如果没有这些“坏的方面”，封建制度能得以保存吗？资产阶级能得以产生吗？
再者，何为“好的方面”，何为“坏的方面”，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审判，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坏的方面”就是造成大部分人的贫穷，大量饥饿人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认为，消除这个“坏的方面”，是要靠消除多余人口。可是这种“多余人口”是怎么产生的呢？正是由于生产过剩，于是劳动者面临失业、失去生计——因为供给太多，所以缺乏，然后要铲除这些缺乏，就要消灭需求，多么荒诞的喜剧作品！
资本主义的“坏的方面”正式它所固有的，任何企图利用政策作为“消毒剂”做到消除它的“坏的方面”而保留它的“好的方面”都是徒劳的，因为用一个政策从外部企图消灭它的内在矛盾的时候，这个政策同时也会产生内在矛盾，也会有“坏的方面”，也需要另一个政策，接着不断叠加下去。任理论和政策的雪球再如何翻滚，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从未真正解决过什么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消失不见了，那么也只是通过转移这些问题到非洲并变得更严重，来使得它在欧美缓和，但近日来我们也看到，这些在非洲日益严重的问题，正在以恐怖主义的方式回归他们的欧美“故土”。
不从事物的内在的矛盾、对立面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找出其自身的规律，而是人为地从道德角度去主观地消除“坏的方面”并非真正的辩证法。
“的确，一旦把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
如果认为解决市场化、私有化带来的问题，是用继续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政策去消除过去改革的“坏的方面”，那正是蒲鲁东式的辩证法。
最后，要指出的是，事物的辩证矛盾是内在的，并非一对外在关系的对立，而其内在所必然带有的“坏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封建生产也有两个对抗因素，人们称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式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
“谁要给自己提出消灭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辨证运动。”
其实这就是事物内在矛盾所必然带有的否定面，正是因为其“坏”，否定就是从这里开始，是事物要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己的不合理的起点和决心，从而展开一种扬弃的过程。我们说要对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往往就让人进入机械的对立、丧失事物自己的生命的好坏对立，但其本意应该是，从传统文化的不合理之处入手，如何实现其自我超越与回应当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实践，而不是简单去掉过去的“孝”中的吃人的繁文缛节，不变其吃人的愚孝意识就能称得上去粗取精。要解决当代中国的制度问题，就要从解决对造成劳动者的制度开始着手，尊重劳动人民的自我超越的意愿。
物质与意识、社会天才与劳动大众
在本书中，马克思还对蒲鲁东的社会天才的人类理性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进行了精彩的批判，但我想，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人类进步靠的是社会天才的意识进步推动”的这种观点当作辩证法的规律。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物质和意识并非一对对等的范畴，而只是意识是物质的属性，物质能够意识、能够思维。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物质都能意识都能思维，而是说，在无机界的、化学的、物理的物质中，物质固然还不能思维，但是物质从最初的无机物一步一步必然发展出人和人的大脑这种高级物质，到了人这个阶段的物质，就可以说，物质能够意识、能够思维了。不能机械地把人和自然界对立。同理，也不能机械地对立社会天才和劳动大众，劳动大众是能够天才的，它是必然积聚它的实践和经验、知识等孕育出社会天才的。所以任何自以为是、高高在上、想要摆脱与劳动大众的辩证关系的社会天才，如果想尽一切方法去压榨群众而不是帮助群众实现自我发展，那么他就相当于压榨自己的起点，他的任何方法都必然最终失败、必然拾取财富和知识的源泉。
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