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是周在周公辅佐下成王平定了武庚叛乱之后，遵循“兴灭继绝”的传统，分封给商族后裔的异姓诸侯国，受命奉商先祀，继承殷商文化(见《史记·宋微子世家》)。从第一位国君微子启至最后一位国君偃，历经32君，时跨西周、春秋、战国(止于公元前286年)三个时期，长达700余年。它的版图最大时当跨有东汉沛国、梁国、楚国(国治在今徐州市)山阳郡、济阴郡一带，即今河南东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和山东西南端之间，面积约有十万平方公里，皆膏腴之地。据班固《汉书·地理志》的划分，它是全国十三个民俗区之一，具有独立的民俗和自己特色的地域文化。宋国地位特殊，与周为客，在继承与发展殷商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宋国商文化繁荣昌盛的标志
宋国商文化繁荣昌盛，首先表现在城市的发展。当时，睢水北岸的宋都宋城、济水北岸的定陶，获水和泗水交汇处的彭城，都是极为繁荣的商业都会。《史记·货殖列传》说，“陶、睢阳(即宋城)亦一都会也……彭城亦江东一都会也”。宋城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宋国头等的商业城市，其规模宏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今睢阳区考古发现，宋城东垣长近3公里，南垣长3.5公里，西垣长3公里，北垣长3公里(强)，周长13公里，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存明代所建归德府城的10倍。据相关材料记载，当时人口约在10万人以上，聚居着本地众多手工业工匠和外地商人，专门设有贸易市场，“百工居肆”，店铺林立，除粮坊、油坊、车市外，还有丝麻织品、木器、漆器、玉器、陶器、鞋、帽等各种货物。政府专设“褚市”(一种官吏名称)管理市场，一派繁荣景象。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原是春秋曹国都城，于鲁哀公八年(前487年)亡于宋人之手。此处，土地平阔，开发较早，“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史记·货殖列传》)人口比较集中，客商云集，店铺鳞次栉比。彭城，获水与泗水两大河流在此汇合，交通发达，南贾苏州，北贾临淄，“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商业也极为繁荣，并曾一度为宋国国都。这三个都会各相距不过一二百里，其间都有大道和水运相通，“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形成了内则互补、外则通达、三足鼎立的货物集散格局。这一商贸优势，在当时各诸侯国中很为少见。

宋国商文化的繁荣昌盛，还表现在一批富商大贾的出现及其精明的经营之道。从商业发展的历史看，古商国时期的商业还基本上依附于农业和畜牧业；到了商代，出现了商业专业户，但还处于“肇牵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浩》)的状态。发展到宋国时期，情况有了一个飞跃，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自备资本进行经营活动的大商人，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春秋后期，大商人更多。这样的大商人，各诸候国都有，如郑国的弦高，鲁国的端木赐(子贡)，晋国的猗顿等，但其代表人物应当首推在宋经商的范蠡。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三户(今河南省南阳)人。一说为宋国滕(今山东滕州)人。早年与文种共赴越国，以其文才武略，受到越王重用，历任上大夫、上将军和相国(丞相)等要职，协助越国灭吴称霸中原。正当越王勾践庆祝胜利将要对他嘉奖之际，他却急流勇退，辞相而去，与西施隐姓埋名，乘轻舟泛于五湖。先到齐国，自谓“邸夷子皮”，以耕种、煮盐为业，不数年，便成为当地一名巨富。当齐王得知他文武双全，准备拜他为相时，他却将部分财物散给贫困人家，毅然来到宋国的定陶。来定陶的时间为公元前470年(据定陶县志)。他以为定陶“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从事经商活动的风水宝地，于是便把此地作为他的第二故乡，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他一家人除耕种和养殖外，将主要精力用在商品经营活动上。《史记·货殖列传》说他“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至千金”。年老后，其子继承父业，“遂致巨万”，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富商大贾。当时人言富皆称“陶朱公”。
范蠡实践和发展了其师计然的经商理论，掌握了一套精明的经商之道。他曾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史记·货殖列传》)，著有《计然篇》。他行善乐施，多次将资财救济贫困之家和自己的穷亲戚，既讲利也讲义。他乐于帮助他人致富，当时鲁国有一穷士，名叫猗顿，“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穷困潦倒，致富无门。他听说陶朱公善于治富，便去定陶拜范为师。范毫无吝啬之意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音字，指牛、羊、猪、马、驴五种雌畜)猗顿于是便去西河(古代称我国西部地区南北流向的黄河为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在今山西省)，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卫公，驰名天下”(《史记·货殖列传》)。鲁人儒商端木赐(即孔子弟子子贡)也经常往来于宋鲁之间从事经商活动，常与范切磋经营之道。获益不少，东汉王充《论衡·知实》载：“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看来，富商大贾在宋国的经商活动非常活跃，范蠡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被后世称为“商圣”，“中国古代第一位弃官从商者”和“经营之神”。
宋国商文化繁荣昌盛更重要的标志是中华民族第一部商业理论的出现。这是对商文化的理性升华，更具有普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