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关明朝宁锦大捷的文章论述大多是根据清修《明史》中的立场观点撰写的，抹去了真正英雄的事迹和功劳，而处心积虑进行破坏的角色反倒成为了英雄。笔者在仔细研读了明朝官方的原始史料《明熹宗实录》之后，发现袁崇焕在战前和战中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明方实际上的指挥官和大功臣是总督镇守辽东的首席监军——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的刘应坤。
明熹宗在战后传谕嘉赏时，称赞刘应坤说：“镇臣刘应坤鼓舞将吏，努力戎行，匪直大挫贼锋，在宁远有却敌之效；抑亦深寒虏胆，于锦州有解围之助；着加恩三等，荫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给与应得诰命，赏银六十两、彩缎四表里。”其奖赏数额仅次于魏忠贤，可见他所起到的作用之大。而袁崇焕仅获加衔一级，赏银三十两、大红纻丝二表里。明熹宗评价袁崇焕说：“袁崇焕谈款一节所误不小，朕不加谴责，尚著叙赉，分明念久在危疆，姑使相准耳。”明熹宗对二人的表现明察秋毫，奖赏可谓公正公道。
下面，笔者就根据《明熹宗实录》等原始史料，用接近于原文的通俗语言来复原宁锦大捷的全部过程。
天启六年（1626），二十二岁的明熹宗虽然还很年轻，但在政治上却已经相当成熟，他经常浏览各种史籍和本朝二祖列宗的执政实录，从中汲取治国御敌的经验和教训。当时虽然取得了“宁远大捷”，但实际上明朝在人员、物质上的损失十分巨大，其中的水分明熹宗心知肚明。
一天，明熹宗在翻阅《全辽志》的时候，发现永乐、宣德年间，先祖们曾在军事要地设立有镇守、分守太监等官，对于监督和遏制军队将领中存在的边务废弛、逢迎朘削、骗官盗饷、妒功害成等腐败现象具有明显作用。于是，明熹宗于天启六年三月置袁崇焕等人的强烈反对于不顾，毅然恢复了监军制度，在辽东设立镇守山海关等处太监一员——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左右镇守太监二员——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分守中军太监三员——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蒞朝等。这些监军太监后来在宁锦大捷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来在宁远大捷之后，明熹宗对袁崇焕报有很大的信任和期望，提升他为辽东巡抚。然而，袁崇焕一味与后金议和，致使蒙古部落离心，在后金主力进入朝鲜，沈阳空虚的情况下，执意一不出兵捣虚，二不援救朝鲜，三拒绝策应东江镇。不仅使朝鲜向后金屈服，还导致了地处明、金中间的蒙古部落对明朝失望和寒心，为最终投靠后金埋下了伏笔，其行为更让东江镇蒙受了极大损失，失去了朝鲜提供的屯田土地，被断绝了朝鲜提供的军械和粮饷，致使明朝在辽东的形势显著恶化。明熹宗对袁崇焕的这些行为产生了不满和警觉，而当天启七年二月袁崇焕把蓟辽督师王之臣从辽东排挤走以后，明熹宗在辽东的军政事务上对刘应坤更加倚重和信赖，把钱粮、人事和军事部署等大权交给了他进行执掌。
刘应坤为河北新城县人。他既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又是京军忠勇营总督兼御马监掌印，堪称文武全才的御林军大将，长得也很帅。在上任之后，刘应坤等人率领标下一营精兵沿长城一线向山海关行进，他们自带由厂臣魏忠贤用家资为他们置备的干粮和行囊，不让地方官员招待，沿途视察边塞，向明熹宗汇报所看到的情况。魏忠贤采取的这个措施十分必要，俗话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他用家资为刘应坤一行置备干粮、行囊，从而杜绝了地方官的腐蚀拉拢，也保证了所携带的巨额公款不发生任何损耗，足额发放到基层官兵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