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着，明天再发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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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鸡含大量的PhIP，会提高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的风险
2010年，仅在美国预计诊断出150万例乳腺癌新发病例。但有多少人意识到食用烤鸡会增加患乳腺癌的危险?最近由美国“责任医疗医师委员会”承担的癌症研究项目透露：快餐店中的烤鸡包含大量的叫做PhIP致癌化学物质。独立的实验室分析证明：所有在快餐店买到的烤鸡食品样品都发现含有大量的PhIP。PhIP是一种化学物质，有提高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的风险，甚至少量食用也存在这种风险。PhIP已经被(美国)国家健康学会证明是一种致癌物质。 PhIP是一类称为杂环胺(HCAs)的致癌物质，存在在于烤肉中。PhIP和其它HCAs在鸡身上并不存在，只有当动物肉经高温烤煮时才产生。作为一种已知的诱变剂，HCAs可以直接与DNA结合，而引起其突变，这是癌症发生过程的第一步。 PhIP仅仅是烤鸡中的乳腺癌风险之一。在一个肯德基烤鸡腿中，超过60%的卡路里是脂肪卡路里。研究表明：脂肪摄入量较高的国家，特别是动物脂肪摄入量较高的国家，有较高的乳腺癌发病率。
牛奶和乳制品中雌性激素对乳腺癌、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的发生有影响
现代牛奶中的高雌激素水平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Hill等学者对北美白人、黑人及南非黑人尿中性激素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素食非裔美国人雌激素排泄减少，而西方饮食的南非黑人雌激素代谢增加。Bernstein等报道，亚洲妇女牛奶和乳制品消费量低，其血浆雌激素浓度低于白种人，后者乳制品消费量高，支持牛奶消费与血浆雌激素浓度有相关性。上述研究提示牛奶中雌激素水平可影响人体雌激素的代谢。 Ganmaa D 等学者用逐步回归法分析了40个国家饮食与女性乳腺癌、卵巢癌及子宫内膜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相关性，推测牛奶和乳制品中雌性激素对乳腺癌、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的发生有影响。多氯化联二苯（PCB）对大鼠、小鼠肝脏产生致癌反应现在的肉食都来自工厂化农场中饲养的动物。工厂化农场的肉经常被多氯化联二苯(PCB)、阻燃剂和其他化学品(包括砷)污染。这些都在动物的尸体中搜集到了。 PCB对大鼠、小鼠都能产生致癌反应，产生癌变的器官均为肝脏。此外，美国科学杂志报道说养殖鲑鱼的有毒物含量(多氯化联二苯、二氧芑等)比野生鲑鱼高10倍。但美国鲑鱼组织称：养殖鲑鱼的多氯化联二苯含量与阿拉斯加野生Chinook和红鲑鱼含量相同。多氯化联二苯(PCB)一般被用于变压器和电容器以及油漆、复印纸和塑料中的添加剂。功能与荷尔蒙类似，可造成鱼和鳄鱼生殖器官畸形，也是诱发人类癌变、不育和其他一些性器官疾病的原因，多氯化联二苯是许多野生动物的繁殖衰退和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重要因素，对人类健康和环境具有很大危害，被列为国际上禁止使用的12种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一。最近的人类生殖医学杂志报道一项研究结果，PCB增加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危险，接触PCB的相对危险度为3.77，且与吸烟、高脂血症有协同作用。

香港常见的食用淡水鱼及咸水鱼，含有工业用“阻燃剂”
香港市面各种常见的食用淡水鱼及咸水鱼，含有工业用“阻燃剂”，每克鱼肉的“阻燃剂”含量，远高于欧美鱼类的水平。港人的“阻燃剂”摄取量，普遍是欧美发达国家人口的2至10倍，若常吃含“阻燃剂”量高的鱼，最高更相差近460倍。阻燃剂可干扰甲状腺功能，亦可能影响男性生殖器官，令精子数量减少，影响生育能力。甚至有指可能引致睾丸癌及乳癌。
牛奶中的酪蛋白起到肝癌的开关作用，小麦和黄豆的植物蛋白则无此作用
黄曲霉素有强烈的肝癌致癌作用。一些印度科学家进行了下面的实验。第一组老鼠喂食黄曲霉素和含量高达20%的蛋白质饮食，第二组老鼠则喂食同样的黄曲霉素和含量仅5%的蛋白质饮食。结果是喂食20%蛋白质饮食的老鼠全部罹患肝癌，而同样摄取黄曲霉素和含量仅5%的蛋白质的老鼠则避免了癌症的发生。康乃尔大学营养学教授坎贝尔扩展了印度科学家的实验结果。他给一组老鼠喂食大量黄曲霉素和少量蛋白质饮食，另一组老鼠喂食少量黄曲霉素和20%的蛋白质饮食，结果是喂食少量黄曲霉素和大量的蛋白质饮食的老鼠体内反而形成了较多的肿瘤细胞。以上试验中所用的蛋白质都是牛身上的酪蛋白(牛奶中的蛋白有85%是酪蛋白)为了搞清楚蛋白质扮演的角色，坎贝尔教授用小麦和黄豆的蛋白来进行比较，他进一步作了以下的实验。分别对三组老鼠喂食20%的酪蛋白，20%的小麦蛋白和5%的酪蛋白，三组老鼠都暴露在同样的高致癌的环境下，结果发现小麦蛋白对肿瘤生长完全没有影响，黄豆蛋白的结果也相同。但摄取20%的酪蛋白的老鼠经过100周以后，或者死亡，或者处于濒死边缘。而摄取5%的酪蛋白的老鼠则全部活着。实验表明牛奶中的酪蛋白对于吸收黄曲霉素的老鼠而言，是一种强效的肝癌催化剂。酪蛋白相当于一个开关，在20%时这个开关开启了。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奶制品与前列腺癌相关
自1986年起，世界卫生组织就开始分析59个国家人民每人每天的牛奶摄取情况和前列腺癌死亡率。他们发现牛奶摄取量多的国家，前列腺癌死亡率也较高。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与美国癌病研究学院于1997年发表一份文件称：“富含牛奶和奶制品的饮食习惯可能增加前列腺癌的罹患率”。国际癌症研究署与联合国粮农组织针对42个国家，调查饮食和前列腺癌的关系，得到和世界卫生组织相同的结论：“与前列腺癌发病率息息相关的食物就是牛奶。”这项研究也以睾丸癌为题作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在所有研究的食物中，奶酪与睾丸癌的联系最密切。”
在癌症发病率上升的大背景下，素食者却很少患癌症。
1、素食者不进食肉、蛋、鱼、牛奶，一般也都不吸烟，避免了由肉、蛋、鱼、牛奶和抽烟带来的患癌症的风险。
2、 许多蔬菜具有各自的防癌抗癌功能。由于素食者的营养来源只能来自于蔬果、豆类，素食者进食的蔬菜数量常常超过肉食者，获得了更多的抗癌因子。
基于上述的原因，虽然国内癌症发生率正处于快速上升期，但是，同处于相同生活环境中的素食者却是极少有患癌症的。有些在吃素之前已经患有癌症的病友，在手术前后，痛下决心，改为吃素，与不吃素的病友相比，康复明显为快；而且，从此告别了癌症，不再复发。在防癌抗癌上，素食和肉食孰优孰劣?这是值得每个人深思的。

关于中国的最大医托
中国人有句话叫“三代出名医”，此话蕴含的深意没人掂量。究其实，这话内涵极其丰富。名医就是有名的医生。医生有名有两层意义：一是说治病的本事好；二是说周围群众中名气大。有名是不是就等于治病的本事好呢？不见得。过去有个故事写上海小儿科名医徐小圃，治自己的儿子的病几乎束手，却被祝味菊一剂救活了，所以，民间又有一句话叫“一味单方，气死名医。”可见，历史上很多第一代中医，名气都不大，第二代、第三代才逐渐大起来的。这既说明中国历史上人们对医疗的谨慎；也说明医疗经验的积累的困难。 医学到了现代，在西医全面控制了医疗系统后，名医再也不用三代厮守了，只要利用医托，你就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也可以马上成为名医。西医内科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还没有多少治病的经验，就马上让医学专家遍布全国。莱恩爵士想出了一个用切除结肠减少腹内细菌的办法，就成为世界名医。问题是成千上万的人为了预防内科病切除了结肠后，从此变成了永久病人不久于人世。 病灶感染论的创始人亨特尔于1910年说“贫血、胃炎、结肠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发热、紫癜、各种神经疾病（从精神抑郁到脊髓的实质病变）、慢性风湿病、肾脏病的最重病例，都起源于或并发于口腔败血症（口腔的感染）。”（《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84页）例子还很多，就在上个世纪初，西医的内科病理学还十分幼稚，而不到50年就全面控制中国的医疗权力靠什么？现代有个最好的名词叫医托。这个最大的医托就是卫生部。所以，医改的困难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我们所托非人。

真正的科学医学是治好病的医学
近一段时间，拿现代医托的个人来说，方舟子是最大的医托了。他有没有拿美国制药公司的钱我没依据，但他所做的，比一个医托的生意要大得多。他不是在为某个医生拉病人，而是为西方医学拉病人。这里的医托只是一个代词罢了。照理说，拉病人的医托是只说自己的好，不说别人的坏，方舟子做得突出的是不仅说西医的好，更大的重点在说中医的坏。 一百年来，我国的“废除中医”之声不绝。2007年，方舟子在美国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办了个新语丝网站，出版了《批评中医》一书，在着名的《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文章，并组织了一些人，号召签名废除中医。方先生也实在是太不识时务了。现在还发表这些内容十分陈旧的文章，不是自讨没趣吗？自非典之后，事实已经证明了中医的内科治疗远胜西医。要不，医院里很多聪明的内科医生和护士，就不会把疑难病推给中医了。其实，医疗上没有胜不胜的问题，而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关键在是能不能把病治好。不能治好病的西医，与能治好病的中医，不是医学的科学不科学，而是医学的是与非。
为什么说西医不能治好病？因为，西医用药治病，而药物的研制被制药公司控制了。麦克塔格特说：“医学研究不公正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大多数研究是由某些公司资助的，而这些公司在不同结果上存在利益差异。这些药物公司不仅支付研究者薪水，而且经常决定研究是否发表、在哪里发表。必须记住，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企业在疾病健康上存在巨大的利益：如果某个药物公司只是发明一些快速治愈的药物，而不是终身‘维持’治疗，那么它将很快破产。”（《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9页）这说明西方的药物研究是由制药公司主导的，因为它出研究的钱，因此它得到的回报是研究出来的药物，不能把病治好，而是要终身维持治疗。
你进医院看它的各个科室，糖尿病科、心血管科、肾病科、泌尿病科……反正，不管哪个科，都是要你终身维持治疗的。别以为医生在治你的病，他们实际上是在替制药公司卖药；他们没有治好你的病的药，因为他们不是制药公司。 笔者读了方先生的着作后，感触甚深，经历过文革之劫的老年人都目睹红卫兵运动。如果把方舟子比之红卫兵，有过之而无不及。红卫兵只是一些年龄轻轻的小青年，打老师、烧图书，而方舟子是个戴着生物学博士帽的专家，何况“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个专栏，很有号召力的，也确实会蛊惑一些小青年。这样被方舟子利用起来不是“相得益彰”吗？不过，即使如此，方舟子仍不能撼动中医半分。因为，这科学医学的医院里，凡是治不好的各种内科病人，医生、护士，就会推给中医，而且，有很多给中医治好的。

现代医学可以无病造病
人是最聪明的动物，但也是最容易受骗的动物。否则就不需要做广告了。君不闻，全国有无数的人在喝含有三聚氰氨的牛奶吗？君不见我们一进医院，医生就给你开检验单吗？这不是告诉你：我是不会看病的，你去给那个机器看吧！那么你找这个医生干什么？这检验单，你自己不会开吗？单子你开，他开，只是填了个名字，谁不会呢？只不过，他有一个医生的牌子。牌子遮住了你的眼睛，你才以为你不会他才会的。所以，我说，人是最容易受骗的动物。无怪乎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宣传会把魔鬼变成天使。”
“你不信，反正我信。”别以为这话说错了，我倒以为王勇平没错，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说法。因为社会上人多了，复杂了，有千奇百怪，才有万紫千红。之前，很多人都在呕吐，他们吃了用燕儿粪、猪皮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做起来的血燕窝。最近，这内幕被揭穿了。虽然，有的人想起来就会发生恶心、呕吐、泄泻，头脑敏感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则闷声大吉，还是忘了的好。所以，洪昭光不怕有人骂他，如果他不说一杯牛奶救了一个国家，也许把三聚氰氨喝到肚子里的人和因此而生了肾结石的孩子就少得多。所以，文章千古事，有一点名气，就拿出来卖，自己得蝇头小利，干了害人一辈子的坏事就是给人做药品或营养品的广告，实在不值得。 一个姓董的肾病专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的人小便验出来带有红细胞，一定要去检查检查看，否则你得了肾病将会是很危险的。如果都查不出来的话，可以做肾穿刺，或可能是犯了叫隐匿性肾炎的。我当时看了这篇文章就好笑：因为，没病的肾，给穿刺一下，把它刺破了，不就成了有病的吗？西医怎么会培养出这样没头脑的专家呢？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可以把一个好好的不生病的肾，变成生病的肾了。 我经常碰到有年青人拿验尿检单来，单中尿有隐血的不是少数，而且这些人不吃药后来又不见隐血了，这是何故？我认为，尿有少数隐血并不是什么病，或者即使有一点小毛病也能自愈。自愈了尿检就没隐血了。
很多正常健康的年青人，也会验出少数几个红细胞来的，那怎么能叫生病呢？一个肾好好的，是什么病验不出来，你一定要知道生什么病，于是，这个肾病专家给你出个主意说，你把肾用针刺一下，挖出几个细胞做活检，不就知道是什么病了吗？你如果不认真想一想，好的肾经过了穿刺，不就给破坏了吗？它就不是好的肾了，病不就验出来了吗？无怪乎有一个人怀疑自己得糖尿病，但尿检、血检都正常。于是，那糖尿病专家说，你打几针葡萄糖针，血检不是就超标了，不就可以证明你得糖尿病了吗？

说内科医生不会治病是给西医抹黑吗？
因为，内科病是指因生命的活动而产生的疾病。如果生命活动终止了，疾病也就消失了。所以，我是说，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或许，因生命的终止，疾病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而不是疾病本身。可是这三百年来，西方医学理论家有意或无意地把内科医学引入误区。我的朋友邹纪平的《反思西方医学》提示了这个问题。 “有人会说，这种推测是往西方脸上抹黑。没有谁给他抹黑，西方医学脸上的黑全是他自己抹的，这已经是历史事实了。
中医学的‘人痘’经验，传到欧洲以后，被英国的爱德华·琴纳改善成‘牛痘’。琴纳经过多年研究，有实例、有操作、有方法，还写成册子。他还预言：牛痘接种法实践的最终结果将是天花的绝迹。这种‘无病’思维立即遭到‘大病’思维的激烈反对。不仅拒绝他的着作，还嗤笑并讽刺他，甚至危言耸听地编造谎言，说种牛痘的人头上会长出牛角来。你看西方医学的表现，态度多么鲜明！所以说只会走手术植皮的道路，不会走根除疾病的道路。”（《反思西方医学》第54页）邹先生这样借琴纳发明牛痘后的遭遇，写出了西方医学的目的，他们的医学家从那个时候起就不愿意根治疾病了，一心想的是如何发展外科的生意。因为，给做过手术的，就会变成老“客户”，很少不经常找医生的。所以，我说西方医学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而是往自己的心上抹黑！
友人南萍今天（2011/8/19）来讲了一个故事。她的一个亲戚82岁，CT检查说得了脑癌。医生们会诊认为一定要做切除手术，反正医生们认为这样的手术现在很容易。我想大概他们觉得手术的位置较好吧。老太太经多天思考，最后决定不仅不做，还交代子女今后如果碰到她出现昏迷等急需抢救的情况，就不要进行了。她认为人总是要死的，到这个岁数了，谁都会有那么一天，何必一定要医生们忙东忙西不算，还要给下代增加麻烦增加负担。可惜有这样想法的老人不多，为什么没人想，即使医生很有本事，也救不了天数已尽的生命。有的人宁可插上三五条管子熬着巨大的痛苦离开人世，而不愿意快快活活地离开，人为什么这么不愿意直面死亡？就因为这个态度，这才给了现代医学制造了发死人财的机会。

中医能治癌症但不给治
我说中医能治癌，但这癌不是西医说的癌由所谓的癌病毒、癌细胞或癌基因制造出来的癌肿块。而是人的生命因为了排毒，而产生出来的肿块。西医说的癌，连病因都还在不断更改的医学病理，却把治癌全部“包干”。这种包干的方法就是分科治疗各科的肿块。而中医不能做外科手术，是管全身的，所以就分不到了。
生命既然是个整体，那当然不能分成那科那室的疾病。这些科室把一个整体的生命，分成眼睛管眼睛，耳朵管耳朵的，能治好什么内科病呢？多少肢体健全的人，经过治疗后变成是了残废？生命是整体的。整体的意思就是指头痛可以从脚上治；脚痛可以从头上找；左病治右侧，右病可以在左边治……这就是生命的整体性。现代西医对生命的研究却一无所知，怎么能治疗内科病呢？人们到医院里去治内科病，医生除了做手术，就叫你吃药吃到死，这难道是治病吗？这里当然涉及生命是什么的问题，有兴趣者请阅笔者所着的《人体生命医学纲要》。
我作为一个老中医，就经常碰到这样的推荐，医院里有治不好的疑难病，医生、护士就推荐给我治疗，或者，有的患者是到医院里治不好的，然后自己来找我。这些病，我当然也有治好，也有治不好的。因为，疾病千变万化，作为一个老中医，越是见得多，就越觉得自己的知识太有限。尤其是那些被常用抗菌素、类固醇类激素吃坏了的，更难治。而病人却是慕名而来的，把我们当成了神仙，巴不得马上给他治理痊愈。其实，我们经常碰到的何止是疑难病，还有被判了死刑的艾滋病、癌症。我虽然不认为存在着艾滋病和癌症，但病人是把西医的诊断当回事的，心理上已有了阴影。要说服他们摆脱这心理的阴影，也需要很多时间和话语， 有许多癌症病人，首先必须由西医治疗，在手术化疗后，奄奄一息了，医院为减少在院直接死亡的人数，就推给中医。反正，中医已经成了西医的“垃圾桶”。最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在某医院中医科当医生，接收了一个癌症病人，后来给治死了。于是，院里便从领导到各科室，口诛笔伐，搞得热闹非凡。最后还要扣除奖金，意思当然是你中医为什么狗抓耗子？这癌症病人是中医管的吗？

附件：2011年7月23日《参考消息》载： 《每年数百万人死于医疗处置不当》：
[埃菲社日内瓦7月21日电]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发布报告指出，每年全球有数百万人死于各种医疗事故或护理不当导致的感染，因此去医院比坐飞机更危险。 刚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患者安全世界联盟负责人的利亚姆·唐纳森指出：“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明天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的话，那么遭遇医疗事故的风险几率为十分之一，因护理不当导致死亡的几率为三百分之一。 唐纳森指出，与之相比，空难死亡几率为千万分之一。”这证明全球的医疗护理工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每年全球都有许多人因医疗护理不当导致感染而死亡。患者必须参与到医院的决策过程中，有权提出疑问。这个过程必须遵守基本的卫生标准符合世界卫生组织为此制定的”手术安全核对表“。 如果医务人员能在接触患者以前使用清水、肥皂和酒精类消毒液洗手的话，全球有一半以上的感染病例是可以事先避免的。
世卫组织指出，每100位住院患者中，由于护理不当导致的感染人数在7人和10人。对于较长时间住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来说各种医疗设备都具有高感染率，如导尿管和呼吸机。 世卫组织还指出，在美国每年有170万人在医院被感染，其中约10万人因此死亡，这个比例远高于欧洲国家。在欧洲每年在医院被感染的人数为450万人，但死亡人数只有3.7万人。 唐纳森指出：”医疗护理是一项高风险业务，由于患者人数众多及技术十分复杂，现代医疗护理始终处在高压环境中，只能提供快速的服务，而且需要的人手也多。
“一个心脏手术可能需要一支60人的医疗团队，几乎等同于运行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需要的人手。 唐纳森说：”感染牵涉的问题很多，住院后的感染更为严重。尽管也许只是一个很小的伤口，也很有可能导致死亡。“ 在发展中国家风险性更大，大约15%的住院患者都会被感染。在医院的某些高感染率区域风险性尤其高，特别是加护病房或新生儿病房。目前，全世界执行世卫组织制定的”手术安全核对表“的医院大约有10万家。如果这个标准在全世界得到普遍推广，每年则可以减少50万人死亡。 唐纳森表示：”坦白地说，如果明天我要做一个手术，我绝不会选择一家不使用该核对表的医院，因为我认为它一定是不安全的。“

西医内科治病采用对抗疗法的危害
研究西医的内科治病的历史，不能不涉及西医的古病理学。但西医的古病理学，并不起源在古代。它的奠基人之一的马克·阿曼德·鲁弗（1859——1917）将”古病理学定义为，能被远古人类和动物化石证实的疾病科学。古病理学提供了关于古代群落的健康、疾病、死亡、环境及文化的信息。“（《医学史》第2页）
这个记述表明，古代西医没有建立起医学理论，它的理论是在19~20世纪之间建立起来的。这之前，近代的医学病理学早就有了。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我认为马克的古病理定义是按现代的”科学标准“制订出来的，这个标准是不适合的。
古代西方同样有医生治病，医生也要根据一定的道理来给病人治疗，这个道理就是病理。西医学令人奇怪的就是，古病理的定义不从古代的医学文丛中找，而是由今人根据现在的要求来写，这怎么能叫古病理呢？这有点像电视剧中的中国古代皇帝穿中山装不像话。这种不像话的话在西方医学史里出现，不是与皇帝穿中山装一样好笑吗？其实，如果大家都能认真捉摸西方医学，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笑话。郑志国先生在他的《文明之魂论》一文中说：“西方世界的药物学知识、尤其是内服药物知识，传到工业革命时代之时，被其整个文明区域的人们看为不甚重要的医药成果，因此恩格斯认为欧洲近代史之前的医药学只有一个“放血疗法”是有效的，而专门研究医学史的卡斯蒂廖尼则总结为外科“截石术”是其最主要的医药学历史成果。
当然，西方世界的人民——欧洲、阿拉伯、北非等区域的人民，直至当代，其原有的、自古以来的内服自然药物的知识系统也还存在和继续延续，但却始终不是其医药卫生学体系的主流技术和具有决定作用的发展因素。而外科技术直到今天，仍是其主流技术和具有决定作用的发展因素。从恩格斯认为“洲近代史之前的医药学只有一个‘放血疗法’是有效的”这话中，我们可以想得到的是近代的西方医学是没有什么医疗技能的。医学需要一个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返回到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西方没有。为什么西方产生不了这个过程呢？因为，西方不像东方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国。而要使医学得到这样一个过程，就需要几千年的稳定的时间。 在近代史之前，西方还只有一个被称为有效的”放血疗法“，而疗法只是医学的具体实践。放血疗法在西方医学的具体实践中，是古代西方医学用于治疗发热病人退热的。事实上，恩格斯称之有效的放血疗法用现代的研究来看，并非真的有效，不仅无效，而是害死了不少人的。1798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死于放血疗法。19世纪医学家路易斯在30年代进行过疗效的比较，后来才变得不那么风行和不那么常用，然而并未完全放弃。”
1912年，当时最有影响的导师和路易斯的崇拜者，奥斯勒在他的内科学教科书第八版上写道：‘如果病人年青而健壮’，他们患肺炎的早期，仍可推荐用静脉放血疗法。“ 现代研究的真实情况是：”发烧是人体免疫力清除有害物质的信号，是人体自我改善的表现，是人体免疫系统对侵入人体的病毒细菌或滞留在人体的毒素发起战争的信号。在高温环境，外源侵入的细菌病毒无法工党复制，从而丧失大量繁殖的能力，这时是人体杀灭这些病毒细菌的最好时机。另外，发烧可以清除滞留在骨骼中的毒素。发烧可以促使人体加快代谢速度，可以将滞留在人体的毒素转变成能量，被人体所利用……“总之，发烧的好处无与伦比。 然而想想，我们现代医院里的医生，或者农村里的所有西药使用者是如何对待发烧的？再想想，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全世界死亡2000万至5000万人，难道是因为流感死亡的吗？显然，这不是流感的错，而是放血治疗的错！ 以上所述，我认为不是放血疗法的错，而是把发烧认为是我们的敌人而采用退烧方法的错。
我也采用过放血疗法。但是，我不用它来退烧，而是对待下肢瘀血滞留导致静脉曲张或下肢肿胀用的。而且，不是像华盛顿治感冒放手肘弯的静脉血，而是放下肢的微细静脉管。治疗的对象不同部位不同。所以，读者们应该知道疗法没有错不错的，使用它的方法是有对与错的。如果你碰到的医生没有医学的知识，而只有治疗的方法，那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在西方医学中，从来只传授医疗的方法、技术，而不传授医学的知识。 疾病致人死亡，就是使人的生命消失。既然如此，就病人而言，都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所有的疾病除外伤外，都是内科病。迄今为止，人们并不知道生了病，人的生命（一个未活完天年的生命），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就会如上所说，发现了身体的血液中有毒素或者病毒细菌，就用发热来维护自己；如果如果有痰液堵塞气管，就用咳嗽把痰液咳出来； 如果发现胃里吃进了坏东西，就会发生呕吐；如果发现肠道里有污秽的东西，就用拉肚子的方法把它排出来。所以，现代西医医学中让人痛心疾首的方法就与与这些表现对抗：发烧了——退烧；疼痛了——止痛；咳嗽了——止咳；腹泻了——止泻……最有意思的是妊娠反应：恶心、呕吐、头晕等等，都用药给止住，于是发明了反应停。孕妇使用了反应停，可是，不幸的事降临了，好多妇女临产，都生出了怪胎：海豹胎，孩子没可手和脚。 ”
发生这场灾难之后，在兔子和猴身上进行实验，证实反应停引起它们的后代发生畸胎。在适当的时间内，给孕猴一次剂量的反应停，就可以使其后代100%发生海豹肢畸形胎。这样就肯定反应停引起畸胎。西德卫生部随后发出文件，指出怀疑反应停是引起海豹肢畸胎的主要原因。在报纸舆论和西德卫生部的压力下，格仑南苏药厂不得不从市场上撤回这种药。连茨教授估计，从1956年出售后的六年间，仅在西德就曾引起6000——8000个畸胎。 世界很多国家也报告了数以百计的病例。其他一些国家的制药公司和卫生部不顾公众的意见，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走在最后的是日本，在1963年初才从市场撤销这种药，比西德迟了一年多。日本由于反应停也引起1000个畸胎。每个国家在禁售反应停9个月后，即畸形婴儿娩出后，这种流行病才停止。“（《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19—20页）
这个事件表明西医采用的对抗疗法，实质就是与人的生理反应对抗，是极其错误的。有的国家的制药公司和卫生部，为了利益会不顾公众的反对，用各种方法拖延时间，使群众遭受的损害扩大到无法忍受时才采取措施。然而医疗错误的损失是无价可算的，它是人们的生命或健康。可见，卫生部门的草菅人命是社会上最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