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奉官：推动了科技和文艺的复兴
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
方志远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内容提要：“传奉官”指由司礼等监太监“传奉圣旨”任命的官员，始见于明成化初，泛滥于成化末，延续于弘治、正德间，最多时达四千余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成为明代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奇特现象。本文依次考察了传奉官现象的出现及结局、传奉官的社会身份及地域性职业特征、造成传奉官现象发生的社会的与个人的因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认为：传奉官现象以不合理乃至荒诞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的合理需求、加速了成化时代开始的由讲究节俭到追求奢靡、由政府控制到个性发展、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明代社会的转型。虽然传奉官在嘉靖初被废止，但其带来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却不可逆转地被普遍接受。


明代前期的“严肃冷酷”和后期的“自由奔放”[①]，不仅仅是二十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甚至也成了关心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人们的大众话题。[②]但是，这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明代史的研究出现了中期断裂。[③]明宪宗成化时代是一个几乎被研究者遗忘的时代，但恰恰又是明代历史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转型时代。[④]本文所讨论的“传奉官”，也是一个被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却反映出成化时代的价值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明代社会的历史走向。[⑤]

一、传奉官多为工匠、医生、宗教、书画、文化等科技于文艺专业人士，且并不干预朝政
文思院、营缮所、锦衣卫成为工匠通过“传奉升授”获取职位的三个主要机构或系统，其中又以文思院为甚。成化六年十月，一次传升御用监工匠杨玘等十六人为文思院副使；八年七月，更一次传升工匠张定住等三十人为文思院副使。[12] 工匠的传升成了京师一大奇观。
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二月十七日，也就是宪宗成化帝即位的第二十六天，司礼监太监牛玉“传奉圣旨”：升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⑥]这是明代第一位既不由吏部选任、也不经大臣举荐、更不是皇帝简选，而是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任命的官员。[⑦]“传奉官”之名即由此而来，这一方式也被称为“传奉升授”，或简称为“传奉”、“传升”。
文思院是工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掌管制造金银犀玉诸工艺品、金彩绘素等装饰物，以及皇室舆辇器服等。这里集中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技艺高超的匠人，所生产的器物构思精巧、做工精致，但机构品级甚低，大使正九品、副使从九品。由于所授为品秩极低的匠官，而工匠授官在永乐、正统时已有先例[⑧]，所以，尽管姚旺的传升实际上开了“传奉升授”的先河，其本人也成了明代第一位传奉官，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任何关注。
八天之后，再次由宦官“传旨”，为太医院御医施安、医士黄㻞等十一人升官加俸。[⑨]由于太医院专业性强，历来由医家子弟供职，根据资历和功劳升迁，施安等人都在英宗病重期间出了力，所以虽然一次传升多人，当时也无人在意。
但接下来的一次传升开始引起人们的疑惑。成化元年七月，太监傅恭“传奉圣旨”，升文思院副使李景华、陈敩、任杰三人为中书舍人、御用监书办。姚旺传升的是品官中最低级别的匠官，施安等人则是在本系统内升迁，且只升一至二级。李景华三人则通过传升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由从九品的文思院副使到从七品的中书舍人，一次升了四级。二是文思院副使属“杂职”，为技术匠官，中书舍人是“清要”，为文学侍臣，二者之间不啻天壤。如由吏部铨选，这种事情便难以发生，但经过传奉升授，则“以杂流躐升清华之职”[⑩]。


虽然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传奉授官不经吏部而冲击正常的锉选制度、对传奉授官导致冗官泛
滥而使财政开支大幅膨胀进行了持续的批评, 但最为集中、最为猛烈的批评, 还是针对传奉官
的社会身份以及他们所从事的不符合朝廷命官身份的职业。所以, 这些批评充斥着市井庸流、
穿窃小辈、通逃赃吏、奸邪小人、执鞭贱隶、西番腥艘等人身攻击和奇技淫巧、琴棋书画、扶
弯召鬼、受篆修斋、左道异端、庸医假药等职业歧视的字眼。虽然不免意气用事, 却不失为解读传奉官现象的重要信息。在成化末年的官方统计中, 传奉官达余人, 但在《明宪宗实录》中有明确记载的传奉升授, 只有例、人次, 共涉及人, 他们第一次传升时的身份如表。
襄成化时期传官的初始身份
初工医道僧番画中天乐通部府军舍义色吏宦合
始匠士士人僧士书文舞政院州官人官长及官计
身与与与与播舍生生司官县与余与与听家
份匠医道僧士人等等等等军丁民乐选人
官官官官等等官官人等人工官等


：尽管在全部传奉官中工匠和番僧占有极大的比重，但在核心传奉官中，士人则为主要成分，其次是医生和道士，以下依次为军人(含军官)、文官、工匠、舍人、乐舞生、番僧、吏员，以及义官、术士、僧人，另有五人《实录》中没有传升的记载，身份不明。他们用自己的职业或专长为皇帝、贵妃及其他皇室成员，为在宫中服役的宦官、宫女，有的传奉官也同时为相关衙门乃至普通民众提供各种服务，传奉升授正是对他们服务给予的酬劳。按上表所列人数的多寡，核心传奉官们的职业或专长主要有以下数种：文书、医术、方术、道术、书画、器物、邪术、天文等。下文将结合传奉官的身份对这些职业进行逐项分析，以明了传奉官们到底在从事何种服务。


在核心传奉官中，以从事文书工作者最多；在全部的传奉官中，他们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其社会出身主要是儒士、监生、生员，他们属“读书正途”；也有在职或罢免的文官，还有被称为“杂流”的义官、工匠、胥吏和各类社会闲杂人员等。但同是文书工作，性质却有两类。一是在文华、武英二殿及内阁制敕、诰敕二房或部院等衙门为书办，可称为书办官。这些衙门的书办本来多由中书舍人充任，但随着事务的增多，遂选儒士、监生、生员等任之，至成化时期，一些“杂流”也被传升为中书舍人。所以成化四年内阁书办中书舍人黄埕等上疏说：“本朝置中书舍人纪录纶命，书写诰敕，在朝廷为近侍之臣。永乐宣德间，皆以进士、监生为之，升擢亦异。比年来，有由勋旧录用者，有由技术乞恩报效者，猥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滥，莫此为甚。”[57]“正途”出身者如朱奎，景泰时以监生授中书舍人，直文华殿为书办。成化、弘治时多次传升，去世时带俸为大理寺卿，仍在文华殿为书办。[58]再如周惠畴，自成化十五年由儒士传升中书科食粮、鸿胪寺序班开始，至正德十四年传升为工部尚书，在内阁为书办整整四十年，为两房领班。[59]“杂流”出身者，如成化初由文思院副使传升为中书舍人的李景华三人，即属“由技术……冒居清秩”。成化时期，这一类传奉官见于记载的约有150人。二是在内府御用监等衙门办事，在仁智等殿专事抄写改编小说、经书及词典、歌谣之类，见于记载的约200人。如成化十二年十月，司礼监太监黄赐“传奉圣旨”升授的监生李英及儒士顾经等共二十人，他们“俱冠带，中书科食粮，御用监办事”。所办之事，是“取释老书及小说不经之语，缮写成帙，标为异名以进”，做得好的，可“骤至美官”。[60]再如成化十七年二月司礼监太监李荣“传奉圣旨”升授的儒士华岳等十一人，“悉与冠带，中书科食粮，仍旧办事”，所办之事，也是在御用监“传录道书佛经及词典小说”。[61]这类传奉官其实是通俗小说、传奇杂剧或民歌时调的作者或改编者，其中的一些则是佛经故事的翻译家，可并称为文学官，其真实身份或职业可以归类为民间文学家或艺术家。由于受到舆论的歧视，其中不少又有着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常被称为“宦裔市猾”[62]。如邬存敬本为驿丞，因事罢官；顾经的父亲顾玒是术士，以巫术而为太常寺卿；万爚则是精通星象推命术的传奉官工部侍郎万祺的养子，不一而足。


与医术同源异流的职业应该是方术和道术。虽然表四分列了“方术”、“道术”两类职业，但除了当事人的身份之外，二者之间的界限实难区分。[72]无论在核心传奉官中还是在全部传奉官中，这两类人物都居于重要地位，其能量以及所引发的争议也最引人注目。以方术为职业的传奉官各有其出身，就核心传奉官来说，表四列出了士人、道士、乐舞生、吏员、术士、僧人等六种，其实远不止于此。
如成化二十三年传升为四品散官的米忠，身份是河南钧州“民人”，传升的原因则是“善黄白吐纳之术”[73]。再如成化十八年传升为鸿胪寺序班的周琎，曾为中书舍人，因赃罢职为民，其传升是因为懂“星命”[74]。成化二十年传升为兵科都给事中的张善吉，初因事由兵科左给事中谪耀州通判，其传升也是因为进方术并得到成化帝的召见。[75]同年，另一术士高凤更因星命由工部司务直接传升为都水司员外郎管事。
[76]具体地说，成化时期传奉官赖以获得传升的方术或道术主要有：祈祷术，既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更祈祷皇帝身体健康、万寿无疆，这是例行公事的常规性祈祷；应急性的则有祈子、祈雨、弭灾等；代表性传奉官有顾玒及其子顾经、顾纶等。星命术，通过观察天象预测吉凶、查看地貌指点风水，阴阳卜筮等可以归于此类；代表性传奉官有江怀、万祺、周琎等。符箓术，通过画符念咒的方式，役神驱鬼、去病消灾，五雷法、扶鸾术等可归于此类；代表性传奉官有李孜省、高宗谅等。房中术，通过外服丹药、内行导引等办法，强身健体、强化性功能；代表性传奉官有邓常恩、僧继晓等。当然，这些方术也是相通的，如李孜省不仅擅长符箓术，也同样精通祈祷术、房中术，所以受宠为其他传奉官所不及。虽然刑部员外郎林俊上疏专论继晓 “以秘术得幸”[77]，沈德符也说邓常恩传升太常寺卿“不过以房中术得之”[78]，但不满的只是其得官手段的不正，对其“秘术”和“房中术”本身的效果却并不怀疑。
《明孝宗实录》在李孜省死后为其作传，也是既抨击孜省及其侪辈邓常恩、赵玉芝等以“邪术”求进干政，又承认其法术的应验：李孜省“以祈祷术见先帝，试之验”，并获赐金冠、法剑及图书印二枚，其文分别为：“忠贞和直”、“妙悟道玄”。邓常恩则“以符愈孝肃太后疾”，也获赐图书印一枚，文曰“橐龠阴阳”。《实录》还特别记载，李孜省成化十三年就见了成化帝，经过近两年的时间，“试之验”，才在十五年传升为太常寺丞。[79]
可见，包括祈祷术、符箓术、星命术、房中术等在内的种种“法术”，尽管在当时受到诟病，今天也视其为“迷信”，但当时的人们却深信不疑并且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其中的一些方术或道术，在当时其实可堪称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行祈雨术者必然对气象的变化规律有长期的观察和研究，祈雨的成功其实就是一次准确的天气预报，而不成功则是预报的失败，这在现代天气预报中也是常见的，只是准确性的概率更高而已。再如行房中术者，至少是治疗性生理疾病和性心理疾病的专家，当然，成功与否也不仅要看术士或道士治疗水平的高低，还要看接受治疗者的心理和生理条件。

与这两类职业相类似的，是可以视作专业技能之士的人员：天文生和钦天监官员，他们对天象进行观测并发布预言，并负有修订历书以指导农事的职责；阴阳人，他们通过察看风水为人选择宅基坟地、预言吉凶为人提供祸福信息；乐舞生和太常寺官员，他们通过歌唱舞蹈进行祈祷祝福并与上天对话。他们的职业与术士相近，身份也会相互转化。如邓常恩等人出身都是道士，精通方术，但传升后便在太常寺供职；再如顾玒等人出身是乐舞生并为太常寺官，但又以巫术而知名。不同的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仅得到政府的许可并向国家领取俸禄，而且主要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王府提供服务，身份则大多为世袭。

从事器物制作和工程建筑与装修的工匠，是成化时期传奉官的最主要来源。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吏部奏列匠官达1328名，兵部奏列的军职传奉官中，也有260名“技艺工匠”(见表一)。虽然缺载过半，但《实录》中有记载工匠和匠官出身的传奉官也仍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甚至可以说，工匠和匠官既是成化时期传奉官的始点，也是其终点：第一位传奉官是工匠姚旺，弘治初接受处理的代表性传奉官则是匠官任杰和蒯钢。这一始一终的偶然巧合，反映出匠官在传奉官中所处的地位。
但在127位核心传奉官中，仅有6位出身于工匠，而且，从事器物制作者仅两名，一为钱通，一为姚敬，前者在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因科道的抨击与刘珣等一道被革职，后者一直带俸锦衣卫而在文思院工作。另外四名虽然也是工匠出身，但主要在仁智殿从事书画创作。虽然从事器物制作的核心传奉官仅2人，但从事器物鉴赏和采买的却有10人。
著名的有丘伦及黄大经、黄钺父子，均出身儒士，又有外戚万通的家人徐达等。在成化时期引起高度关注的两个人物，出身进士因精于篆刻而由刑部主事传升为尚宝司少卿的郭宗，本为御用监匠人因擅长制作奇巧玩物并进献宝石而传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的章瑾，他们也都是器物鉴赏专家。
工匠出身的传奉官在绝对数字上占有极大的比重，但核心传奉官中却多器物采办而少器物制作，说明随着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的活跃，皇室所需要的诸多器物特别是精美奇巧的器物，已经由自给自足转变为市场采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奉官特别是核心传奉官主要由以下人等构成：擅长书法通达文字的士人、热衷文学爱好词曲的艺人、精于医术通晓药理的医生、能够制作精美器物的工匠、能够识别并采买骨董玩物的鉴赏家、具有一定造诣并能交流技艺心得的书画家、善观天象谙熟地理特别是能驱神捉鬼并精通房中术的术士、以祛病消灾修炼来世祈祷太平自诩的番汉僧道，以及其他能够证实自己有特殊技能的各色人等。在各自的职业领域里，他们可能是当时顶尖的专家。他们用自己的专长为皇室提供服务，但除了部分书办官及番汉僧道所进行的常规祈祷外，与国家管理事务并无直接关系。

整个社会当时正经历着一场中国古代社会前所未有的专业人才、各色人等通过各种方式谋求进人仕途的狂潮。而这一狂潮的形成, 传奉官在其中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在传奉升授这种不合理的方式及其引发的荒唐可笑的社会现象背后, 反映出突破科举取士传统、各类专业人才进人政府的合理要求。
如果说工匠、匠官的贡献在于物质财富的创造, 那么, 文学、艺术、方术之士的贡献则在
精神财富或者说文化财富的创造。成化初期至嘉靖初期, 既是传奉官产生、泛滥、延续及消亡
的时期, 也是明代文学艺术在前期基础上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时期。
传奉官及其引发或与其有关的一切现象, 无论是时人或今人看来是有悖于常规的现象还是
代表着社会进步的现象, 在当时都得到一种正在形成的社会心态的认同, 即全社会从上到下所
表现出来的宽容或者说包容态度。这种包容既是对洪武、永乐乃至正统、天顺时期严肃冷酷的
矫枉过正, 也是国家承平日久人们的普遍心态。一方面, 经过百年的休养生息, 社会财富积累了, 于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奢靡之风兴起社会生活安定了, 于是追求强身健体的养生之风兴起
文化生活丰富了, 于是追求精神享受的玩物之风兴起社会环境宽松了, 于是追求政治地位的
求官之风兴起。人们都打着自己的算盘, 追求物质和精神的享受。另一方面, 这种社会心态也同时在最高统治者身上体现出来。成化帝和弘治帝是两位性格不同却都酷爱艺术的皇帝, 其为政之宽松早已为时人所赞许。而正德皇帝的酷爱戏曲和胸怀豁达, 也与其行事的荒唐同样著名。在这种气氛下, 人们往往将矛盾掩盖, 社会上下表现出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除了少数视捍卫传统道德为己任的士大夫如王恕等外, 只要不涉及自己的根本利益, 人人都表现出超常的包容态度。从这个角度出发, 似乎更能够合理地解释, 为什么人们对那些在洪武、永乐时期甚至是正统、天顺乃至成化初期看来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表现出淇然、超然乃至欣赏的态度, 为什么彭时、商格这样的“ 君子” 可以和万安、刘吉这样的“ 小人” 长期和平共处。

随着社会财富的进一步积累、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宽松, 传奉
官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因传奉官现象而发生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也更加广泛地为社会所接受。
所以, 虽然在嘉靖以后仍然有不少技艺之士像成化、弘治时期传奉官那样为皇室及其侍从人员
服务, 并获得一定的职位和薪傣, 但更多有真才实学的技艺之士已经不屑于通过向皇室提供特
殊服务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直接面向社会, 既少了政治上的羁绊, 又多了个性发展的空间
他们自身固然可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及更高的社会声望, 后成化时代也因而产生出一大批特
立独行的伟大的散文家、戏曲家、书画家、医学家、药学家、科学家、思想家、器物制作及鉴赏家。
客观地说, 与传奉官有关的所有社会现象和社会风尚, 像成化帝那样有多方面个人喜好的
皇帝, 都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过, 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明代社会也仍然沿
着原有的轨迹行进。但是, 传奉官及其引发的社会风潮, 不管它是正剧还是闹剧, 却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可以说, 传奉官的发生和泛滥搅动并冲塌了因严肃冷酷而造成的心理侄桔, 社会对
这一现象的长时间包容则培育了见怪不怪的平和心态, 而传奉升授方式的被抛弃, 更激发了意
气用事追求个性的洒脱精神。正是这种心态和精神, 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道, 催生了后成
化时代的自由奔放。而且, 这种自由奔放不限阶层、不分地域, 席卷整个社会, 成为中国历史
上难得一见的新气象。如果不是明末的种种意外, 更大的社会变革也未必不可能发生

二 西厂，于东厂锦衣卫一样，是明朝国‘家***，监视大臣而非平民

东厂、西厂与锦衣卫共同点是 监视、侦查、zhenya官吏的不法行为。即“巡查缉捕”。对平民百姓毫无影响。明朝的tan官，怕得就是这个。
西厂的成立是非常偶然的，成化十二年（1476），当时的一位奸臣李子龙以“左道”驰名一时，在朝中有极多的亲信。在亲信的帮助之下，李子龙有机会深入内宫，到万岁山等地观察。虽未明其真正之意，但据传李子龙意欲弑君，并且被锦衣卫校尉发现，李子龙遂伏法。
时二十余岁的成化帝明宪宗得知此事后，认为到处都布满危险，因而大为紧张、疑神疑鬼，为了避免类似的事再次发生，明宪宗朱见深十分想了解宫外的民臣动向，于是令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选人乔装成平民，出宫伺察。这个乔装成百姓的侦查是不成气候的，于是宪宗组织了西厂，以汪直为首，并从锦衣卫中选拔成员。成化十八年（1482），宪宗得知汪直的恶行，于是下旨废西厂。后来明武宗为了打压大臣对他的谏言而短暂复回西厂，由“八虎”之一的宦官谷大用任提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