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竹韵抒真情 我的爸爸张志宽(十六)
张子健
严父的“苛刻”
我虽是独生子,但从小就没有过娇生惯养,更甭说“小皇帝”的感觉了。
从小学到初中,在天津市、区各种文艺汇演中,我得过多次大奖,电视台和电台少儿部都抢着要我,我还演过三部影视剧,但我爸爸从没当面表扬过我。不但不表扬,每次对我苛刻的批评,还常常让我以泪洗面。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天津市曲艺团,与刘亚津、王宏、郑健、戴志诚一起学艺。他们都会抽烟,经常劝我也来一根,并承诺给我保密,但我不敢。我知道如果一旦开戒,我搪不了我爸爸,他从小就不许我抽烟。
我爸爸在同龄人中辈分大,但他从不让我充大辈,就连他的学生刘亚津、戴志诚及后勤人员等,都让我喊他们老师。
那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我想报考,我爸爸当时不太愿意。他认为,我从小学的说唱,在这方面有基础,同时又有他这个“严师”,将来在曲艺表演方面肯定有发展。但他见我决心挺大,便不再坚持,很快便默认了。
专业课考试我顺利过关,但文化课考试却把我难住了。因为北京电影学院是大学,它的文化课考试要参加高考。虽然我当时是曲艺团团带学员,属于中专毕业,然而毕竟没有经过高中三年文化课的系统学习。于是我暗下决心,就是不吃不睡,也要在五十天内拿下高中文化课的要点。我爸爸见我决心如此之大,他也信心大增,于是在第一时间便为我联系了天津重点中学海河中学的相关教师,对我进行一对一的辅导。经过五十天的艰苦奋战,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过了文化课这一关。当我将考试结果告诉我爸爸时,我爸爸看到我为备考而累瘦的身板,感动得热泪盈眶……
虽然最终考上了电影学院,但我爸爸还不让我放下快板、相声。那时放寒暑假,只要是没接戏,我就得跟他练相声、快板。大三时,我和电影学院同学钱雁秋还搭伙回天津说过一段时间相声。我爸爸就让雁秋住在我们家,他教了我们十几段相声,我们前前后后共演了一百多场,效果非常好。可在排练时,爸爸竟当着雁秋的面批评我,这真让我下不来台。每当这时,我就想起他当初有齿音字,白全福师爷为训徒而当众拿他“砸挂”的故事。每次想到这儿,我也就忍了。可他竟然变本加厉,完全不顾我在影视圈内外的“小名气”。有一次,他给我排练,看我脸上表情总达不到他的要求,竟骂我:“看看你那张猪脸!”
唉!让我真没脾气……
我演《白眉大侠》和《甘十九妹》时,为了武打表演更真实,便让我爸爸为我找武术和击剑教练。为此,我爸爸亲自找到天津体工大队武术教练教我武术,还请天津市杂技团的著名舞剑艺术家陆素卿教我剑术。并对他们二人悄悄嘱咐:一定要严要求,千万不能因为他是我儿子,就有所照顾。
通过以上诸多事例,诸位可以知道,我爸爸当年对我是多么“苛刻”了。但逐渐地,我理解了这里面其实是包含了爸爸对我浓浓的爱意。因为正是爸爸的这种“苛刻”,才让我有了今天的成绩。
为艺术而献身,是我爸爸对我最深的影响。我在西藏拍《孔繁森》时,严重缺氧,但我坚持骑马不找替身。有一次我从马上摔下来,脑袋险些撞在大石头上,将腰也硌伤了,当时把导演和演员们都吓坏了。然而即便如此,我也未含糊过,仍是坚持拍戏。
在做人方面,我也是一直跟我爸学习,为人要真诚。无论是上大学时,还是现在拍戏、活动,只要是朋友、同学凑在一起吃饭,埋单时谁都抢不过我,这就是我爸爸的“风格”,我深受其影响。我的同学张嘉译常说:“不向钱看,不为名奔,很多人搞不懂子健为什么还在这个圈子里混。”
其实,我爸也不是全不在乎钱,他对外人很大方,对自己却很苛刻。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看他整天提了个破书包挺寒酸,就到名牌店给他买了一个皮包。送给他时,他问:“哪买的?”
“吉利大厦。”
“多少钱?”
“六百。”
他一听就急了,把皮包往我身上一扔:“退了去!”
我说:“您别急,您那个包太栽面儿了,我孝顺您还不应该吗?”
“谁说栽面儿?我看挺好!你必须给我退了去。”
我妈看他真生气了,连忙顺着他说:“你爸说得对,下次注意。”然后又劝我爸:“不好退了,别生气啦!”这才了结此事。从此,我就再也不敢高消费了。
虽然我爸爸对我和他自己如此“苛刻”,但他在处理前辈、同辈及晚辈的关系上,我特别欣赏原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孙福海伯伯对他的评价:办事讲板讲眼。
张子健
严父的“苛刻”
我虽是独生子,但从小就没有过娇生惯养,更甭说“小皇帝”的感觉了。
从小学到初中,在天津市、区各种文艺汇演中,我得过多次大奖,电视台和电台少儿部都抢着要我,我还演过三部影视剧,但我爸爸从没当面表扬过我。不但不表扬,每次对我苛刻的批评,还常常让我以泪洗面。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天津市曲艺团,与刘亚津、王宏、郑健、戴志诚一起学艺。他们都会抽烟,经常劝我也来一根,并承诺给我保密,但我不敢。我知道如果一旦开戒,我搪不了我爸爸,他从小就不许我抽烟。
我爸爸在同龄人中辈分大,但他从不让我充大辈,就连他的学生刘亚津、戴志诚及后勤人员等,都让我喊他们老师。
那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我想报考,我爸爸当时不太愿意。他认为,我从小学的说唱,在这方面有基础,同时又有他这个“严师”,将来在曲艺表演方面肯定有发展。但他见我决心挺大,便不再坚持,很快便默认了。
专业课考试我顺利过关,但文化课考试却把我难住了。因为北京电影学院是大学,它的文化课考试要参加高考。虽然我当时是曲艺团团带学员,属于中专毕业,然而毕竟没有经过高中三年文化课的系统学习。于是我暗下决心,就是不吃不睡,也要在五十天内拿下高中文化课的要点。我爸爸见我决心如此之大,他也信心大增,于是在第一时间便为我联系了天津重点中学海河中学的相关教师,对我进行一对一的辅导。经过五十天的艰苦奋战,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过了文化课这一关。当我将考试结果告诉我爸爸时,我爸爸看到我为备考而累瘦的身板,感动得热泪盈眶……
虽然最终考上了电影学院,但我爸爸还不让我放下快板、相声。那时放寒暑假,只要是没接戏,我就得跟他练相声、快板。大三时,我和电影学院同学钱雁秋还搭伙回天津说过一段时间相声。我爸爸就让雁秋住在我们家,他教了我们十几段相声,我们前前后后共演了一百多场,效果非常好。可在排练时,爸爸竟当着雁秋的面批评我,这真让我下不来台。每当这时,我就想起他当初有齿音字,白全福师爷为训徒而当众拿他“砸挂”的故事。每次想到这儿,我也就忍了。可他竟然变本加厉,完全不顾我在影视圈内外的“小名气”。有一次,他给我排练,看我脸上表情总达不到他的要求,竟骂我:“看看你那张猪脸!”
唉!让我真没脾气……
我演《白眉大侠》和《甘十九妹》时,为了武打表演更真实,便让我爸爸为我找武术和击剑教练。为此,我爸爸亲自找到天津体工大队武术教练教我武术,还请天津市杂技团的著名舞剑艺术家陆素卿教我剑术。并对他们二人悄悄嘱咐:一定要严要求,千万不能因为他是我儿子,就有所照顾。
通过以上诸多事例,诸位可以知道,我爸爸当年对我是多么“苛刻”了。但逐渐地,我理解了这里面其实是包含了爸爸对我浓浓的爱意。因为正是爸爸的这种“苛刻”,才让我有了今天的成绩。
为艺术而献身,是我爸爸对我最深的影响。我在西藏拍《孔繁森》时,严重缺氧,但我坚持骑马不找替身。有一次我从马上摔下来,脑袋险些撞在大石头上,将腰也硌伤了,当时把导演和演员们都吓坏了。然而即便如此,我也未含糊过,仍是坚持拍戏。
在做人方面,我也是一直跟我爸学习,为人要真诚。无论是上大学时,还是现在拍戏、活动,只要是朋友、同学凑在一起吃饭,埋单时谁都抢不过我,这就是我爸爸的“风格”,我深受其影响。我的同学张嘉译常说:“不向钱看,不为名奔,很多人搞不懂子健为什么还在这个圈子里混。”
其实,我爸也不是全不在乎钱,他对外人很大方,对自己却很苛刻。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看他整天提了个破书包挺寒酸,就到名牌店给他买了一个皮包。送给他时,他问:“哪买的?”
“吉利大厦。”
“多少钱?”
“六百。”
他一听就急了,把皮包往我身上一扔:“退了去!”
我说:“您别急,您那个包太栽面儿了,我孝顺您还不应该吗?”
“谁说栽面儿?我看挺好!你必须给我退了去。”
我妈看他真生气了,连忙顺着他说:“你爸说得对,下次注意。”然后又劝我爸:“不好退了,别生气啦!”这才了结此事。从此,我就再也不敢高消费了。
虽然我爸爸对我和他自己如此“苛刻”,但他在处理前辈、同辈及晚辈的关系上,我特别欣赏原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孙福海伯伯对他的评价:办事讲板讲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