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命题中隐含着一种追问，其实，还是一系列的追问。其追问的核心问题是：王维合适吗？我们也深知，以“传统”的、定势的文学史观和人文价值观来考量，这样命题的提出必然会遭到白眼和嗤笑。
那么，为什么不是王维？不是王维又该是谁？何为长安文化？何为长安文化的精髓？长安文化的人文性的本质和内容如果界定？
这是我们的困惑，也形成了我们积极思考的思维轨迹。
追问之一：何为长安文化及其精髓？
踏访长安遗址，虽然我们只能面对三个有丝路文化标志的符号——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但是，长安文化的深邃、博大和辉煌，却依然具有撼人心魄、深入骨髓的魔力，那是流淌在民族文化血液里的活力永远的基因。
中国人最值得追怀的历史时空就是古代长安，最值得骄傲的历史阶段就是盛唐。这主要还不是因为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和唐长安等古代都城遗址，而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历史遗产，是一种覆盖了差不多整个东方的唐代文化，其所承载的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特别是民族精神是无限的。
中国有长安、洛阳、金陵、开封、杭州、北京等六大古都，与别的古都相比，长安（西安）建都时间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共有13个朝代），建都年代最长（1062年），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在六大古都中可以与长安并称的只有洛阳。洛阳是东周、东汉、曹魏、武周、西晋、北魏、后梁、后唐、后晋等九朝古都，建都历史近千年，仅次于西安。而从世界范围来横比，与此同时，西安与雅典、开罗、罗马、伊斯坦布尔齐名，是世界著名的五大古都之一。其中建都于金陵、开封、杭州的王朝，或是弱势王朝，或是短命王朝，或是割据政权。虽然，北京是元明清王朝的故都，也保留有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但元明清时期，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主体已经形成，而其文化基因，正是汉唐所定型了的。 有人从开放性和创造性的视角来作论的，提出了盛世的标准说：“汉唐雄风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文化价值取向，汉文化的自由精神及其铺张扬厉的恢宏气度，唐文化的宏阔开放和雍容豪迈的精神风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魂。张扬其文化精神，活化其文化资源，无疑会增添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豪感；提升其文化品格，……”[1]（P56）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刘后滨也以“贞观之治”为个案讨论治世和盛世之区别，他认为：“所谓治世,指国家治理的一种理想形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水平，强调行帝道王道，主要特征是政治风气良好，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对国家政权充满信心。所谓盛世，指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成果，主要特征是在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达到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的局面。”进而，他归纳了五条标准：即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吏治清明。“盛世在历史时代意义上的含义不是很清晰，如果严格按照以上五个标准来衡量，则中国历史上称得上盛世的时代，大抵只有称为‘天汉雄风’的汉武帝时期，称为‘盛唐气象’的唐玄宗时期，以及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有时人们还以汉唐盛世与康雍乾盛世并称。”[2]（P65- P66）
笔者认同康乾盛世的观点，虽然当下有些学者对此表示异议。“康乾”之世，长达百余年之治，从经济增长和城镇繁荣上看，在当时世界上的国力也自然在大国之列；从文化的建设上看，以《四库全书》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达到了高峰。我们且不必去考虑英国产业革命与乾隆朝几乎同步，清帝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先进与世界的差距也正迅速拉开；也不要追究《四库全书》编纂是以对人们思想的一次大清理的意图。但是，从人性角度看，康乾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迫害士人的最黑暗时代，则是这个“盛世”的最大缺憾。清统治者把臣民当“奴才”，严重扼杀人性，康雍乾三帝长达百年的“文字狱”，士人地位卑微，恐怖政治，人人自危，命不保夕，更无和谐可言。士人为了逃避现实，钻入了故纸堆，考据学兴焉。台湾学者、作家李敖在2005年“神州文化之旅”的公开场合曾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大陆，是自汉唐以来没有过的盛世”。因此，康乾从国力上看，也许是盛世，但从“和谐”上看，以盛世冠之似乎不能众望所归。因此，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强盛，不外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人性，是社会的和谐程度，是人能否“诗意的居住”的环境。


汉唐盛世“以民为本”，天下升平，人民安居乐业，是封建社会中和谐社会的样板。《易大传·贲第二十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成的理想模式是源于陕西关中的西周文化，这是汉唐文化最深厚的渊源。汉唐建都长安，西周的礼乐文化、典章制度已成遗址废墟，虽然存者无多，但流风余韵，泽被盛世。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初，准备建都洛阳，但终于还是选择了长安。汉之“文景”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在君民为谐、君臣和睦、民族和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治国经验。公元七世纪前后，在人文化成的理想中建立起来的唐朝，突出了礼乐教化的精神和形式，在物质和文化两大文明上高踞世界之巅。美国学者谢弗在他的55万字的学术专著《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说：唐代“八世纪是一个神奇魔幻、无所不能的时代”；“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他又考证说“长安城的纳税人口将近二百万人”，等等。当时长安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约有罗马六个大，整个长安城充满了包容和谐的氛围。宫廷和民间女士流行穿的波斯低胸，薄质的服装，住的拜占庭式的建筑房屋，豪门雇用着黑人的奴仆，除过特别盛行的佛教外，信仰的还有景教，拜火教。谢弗描绘说：“唐朝境内人文荟萃，奇货云集，突厥王子仔细揣摩着来自阿曼的珠宝商的神情举止；而日本的参拜者则以惊奇的目光凝视着粟特商队的商人。难怪会他们感到诧异，因为当时的确没有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能够与这些民族和职业联系起来。……” [3]（P7-P66）盛唐的物质丰富与文化繁荣已经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全盛和鼎盛。对大唐繁荣的规模、气势的论述，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第三编第一册其中第二章“封建经济繁荣疆域大扩时期——唐”，也可以见到具体描述。真个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王维通过伟丽的意象、堂皇的辞彩、高阔的境界、谐和的格调，表现出早朝场面的宏伟庄严和盛世帝国之君王的尊贵，突出了大唐帝国的威仪，勾勒出气势非凡的“大明宫早朝图”。而这个“早朝图”，则可以视为气象高华，声势威赫的大唐面影，是一种光明璀璨、仪态万千的时代折光，艺术地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背景，给人一种亲临其境的现场感。


王维还有一首题为《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的诗，被沈德潜奉为：“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唐诗别裁》卷十三）。诗云：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
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
此为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赋诗的一首和作。诗篇先出以广阔的背景，写由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所见的景象。颈联“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乃“盛大”之景：帝城之内高高翘起的凤阙，因为云遮雾绕的作用，仿佛在凌空盘旋；攒聚的万家与茂密的春树，在茫茫的春雨中，显得尤其生机勃发。帝城宏伟，街市繁盛，风调雨顺，百姓安居，百业昌盛。诗人以壮观明丽的构图，展示出盛世帝都的长安神采，艺术地反映了典型的八世纪中期的大唐气象。正面描写盛唐气象，其境界之阔大，其气象之高华，其寓意之深远，也许超过王维此二诗者也的确难以列举也。
公元618---907年间的两个世纪，世界文明之巅在盛唐。（盛唐者，盛世大唐也，大唐盛世也）盛唐之盛，盛在心态；盛唐之盛，盛在和谐。长安文化历经周秦汉隋唐，形成了它特有的文化内涵、精神特质，当下研究者概括如：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文化价值取向；汉唐特有的“大美”气象和精神气质；代表了大国气度、展示了开放胸襟的民族自信；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创造激情；意气风发、昂扬自由的民族心态；如勇于开拓、探求进取的高远情怀；等等。魅力无穷的长安文化，博大精深，聚焦于一点：和谐。我们以为：长安文化的最核心要素是和谐，最本质内容是和谐，最高的境界也是和谐，最有特色的地方还是和谐，这是其它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和谐。借一个不一定妥帖的比喻来说吧，譬如西方现代比较流行的文学本体论。“本体”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本体论在西方是德意志哲学家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1547-1628)等人提出来的，后来康德(1mmanuel KanL)哲学中也继承了这个概念，把存在分成本体与现象两个范畴。所谓“本体”，即存在自身最真实、最根本的实体，而“现象”只是本体的表现，不是本体本身。[4] 我们以为，内涵博大众彩的长安文化，只是一种外在的形态，或者说，是体现和表现“和谐”的诸多“现象”，而“和谐”则是盛世所特有的“存在自身最真实、最根本的实体”。长安文化，其实就是盛唐文化。体现和创造了长安文化的盛唐，在本质上追求和谐对话的生存方式，这也是盛唐所以高出其他盛世的突出之处。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大盛世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而盛唐盛世不仅仅表现在国力强盛上，其最不同于其它盛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社会的全面和谐。我们以为，盛唐的和谐社会主要表现为人与文化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因此而形成了盛唐经济、文化的繁荣鼎盛。“从人类社会学的和谐观来看，盛唐的政治开明和社会和谐，才蕴育了盛唐文化的和谐；而盛唐文化的宽容，又强有力地促进了盛唐的政治开明和社会和谐。”[5]（P117）
长安文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全盛和鼎盛的最佳时空，长安文化即盛唐文化，其精髓、核心和极境即和谐。如果长安文化的精髓乃和谐文化这一命题能够成立，那么体现这种文化精髓的诗歌经典是谁呢？我们把目光投向了王维。


盛唐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乐感文化，它贯穿着积极、乐观的统一风格，有一个从he谐温馨的中心而四处弥漫，进而演变为高昂浑厚的过程。如果说李白诗歌也属于乐感文化的范畴，那么，我们感到，在其酒精mabi和幻想mabi的深处，有一种强烈的痛感，深刻的痛感，反而更接近于希腊艺术的那种痛感文化，是那种受了酒神魔力驱使下而生成的痛感。诗人作为痛苦的个体，成为社会和大自然的一个不谐he之音，在一种强烈的不谐he的震颤中表现出强烈痛苦的类似悲剧性的快意。


宇文所安说：“李白和杜甫确实是很不相同的诗人，并列在一起时尤为引人注目，但从中国诗歌的标准看，他们之间的差别并未构成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基本对立。杜甫有相当的理由看到自己作为一位诗人，正与李白处于同一传统，而在李杜作品所代表的诗歌类型与王维作品所代表的京城诗歌传统之间，存在着更为重要的差别。”[7]（P216）这是从诗歌“传统”上看的，我们则创作“形态”上看，李杜二者都属于社会派诗人，社会干预型的诗人，以抒写社会人情为主，主倡诗歌反映并干预现实社会，以“诗言志”、“诗缘情”的诗歌观念为背景为原则的作家。所以文天祥说；“子美非能自为诗，自是人性情中语，烦子美道耳”[10]。李杜二诗人的性情中语，多痛苦之心声，呈痛苦之心迹，其痛苦之源，乃主要产生于二诗人的政治失意及天道失和也。故而，李白、杜甫和王维，三者分为两种类型，即和谐型与不和谐型。李杜是不和谐型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与外界是冲突的，人的自身也是矛盾体，其以美学观，乃冲突美；王维则是和谐型的，天如何人亦如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特别是人的自身的自我和谐，其以美学观，乃和谐美。
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时代强盛的最重要标志，就是社会的高度和谐。从和谐美与对抗美来考察，从和谐文化方面来考论，王维似乎更合适成为长安文化的文学经典。“社会的高度和谐，是人与社会关系中和的最高境界，以盛唐观，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缓和冲突，盛唐诗歌不是没有包含愤世嫉俗傲气的，也不是没有遗世独立的决绝性格的，而只是此非时代的主流和主导人格。儒家的中和思想，佛禅的自性精义以及老庄的人格理想，在盛唐被转化为亲亲中和的社会格局，转化为清高妙远的休闲状态和山水趣味，也形成了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和谐社会的文化体系。”[5]（P118-119）盛唐的盛大气象的诗歌常常以阔大浑厚论，一般而言，王维诗歌中被视为此类的主要是他的应制诗和边塞诗以及山水诗的一部分之上，也许这些诗歌从外露上观，从数量上算，比不上李杜。而从含蓄观，从高华观，从诗歌美学本体要素和境界观，从对社会本质、时代精神的把握和反映观，王维诗歌未必不如李杜。从本体论的角度，从生态学的角度看问题，在人与自然的生命秩序的建立与调整的过程中，王维与社会、自然的高度和谐的那种生态智慧，表现在审美理想上就是服从自然的意志和规则，就是反映人对自然顺从与契合的过程与状态，以此而形成的与万物冥合的社会感应与契合的诗歌，《山居秋暝》、《汉江临泛》、《归辋川作》、《辋川别业》、《渭川田家》等等，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和顺、和靖、和乐、和融、和谐的情氛和意境，是盛唐时代的最本质反映，是盛世社会心理的最深刻的示现。从哲学角度上看，它的视野耍比言志诗的写照性的诗歌要宽广得多，它比出了写实性和制造幻象性的表现的有限，而将读者的目光和思想引向无限的自然，促使人在自然面前去“机心”而求“神遇”、摒功利而持静观，觉醒审美意识，以达到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物化”境界，使心神融化于自然无垠的怀抱之中，这是社会人际交往之外的一种全新的感受，是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诗人将这种感受提供给读者，从而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这也是我们以为王维作为盛唐文化最杰出的代表的很“牛气”的理由：王维作为“第一代京城诗人的核心人物”[7]（P65），而且其诗歌成熟期的诗人活动几乎都在长安，自然要比非京城诗人的李杜，更能够也更应该成为长安京城文化的代表也。


追问之三：王维诗歌凭什么是长安文化精髓的艺术表征？
从长安文化的物质遗产里看，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还是唐诗。而唐诗中最能够反映盛唐和谐、反映长安文化精髓的似乎首推王维的诗。
从诗歌发展的走向和态势看，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准备和酝酿，至此终于达到了全盛的高峰。“唐诗是在玄宗开元期间才发展成跃进之势的。”[11]（P190）诗到唐代高度成熟，而其成熟的最突出标志、也是唐诗区别于其它时期诗歌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和谐”性，从诗歌文本来看，主要是意境的生成和意境的范型。而“意境”上的成熟，则使中国古代诗歌进入到艺术哲学的层面。罗宗强《唐诗小史》著作中指出：“盛唐诗人艺术上的一个重要成就，便是创造了兴象玲珑的意象”；而且，他们“几乎已经解决了意境这一诗歌美学范畴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12]（P91）陈良运在其《中国诗学批评史》里也这样写道：“唐代诗人和诗论家，远绍道家的‘见无外之境’说，近承佛家‘境’由心造之论，创立了独特的诗境理论，这是中国诗学批评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走向成熟”[13]（P217），“这是古典诗歌艺术走向高峰时获得的另一重要成果”，“这是唐代诗人和诗论家对中国诗学也是对世界诗学的一大贡献”。[13]（P234）自王昌龄以降，皎然、司空图，诗歌境界理论基本确立了，此后，严羽、王夫之、王渔洋等等，一直把意境作为诗歌的重要美学命题而进行着很有建设性意义的理论性阐释。意境也一直作为诗歌的一种艺术形态，作为诗歌优劣评判的一条重要标准，而且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
诗歌的最高境界是意境的成熟，是意境的生成。如果此论成立，那么，王维的地位则是至高无上的，其作为最合适代表之资格也是确信无疑的。笔者在拙著《纵横论王维》（修订版）的结论中说：王维在美学上的重大贡献就是，“澄怀味道的观照方式与兴会神到的创作机缘”。“王维怀着宁静澄澈的心境来观照大自然，那种类似入禅的‘心冥空无’的状态，心空则深得禅悦，兴象深微，外物湛然空明，进入了忘情尘俗的境界。于是，天眼开通，一无挂碍，感类联翩，兴发无穷，使其在瞬间中领悟永恒的虚空，超神得逸，因而，即便是在“万籁”声中，也能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声音和自己的声音，触发独特的心境，生成兴会神到的创作机缘。”[14]（P429）这是从意境的生成机制和契机上论的，稍后于王维刘禹锡也有“静得天和兴自浓，不缘宦达性灵慵”（《和仆射牛相公见示长句》，《全唐诗》卷361）的感悟。刘禹锡曾夸赞一位和尚的诗写得好，认为这与僧人的禅定有密切关系，即所谓“因定而得境”、“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 (《秋日过鸿举法师便送归江陵引》，《全唐文》卷319 ）。再后来著名的是苏轼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心空，且静，才可容纳万种境界，才能了结世事的纷扰和喧嚣，也才有好诗诞生。也就是说，首先是自我的和谐，是虚心静我而成“天地之鉴”，而作文思之陶钧，而意与境偕。李杜则心躁意烦，心理的生成机制使之“和谐”不起来，多苦痛之声，多讥刺之语，多景情意趣失谐之构建。当代学者对意境的阐释，认为意境论有三种类型，即情景交融型、典型形象说、超以象外说；[15]( P5-9）意境又被分为三个层次，即有形层、未形层、无形层。[16]（P247）我们以为，所谓“意境”，说白了就是“和谐”：物与我和谐，景与情和谐，道与艺和谐，义与言和谐，意与境和谐。如王维者也，澄怀味道，息心观象，心入于境，意行身随，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语须天海之内，皆入纳于方寸”（王昌龄《论文意》）。


前几天又从图书馆借来了《纵横论王维》，这次是修订版。看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王志清，没有细读就贴上来了，一边贴一边看。从这位蜀黍的字里行间可以深深深深感受到他对王帅哥滴深深深情呀。。。。。

哈哈哈……
话说，清鸣，你有知网账号么
隔壁有人呼唤一篇论文……
http://tieba.baidu.com/f?z=796492279&ct=335544320&lm=0&sc=0&rn=30&tn=baiduPostBrowser&word=%CD%F5%CE%AC&pn=30
52楼

没，以前是找朋友下的，有机会再下。

感谢~~~~大力温柔抚摸~~~

俺是来灌水滴……
从尼采童鞋的角度看：小白是狄俄尼索斯，咱小维是阿波罗。
这个太阳神比酒神更主流，更和谐——
王志清先生作为一只灰常坚定的西西弗斯，他在推石头的同时可以直接见到小维，——只要抬下头就可以啦
（一只被黑格尔整疯滴鸟滴留言…………太雷就删了吧，55）
不过说真滴，王志清先生的这本书由于文字优美，看起来真滴不吃力，————《涵泳大雅》现在俺搞来的早，还没看完【浮躁啊，55】————鉴于俺这几天说话实在太****，决定先下线去把鸟嘴整修几天，55

我对于考究他生平的论文，都读得津津有味，脑子里装满了各门各派的各种诡异观点
但一旦看到“美学”“精神”“主义”的词儿，立刻败下阵来，绝无例外。
清鸣转的这篇还好，但最后也提到了美学，于是……我把最后部分跳过去了。= =||||
我这是病吧……得治吧……

回复：14楼
我，我好感动……

怎么没有更新了