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大鼠疫"尸山"泼油焚烧3天
1911年初,中国天空的色彩就是那样诡异:一方面,社会与国家日暮途穷;另一方面,新的希望、新的生机也被悄悄地孕育着。那一场发生在东北的大鼠疫,是那个夹缝时代的产物,中西交汇的结果,并以一个不会说汉语的中国人为主角……
1910年12月30日,在中东铁路哈尔滨站附近的一所旅馆里,持有英国护照的马来西亚归侨、年仅32岁的东三省鼠疫防治总医官伍连德起草着一份电报。他字斟句酌、异常慎重,他在陈述着一个惊人的结论:蔓延两月有余、已造成千万人死亡的瘟疫,并非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所定义的典型性鼠疫(即腺鼠疫);它不是通过跳蚤在人鼠之间传播,恰恰相反,它是“飞沫传染”、在人际间通过呼吸道扩散的产物。他说,这种鼠疫是“肺鼠疫”。
这个论断异常耸人听闻。当时,按照典型性鼠疫也就是“腺鼠疫”的防治方法,沸沸扬扬的灭鼠运动已进行了一个多月。在“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由就近**发给”的激励下,仅奉天一城即已灭鼠25,347只,奉天全省更达到了80,972只。与此同时,北京“每活鼠给铜元二枚,死鼠给铜元一枚”,天津不论死活,“每头给予铜子一枚”。这股风潮的蔓延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几千里外的汉口,官厅也颁布了“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的法令(《申报》,1911年2月6日)……
换而言之,倘若伍连德的结论成立,此前的防治工作不过是劳民伤财之举。更重要的是,满洲鼠疫牵连着紫禁城最敏感的神经:俄国人盘踞在哈尔滨,日本人控制了小半个奉天省,中途改弦易辙的话,万一防治失败,虎视眈眈的北极熊和贪得无厌的日本人会不会趁机要求接管东三省呢?这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连中国话都不会讲的“假洋鬼子”,到底靠不靠得住?这场愈演愈烈、令人谈虎色变的灾难,会不会演变成纷争四起、动摇邦本的人祸呢?……
然而,对自己的结论,伍连德异常自信。这一天,在发给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这份电文里,他洋洋洒洒地提出了九条防治意见。他主张立即停止捕鼠,而将防治重点改为隔离患者、封锁疫区、控制交通、禁绝行人。一句话,他主张“封城”,以切断任何人际间的流通。
这份电报,让压力巨大的施肇基深感为难、坐立不安。
“肺鼠疫”
这份电报,后来被视为“人类防治鼠疫的转折点之一”;它并促使“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陈邦贤,《中国医学史》)。那么,伍连德是怎样得出“飞沫传染”、从而大胆地进行“肺鼠疫”分类的结论呢?
传播源头提供了第一个佐证。1910年12月25日,也就是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的次日,他立即拜访了哈尔滨最高官员、时任吉林省西北路兵备道道台的于泗兴。这一天,以伍连德助手林家瑞为翻译,于泗兴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满洲鼠疫的病源不是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边境草甸、近年来被疯狂捕杀的一种叫“旱獭”的啮齿类小动物。
几年来,旱獭皮毛制品风靡欧美,被视为堪与貂皮媲美的服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六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从70万张增加到了250万张”(《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在暴利的驱动、官府视为利薮的推波助澜中,千万满洲流民以捕猎旱獭为生;一时之间,“山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边境草甸的千年隔绝,就这样被打破了。更要命的是,在人类到来之前,染病旱獭总会被同类驱赶出巢穴,从此自生自灭;而本地有经验的猎人也绝不会捕捉那些失明、失声、行动迟缓、症状鲜明的病獭,他们知道这意味着灾祸。然而,成千上万外地捕猎者蜂拥而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年10月上旬,一名捕猎者走进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工棚;几天后,该处工棚“忽有七人之暴死”。俄国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由分说,将该处工棚全部华工驱逐出境外,“并将棚屋、衣服行李等尽行烧毁”(《东三省疫事报告书》)。10月19日,其中的两名华工辗转来到满洲里,并于六天后在旅馆里相继暴毙。后来,当地官吏上奏说,“是为满洲里发现鼠疫疫症之起始”。
紧接着,与两名华工同院而居的店主、房客纷纷身亡。11月8日,哈尔滨出现首例传染者;四天以后,疫情蔓延到了长春。此后一个多月,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呼兰府、海伦府、双城府、绥化府、阿城县、双阳县……六七十个州县先后发现病例。以哈尔滨华人聚居区傅家甸为例,起初每天死亡一两人,进入12月份后,“日毙者七八人,继而十余人”。无一例外地,这些传染者的病势都异常凶猛,“先发烧,次咳嗽,继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
如果说,迥异于典型性鼠疫的传染源,以及极短暂的潜伏期、闻所未闻的可怕症象,已经让伍连德心生警惕的话,那么,它在跳蚤冬眠季节的肆虐爆发,它的沿铁路、大道、轮船航线不断扩散,乃至它在隆冬冻原、鼠迹罕至之地的渐渐蔓延,都让伍连德质疑起了传播途径。是的,从两名华工走进满洲里开始,它始终经行在交通要道上;难道典型性鼠疫能够解释这一切?难道以跳蚤为媒介、疫病在人鼠间传染的理论,能够回答这些现象?
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傅家甸医院的惨剧,佐证了疫病扩散另有途径。
1911年初,中国天空的色彩就是那样诡异:一方面,社会与国家日暮途穷;另一方面,新的希望、新的生机也被悄悄地孕育着。那一场发生在东北的大鼠疫,是那个夹缝时代的产物,中西交汇的结果,并以一个不会说汉语的中国人为主角……
1910年12月30日,在中东铁路哈尔滨站附近的一所旅馆里,持有英国护照的马来西亚归侨、年仅32岁的东三省鼠疫防治总医官伍连德起草着一份电报。他字斟句酌、异常慎重,他在陈述着一个惊人的结论:蔓延两月有余、已造成千万人死亡的瘟疫,并非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所定义的典型性鼠疫(即腺鼠疫);它不是通过跳蚤在人鼠之间传播,恰恰相反,它是“飞沫传染”、在人际间通过呼吸道扩散的产物。他说,这种鼠疫是“肺鼠疫”。
这个论断异常耸人听闻。当时,按照典型性鼠疫也就是“腺鼠疫”的防治方法,沸沸扬扬的灭鼠运动已进行了一个多月。在“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由就近**发给”的激励下,仅奉天一城即已灭鼠25,347只,奉天全省更达到了80,972只。与此同时,北京“每活鼠给铜元二枚,死鼠给铜元一枚”,天津不论死活,“每头给予铜子一枚”。这股风潮的蔓延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几千里外的汉口,官厅也颁布了“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的法令(《申报》,1911年2月6日)……
换而言之,倘若伍连德的结论成立,此前的防治工作不过是劳民伤财之举。更重要的是,满洲鼠疫牵连着紫禁城最敏感的神经:俄国人盘踞在哈尔滨,日本人控制了小半个奉天省,中途改弦易辙的话,万一防治失败,虎视眈眈的北极熊和贪得无厌的日本人会不会趁机要求接管东三省呢?这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连中国话都不会讲的“假洋鬼子”,到底靠不靠得住?这场愈演愈烈、令人谈虎色变的灾难,会不会演变成纷争四起、动摇邦本的人祸呢?……
然而,对自己的结论,伍连德异常自信。这一天,在发给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这份电文里,他洋洋洒洒地提出了九条防治意见。他主张立即停止捕鼠,而将防治重点改为隔离患者、封锁疫区、控制交通、禁绝行人。一句话,他主张“封城”,以切断任何人际间的流通。
这份电报,让压力巨大的施肇基深感为难、坐立不安。
“肺鼠疫”
这份电报,后来被视为“人类防治鼠疫的转折点之一”;它并促使“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陈邦贤,《中国医学史》)。那么,伍连德是怎样得出“飞沫传染”、从而大胆地进行“肺鼠疫”分类的结论呢?
传播源头提供了第一个佐证。1910年12月25日,也就是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的次日,他立即拜访了哈尔滨最高官员、时任吉林省西北路兵备道道台的于泗兴。这一天,以伍连德助手林家瑞为翻译,于泗兴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满洲鼠疫的病源不是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边境草甸、近年来被疯狂捕杀的一种叫“旱獭”的啮齿类小动物。
几年来,旱獭皮毛制品风靡欧美,被视为堪与貂皮媲美的服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六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从70万张增加到了250万张”(《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在暴利的驱动、官府视为利薮的推波助澜中,千万满洲流民以捕猎旱獭为生;一时之间,“山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边境草甸的千年隔绝,就这样被打破了。更要命的是,在人类到来之前,染病旱獭总会被同类驱赶出巢穴,从此自生自灭;而本地有经验的猎人也绝不会捕捉那些失明、失声、行动迟缓、症状鲜明的病獭,他们知道这意味着灾祸。然而,成千上万外地捕猎者蜂拥而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年10月上旬,一名捕猎者走进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工棚;几天后,该处工棚“忽有七人之暴死”。俄国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由分说,将该处工棚全部华工驱逐出境外,“并将棚屋、衣服行李等尽行烧毁”(《东三省疫事报告书》)。10月19日,其中的两名华工辗转来到满洲里,并于六天后在旅馆里相继暴毙。后来,当地官吏上奏说,“是为满洲里发现鼠疫疫症之起始”。
紧接着,与两名华工同院而居的店主、房客纷纷身亡。11月8日,哈尔滨出现首例传染者;四天以后,疫情蔓延到了长春。此后一个多月,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呼兰府、海伦府、双城府、绥化府、阿城县、双阳县……六七十个州县先后发现病例。以哈尔滨华人聚居区傅家甸为例,起初每天死亡一两人,进入12月份后,“日毙者七八人,继而十余人”。无一例外地,这些传染者的病势都异常凶猛,“先发烧,次咳嗽,继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
如果说,迥异于典型性鼠疫的传染源,以及极短暂的潜伏期、闻所未闻的可怕症象,已经让伍连德心生警惕的话,那么,它在跳蚤冬眠季节的肆虐爆发,它的沿铁路、大道、轮船航线不断扩散,乃至它在隆冬冻原、鼠迹罕至之地的渐渐蔓延,都让伍连德质疑起了传播途径。是的,从两名华工走进满洲里开始,它始终经行在交通要道上;难道典型性鼠疫能够解释这一切?难道以跳蚤为媒介、疫病在人鼠间传染的理论,能够回答这些现象?
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傅家甸医院的惨剧,佐证了疫病扩散另有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