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之世界历史：巴比伦遭亚述、波斯蹂躏，两河文明长久消沉，古埃及受马其顿、罗马侵略，北非文明归于沉寂。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西欧陷入千年黑暗。拜占廷（东罗马帝国）被十字军蹂躏，被奥斯曼土耳其践踏，东正教区遂成落后；阿拉伯被蒙古扫荡，沦于狭隘保守；印度受阿拉伯之占领，受蒙古-突厥族后裔之奴役，受英国之殖民，虽获独立，至今孱弱。


一次被侵略被奴役，或有翻盘机会，如亚述之后的巴比伦，蒙元之后的明朝，若是两次，三次，接二连三，则恐怕就永远沉沦了。西方用了一千年才走出古罗马灭亡的黑暗，重新进入先进行列，其他曾经遭受轮番侵略的地区呢？是否也打算用一千年？

有少数历史学家已经隐约注意到外族侵略对一个地区文明发展，以及世界文明消长的关系，如马克.布罗赫在他的名著《封建社会》的第一编《环境：最后的诸次入侵》中说：
“外部游牧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以及各民族的大迁徙运动，……已经塑造了历史的主要框架。此后的世界几乎只有西欧不受干扰。无论是蒙古人还是突厥人，后来的所作所为都只不过是对西欧的边境有些触动而已。西欧本身的冲突都发生在一个封闭的舞台内，这意味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更为规则，不会因为来自外部的袭击而中断。对比一下世界其他地区的命运，……即便是距离家门口最近的东欧直到近代仍然遭到平原诸民族和土耳其铁蹄的蹂躏。让我们自问，如果没有波罗夫齐人和蒙古人，罗斯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呢？
“非同寻常的安全性是欧洲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在该此最深刻和最确切的意义上，确实不无道理。这种非同寻常的安全性，是我们和日本人享有的特权，其他民族几乎不曾具有”
应该说他在此问题上的洞察力是很切中要害，这比那些把文明消长归因于不同文明先天优劣的宿命论要深刻得多。然而更多人研究历史，往往自动忽略了外来侵略对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将文明兴衰的原因千万百计的归结为其他，这种心理本身值得深思。


对一些西方学者来说，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其所属的民族在近代乃至现代本身就不断从事征服活动，潜意识就回避侵略对文明发展有什么实质性危害的问题；同时也是便于把西方近代的崛起更多的说成是自身文明固有的优越性。
而对那些东方学者来说，可能经过了几百年奴役统治下的潜移默化，奴性难以根除，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试图开脱侵略者的责任，用一种病态的自责来获取心理上的满足和快感。


注：作者 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