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受访者卡尔·邓尼茨为前纳粹德国海军元帅。纳粹德国全面崩溃前夕，希特勒临死时，制定邓尼茨作他的继承人。自1945年 5月2日 至22日，邓尼茨担任了二十天的纳粹德国临时政府首脑。1946年9月，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邓尼茨被宣判为战犯，监禁十年，释放后定居西德。 邓尼茨曾任德国潜艇司令。1935年受命改建德国潜艇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邓尼茨用潜艇战封锁英国的大西洋航道，击毁英国大量船舰，是英国的海上运输生命线遭受严重威胁。在海战中，邓尼茨根据德国的军事实力和地理形式，研究了敌方的特点，逐步形成了以潜艇战为核心的德国海军战略战术，在德国对英国的海上作战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本文是邓尼茨对法国记者提出的四十个问题的答复，其内容主要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战略的回顾与总结，其中提供的有关材料可作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参考。作者以亲身经历强调在现代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认为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着最后的决定性作用。 本文中出现的若干地名，都是旧名，我们仍照旧名译出。
一．在帝国海军中所受的军官教育基本原则是什么？ 1910年，我们进帝国海军当海军预备军官时就受到康德原则“绝对命令”（绝对命令是康德<1724-1804>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伦理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全体国民绝对地服从剥削者的国家而不容许有任何抗拒的权利。-译者）的思想教育，按照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基本原则，最高道德准则就是履行职责。 这个原则对我们海军预备军官中许多人来说，实质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在童年时期就从我们的父母那里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形成了普鲁士王朝以来在德国培植起来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它对普鲁士的强盛及其政治上的安全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与履行职责这个原则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连接在一起的，还有我们上级提出的教育要求：循规守礼，不要去干违反基本道德原则的不正当的事情。我们这些年轻人难免要屡屡违反各种各样的规矩，但是这与道德上完美无缺的根本要求相比，这些过失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因而我们很快就纠正过来了。我们的长官就是用这种原则来教育我们出身于各种社会阶层、从德国各省来到基尔参加帝国海军的这些青年预备军官的。我们的教官都是由海军人事局根据此项任务的性质和特点特别挑选出来的。这些长官中，为首的两位是沙尔施米特海军上尉和路德维希.冯.米勒海军中尉。 我以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两个人。当我回忆起第一年即对我们海军预备军官的教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那一年的时候，我至尽仍有一种宁静而满足之感：那些发生过的和处理过的事情，全都很好。例如，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的实习舰在航行国外途中，舰上的军官们受到某王室的邀请，这位东道主提出，请几位海军预备军官也参加访问。于是，这几名预备军官就由我们的军官挑选出来，但是一点也没有给予他们礼仪方面的指导，因为我们的军官知道，我们是不会违反规矩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他们才认为用不着对我们多加指导了！当我们的上级长官，如当时那样，认为已无必要在礼仪方面给我们上课了，那末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表明他们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所采取的正确态度呢？我们的军官们的这种态度不仅在那时使我们钦佩，就是在今天，我也仍然这样评价。 因此，在海军预备军官的见习时期，为了实践旅行职责的原则，我们虽然过着严峻的生活，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很高的要求向我们提了出来。当时我们确已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履行你的职责，处事循规守礼，那末，不论在何种外界环境下，你都会是一个自由的人。相反，如果你违背履行职责的“绝对命令”而按照你的良心谨慎行事，那末，无论你在当时外界环境下看来是多么地受人尊敬，你却会感到受束缚而且内心也是不自由的。 与此相连的还有：仅仅把物质享受看作自己生活目的的人，就不会象按照崇高的道德准则生活的人那样具有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真正的自由。诚然，物质幸福在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甚至往往是迫切需要的，但它不能作为唯一的生活目的，也不能作为衡量人并把人分为等级的尺度。 我决不认为履行职责只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一种特性。当然，各个民族是不相同的，但能不能说，这个民族比那个民族更加优秀呢？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因为各个民族的特性是不同的。人们所看到的本民族的优点和弱点，在别的民族那里就不一定是这样的。别的民族也许并不十分明显的具有本民族的优秀特性，但他们的另一些优秀特性显然也同样为本民族所不具备。 没有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彻底了解，没有掌握对他们进行评价所必须的种种前提，就不应对涉及这个国家人民的事妄加评论或作出判断。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其他国家人民的军人是如何履行职责的：我认为，在军人履行职责方面，土耳其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出了表率。举一个很小的但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吧：1914年8月中旬，德国巡洋舰“帝国布雷斯劳号”挂着土耳其的旗帜和土耳其巡洋舰“米迪利号”一样停破在君士坦丁堡的今角湾。

有一次，我们这些尉官穿着制服上岸去参观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土耳其市场。当我们租用了一艘由土耳其人掌舵的民用小艇，每只小艇都有一个武装的土耳其士兵在执行警戒任务。 这一安全措施显然是在我们上岸期间，为了提防可能发生的敌人破坏活动而部署的，我们这些尉官一点不知道这回事。当我们这些身穿德国海军制服的军官而且肯定也能使人一眼认出的“布雷斯劳号”船员*近土耳其其人的哨艇时，一个手持武器的土耳其士兵高喊：“yassak”(禁止通行)，不让我们回到自己的舰上去。我们声明，我们是“布雷斯劳号”的 “aleman sabit”（德国军官），但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我们遭到了拒绝。于是我们重又划着土耳其的“Kaik”上岸，从那里打电话给“布雷斯劳号”，然后用我们自己的一艘舰上小艇把我们接了回去。当时我们不禁对土耳其哨兵肃然起敬。一个哨兵得到不准任何人通行的命令之后，那末，即使军衔比他高的“布雷斯老号”的“aleman sabit”也不能使他在执行这一命令时有所动摇。 正是由于这种坚定不移地履行职责的精神，土耳其人才能面对英法的进攻成功的保卫了他们的达达尼尔海峡，并在1916年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取得胜利。一个土耳其士兵接受命令后，他就监守自己的岗位，呆在战壕里，即使在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他也决不放弃阵地。 依我看，正是这种性格特点，才使土耳其士兵具有坚强的防卫力量。之所以坚强，就是因为他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给他的命令。 同样，在我们海军预备军官身上所施加的履行职责的教育，也会在我们往后多年的海军生涯中经常起作用。 有这样一句话：“循规守礼乃万事之始。”如果人们一开始就用这句格言作为行动的准绳，那末，这将会使他终身受用不尽。


七．1935年夏，海军总司令怎么会把建设德国新潜艇部队的任务委托给您的？ 在由我任舰长的“埃姆登号”巡洋舰地归国途中，我们访问了西班牙的维哥，这是最后一个外国港口。1935年7月初，我在那里接到上级通知，命令我在当年秋天率领巡洋舰再度出国到荷属印度、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去。 我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不久，在1935年7月中旬，我率领“埃姆登号”舰抵达威廉港。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来到我的舰上，却向我宣布免去“埃姆登号”舰舰长的职务，而拍我去训练德国的新潜艇部队。为此，配备有三艘的德国的首批做战潜艇的“韦迪根”潜艇小舰队将于1935年10月1日执行勤务。 为什么会改变命令呢？按凡尔赛河和约的规定，德国是严禁拥有潜艇的。1935年6月18日，德英海军协定缔结了这个协定规定德国舰队的规模可以达到相等于英国各类战舰的百分之三十五，而潜艇可达到英国的百分之四十五。这样，德国的海军又重新被允许拥有潜艇。 任何国家，在规划军备时，其先决条件首先是从政治上给武装部队指明，谁可能是战争中的敌人。其次，必须为相应的武装部队装备确定在 本国什么地方以及哪些范围回收到可能之敌的威胁。然后必须据此条件来装备本国的武装部队，是他在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能对付敌人的威胁。 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来说，不言而喻，别说要打赢一场战争，就是要经受得住一次战争，其先决条件首先必须是获得他自己的生活的必需品，就是说，必须保证必需的粮食、原料和工业产品能通过大西洋的航线输入国内。因此，英国海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保护这条生命线，保护这条商船航道。几百年来均是如此。基于英国海军的这一保卫任务，为了这种生死攸关的输入，英国就必须首先建造用于对袭击这条生命线的敌人进行反击的这一类型的军舰，敌人的袭击可能使用轻型的战舰进行一场上唱戏激战，从而使英国海军部的不适用巡 洋舰、鱼类艇和护卫舰来直接保护商船。 在保护生死攸关的海上航线这一首要任务方面，潜艇一起特性来说，并不是合适的战斗工具。 此外，也不存在这样一种遐想的敌人，使英国只能用潜艇来进攻对方的商船航道，从而迫使英国非得建造大量的潜艇不可。 正是这样的缘故，英国的潜艇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中，其数量与其他国家相比，例如与法国相比，也是非常少见的，如：1939年英国有五十九艘潜艇，而德国海军却有七十八艘。 因此，允许德国建造占英国潜艇属百分之四十五的潜艇，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时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 所以，一开始，我对更动我的职务丝毫也不感到高兴。在接到雷德尔德通知时，我由这样的感觉：我现在被降职到一个次要的岗位上去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选派去担任训练新潜艇的任务。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因为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潜艇驾驶员。也许由于我过去的那些经历，使人们认为我适宜于担任一种需要独立处理问题的职务，因为后来我在就任新的领导职务之后注意到，我没有从仍和方面如上级舰队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那儿得到任何管以我该训练什么和如何训练或者从哪方面来发展潜艇战术的指示。 但是，不管怎样，我对这一任命的最初失望却成了这样的例证，即人们不能预见未来，人们希望和相信将来会出现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切事情，都是无法判断的，直至它们一一成为事实为止。 1935年 我还以为拍我指挥小小德国潜艇部队是把我摆在一个配角的地位。但后来世事的变化竟使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此担任了德国海军主力部队的领导要职。
八．您对这一任务在战略、战术和训练方面有什么见解？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向先谈点个人的事。 1935年春，我率领“埃姆登号“巡洋舰在锡兰特林科马列英国军港停泊了十四天左右，在那里，我们的军舰进行了鱼雷和火炮的德射击演习。在这段时间内，我予英国海军司令、总督罗斯海军中将之间的私人关系得到了发展。在我停泊港口的日子里，我每天到他和他尊贵的夫人哪里做客，我很喜欢他那刚毅而敏锐的气质。比如，这位海军司令在谈起英国对新加坡的政治前途的忧虑时，总是反复地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希特了！”当时希特勒的魔鬼性格的阴暗面还没有为事实所揭穿，世界上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判断这个人的。 有一天，我给罗斯司令看一封信，那时我的两个儿子克劳斯和彼得写来的，他们当时是十五岁和十三岁。他们在信中说：“爸爸，如果你随“埃姆登号“在7月中旬到大威廉港的话，我们马上驾驶我们的小贩传导波罗的海区晚上五个星期，因为我们漫长的暑假正好在你到达的那时候开始了。”我对罗斯司令说：“可是，1935年7月中旬，这正好是我出海将近一年的日子，我真想看一下德国的森林，到田野和草原上去享受一番。”但罗斯司令平静地说：“不，舰长，你还是按照你孩子所希望地去做吧。他们如此喜欢在水上帆行度假，这是很好的，他们会从中学到各方面的东西。你们在旅途中停*码头的时候，，还可以让他们见识一下别的国家和外国的文化。”罗斯司令姜德队。在我返回威廉港时，我就满足了我的孩子们的愿望。我再威廉港的海军参谋部任职的最后几年中，总是把我们的家其余孩子们的暑假安排在一起。在假期中，我们驾着威廉港游艇俱乐部的一只小小的但是用于航海的五十平方米的帆船，顺雅得河而下，逆易北河而上，然后穿过基儿运河驶入波罗的海。

好长啊，不想看。

被删了好多楼啊。。。

我有这本书呀，蓝皮，某时期内参，工农学校德语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