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认为，大选侯同他的孙子腓特烈.威廉一世是互补的。大选侯的成就以扩大勃兰登堡的国际权势为中心，而腓特烈.威廉一世被称为普鲁士最杰出的“内部国王”，他在内政方面的建设具有很重要的开创性和奠基作用。当然，他们之间的对立其实被夸大了。普鲁士的行政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无明显的断层，更准确的说，从1650年到1750年，普鲁士的行政建设是一脉相承的。这一过程发端于财政税收和军事管理。
大选侯首先简化并集中了原本杂乱无序的财政管理——主要是王室领地、运输、矿产、专卖获得的收入。17世纪50年代，大选侯在勃兰登堡创立了宫廷财产的管理机构（Chief Domains Directory），迈出了财政集权的第一步。直到1683年，中央税务署(Central Revenues Office)在充满干劲的东普鲁士贵族渡渡.冯.克尼普豪森（Dodo von Knyphausen）的管理下几乎获得了霍亨索伦家族所有领地的财政管理权。1689年，他又监管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税务总署的设立，这一机构带有很强的政府机构的性质。在它的管理下，1689-90年，勃兰登堡-普鲁士首次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1696年设立的统一中央行政机关负责管理王室领地的各种事务，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另一方面，军队管理和战争经费的筹备方面也在进行着集权改革。1655年4月，大选侯设立战争军需总处（GeneralWar Commissariat)，负责组织军队，并为军队提供经费和后勤保障支持。在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官员的管理下，它逐渐成为选侯国行政系统中的中流砥柱，它能管控所有专门为军队筹备的资金（主要来自义务税、消费税、外国援助），并且通过吸纳各个地方的官员进一步肢解了等级议会的征税权。17世纪80年代，军需处的职能范围更加广泛，为了国内制造业的稳定发展，军需处计划将勃兰登堡建设成一个以纺织业为基础的自给型地区，除此之外，军需处还负责调解地方商会同新兴产业之间的矛盾。普鲁士这种将财政、军事、经济管理合并的措施并非独创，而是效仿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的做法。
腓特烈.威廉一世继位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在行政建设方面拥有建筑师一般的眼光。这同其父对他进行的广泛训练有很密切的联系。腓特烈.威廉九岁时，就被要求自己管理他在伍斯特豪森（Wusterhausen，位于柏

林东南部）的庄园，在这一过程中，腓特烈.威廉表现出了惊人的资质。腓特烈.威廉获得了管理庄园的一手经验，庄园当时还是勃兰登堡-普鲁士经济的基础元素。1701年，年仅13岁的他开始正式参加枢密院会议，不久之后，他又在其他行政机关担任职务。
1709-10年，东普鲁士爆发了瘟疫和饥荒，将王国推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腓特烈.威廉在处理这些事的过程中同样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瘟疫通过大北方战争（1700-1721）传播到了其他地区，造成了约25万人死亡，东普鲁士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丧生。约翰尼斯堡（Johannisburg）的一份记载称，1709年瘟疫宽恕了这座城市，但是1710年又以更加猛烈的态势卷土重来，“牧师、教师以及大多数城镇委员都被带进了坟墓，城内十室九空，集市上长满了野草，恐怕只有14个居民活了下来”。伴随而来的饥荒又使幸存者大量死亡，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完全陷入瘫痪。东普鲁士东部地区的死亡率尤其惊人，而那里有大量王室领地，显然，王室领地的生产也陷入了混乱。然而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一些大臣、高官甚至还想向王室隐瞒灾情。
东普鲁士的这场灾难使许多高官的无能、腐败暴露无遗-他们大多是国王的亲信。宫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王子腓特烈.威廉在内的党派，他们意图将首席大臣科尔贝.冯.瓦滕贝格（Kolbe vonWartenberg）及其同党拉下马。经过一系列的明察暗访，瓦滕贝格集团的腐败被曝光，他本人引咎辞职，其党羽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先是被关押在施潘道城堡，罚款7万塔勒，随后又被流放。这是腓特烈.威廉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也是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的转折点，此后他逐渐将权力移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更关键的是，东普鲁士经受的灾难使这位王子对改革行政机构有了极大的热情，而对腐化、浪费、低效有了发自内心的憎恶。

腓特烈.威廉继位数年之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政治风貌已大为改观。大选侯的集权得到了恢复并且进一步加强。领地中的非税收入的管理也得到了进一步整合、集中。1713年3月27日，负责管理王室领地的首席地产理事会（Chief Domains Directory）同中央税务署（Central RevenuesOffice）合并成一个新的机构——财政总署（General Finance Directory）。如此一来，国家的财政大权基本上掌握在两个机构手中——财政总署，负责管理王室地产的租金收入；军需总处，负责征收城镇居民的消费税和农村居民的义务税。
然而这种财政结构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两个机构的许多职能是重叠的，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财政总署及其下级地方官员时常抱怨军需处的苛捐杂税使王室地产的租赁人很难再上交租金。另一方面，财政总署为了提高租赁收入，鼓励租赁人开办一些农村产业，比如酿酒业和制造业，但是军需总处认为这会将城市纳税人置于一个不利的竞争地位，从而使其消费税收入大幅减少（农村产业会抢夺城市产业的市场，而农村产业成本更低，城市产业利润收缩，消费税减少）。1723年，经过反复考虑，腓特烈.威廉一世决定将两个机构合并成一个全权部门，其名字十分冗长：财政、军事和地产总署（General Chief Directory for Finance,War and Domains）,后来就被简称为“首席理事会”（General Directory）。两周之后，地方各级都如此进行了机构合并。
腓特烈.威廉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在中央政府实行一种“学院式”的决策体制，政府机关协商政务时，所有的大臣都必须到有关部门的会议桌前开会。会议桌一侧是总署官员，另一侧则是有关部门的枢密委员，桌子一头是为国王准备的座位，不过国王几乎不出席这种会议。这种学院式制度的优势很明显：
1. 使决策过程公开化，防止个人专权；
2. 平衡不同群体或个人的利益诉求；
3. 决策者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4. 讨论出更全面的政策方案，集思广益。
腓特烈.威廉鼓励原财政总署的职员勇于向（原）军需总处的同僚学习，反之亦然。他甚至扬言要通过内部测试来检验机构内的知识交流情况。腓特烈.威廉意图培养一批知识全面、广博的官员队伍。
不过首席理事会同现代部长级官僚体制还是有很大不同：它并不是通过职能类型来分配工作的，同当时

欧洲大多数行政机关一样，首席理事会中管理地方的官员还要承担一些另外的特定职责。比如，首席理事会的二号部门，负责管理库尔马克、马格德堡，另外还要处理军队的食宿问题；三号部门负责管理克累弗、马克郡和霍亨索伦家族的其他许多飞地，另外还要掌管盐业专营和邮政服务（此处的“邮递（postal）”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通信服务，而是政府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流）。此外，机关内部不同职责的界限也模糊不清，所以理事会内部关于司法权的争执一直持续到18世纪30年代——首席理事会的这种制度性缺陷逐渐内化成固有局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它还和地方、行省、中央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交织在一起。
另一方面，总理事会的工作条件和其精神特征很有现代气息，官员们夏季早上七点到岗，冬季则为八点。当天工作完成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岗。周六还要到指定地点作工作总结。平时加班会提供宵夜，分两批配给。现代官僚体系中的监督、规章、日常工作条件都印着普鲁士的水印。同大选侯和腓特烈一世时代相比，腓特烈.威廉一世时代的官员会受到极为严密的监督，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做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惩罚措施包括解雇、罚款，甚至公开死刑。其中的典型就是东普鲁士的官员von Schlubhut，他因为挪用公款而被吊死在柯尼斯堡会议厅的正屋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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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是政府的又一抓手。国王的政策主要立足于两个方面：实行贸易保护，保护农民和农业贸易免受外国农产品的冲击——主要来自波兰，波兰庄园生产的粮食物美价廉。在这一方面，当局主要采取了高关税和禁止走私的政策，当时的文献记载了许多对谷物走私的检举和揭发，其中一些是针对小商贩的，比如由波兰农民组成的商队，他们曾试图假扮勃兰登堡人入境贩卖粮食；1740年，一批更加老练的梅克伦堡走私商队试图进入乌克马克，他们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为了防止农作物歉收引起的物价上涨阻碍城市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腓特烈.威廉一世扩大了全国性的粮仓网络，大选侯时期，粮仓主要是用于供应常备军的。腓特烈一世保留了这些粮仓，但是由于疏于管理，1709-10年的灾难期间，粮仓几乎无法满足居民的粮食需求。从18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腓特烈.威廉一世建立了庞大的具有双重作用的粮仓制度，粮仓一方面要为军队供应粮食，另一方面在平衡粮食市场态势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各省份的军需处和相关部门要尽可能地维持粮食价格的稳定，粮价下跌时要购进粮食作为储备，而在歉收或饥荒时要将储备投入市场。1734-7年，1739年，粮食歉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政府将储备粮食低价出售，农业形势很快得到了改善。1740年5月31日，腓特烈.威廉一世临死前，给总理事会颁布了最后几条敕令，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柏林、维塞尔、斯德丁和明登的粮仓要在入冬前装满。
当然，腓特烈.威廉一世当地经济视野也有一些盲点，他加强了对商业活动的控制，这同大选侯的商业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大选侯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并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殖民地，腓特烈一世时虽然普鲁士的殖民地早已衰颓，他还是受个人情感驱使继续经营。但是在1721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将殖民地卖给了荷兰，说他“一直将这些愚蠢的贸易活动视为天方夜谭”。国王同样对边境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漠不关心。
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奥德-易北运河工程建设进一步推进，农业政策更加标准、统一，备受争议的内部通行费也逐渐降低。但是国内的商品流通还是受到很大限制。勃兰登堡的商品在越过省份界限时还要缴纳税款。普鲁士国土支离破碎，东部和西部的边远领土在经济上几乎同中央地区没什么联系。直到1740年国王去世勃兰登堡-普鲁士还是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
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君主同传统权力集团的冲突进入了行政斗争阶段。同大选侯和腓特烈一世相反，腓特烈

腓特烈.威廉一世没有向地方贵族让步。然而会谈中几乎没有夸张的争吵，贵族的传统特权被一系列政策逐渐剥夺。贵族的税收豁免权被取消，受贵族控制的机构逐渐归于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贵族随意前往其他省份的自由也被剥夺，因此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精英阶层几乎同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网络隔绝了。
这不只是中央集权的副产品，国王队对削弱贵族势力的需求十分强烈，他将自己视为祖父事业的继承者。他曾说到：“腓特烈.威廉选侯首先打破了贵族的特权地位，而我则通过1715年的普遍土地税将贵族完全之语中央的统属之下。”腓特烈.威廉一世创制的行政系统拥有庞大的平民后备力量，这就使中央能相对容易地同贵族进行协商，联合。
但是说来奇怪，腓特烈.威廉一世总能找到不少有才干的贵族——比如特路泽赫斯.冯.瓦尔德堡，就甘心贯彻国王的改革政策，甚至不惜以牺牲贵族利益为代价。这些贵族同中央合作的动机很难说清楚，有些人只是为了获得官位，另外一些人可能出于对地方政治环境的不满，或者只是为了获得俸禄。不管怎么说，地方贵族的统一彻底瓦解了，宗派和家族之间的冲突随处可见，利益冲突完全压倒了共同利益。见此，腓特烈.威廉一世还是尽量避免明确表态。1722年他教诲继承人：“你必须热心、亲切地对待各个省份的贵族，对优秀的贵族要更加偏爱，不要吝惜奖赏那些忠诚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