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饮食审美思想
甘善美——中国饮食思想萌芽
袁枚——“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
“五味适口者皆曰甘”
“羊大则肥美”
“膳之言,善也”
称为“食圣” 的中国古代美食大家袁枚(1716~1797年)认为:“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随园食单·须知单》)
这里“先知而后行”,并非认识先于实践的唯心主义颠倒认识论,其义是“知而后行不难”,是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认识——实践”的回归和深化。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必要的经验和知识之后才能制出一道好菜,只有具备了相当的美学修养才可能创造相应的美食生活。
可以说,中国古代食文化的辉煌发展,正是历史上无数美食家、饮食理论家、美食制作者以及无数美食活动的积极介入者在漫长的民族食生活史上对“美”的不懈追求、孜孜探索的结果,是他们在美食实践中创造了自己民族的独特审美理论,更是他们在这种理论绵指导下把自己的食生活、食文化推进到了辉煌的历史高度。
一、甘、美、善——饮食美思想的萌芽关于“美”的起源问题,历来是美学家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由于审美角度、研究方法和理解程度的不同,于是有了诸如“原始宗教意识说”、“人类爱美天性说”、“劳动说”、“游戏说”等种种说法。
应当说,上述各种种起源说都有一定的道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的感觉和意识,是人类对我在世界和生活内容的一各理解。
因此又可以说,上述诸说都不够全面。因为“美”的认识意识和所由引发的对象是极为广泛和无所不包的。
这样看来,美的起源应是人类的生活——人类思维触角的一切领域。这就决定了美意识的极端广泛性和昨杂性。
饮食生活水平的审美意识,就可以理解为人类(民族或个人)对饮食生活“美”的感受和觉悟。而饮食审美思想,则是上述意识的丰富、深化、飞跃和系统完善,是人们对饮食生活美的感觉、领悟、思考、探求、创造,是饮食生活中美的理解、认识和理论化。它当然不能排除其他对象、领域美意主只的启迪、参悟。但不能理解为是后者简单的和机械的移植与借用。丰富的文字记录和出土文物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大量可信的证据。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美”的概念。《说文》释云:“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段注:“膳之言,善也。羊者,祥也。故美从羊。”“羊大则肥美。”这似乎道出了中国古代饮食审美意识产生的一般规律:直接来源于饮食的实践。羊肉味“甘”,《说文》释:“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段注:“五味适合口者皆曰甘。”“食物不一,而道则一。所谓味道之腴也。”食味可口为美,美是一种感受,一种境界——“道”,千差万别的食物都有着具体而又抽象的“道”。所谓“道则一”,不是一种“味道”,而是诸种味道都具有,或曰都可以引人达到的一种意境,一种主观对客观的审视。
羊在古代,是黄洒流域的先民们广泛牧养的家畜之一,是供应人们日常食用最主要的肉源。其二,大概由于羊为任何人所需,和它的能行走(免得持者负重)、可产乳、繁殖、增肥(作为物币不磨损),所以,在古代,羊在物物交换中又最易充当媒介作用。这一点在世界许多民族商业发展史上都具有共性,所以马克思才在他的《资本论》中把羊作为“一般的或社会的等价形式”。其三,在祭祀和会盟中,羊又例被用作牺牲。大概正因为如此,羊之用之祭祀,便具有了非常意义。“示”,《说文》释为“天象。见吉凶。”“示”“见吉凶。”为趋吉避凶,所以祭羊,示羊可以致祥。这又是羊之“美”意的生发。其四,羊既是祀鬼神的“圣物”,那么在人事中,馈人以羊便视为重礼。因羊是祭礼的象征,故隆重的祭礼非羊便不成礼。当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论语·八佾第三》)时,便遭到了恪守礼的老师孔子的反对。综合以上四点,我们可以看出,羊在中国古代人们的经济生活、宗教祭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可以推断,古人创造“美”字时,正是选用了这个极具普遍意义的“羊”来作为“美”字的象形和会意。
甘善美——中国饮食思想萌芽
袁枚——“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
“五味适口者皆曰甘”
“羊大则肥美”
“膳之言,善也”
称为“食圣” 的中国古代美食大家袁枚(1716~1797年)认为:“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随园食单·须知单》)
这里“先知而后行”,并非认识先于实践的唯心主义颠倒认识论,其义是“知而后行不难”,是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认识——实践”的回归和深化。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必要的经验和知识之后才能制出一道好菜,只有具备了相当的美学修养才可能创造相应的美食生活。
可以说,中国古代食文化的辉煌发展,正是历史上无数美食家、饮食理论家、美食制作者以及无数美食活动的积极介入者在漫长的民族食生活史上对“美”的不懈追求、孜孜探索的结果,是他们在美食实践中创造了自己民族的独特审美理论,更是他们在这种理论绵指导下把自己的食生活、食文化推进到了辉煌的历史高度。
一、甘、美、善——饮食美思想的萌芽关于“美”的起源问题,历来是美学家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由于审美角度、研究方法和理解程度的不同,于是有了诸如“原始宗教意识说”、“人类爱美天性说”、“劳动说”、“游戏说”等种种说法。
应当说,上述各种种起源说都有一定的道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的感觉和意识,是人类对我在世界和生活内容的一各理解。
因此又可以说,上述诸说都不够全面。因为“美”的认识意识和所由引发的对象是极为广泛和无所不包的。
这样看来,美的起源应是人类的生活——人类思维触角的一切领域。这就决定了美意识的极端广泛性和昨杂性。
饮食生活水平的审美意识,就可以理解为人类(民族或个人)对饮食生活“美”的感受和觉悟。而饮食审美思想,则是上述意识的丰富、深化、飞跃和系统完善,是人们对饮食生活美的感觉、领悟、思考、探求、创造,是饮食生活中美的理解、认识和理论化。它当然不能排除其他对象、领域美意主只的启迪、参悟。但不能理解为是后者简单的和机械的移植与借用。丰富的文字记录和出土文物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大量可信的证据。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美”的概念。《说文》释云:“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段注:“膳之言,善也。羊者,祥也。故美从羊。”“羊大则肥美。”这似乎道出了中国古代饮食审美意识产生的一般规律:直接来源于饮食的实践。羊肉味“甘”,《说文》释:“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段注:“五味适合口者皆曰甘。”“食物不一,而道则一。所谓味道之腴也。”食味可口为美,美是一种感受,一种境界——“道”,千差万别的食物都有着具体而又抽象的“道”。所谓“道则一”,不是一种“味道”,而是诸种味道都具有,或曰都可以引人达到的一种意境,一种主观对客观的审视。
羊在古代,是黄洒流域的先民们广泛牧养的家畜之一,是供应人们日常食用最主要的肉源。其二,大概由于羊为任何人所需,和它的能行走(免得持者负重)、可产乳、繁殖、增肥(作为物币不磨损),所以,在古代,羊在物物交换中又最易充当媒介作用。这一点在世界许多民族商业发展史上都具有共性,所以马克思才在他的《资本论》中把羊作为“一般的或社会的等价形式”。其三,在祭祀和会盟中,羊又例被用作牺牲。大概正因为如此,羊之用之祭祀,便具有了非常意义。“示”,《说文》释为“天象。见吉凶。”“示”“见吉凶。”为趋吉避凶,所以祭羊,示羊可以致祥。这又是羊之“美”意的生发。其四,羊既是祀鬼神的“圣物”,那么在人事中,馈人以羊便视为重礼。因羊是祭礼的象征,故隆重的祭礼非羊便不成礼。当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论语·八佾第三》)时,便遭到了恪守礼的老师孔子的反对。综合以上四点,我们可以看出,羊在中国古代人们的经济生活、宗教祭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可以推断,古人创造“美”字时,正是选用了这个极具普遍意义的“羊”来作为“美”字的象形和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